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晚清论文,困境论文,外交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在对外交往中有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在与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重复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另一方面，一些在地缘上临近中国、有着传统朝贡关系的小国纷纷离去。前一种情形人所共知，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确定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从两方面着手，既要研究清政府是如何与大国强国打交道的，也要研究它是如何与小国弱国打交道的。这是一体两面，后一种情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悠久、地缘上相邻的国家。清政府如何面对朝鲜要求摆脱旧有的“宗藩关系”，独立自主开展外交活动的那段历史，显示了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本文拟以中朝两国1887年围绕朝鲜遣使事件的折冲过程，展示清政府面对邻近小国自主意识的崛起，被迫调整角色的痛苦与无奈。在以往研究中朝关系、朝鲜外交史及相关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的论著中，对朝鲜遣使事件有所涉及。①本文运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②辅以韩国出版的《旧韩国外交文书(清案)》和《朴定阳集》等史料，将此事件放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全面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清政府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势下的无奈与退让。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宗藩体制的瓦解：遣使事件前的中朝关系
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国力与先进的文化曾长期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它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主权等观念传入之前，基于东亚地区实力对比所形成的一种地缘国际关系。日本学者佐滕慎一在研究中国近代国际观转变时指出：“在以册封与朝贡为基轴的中国国际秩序观中，中国皇帝与其他国家国王的关系被解释为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上下关系，这样，国家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被视为正常的了。”③
朝鲜的李氏王朝自14世纪末建立就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1637年，朝鲜国王向清帝称臣，行三拜九叩之礼，接受清朝所赐的玉纽、金印和诰命，受册封。朝鲜国王的地位受到中国皇帝的承认与保护，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李氏王朝确定“事大交邻”的外交方针。所谓“事大”，就是奉中国为正朔，向中国“年年修职贡”，明确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为“大”与“小”、“上”与“下”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一些藩属国先后被西方列强蚕食、鲸吞，沦为殖民地，1824年英国侵入缅甸，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1853年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1826年，英国迫使暹罗(今泰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所有港口；1858年法国侵入越南，强占越南领土。东亚地区传统“宗藩体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下渐趋瓦解，朝鲜成为中国最后的藩属。在内外交困之下，如何维持对朝鲜的控制，防止列强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成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驻日使节曾向朝廷报告：朝鲜居亚洲要冲，“为中国左臂”，“朝鲜若亡，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④
列强在上述国家得逞后，开始染指朝鲜半岛。朝鲜王朝最初采取“锁国攘夷”的政策，先后击退了进行试探性侵略的法国、美国军队，并拒绝了日本的谈判要求。其间，朝鲜政府依藩属规矩，不断将外国入侵的事件报告清政府。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陷入困境：一方面列强要求清廷利用宗藩关系出面压迫朝鲜屈服；另一方面朝鲜以藩属的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1871年底，美国兵舰滋扰朝鲜，双方都将事件提交清朝，要求其斡旋。奕亲王上奏同治帝，剖析美朝双方的用心，陈述应对之策：
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故该两国构衅一事，中国只能从中排解，劝美国不必前往，此外别无可代筹之策。⑤
清政府的认识比较清醒，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河，找不出两全之策来调处朝鲜与列强的纷争，只能采取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当列强来逼时，强调朝鲜虽为“属国”，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当朝鲜来求时，则要求其凡事“自行处理”。这种方式导致列强与朝鲜双方都不满意，朝鲜的失望尤大，渐渐失去了对清廷的尊重。
