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时代的国际体系：回到两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论文,战后论文,体系论文,时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开始了，但迄今为止这一新体系的性质还不太明晰，仍处在变动之中并不断演化。它终究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体系呢？世界历史显示，当今世界所表现出的变动性在以往五种国际体系的早期阶段都是有先例的。历史上的五种国际体系都历经了如下的生命周期：先是变动不定并呈现多极性，随之趋向定型并形成两极体系，继而两极体系导致大规模冲突或冷战，最后体系瓦解。有迹象表明，历史也许会重演，现今的国际体系可能正在步入一个两极性较为突出的危险阶段。
历史上的五种国际体系
1776年以前的国际体系是多极的，但是在美国革命和其他国际事件的推动下，最终形成了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松散两极结构。到18世纪末，拿破仑的权力日益增强。随着英国、俄国及其盟国联合起来反对具有侵略性的法国，这一国际体系的两极性强化了。博罗季诺战役、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标志着该体系的冲突达到顶点，历史上第一种国际体系由此终结。
1815年，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在维也纳产生， 历史上第二种国际体系即发端于此。这一国际体系以力量均衡为基础，旨在防止霸权国在欧洲大陆再起。英国半独立地充当平衡者，帮助维护该体系的变动性。在19世纪前半期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协调体系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和平，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位于欧洲大陆边缘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使欧洲协调体系运作的合法性及其反霸凝聚力遭到侵蚀。对自由主义的英国和法国来说，保守主义的俄国对巴尔干国家内政的干涉是无法接受的。正因如此，第二种国际体系随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而终结了。
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很好地显示了国际体系向两极演变的过程。第三种国际体系开始时也呈现多极状态，变动性很强。普鲁士纵横捭阖的外交大师奥托·冯·俾斯麦利用克里米亚战争后地区形势中出现的外交空间统一了德国。在1890年威廉二世将其解职之前，俾斯麦一直成功地推行了他的“实力政策”（“realpolitik”）。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就无法组成复杂的非正式联盟体系。20世纪早期，三国同盟（Central Powers Alliance）和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形成，由此产生了一个较为固定的两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由于害怕被孤立，每一组盟国都更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各种承诺都被强化，军队得到加强，战争计划被制定得更为自动，冲突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君主国家的崩溃使美国和协约国（the Allies）得以在1919年创立了一种比较正式的集体安全结构。美国和协约国创造的不是拥有一个半独立平衡者的非正式协调体系，而是一个国际联盟。在国联中，会员国同意通过结成一共同体对抗潜在的侵略者来提供集体安全。国联在集体安全方面的试验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和苏联等国家不是其会员国，而且法国人所提议的严格执行措施没有被采纳。20世纪30年代，世界分化成两大阵营——轴心国的独裁统治和盟国的民主政体。盟国阵营的弱点，再加上由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引起的原有两极平衡的变化，促使希特勒相信他能够通过侵略获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第四种国际体系。
二战后的安全体系部分地是经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形成的，该体系是决心运用“第二次机会”设计持久和平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创举。这些国家创建了一个新型全球集体安全体系，而联合国是该体系的核心机构。这一体系的不足在于联合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均需五大国一致同意，而其可取之处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该条强调了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体系即是历史上的第五种国际体系，但其初期的多极性只维持了几年，因为美国随之开始对抗苏联的侵略。1949年 4月，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相符的《北大西洋公约》得以缔结。1955年，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订立，两极体系形成。这一体系一直持续到1989年。
历史教训
从上述历史中得到的某些教训可以为今天的外交工作提供指南。国际体系一般会持续两到三代。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既是由大规模冲突催生的，也是由大规模冲突毁灭的。正如复杂的生物系统一样，国际政治体系也要经历其生命周期：诞生，初期的变动性，随体系的成熟而更为固定，最终毁灭。历史上的五种国际体系，每一个起初都是多极的而不是两极的。多极性使它们较为复杂，体系内的运动变化也比较大，而国家的外交可以灵活多样。历史上的每一国际体系一旦成型，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两极性。这一点在20世纪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强国联盟以及冷战时的两极结构。但类似的现象在此前也发生过，如19世纪初大国联合对法，19世纪中期大国再次联合对俄。
