苏南冲破“苏南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模式”难以解释现实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苏南模式”曾在国内产生过很大影响，一些地方纷纷效仿，但记者最近在“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的苏州市采访时，这里人们的“模式”意识已经淡化。当地干部群众认为，过去的“苏南模式”已经不能解释今天苏南发展的现实，更不用说靠它来指导今后的工作了！
“苏南模式”难以解释苏州新亮点
所谓“苏南模式”，其公认的核心内容一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一是以乡镇工业为主。“苏南模式”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对苏南人来说，那早已成为历史了！以苏州为例，近1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成为GDP高居全国城市第6位的大城市，这主要靠的不是乡镇集体工业，而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开发区。
10年前，苏州虽有上万家乡镇企业，但规模小，水平低，名牌少，主要分布在丝绸、纺织、轻工等传统工业领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靠的是数量的扩张。
今天的苏州，是全球最大的电脑鼠标生产基地，鼠标产量占世界市场的65%；电脑显示器、扫描仪、水晶振子都占了全球市场20%以上；笔记本电脑、电脑主机板的产量也在世界上居于重要地位。三星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诺基亚手机，AMD芯片，富士通数码相机……大批驰名世界的产品从苏州销往国内外市场。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型家电、精细化工及石化、新材料及基础原材料、汽车及汽车配件，这6大新兴产业已成为苏州新的支柱产业，并且几乎都由外资企业组成。在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635亿元销售产值中，6大新兴产业已占42.3%。
新兴产业的家数虽然不算多，但规模大，水平高。如电子信息产业，只有86家企业，销售收入却高达557亿元，占全国同行业的5%以上。
10年前，苏州市基本没有开发区。10年来，苏州人兴办了5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1个省级开发区，累计建成区面积已达190平方公里。这些由城市扩展而成的开发区，已成为先进生产力高度聚集之地，拉动苏州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已达357亿元，相当于在经济上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苏南模式”难以解释今天的苏南
记者在苏州市以及下属的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吴江等地，采访了永联钢厂、康博服装公司、永鼎光缆集团、艺龙印染公司、鹰翔丝织厂等一批乡镇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总们普遍认为，即使对乡镇企业而言，“苏南模式”也已不再适用了。
永鼎集团董事长顾云奎告诉记者，当年苏南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兴起，与当时苏南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不无关系。一方面，苏南历来是鱼米之乡，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农业基础较好。经过建国以来近30年的积累，乡村集体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强，1978年全苏州仅生产队（组）一级拥有的集体资金就达2.15亿元，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资金实力。乡镇干部素质也相对较高，可以担任企业管理人员；另一方面，这里紧邻上海，借助上海的技术力量比较容易。当时有句话，叫做“无工不富”，在全国处于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几乎只要有钱开工厂，就能赚钱。
顾云奎说，创业之初，他的企业只有2万元资金、13位农民工、3间破瓦房、1台吹塑机，生产的产品是塑料袋、塑料眼药水瓶、蓄电池隔板。一年下来，创出产值15万元、利税2.8万元，还置下了6.9万元的固定资产。10年之后，企业资产又增加了100多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苏南乡镇集体 企业普遍走入困境。规模小、技术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再好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人才、资金、技术条件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
“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单一，经营体制日益僵化，“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灵活机制变成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高不能低”的“小全民所有制”。政企不分，使许多乡村干部为求政绩，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惜以高达20%左右的利率大量贷款，全市乡镇企业负债率高达80%。多数企业的利润不足以归还贷款，大量亏损，举步维艰。
苏州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徐伟荣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州市如果没有大批外商投资企业的创办，没有十几个开发区的涌现，仍旧依靠乡镇集体工业的话，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兴旺局面。换言之，如果继续沿着“苏南模式”的道路走下去，只会是死路一条！
“苏南模式”难以概括苏南经验
徐伟荣对记者说，不少外地干部之所以对“苏南模式”感兴趣，主要是希望能从中学习苏南地区20多年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验。可是，以苏州市为例，其发展经验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绝不是“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就可以概括得了的。