19世纪70年代末期，朝鲜兴起了开化思潮，部分官吏结成开化派，要求对外开国通商，对内革古维新，富国强兵。开化思潮代表了国权意识日益高涨的朝鲜人不满于旧有的宗藩关系，要求摆脱清朝而独立自主的愿望。朝鲜内部开化派与保守派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882年7月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派军队进入朝鲜平乱。同年10月，应朝鲜方面的请求，李鸿章与朝鲜奉正使赵宁夏等人签订《清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正式条约来规范中朝关系。《章程》强调了原有的宗藩关系，称“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再议。惟现在各国既由水陆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惟此次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国一体均沾之例。”⑥《章程》内容中除双方互在对方开放口岸设商务委员、扩大边境贸易等“平等条款”外，也有清朝兵轮可在朝鲜沿海游弋及停泊各处港口、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款。《章程》在原有的宗藩关系之上，又增加了某些西方殖民主义的内容，显示出清廷的大国沙文主义。朝鲜主动提出与清朝签订此条约，目的是要以平等姿态及自主的方式处理与清朝的关系。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对有损其权益的条款据理力争，争取到在中国京城派驻使节的权利。韩国学者认为，当时朝鲜官员“还缺乏近代意义的民族自觉”，同意将“属邦关系”以条约固定下来，以致陷入被动。⑦
当时，清政府处理与缔约国关系的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与朝鲜等周边朝贡国的关系却仍由礼部主管，明显体现了晚清“二重外交”的特质。⑧“二重外交”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清政府需要用不同的思路和态度来处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清政府内与朝鲜事务有关的机构包括礼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大臣，其中以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角色最重。
1884年秋，在朝鲜的袁世凯向李鸿章密报，朝鲜的态势极不稳定，“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袁强调“朝鲜屏障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⑨李鸿章对此亦有同感，但也只命令袁“不动声色，坚守静镇，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⑩1885年，李鸿章鉴于朝鲜内乱不断，而驻朝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11)特上奏建议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理由是袁“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12)袁世凯上任后，李鸿章曾致函朝鲜国王加以推荐，“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13)年轻气盛的袁世凯有意要在朝鲜施展政治抱负。
以上情况表明，一方面是已经衰败的清政府要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一方面是已经觉醒的朝鲜要冲破宗藩体制，争取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双方冲突势不可免。
二、遣使事件：朝鲜自主外交的尝试
朝鲜与日本于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后，签约国先后向朝鲜派来外交使节，但11年间朝鲜并未向各国派驻使节。随着上下自主意识的加强，朝鲜政府1887年决定依国际惯例，对等向外派驻使节。如何征得清政府的同意，是其首先必须要面对的。
为减轻压力，朝鲜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1887年8月，朝鲜国王派闵泳浚出使东京，任驻日本代理大臣，然后将结果报告清政府，即所谓“去后始咨”，此举有试探之意，清政府并未反对。9月，朝鲜国王又指定朴定阳为驻美国全权大臣，沈相学为驻英德法俄意五国全权大臣(后因沈病，改派赵臣熙)，仍拟用“去后始咨”方式，待使节成行后再报告清政府。
这次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的不满。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讯后指令袁世凯照会朝鲜政府：“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14)朝鲜政府对此已有准备，声称本无意派使，唯各国“屡以遣使出洋”为请，不得不派。袁世凯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要求朝鲜必须对“并未预商，即将前往一节”作出明确解释。对此，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于1887年9月24日复照袁世凯如下：
查本国向有交涉大端，必先商北洋大臣查核示遵，非止一再。美国首先通好而派员襄助妥订条约，嗣后太西诸国继至修好，后先订约，所有条约亦皆备文咨报，均经奏准，此皆交涉大端之先商者也。查本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内开彼此均得派遣使臣驻扎京城、商办交际事宜等语，原约既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而且各国派使来住已有年所，本国并无派员前往，是以各国驻京使臣屡以遣使出洋为请，本国政府以朝鲜商民并无出洋贸易，而出使经费究亦无着，不允其请，置为缓图。至近日而各国之请愈切，本国念及友谊，重违其请，乃派定欧美各国使臣，姑以塞西人之请。将此事由正拟商请傅相(李鸿章——引者)之际，适承来文，殊甚歉愧。
查向例本国派使出洋，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是以本国曾简全权大臣派赴亚美日本等国，而均系去后始咨，今年派遣办理大臣往驻日本，而亦去后始咨，此次赴美全权之行，自应按照向例办理。(15)