对过去的五种国际体系来说，至少在四种体系中两极结构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忧虑都把有关各方绑在了一起。国际体系之所以变得更为固定，或者是政治动荡的结果，或者是由于某一联盟运用武力而导致另一联盟作出回应造成的。正如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就两极体系所指出的：这种体系可能不会比多极体系更不稳定或更好战，但它却受到大规模无情战争更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如果所有政治单位都分别隶属于两大阵营中的某一个，那么任何一个地区冲突都将关系到整个体系。（注：Raymond Aron,Peace andWar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by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ker Fox,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7,p.139.）在某些情况下，较为固定的两极结构出现在国际体系生命周期的晚期。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历史上的前两种国际体系。就冷战而言，两极结构出现得较早且持续了几十年。在历史上所有国际体系中，两极都导致对抗，而且除了冷战时的国际体系外，两极都引发了变革体系的战争。两极虽不是引发大规模冲突的惟一因素，但它提供了冲突的结构背景并使大规模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加大。
回到两极？
第六种国际体系的头10年基本上重复了历史上其他体系早期时的状况，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动性较大。第六种国际体系的复杂特征还很难明确地描述，迄今为止人们常以“冷战后时代”来指代它。
第六种国际体系中有五类行为体，而且该体系正受到至少四大趋势的型塑作用，其中每一趋势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这些行为体。这就是造成新体系具有明显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在现今的国际体系中，市场民主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全球的样板，到20世纪末，世界上一多半的国家将会成为民主国家。转型国家构成第二集团，它们有望转向市场民主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转型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这三国的最终走向将是决定较为成熟的国际体系结构状况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类行为体由所谓的无赖国家或排外国家组成，主要包括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利比亚、苏丹、阿富汗、古巴和现在的塞尔维亚。在第六种国际体系头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遏制这些国家的行为活动一直是美国防务政策的首要目标，几乎同时地打败其中的两国是美国军队必需具备的能力。第四类行为体由一些失败国家（the failing states）组成，如波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和海地等。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对外政策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阻止由于这些国家失败而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最后，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显现出许多国家特征。有些非国家行为体，如全球公司，支持市场民主国家；有些非国家的行为体，如国际犯罪集团，劫诈这些市场民主国家；更有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组织，试图颠覆市场民主国家。这后两类非国家行为体可称作跨国犯罪组织 （ transnationaloutlaws）。
四大趋势对五类行为体的影响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未知影响)
全球化 民主化分裂 武器扩散
市场民主国家 +
++ -
转型国家 +
+- +/-
无赖国家 -
-- +
失败国家 -
-- ?
跨国犯罪组织 +
?+ +
世界范围内的四大趋势对这五类行为体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些趋势的影响会将一些行为体拖到一起，并把另一些行为体分开，最后的结果是促进国际政治的极化，并导向一种影响全局的两极体系（参见上表）。
迅速发展的国际事务全球化是第一大趋势，这一趋势是由新信息技术推动的，它已经加快了经济、政治、军事、通讯等领域的发展步伐。经济全球化给大多数市场民主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尽管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外，经济全球化吸引了转型国家，也使跨国犯罪组织的运作成为可能。但是，无赖国家趋于拒绝全球化对政治、文化和某些经济方面的影响，而失败国家根本没有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并进一步落在了后面。
民主化——第二大趋势——也产生了类似的效应。民主化可以带来权力的和平移交，它吸引了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转型国家。但在种族、部族或宗教团体只投票支持本群体这种情况下，民主化也在许多失败国家加深了裂痕。
分裂（fragmentation）是第三大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由于各种团体寻求在一个不断同化的世界里区别出其身份并在地区层次使权力最大化，全球化进一步激化了分裂趋势。在当今世界，权力的下放是几乎随处可见的现象，但它对不同的行为体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在市场民主国家，分裂已经带来了普遍的积极效果，如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了更大的权力分享，欧盟引入了“辐从原则”（“subsidiarity”，决策要在尽可能低的层次制定）。在某些国内种族平衡难以处理的市场民主国家（如加拿大、比利时和西班牙），民主进程已经提供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措施和解决争端的途径。然而在最为重要的转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分裂导致了武装冲突（如在车臣和克什米尔爆发的武装冲突），冲突进而又使这些转型国家与市场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沿种族线发生的分裂现在是国家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分裂也为跨国犯罪组织和跨国恐怖组织提供了新的机会。