苏州市历届领导者指导工作十分强调理性执政。市委书记、市长力戒轻率行事、感情用事，不搞短期行为，确保每届班子留给后任的都是一个“好摊子”。他们还特别注重三大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在苏州市，每当一项涉及较多人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市政府都要会同体改、劳动、工会、公安等部门商量出台的步骤，制定预防事端的方案，如果一时难以消化，就暂缓出台。往往在事端发生之前，做解释工作的人就已上门了。于是，不安定事端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除了经济发展，苏州市的精神文明、教育、文化、卫生、环保、体育、计划生育也很有特色。在苏州，亦中亦洋、兼容并包的文化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支持作用。
如今的苏州，古城居中，其东、西两边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密集的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新区，这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一体两翼”城市格局，令无数外商心驰神往。许多从广东迁往苏南的台商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从“珠三角”迁往“长三角”的原因，就是看中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人口素质。“九五”期间，苏州市仅普通教育的投入就高达70多亿元。目前，全市初、高中毕业生升学率分别高达95%、85%，全市已有省级以上重点学校、实验学校近100所。乡镇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都有电脑室。现在，苏州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12年，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
徐伟荣说：“许多外地人到苏州学习‘苏南模式’时，总感到学不像。如果仅仅把苏州这种综合经验简单化为‘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怎么可能学得像？！”
“模式”不能束缚发展
模式是人创造的，当然也可以打破。苏州人常说，正因为冲破了“苏南模式”的框框，才有了苏州如今的兴旺局面。
戴着“模式”的枷锁起舞
徐伟荣告诉记者，在江苏，尤其在苏州，“苏南模式”的确曾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也使“苏南模式”变成枷锁。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江苏，在苏南，许多人认为“苏南模式”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大搞个体私营经济的温州则是资本主义，苏南是“社会主义的南大门”。在苏南农村，只要不是集体经济、乡镇工业，党政部门普遍采取抵制的态度。对农民自办的家庭企业，即使没有明令禁止，也绝不支持。
在常熟农村，本来早在1984年就已有4000多家家庭服装厂，有的私营企业已发展到较大规模，如“圣达菲”服装厂，可当地政府就是不予承认，不纳入统计口径，甚至不给工商登记。在张家港市妙桥镇，20世纪80年代农民家庭羊毛衫工厂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一个有100多个摊位的小型市场。市里发现后，立即派了一个由8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来查处。群众说：“八国联军来了！”都藏了起来。工作组一走，市场又红火起来。市里再次派来10个部门组成的工作组。群众说：“多国部队来了！”又躲了起来。工作组撤走后，市场又恢复了。这样的故事在10年前的苏州屡屡发生。直到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到了1995、1996年，苏州的私营经济才基本上得到了承认。
徐伟荣说，苏南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工业，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它是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因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展生产力的壮举，而集体经济又是当时可以选择的道路。遗憾的是，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把它不恰当地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当成一种理念的追求，人为地限制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致使苏南私营经济的发展至少比浙江落后了5至10年！
“模式”禁锢不住发展欲望
虽然私营企业长期在苏南受到排斥，但是对于乡镇集体企业僵化机制的失望，对于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以及温州等地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榜样，苏南一些地区的乡村干部和企业家还是勇敢地、悄悄地走上了发展私营企业的道路。
地处苏南最南端、与浙江省交界的吴江市盛泽镇，20世纪80年代末期，几个最穷的村子开始学习邻近的浙江，搞起了私营企业。当时担任镇党委书记、现为吴江市副市长的吴海标说，对此，镇政府领导采取了一种“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由于怕上级出面制止，镇里为这些私营企业冠以“集体”名称，用各种各样的“红帽子”伪装起来。
吴海标说，当时之所以敢于那样做，实是迫不得已。原有的工资、奖金已经很难调动乡镇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因为即使是比工人平均工资高5至10倍，也还是与许多企业经营者所做的贡献不符。有的企业负责人为求心理平衡，开始在经营活动中拿回扣，做假账，虚报亏损。集体资产客观上不断流失。同时，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不少企业经营者已经拥有了几十、几百万元的个人财产，具有了租赁企业甚至购买企业的能力。于是，从1992年起，该镇有计划地对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由村级到镇级逐步推开。