沈的复照解释了朝鲜派使的原因(苦衷)，认为派使是与各国条约中的内容，而与各国签约均已请清政府批准，故无须专门报告，且以派使日本为例，称“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并没有违背惯例。
本来，朝鲜根据条约向各国派出使节，清政府无权干涉，但由于多年宗藩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与心理上的不平等，朝鲜不得不应付来自清朝的压力。
清政府也意识到，“朝鲜与各国立约，既有派使互驻之条，现在遴员前往，自无不可。”何况，朝鲜给中国的奏章， “情词恭顺，具见悃忱”。由于无法反对朝鲜的合理要求，清政府便“善意地”劝阻：朝鲜“物产无多，商务未旺，加以频年多故，国用日繁，若再派使分驻各国，并无应办之事，而徒此常年顿添巨款，嗣后若因经费不继竟行中辍，或勉力筹措，债负日增，既于国计无裨，转致远方腾笑。”(16)意即朝鲜根本没必要派使节驻外，但朝鲜不为所动。清政府阻挠不成，只得转而考虑朝鲜派使后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即如何在国际场合下维持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与面子，这成为日后各种争执的关键所在。
清政府在同意朝鲜派使之前，提出了三项要求：(1)朝鲜驻外使节与中国官员往来时，必须保持属邦体制。具体规定是：“所有朝鲜派驻各国之员，无论何项职衔，遇有公事与中国驻各国之大臣交涉，应用呈文往来用衔帖，中国驻各国之大臣与朝鲜驻各国之员，遇有公事行文，均用硃笔照会，以符体制。”以此来规范中朝驻外使节之间的上下关系。(2)“其余未尽事，宜仍著李鸿章随时通问筹商，务臻妥协。”(17)即李鸿章仍有掌控朝鲜外交的权力。对此二条，朝鲜政府均接受。(3)清政府驻外使节均为二等官，朝鲜拟派的是“全权大臣”，清政府忧虑在外国会出现因其使节官等低而排在朝鲜使节之后的“尴尬”情况，因此要求朝鲜将使节改为“三等使节”。朝鲜婉绝此要求，理由也巧妙：“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于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18)李鸿章仍不放心，为了杜绝后患，他制定了朝鲜使节在外必须遵守的三项原则，即下列“三端”，如果朝鲜国王接受，可不再强求朝鲜使节改名：
本大臣亟应预为声明有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再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自不拘定；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酌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此皆属邦分内应行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能过问。(19)
“三端”表明了在国际正式场合的中朝关系原则，旨在抬高中国、压制朝鲜。“三端”与其派使实行自主外交的初衷南辕北辙，朝鲜方面断难接受。以后的冲突均是围绕“三端”展开的。
双方围绕“三端”讨论往来，费时甚多。其间，朝鲜曾想硬闯关，在不接受“三端”的情况下让朴定阳先赴美国。袁世凯闻讯，强迫朝鲜政府中止了朴定阳的行程。朝鲜政府遂改变策略，以先允同意“三端”，促成朴定阳出发为首要目标。1887年11月7日，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式照会袁世凯：“前派各国使臣，已束装经月，而转瞬严冬，道路迢远，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又须时日，转请袁总理先将咨内所开各节电达北洋大臣核筹电覆，即便照办。”(20)11月11日，朝鲜国王照会袁世凯，正式表示愿意接受“三端”，“当即于本月杪饬驻美全权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泰西，各敬厥职”，认真“遵行”。国王并称赞李鸿章“仰体皇上字小之恩，曲谅敝邦难便之势，俯允所请，仍旧使号，俾保信义于天下，不启猜疑于邻邦”，允许其派全权大使外出，是“周全之至”，“铭感之衷更何有”。(21)同日，朴定阳一行启程赴美国。日后的发展说明，朝鲜政府的安排颇有玄机。
朝鲜国王在给朴定阳的“训谕”中不仅未提及“三端”，且将中国与其他“有约国家”并列。(22)那段时间，朴定阳与袁世凯有较多的来往，了解交涉的经过。关于清朝限制朝鲜驻外使节级别问题，朴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北洋回咨来到，而欧美之送使虽为许施，至于‘全权’则不许，使号改以‘驻扎’为可云。”(23)11月10日他在见了袁世凯后记道：“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回电来到于袁总理，而使号许以‘全权’”。已有三端外，又另约三端。(24)朴在当天日记中还清楚地记下了“三端”的全部内容。次日，朴定阳出席袁世凯为其举行的饯行宴。(25)可见，朴在行前对“三端”的背景与内容是完全清楚的。
12月28日，朴定阳一行到达美国旧金山。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特地强调朝鲜的独立性，并披露清政府对其出使的阻挠，言辞中甚多不满：“高丽已定自为一国。中国历代有控制高丽之权，今不再施，而高丽亦不愿再任他国控制也。”“中国历与高丽代理事务，高丽各事须从他为主，惟出使一事，我国决意不从。中国驻京华官阻拦我王派人出使已有一月之久，后终不能强遏。华官又谓，所派之人不能称钦差大臣，我王亦不从。”(26)他还不忘借机宣传朝鲜物产丰富，国王“心志高广，励精图治”，“与美国人相待甚优”等。这篇报道被中国驻美使馆读到，并抄报回国。
根据“三端”，朴定阳到达后，应先向中国驻美公使馆报到，再由中国公使张荫桓陪同前往美国国务院。但朴根本就没有遵守“三端”的想法，他称病不去中国使馆，通过随行的美国籍参赞径自照会美国国务院，安排在“开月吉日”独立前往会晤美国国务卿，商谈拜见总统及递交国书诣事宜。(27)
张荫桓侦知朴的安排，顾不得“三端”中朝鲜使节须先拜会中国官员的规定，派参赞徐寿朋等人“屈尊”去见朴定阳。徐寿朋明确告诉朴，中国使馆已经按“三端”与美国方面安排，将挈同前往访问，并诘问朴何以不到中国使馆报到。朴定阳的答复是，先往中国使馆及同赴美国外部等事，“我政府特与袁大人更议，俟定后通及云矣，尚无消息。”他以迄今尚未得到本国政府关于“三端”的明确指示，婉言拒绝。徐寿朋将“三端”内容及朝鲜国王的允诺重复一遍，并说：“北洋大臣与贵国王商允各节系九月二十六日来电，乃在贵官尚未启程以前，何以贵国政府竟未知会贵官，殊不可解。”朴称政府只是“泛告”，并无明文，“当待船便，探于我政府”。这是明显的拖延，徐寿朋碰壁而回。朴定阳对此次见面的记载是：“清国公使张荫桓送其参赞官徐寿朋、彭光誉，随员李春官等三人，先问远涉之劳，以北洋另约三款中先赴同赴事诘问。故答以登程时虽闻津电之到袁总理，缘于船期忙迫，未奉我政府公迹，有难径行云。三人唯唯而还。”(28)次日，徐寿朋等再致函朴定阳，重申“三端”，但朴置之不理，“又依昨话答送”。(29)