预防和对付第四大趋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一直是第六种国际体系头几年里美国国家战略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他许多市场民主国家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严重危险。武器扩散使无赖国家甚至某些非政府团体有潜力威胁并可能破坏美国的政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主导了美国与北朝鲜和伊拉克的关系，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鉴于这四大世界趋势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读者不禁要问，这第六种国际体系的生命周期是否最终也要走向两极？近来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显示，国际体系走向两极的确是可能的。
1998年，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美国与俄罗斯在北约扩大、导弹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里海石油等问题上都存在重大政策差异，与中国在台湾、西藏、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间谍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也有很大的意见不同。1999年上半年，北约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意外被炸以及“人道主义干预”概念都加剧了这些紧张关系。
结果，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双边安全关系，尽管中俄之间存在着其他一些可能阻止双方进行更密切合作的严重问题。促使中国和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全球化引力也有可能被这两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异压倒。已得到加强的中俄关系的基础是对西方国家日增的怀疑、愈益趋同的利益、天然的军售关系以及相互之间冷战时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意识形态和边界争端的解决。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甚至幻想建立俄—中—印联盟，以对付西方的控制。与此同时，伊拉克、塞尔维亚、伊朗和北朝鲜等无赖国家也在通过技术转让和战术相互进行合作，企图反对市场民主国家。因此美国要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政策差异很大的国家将形成合作关系，而这终将导致形成一个新的危险的两极体系。
改变趋势
一个新的两极世界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不需要重演。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既要保护受到前述潜在极化趋势影响的美国利益，又不能迫使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无赖国家进行合作反对美国。
把西奥多·罗斯福的“温和地说话但要手持大棒”政策在21世纪加以翻新，也许是应对上述两难困境的良策。21世纪式的温和说话意味着一项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大国的政策。美国应谋求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走在全球化和民主化趋势的积极一面。尽管时有挫折，但美国还是成功地在科索沃问题上建立了北约—俄罗斯合作，以此促使俄罗斯贴近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有力支持、军备控制议程的加速和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NATO—Russia Permanent Joint Council）的恢复是三个有益的步骤。今后，美—中关系不能成为两国中任一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使之与市场民主国家结合起来，也有利于防止世界的极化。与此相类似，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执行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亦会促进美—印关系的发展。
温和地说话还意味着要限制美国卷入对由分裂造成的失败国家的直接管理。这些持续的危机耗费大量资源和注意力，经常还会使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极化。然而，有时这些危机影响到重要的美国利益，这时美国就需参与其中。在此情况下，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将有助于把其他国家对美国在以单边方式行事的疑虑降至最低。
但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很难实行温和地说话的政策，因为这一问题关系重大，其危险也在不断增长。美国必须使俄罗斯和中国确信，如果它们的欧亚邻居普遍拥有核武器，那么其自身的安全反过来也要受到影响。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有着共的利益，但却没有共同的政策。要阻止核扩散，任何单方面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21世纪的防止核扩散努力中，美国必须使俄罗斯和中国更充分地参与进来。
阻止走向两极这一趋势的外交手段可能会失败，因此美国需要依靠全力资助其大棒来套期保值（to hedge its bets by fully funding its big stick）。科索沃战争既显示了美国卓越的军事力量，也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军力在某些关键地区也许伸展得过长。原计划在两个战区同时作战的军队如今在三个战区积极运作。军队快节奏的运作已对其预备性产生影响，而军事给养需要增加，以便为军事领域的革命提供资金支持，并解决即将出现的装备老化问题。
对世界历史的回顾使我们得以鉴明现今国际体系在未来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潜在危险。对美国来说，把一百年前的“温和地说话但要手持大棒”政策加以调适，将有望提供化解危险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