1996年，盛泽镇红安村的红安丝织厂承包厂长陈克勤打算淘汰厂里的有梭织机，更新为箭杆织机，由于企业产权属于村里，他无权决定这样大的事，就提出把厂子卖给他。正好那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开始松动，镇里便为这家工厂名正言顺地挂起了私营企业的牌子。1997年夏天，镇政府组织人员，对全镇370多家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私营企业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然后光明正大地为他们办理了营业执照。到2000年，盛泽镇几乎所有丝绸企业都从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营企业。
盛泽镇私营企业的发展走在了整个苏州的最前面，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实惠。从1999年以来的3年中，盛泽镇丝绸业依靠私营企业的资金，新增投入50亿元，新增项目323个，使全镇丝绸产业规模扩大了一倍！今年初，这个镇40余家私营丝绸企业一次性向日本丰田公司购买了价值5亿多元的2500多台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JAT610型喷气织机，这是丰田公司76年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织机订单。镇政府的人说，政府是不可能担得起这么大的风险的。
另辟蹊径者的巨大成就
在苏南，有一个不搞“苏南模式”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地方，就是昆山市。
在苏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时候，昆山依仗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仍旧留恋传统农业，错过了发展机遇，没有赶上“苏南模式”这班车，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大大落后。然而，正因如此，反而逼迫昆山人另辟蹊径，找到了成功发展的新路。
1984年，昆山人得知中央准备在沿海地区兴办一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便积极争取，但对当时的昆山来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地位都远远不够。然而，昆山人已经认准了发展工业这条路，就是上面不给钱，自己想办法也要做。
昆山开发区最早迈出的一步就是与国内其他地区企业的“横向联合”：利用昆山与上海接壤的区位优势，从外地引进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内资企业。地处贵州高原、急于在东部沿海地区开“窗口”的航天部风华冰箱厂到昆山建起了“风华冰箱厂昆山分厂”；上海电视机一厂、苏州刺绣童装厂随之也来这里建分厂。很快，这样的分厂就建起了13家。当一批打着“昆山”标记的优势产品纷纷进入市场的时候，令邻近县、市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断定一个小小昆山县的工业生产水平决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提高！
昆山开发区自筹开发经费的第二招更加大胆：利用外资。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在1984年，日资企业“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却是整个苏州的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今天，昆山市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是令人惊叹的：累计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2300多家，合同引进外资120多亿美元，外资实际到位50多亿美元。其中，累计利用台资占全国十分之一！台湾10大笔记本电脑企业中有8家到此落户。
1989年，昆山又在全省率先进行土地有偿出让，将所得资金注入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赢得了基础设施的高水平、高质量。
1992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承认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开发区”地位。
1984年的昆山，即使在苏州市下属的6个县（市）中，也是最后一名。去年，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昆山市名列第3位。在江苏省的县（市）中，昆山的人均GDP、出口总量、利用外资总量均居首位。
抛开“模式”与时俱进
对“苏南模式”的创造、运用、怀疑、突破和放弃的过程，也使苏南人深切感受到，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热衷于所谓“模式”，千方百计修补“模式”，绞尽脑汁为“模式”自圆其说的做法，早已过时。只有根据各自条件和不断变化的实际，兼收并蓄，才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全面认识“模式”
徐伟荣认为，所谓“模式”，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特征的“经验”。提出这样那样的“模式”，主要目的是想为学习者提供榜样。本来，各地之间互相取经十分有益，然而，一种经验一旦上升到“模式”的地位，却往往容易僵化。
他认为，在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即使在一个省内的各个市，一个市内的各个县之间，用“模式”来强求一律也是行不通的。
徐伟荣说，不可否认，“模式”是创造的产物。“模式”的创造者都是首先打破了旧的“模式”，才创造出了新的“模式”。
否定“模式思维”，并不是否认以往“模式”的历史功绩。“苏南模式”本身，就是苏南人为求经济、社会发展，大胆冲击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它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可是，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它永远正确，处处灵验。正如世界闻名的苏州园林，以“假山假水”为特色，使人“不出闹市而得山林之趣”；可是如果将苏州园林搬到真山真水的九寨沟，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另外，否定“模式思维”，也并不意味着连“模式”一词也不能再用了。所有“模式”，都只能是事后总结，不能事先预定；只能聊作参考，不能盲目照搬。否则，不是邯郸学步，就是刻舟求剑。