1888年1月13日，朴定阳拜会美国国务卿，确定五天后单独向总统递交国书。徐寿朋等“以美国总统接见递呈国书时仪节事”致函朴定阳，朴佯装不知其用意，“修书送参赞官为谢”。(30)
与此同时，在汉城的袁世凯也努力迫使朝鲜政府阻止朴的行动，他于1月14日照会朝鲜外署督办赵秉式，要求其指示朴定阳照“三端”办理：
该使(朴定阳——引者)至美国后，竟将定章视为弁髦，称为未奉明文，为谓政府并未饬知该使遵办，即遽列定章，是自相矛盾，想贵政府亦断不至此。或该使已受贵政府命令，有意抗违，致贵政府命令为两歧，果尔，则揣诸事体，该使将命而出，不但辱命，竟违命也。此其遗忧国家岂浅鲜哉。惟望贵督办迅速电讯该使，因何抗违政府命令而背定章，并即饬令属遵三端办理，无得再有两歧，则大局幸甚。(31)
袁世凯在三天内连续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四次措辞严厉的抗议，朝鲜方面均未答复，直到朴定阳独立拜会了美国总统，正式递交国书，达成了独立开展外交活动的目标后，赵秉式才照会袁世凯，称在朴定阳出发前，已将“三端”告知，“未审”朴不遵循，将诘问缘由。事实上，朴定阳日记所载，他在递交国书的前一天已经收到“本国大内电旨”，“即先赴同赴等事，而自北洋有电于袁世凯，袁以此等事与我外署有诘。”(32)说明朝鲜政府已将袁世凯抗议之事告知，朴定阳的行动是在按照政府意旨行事，并非自作主张。
1月18日，朴定阳在递交国书后还往访了在华盛顿的海地、葡萄牙等28国公使，包括中国公使张荫桓在内。为避免亲疏，他的拜访顺序依其“到任之序次”。这又是一次周密策划的宣示朝鲜外交自主的行动，其意义并不亚于独自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次日，朴定阳电告国内，“以腊五呈国书，清国天津另款先赴同赴已过事也。”(33)认为“三端”已成过去式，言辞中难掩挑战清政府权威成功的喜悦。
又过一天后，朴定阳首次到中国公使馆，“接见公使张荫桓”(注意，他在日记中用的是“接见”)。见面时，朴未按制度穿着“章服”，遭到清外交官的诘问。(34)20天后，朴定阳参加美国总统招待各国公使的夜宴，也未跟随在中国公使之后，(35)视“三端”为无物。
朴定阳在美的外交行为，形成对“三端”与清廷权威的挑战，迅速加剧了中朝间的冲突。
三、结局：朝鲜的拖延策略
朴定阳在美国的行动，显然是朝鲜政府的精心设计，希望先造成既成事实，再以此为例请求清政府废除“三端”，达到实行自主外交的目的。清政府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强烈要求惩罚朴定阳，以儆效尤。
(一)修改“三端”的交涉
朴定阳违章之时，朝鲜赴英德俄意法五国全权使节赵臣熙已经启程，暂停香港。袁世凯恐其效仿朴定阳而赴欧洲开展自主的外交活动，特于1888年1月24日照会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强烈要求须明令赵遵守“三端”，以亡羊补牢：“赴英德俄意法全权赵亦继该使朴发往泰西，应虑该使赵或亦另有见闻，复违定章，尤属不成事体，极应备文照会贵政府，请烦从速电饬语使赵，复详查照，恪遵三端，先后至各国京都时，即先往中国钦差大臣处，商办一切，免致又有歧异而违定章，望即见覆施行。”(36)沈舜泽回复称，将有一参赞赴香港与赵汇合，可令其当面转告，“无庸从速电饬”。袁世凯认为这是敷衍，要求朝鲜政府将有关“三端”的所有文件全部交参赞官带去，确实面交。(37)袁世凯在照会中指出：
该使朴(定阳——引者)已奉有贵衙门明文，尚托词于未奉明文，任意抗违，况以参赞官转详，适足以资该使赵托词抗违之地乎？由此观之，或者该使朴所称未奉明文者，果亦有因耶？贵衙门纵有此等政令，实非本总理所敢闻，即希贵衙门附该参赞官前往之便，札饬该使赵详悉遵照，以符体制而全定章。(38)
袁世凯隐指朴定阳称“未奉明文”，实与朝鲜政府有关。赵秉式不得不表示：“本督办当将前议三端，详悉札饬附该参赞官前往之便，饬即带去确交全权赵，免致口舌转详，以资托词之地。”(39)
朝鲜政府知道，如果赵臣熙赴欧洲后按“三端”行事，根本达不到自主外交的目的，且朴定阳事件后，也很难再以其他理由突破“三端”，故转而要求清政府修改“三端”。(40)赵秉式奉国王之命见袁世凯，先为朴定阳在美国的行动辩解，继而提出：“王意如五国使继至各国，再有此种难便，重违定章，殊非事体。拟请先探宪意，如垂念难便苦情，准其将挈同赴外部一节变通办理，即具咨恳请，得允后再饬知五国使恪遵各端，先见华使商明，免挈同往，以全事体而免违章”。(41)朝鲜国王不仅不惩处朴定阳，反而以其说法为依据，要求修改“三端”。李鸿章断然拒绝：“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改更张”，要求袁世凯“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42)
朝鲜政府曾一度强令赵臣熙启程，但赵鉴于清政府处罚朴定阳的强硬态度，逗留在香港不敢赴欧，最后竟称病返回朝鲜，其继任者也因“三端”在前，未能成行。(43)至此，朝鲜派使欧洲的计划受挫。
然而，朝鲜并未放弃修改“三端”以独立向欧洲派使的努力，并艰难地取得些许进展。至1890年，李鸿章鉴于朝鲜国王多次请求废除“三端”，怕事情拖延太久，夜长梦多，从羁縻朝鲜的角度考虑，立场有所松动，转而令朝鲜“自行妥议如何改法，再为酌核。”朝鲜提出其派出使节的级别从“全权”降为“三等使”，清朝废除“三端”的方案。李鸿章认为，“该国君臣反复无常，狡变莫测”，当时并未同意。(44)
1891年2月，朝鲜国王派特使卞元圭奉命拜会李鸿章，当面提出修改“三端”的要求。卞元圭称，朝鲜通知欧洲各国派使将近五年，至今未成行，“皆所以尊上国之命而遵中堂之旨也”，希望李鸿章“慨允”，使朝鲜“得自立于各国之间”。李鸿章虽有松动，但见卞元圭所呈咨稿中有“自主”、“中朝已经准许”等语，(45)便大加反驳说：“所称各国约章，曰自主，乃鄙人斟酌之辞，殊属捏饰。当日国王缮函达各国，系在韩境自行缮办，后录报。中朝不加驳斥，姑示宽容，竟擅谓业经商允，何其谬也。岂擅称自主而遂非属邦，更昏谬之甚矣。”(46)卞元圭称，因为有“三端”，美国欲将驻朝鲜的使节由公使降为领事，而英国表示“碍难”接受朝鲜来使，“各国从而和之，传言狼藉”。“三端第一条在中朝属邦之体无甚损益，而于朝鲜外交之际多有窒碍……可否拟改首端为韩使初至各国后，即往谒中国使馆，报明外部接见及呈递国书日期，庶体制交涉均归两全。”李鸿章坚持，朝鲜的要求以“治外交向由自主”立论，“意存挟制，糊涂已极”，断难接受。(47)此次谈话不欢而散。其实，李鸿章的立场已经动摇，只是要保持“上国尊严”，给朝鲜来使下马威。
20天后，李鸿章派道员罗丰禄、潘志俊与卞元圭再谈朝鲜修改“三端”第一条的要求。罗丰禄开场即说：
鄙人衡时局，以情、理、势三者论之朝鲜，惟有臣附中国，方足以自存。外洋遣使或因保护权利，或因交际往来，现在朝鲜在欧、墨(美——引者)两洲无通商往来，原可不必派使，乃误听旁人耸动，使议既成。中朝素以字小为心，深加体恤，不即斥撤示，以“三端”而立上国属邦之制，何敢轻议更张。今既据称外人以“挈同”二字为口实，鄙意阁下如能另拟一款于上国属邦体制仍毫无假借，方敢酌量转禀。(48)罗在坚持“三端”必要性的原则下，也露出了商量的余地，前提是要符合宗藩习惯。罗丰禄向卞元圭建议：“改‘挈同’为朝鲜使臣归中国钦使节制，钦使有随时撤退朝鲜使臣之权。”节制之意为“上司之于属吏有进退黜陟之权”。同时，朝鲜使节必须改为“三等”。如朝鲜同意此两项，则可对“三端”中的第一条进行修改。卞元圭将修改归纳为“外无挈同，内受节制”。同意报回国内。(49)
促使清政府与李鸿章同意修改“三端”的直接原因尚不知，但修改后的内容部分满足了朝鲜方面自主开展外交的要求，也顾全了清政府的面子。(50)
(二)惩处朴定阳的交涉
清政府坚持要严惩朴定阳，朝鲜政府则百般呵护，其过程十分曲折。事发之初，朝鲜政府完全认可清政府对朴的指责，保证将从严“议处”朴定阳：
查前议三端已于赴美使臣启行之前饬令遵办，业经国王咨请傅相(李鸿章——引者)转奏在案，未知该使至美为何托词不遵，致此诘问，实属惊怪。且念设遇难处尤当先询张大臣商请妥协，乃竟托病未往，言词支吾，兹行谬异，甚非国王前饬唯事恭谨之本意也。国王闻知惋惜，深为不安。敝政府实忧无以自暴以解中朝之惑也。所有该使违章之罪，亟应议处，而现在本人出疆无以施谴，拟俟调回到国，再行议处，以重体制为要。(51)
清政府认为，国王在朴行前已回复李鸿章称令朴遵行，而朴又坚称未接到明文，两相矛盾。“韩政府之言实，则朴使之言虚矣；若朴使之言实，则韩政府之言虚矣。”(52)朴所说的“查探物情”，究竟有何依据？朴定阳给中国驻美公使馆写信，强调行前虽知“三端”，但确实因时间差而未明确接到政府指令。对“查探物情”的内容，则称“本公使设或有随闻内达于本国，本国外署或与袁总理密商，是由视同一家之谊，容俟本国公文后再复，恐合事体。”(53)坚持通过本国政府与清廷打交道，可谓不卑不亢。
袁世凯遂逼迫朝鲜，要求朴就收到“三端”的时间与所“查探物情”具体内容提供合理的解释。朝鲜方面采用了拖延策略。对于朴启程与收到“三端”时间上的差别，朝鲜的解释是：“至其起行日期或因该使主辞朝而言，贵总理所报以其开船为据，致有此不符欤。”(54)这理由十分牵强，因朴何时向国王“辞朝”，朝方可任意说，无法查证。果然，袁世凯以后便不再在时间上纠缠。对于“查探物情”一节，沈舜泽回复袁世凯，“本政府无以悬揣臆对，俟诘明该使，再行详覆，实合事理。”(55)7月21日，袁世凯再次照会朝鲜政府：
六月初八日至本月十八日，已经百日之久，想贵政府早应诘明该使，详细见覆，俾得明白转详，何以至今尚无一词相告，本总理殊为疑讶，相应备函布问，即希贵政府速将诘明该使各节详晰见覆，以便转报，至为至盼。(56)朝鲜政府的回复是，已经诘问朴定阳，但仍未接到答复：
本年六月间，本署将贵照会各节，备函邮致驻敝邦驻美使臣朴定阳，逐细诘问，至今未接回音。正在悬望间，兹奉函询，实不知所以为对也。思朴使所云查探物情等语，如非有十分确证，则该使之轻信不审，亦可以知之矣。该使将非久回国，拟面询事实，彻底查究，据禀议处。(57)
朴定阳的日记中，多次记奉到“本国电旨”与“电奏”国内，说明彼此间电报是畅通的。朝鲜政府借口与朴之间是以“函”联络，有意拖延时间，又将事情推到待朴定阳回国再“查究”，态度已从一味附和清政府责备朴“违章”，改变为“如(朴)非有十分确证，则其轻信不审，亦可以知之”，为日后替朴开脱进行铺垫。朝鲜国王在此期间还赐给朴定阳红参、麝香等药品与青玉盒等物品，加以抚慰，令其感动万分。(58)
清政府清楚朴定阳行为的背景，故要通过逼迫朝鲜政府处分朴来使其付出代价，一再催促将朴定阳迅速调回处分。朴定阳故意拖拉，直到1888年底才通知中国驻美公使馆，因“有病暂行回国”。此时距事发已经近一年，且回国理由是“有病”。袁世凯闻讯，立即照会朝鲜政府，要求通报朴何时可抵韩境。朝鲜政府拖延不报，袁世凯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报告了交涉的经过：
查韩廷向于此案任意狡抗，意图拖延，其云匪久回国一语，似难准信。复于二十八日函诘，以该使已否启行，何时抵境，望明白详覆。十月初五日复准该政府外署覆函，概称该使已否启行，何时抵境，未可的对等语。复查该朴使行止进退，韩廷岂有未闻，显系狡抗拖延，殊非商办要公之道。因于十月初七日逐层函诘，该政府外署自知无可置辩，乃禀请韩王撤该使速回，王亦自知词语术穷，非含糊推诿所能了事，乃允电招该使速回国，并令政府派员暨外署督办赵秉稷先后来○(袁自称代——引者)署谢罪请恕，力恳缴销诘函。(59)
朝鲜政府曾答复袁世凯，朴于11月间可抵韩境，但一个月后仍无消息，再去追问，得到的答复竟是：“朴定阳由美启发已久，逾期未回，正悬望间，得便船来信，早于去月十七日行至日本东京，病势添尤，不得已中留调理，病间自当言旋，至前次电禀各节，一俟回国彻底查究。”(60)此一变故，让严阵以待的袁世凯无计可施。
朴定阳留在日本是朝鲜政府的决定。在他抵达日本之前，朝鲜驻日本公使金嘉镇收到国内的指令，“驻美公使已为发行向横滨云，到即见之，姑留调病。”12月21日，金嘉镇电告国内，“朴使十七来到，故以姑留之事传命事也。”(61)朴定阳知道其留在日本系因得罪清朝之故，感到“去留之怅，实所难堪”。他在日记中写道：“此留住于日本，虽未详知，似缘丁亥冬外署督办赵秉式与清馆袁总理谈办时，以我电中有‘查探物情’等说云云。其后袁总理屡有照会于外署云，则似缘此事也。”(62)
朴定阳在日本滞留半年多，于1889年6月回到汉城，朝鲜政府并没有向袁世凯通报。从报纸上得到消息的袁世凯立即致函沈舜泽，追问何以朴定阳回到汉城而朝鲜政府并未履行“一俟该使回国到境，即彻查究办”的承诺。(63)沈舜泽回复：“此一案殊甚絮烦，宜致审慎，有难一时彻究。拟俟查完立行奉覆，尚求原谅。”(64)只许以“审慎”查报，并不直接面对为何不“彻查究办”及不立即回复等问题。袁世凯十分气愤，他也不再掩饰，在8月28日的照会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朝鲜政府：
朴定阳抗违定章为一事，而擅报漫称又为一事，是一案而两事者也。其既抗违，即应于其覆命后属诸法司，按律议处，不过片时可以判决。其既擅报，即应于其到汉后，一再研究，得其确情，又不过一二日可以明晰。乃事经九日，本总理复早经照会，而该使仍安然自处，未置吏议，尚复成何事体？又经两次函催，而贵政府惟以絮颇审重为推延支吾之词，本总理诚所不解。岂贵政府犹疑多端，顾惜有在，不肯一秉至公分别查究，而欲敷衍事乎？不知事关中东大局，既要且重，实非推延支吾所能了事，望贵政府早另善图之。(65)
面对这样的诘难，朝鲜政府也改变了态度，不再以暧昧敷衍之词来应付：“查敝政府前因海路修滔，又每多隔膜，谓该使谬妄歧异，今据该使所陈，实非故意违背，而参以事状，容有可原。”(66)由顺从清政府的意见谴责朴定阳，明确改为同情朴，为他辩解，并希望结束此案，不再追究，这是朝鲜一次重要的转变。袁世凯逐条批驳朴定阳(亦即朝鲜政府认可的)的理由，坚持要惩处，甚至将朝鲜政府的照会退回，以示愤怒。(67)朝鲜国王不为所动，称如果治罪朴定阳，“则大失国体，不能再与各国员相见”，请求清朝“免究”，“以全国体”。(68)