兼容天下经验
没有一个地区的资源是全面的。同样，也没有一个地区的经验是全面的。就苏州而言，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位迅速上升，其一条重要成功之道就是善于借用外地的物质、智力、经验、资源，为现实经济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人发现，许多令他们今天感到自豪的东西，都是外来的。在苏南乡镇企业起步之时，是大批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周末厂长”、“兼职推销员”，对苏南农民进行了工业化的启蒙；昆山开发区启动之时，没有资金、技术，是一批来自西南军工企业的“窗口企业”为他们撑起了最初的门面；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初期，是来自深圳，天津等特区和开发区的经验给他们上了第一课；7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为苏州人带来了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和就业机会，帮助他们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如何与国际经济接轨，国内没有现成经验，可苏州人却在国外“借”来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新加坡经验。1994年启动的苏州工业园区，大胆借鉴新加坡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成套经验，使苏州不仅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世界一流，而且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直接逼近了国际一流，少走了许多大城市走过的弯路。
近几年，苏州人发现，苏州经济有一条明显的“短腿”，这就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苏州长期是中等城市，本地缺少一流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技术创新迫切需要的科技支持不易从当地获得，而依靠国外资本带来国际一流科学技术，也只能是短期的。为此他们决定，办好已有的高校、院所，同时向全世界引进智力资源。
近5年，苏州先后成立了8个“企业孵化器”，吸引了28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创办了150家留学人员企业。从1998年起，市政府又连续3年承办了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全国科技成果交易会。本地骨干企业与中科院的51个分院、研究院、所和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同国内各大高校建立了200多个相对稳定的产学研联合体。
一个地区无论多么发达，也不可能事事都靠自己！用苏州人的话说，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功，全世界都出了力！
重在为我所用
学习别人的目的是为我所用。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的苏州人，如今不管汲取什么经验，都不会全盘照搬，都要加以改造，力求出新。
缺少一流高校是苏州一大缺陷。有人建议苏州新办一批综合大学，苏州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苏州最为缺乏的人才不是普通劳动者，也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而是能够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才。他们决定：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合作创办一个在培养大量创新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为苏州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的苏州研究生城。
今年8月29日，占地10平方公里的苏州研究生城在苏州工业园区南侧独墅湖畔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研究生城将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开发、政府支持、自主办学、运作企业化、后勤社会化”的开发方式，将借助国内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的教育科研优势，加大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大力推进高校科研与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合作，促进科研开发与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力争用8到10年时间，使研究生城逐步发展为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高等教育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苏州市科研产业基地以及引进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和技术以及智力资源的桥梁和载体。
目前，中国科技大学苏州研究生学院、东南大学软件学院、南京大学与美国戴顿大学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阿灵顿商学院与同济大学合作的EMBA学位项目、苏州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办的苏州大学中新研究生院，以及中美工商管理学院等研究生教育机构已与苏州研究生城签约，并准备入住。
苏州市市长杨卫泽说：“学习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我所用。对待任何经验，说到底，还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