双方僵持之际，朝鲜政府突然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兼副提学。从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袁世凯恼羞成怒，他要求朝鲜政府“迅将朴定阳所以除授之故，在贵政府意果何居？何为至此？明白见覆为要”，并要入宫直接向国王“面陈一切”。朝鲜方面则复以：“朴定阳授官一事不过循例而授，实非别有起见，恐不必致为诧讶也。近日寒事总至，国王有问寝之忧，未便接见，以此涵谅为荷。”(69)在袁的一再压力之下，朴定阳以病辞，未敢就职。(70)朝鲜政府则以“驻美公使朴禀于殿下，施以罢职之典”，报告于袁世凯。(71)
1890年12月25日，袁世凯见到朝鲜国王，逼问惩处朴定阳事：“三端定章本由奏定，殿下亦曾咨请中堂(李鸿章——引者)转奏遵照，乃朴定阳至美京后，竟不遵行，迭经○(袁世凯自称代——引者)照诘政府商办，案悬二年仍未能结，且政府并允俟定阳回国议处，不意上月忽除授都承官兼副提学，未知殿下详知其事否？”国王回答：“惟饬请阁下周旋，求为免究为幸。”袁世凯反复逼问：“究竟殿下办定阳否？”，国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言办否”。袁世凯自述，当时宫廷内气氛紧张，“宦者迭出，力言未便，如再固请，亦无益，且恐失和”。(72)袁世凯对出使国国君咄咄逼人，这是长期“宗藩体制”形成的习惯，必然引起朝鲜上下的极度不满。
袁世凯初上宦途，意欲建功立业，故态度强硬。朝鲜政府也坚持立场，不肯退步。1891年秋，袁世凯因其母病暂时离开朝鲜，唐绍仪代理其职。11月，朝鲜政府乘机任命朴定阳为户曹判书，唐绍仪受李鸿章之命责问朝鲜政府：
朴使待罪未治，旋授户曹判书，未审贵政府果何意见。如以违章拒命为无罪，即不应施以罢职，如以违章拒命为有罪，则仅施罢职，已属曲宥，即不应复行录用。贵政府赏罚黜陟，量有权衡，该朴使宜罚而赏，既黜旋陟，是明示以为人臣者之可以抗逆，而抗逆者不惟不加之罪，且复荣以显秩，既非教忠之道，亦非政体所宜，恐非中朝所愿闻。想贵政府必不出此，兹忽前后谬异若是，惟贵政府图之。(73)
朝鲜政府回复，朴定阳“抗违定章，案情重大”，故前次已施以罢职，以示惩罚。此次任他为户曹判书，是“先惩后叙”，并非要职，“事无甚关系”。希望清政府“厚待敝邦，不至有所见责于敝政府。”(74)李鸿章意识到再拖下去，对中朝关系伤害更大，报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对朴定阳的任命。1891年11月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所请：
本衙门查朴定阳前充使臣，遇事播弄，抗违定章，案情甚重，迭经诘责，始议定罢职示惩，此次起用虽曰给以简职，仍恐复蹈故辙，应请贵大臣转饬唐丞知函朝鲜政府，朴定阳虽准起用，不得委以重任，并不准再充使臣之职，庶足以惩前失而毖后患。(75)
清政府一直要求严惩朴定阳，但最后只得以“不得委以重任”、“不准再充使臣之职”为台阶，无奈地接受了朝鲜政府对朴的任命。
至此，中朝之间围绕朝鲜派使持续了五年的冲突暂告结束。单从结果看，朝鲜在清廷重压之下，完成了向美国派使、单独递交国书的外交行动，保护了执行使命的外交官，但向欧洲派使的计划则受到阻碍。清政府勉强保住了宗主国的面子，但对于朝鲜的一些行为也无可奈何，只得承认现实。
综上所述，中朝双方围绕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产生争议的实质，是朝鲜政府试图借助新的国际形势以突破宗藩体制，独立面向国际社会，自主开展外交活动，从而引发了与清政府之间的外交冲突。清政府力图维持旧制，控制朝鲜的对外活动，防止朝鲜成为外国势力侵略中国的跳板。交涉过程中，清政府颇为强硬，节节进逼，朝鲜政府为实现目标，步步为营，使清政府每每有落空的感觉，不得不一再承认既成事实。晚清政府实行的是“二重外交”：被列强打得晕头转向，屈辱退让；对原藩属国朝鲜却采强硬政策。然而，由于自身国力不济，清政府不得不以表面上维持面子，实际上“让步”的方式来处理。清政府在面对近邻小国挣脱其控制的努力时，也遇到一种难以处理的困境。这是研究晚清外交史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台湾真理大学叶宗宏副教授、韩国庆北大学姜抮亚教授、南京大学尹恩子副教授提供了相关研究资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研究员、匿名评审人提出了修改意见，谨一并致谢。
注释：
①相关成果主要有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曹中屏：《朝鲜近代史(1863-1919)》，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据介绍，日本的冈本隆司曾发表关于清韩关系的著作与论文，对1887年朴定阳赴美事件有所研究。韩国学者也有研究朴定阳使美的相关论文，如李芳苑：《朴定阳的美国公使活动》，《绿友研究论集》第38集，1999年；金奂国：《关于朝鲜欧美外交使节制度的导入研究：以朴定阳驻美公使的派遣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韩国首尔大学政治系，1987年。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及阅读，从标题看似乎主旨与本文不同。
②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在“中韩交涉”全宗中有五个卷宗直接与1887年的朝鲜遣使有关，册名分别是“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朴定阳违章”、“礼部奏朝鲜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朝派美使卷”、“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
③佐滕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④何如璋：《主持朝鲜外交议》，《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2年，第439页。
⑤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同治十年十一月己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7745页。
⑥王彦威纂：《清季外交史料》卷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10页。
⑦参见宋柄基：《1882年朝美条约的订立与清代中国》，杨秀之译，台北：乐学书局，2006年，第300页。
⑧参见佐滕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45页。
⑨《袁世凯来禀》，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到附，《李鸿章全集》第8册，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738页。
⑩《论朝鲜》，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4738页。
(11)《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4798页。
(12)《李鸿章奏派同知袁世凯接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宜折》，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117页。
(13)《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4833页。
(14)《沈舜泽照复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六日，《礼部奏朝鲜国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驻朝鲜使馆档——袁世凯”，全宗：01—41，宗号—册号：016—01。本文所引档案均来自该档，全宗号均为01—41，以下只注册名与案卷号。
(15)《沈舜泽照复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八日，《礼部奏朝鲜国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宗号—册号：016—01。
(16)《李鸿章致袁世凯札》，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到，《礼部奏朝鲜国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宗号—册号：016—01。
(17)《李鸿章致袁世凯札》，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礼部奏朝鲜国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宗号—册号：016—01。
(18)《李鸿章奏章》，光绪十三年九月三十一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19)《朝鲜国王照会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20)《赵秉式照会袁世凯》，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礼部奏朝鲜国派使西国先行请示案》，宗号—册号：016—01。
(21)《朝鲜国王照会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22)朝鲜国王的“训谕”如下：“钦差驻扎美国全权大臣朴：朕知卿本忠谨综明，悉心奉公，兹特派驻扎美国京都全权大臣之任。卿其住在该国，务要与该国亲睦和好，每于论事之际，勿生圭
，期臻妥协，必须恢扩见闻，其有系本国事情者，辄即禀启，并保护本国商民之住留该国者，另图所以兴旺通商之方。该国政府与人民之情形，以时设法采访。其驻在该国之中国及有约各国公使领事等官，亦必亲密联交，详探各国关涉事情，逐一禀启，是朕所望也。”见朴定阳：《从宦日记》，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朴定阳集》(韩国近代思想丛书)第3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刊行，1984年，第621页。
(23)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18页。
(24)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20页。
(25)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21页。
(26)《金山洋文日报访事人与高丽公使问答》，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27)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0页。
(28)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1页。
(29)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2页。
(30)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3页。
(31)《要求驻美全权朴定阳与五国全权赵臣熙对三条遵守的指令》，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1970年，第398页。
(32)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3页。
(33)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6、647页。
(34)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48、654页。
(35)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53页。
(36)《袁世凯照会沈舜泽》，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宗号—册号：016—10。
(37)《袁世凯致李鸿章密函》，《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38)《促求五国全权赵臣熙遵行三个条行事札》，《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410页。
(39)《赵秉式照覆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40)远在美国的朴定阳也意识到，袁世凯的坚持，“专为五国公使赵臣熙往赴各国递呈国书之际无捱而然也。”见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74页。
(41)《袁世凯照会沈舜泽》，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42)《袁世凯照会沈舜泽》，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43)与要求惩治朴定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袁世凯对赵臣熙的行为十分赞赏，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称：“五国使赵臣熙前在香港称病请回，王未允。今遽回，实非王命，必将治罪……赵因国信未立，朴案久悬，今擅回国，未始非明白大局者，若身罹不测，殊可悯，凯拟设法密为呵护。”见《寄译署》，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二日酉刻到，《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5719页。
(44)《论朝鲜请改出使原议》，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全集》第8册，第4945页。
(45)《复朝鲜袁道》，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5795页。
(46)《李鸿章与朝鲜卞元圭笔谈》，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宗号—册号：016—10。
(47)《李鸿章与朝鲜卞元圭笔谈》，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宗号—册号：016—10。
(48)《道员罗丰禄潘志俊与朝鲜使员卞元圭笔谈》，光绪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宗号—册号：016—10。
(49)《道员罗丰禄潘志俊与朝鲜使员卞元圭笔谈》，光绪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中韩关系议定之三端》，宗号—册号：016—10。
(50)笔者尚未见到修改“三端”的正式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清政府已不再坚持原先的文字表述，而李鸿章曾电告袁世凯，卞元圭等曾将谈话内容电达朝鲜国内，“迄无回信，遂径辞归”。见《复朝鲜袁道》，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5795页。
(51)《沈舜泽复袁世凯》，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52)《李鸿章致袁世凯》，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53)《朴定阳致中国钦差驻美公署申呈》，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朝派美使卷》，宗号—册号：016—03。
(54)《赵秉稷复袁世凯》，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55)《沈舜泽复袁世凯》，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56)《袁世凯致朝鲜政府》，光绪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朴定阳违章》，宗号—册号：016—02。
(57)《对催促回报驻美使臣朴定阳诘明各节照会的回答》，《旧韩国外交文书》第8卷，第410页。
(58)朴定阳在日记中有如下感言：“贱臣素以卤莽，猥承专对之命，有百偾误无一报效，上以有贻忧于朝家，下不能见重于异邦，居恒兢懼，措躬无地，今不惟不严加谴罚，乃伏蒙宠渥十行，温谕谆谆，若慈父之诏迷子……祗受荣感之至，不胜万万。”见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697页。
(59)《袁世凯致李鸿章》，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60)《沈舜泽致袁世凯》，戊子十二月十一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朴定阳的日记中常有生病的记载，如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有“病证忽添，委顿。书记官二员以‘公使病重’四字电奏于本国内。”见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705页。
(61)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718页。
(62)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3册，第719页。
(63)《袁世凯致沈舜泽》，七月二十八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64)《沈舜泽致袁世凯》，八月初二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65)《袁世凯致沈舜泽》，八月初三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66)《朝鲜政府照覆袁世凯》，八月初九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67)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4册，第29页。
(68)《寄译署》，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第10册，第5689页。
(69)《袁世凯照会沈舜泽》，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沈舜泽复袁世凯》，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均见《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70)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4册，第33页。
(71)朴定阳：《从宦日记》，《朴定阳集》第4册，第41页。
(72)《袁世凯与韩王晤谈琐记录》，十二月初四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73)《朴定阳再登用抗议》，《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第69页。
(74)《同上件回答》，《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第69页。
(75)《李鸿章致唐绍仪》，光绪十七年十月廿二日，《朝驻美使朴定阳请假返国卷》，宗号—册号：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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