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质_文学论文

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质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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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普遍认识的今天,进一步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更好地批判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学遗产,更恰当地评价古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并深化文学发展的各种历史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以宏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和昌盛,也使文学科学本身得到长足的进步,从而更有力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实在已具有迫切的意义。

人们欣喜地看到,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绩。在全国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出版了大量的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包括重要朝代的诗文集和重要作家的诗文集,以及古代戏曲、小说的集成书刊;还出版了文学研究方面的大批重要的工具书和各类文学史著作;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也填补了许多空白,并积极开拓学术思维的空间,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近年由于“国学热”的兴起,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更加重视。这都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前进基础和优越的历史条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前进,在人们物质需求不断获得更多满足的同时,他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因而人们对于优秀的文学艺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国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包括对于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投入都正在加大。整个文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都不能不正视这种令人鼓舞的局面。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首先就要求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充分认识这种局面,充分认识自己崇高的历史使命,并以此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策动力。

当然,要全面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从已有基础和存在的问题考虑,我们还必须就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科学意识。

近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文学研究是一门科学已很少再怀疑。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一种大众传播符码,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自然并非容易。进一步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科学意识,就不仅要求我们对古典文学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且要求我们更好地树立和运用当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研究工作中引进当代的科技手段。

古典文学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古典文论研究、文学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都存在着需要更加实事求是的问题,因而也存在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我们有过经学的训诂考释,还存在过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的鉴赏性批评,当然,也有少数象《文心雕龙》那样的理论探讨性著作。而本世纪以来,无论对古代文论的疏理,抑或对文学史的建构、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在继承传统方法和思路的基础上,前人引进西方各种学说、各种文学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整个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除了随感性的批评和纯属主观唯心主义的论断外,应该说,实事求是一向是我国大多文学研究工作者所崇奉的好传统。而科学正离不开实事求是。毛泽东曾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重视客观存在的材料,重视通过稽考钩沉的验证与考据,力图符合前人文本的原意,传统经学的可取,恐怕也主要在于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尽管其具体成果并非都无争议。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就在实事求是。以往我们有过许多对古代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某些文学现象进行描述和评价的著作,也有过某些探讨文学历史规律的著作。由于研究主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这些著作的结论和见解便有相当的差异。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们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研究古典文学,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但相当长的期间里,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由于“左”倾思想作怪和庸俗社会学为害,产生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简单粗暴地否定前人、不是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固有的规律而用先验的“规律”去强加于历史的庸俗化情况,从而严重损害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加上新时期改革开放中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涌入和碰撞,有些年轻学人在敏锐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同时又轻率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学相对立,在研究中舍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的乃至接受某些唯心主义的、历史不可知论的观点。从而人们看到在文学研究领域,包括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涌现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没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嫌的缺乏科学性的著作。

毫无疑问,对于人类包括西方与东方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就,我们都要继续学习和吸取。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最新成就笼统对立起来,是不应该的、也是缺乏分析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乃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它是批判地继承人类前此文化、特别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类全部历史的研究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人类历史方面的研究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被西方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所公认。现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因而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历史悠长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线就非常重要。为能更好地划清上述界线,就不能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划清这种界线,不等于我们不去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积极成果。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以吸收这些积极成果为前提的。划清这种界线,也不等于我们拒绝承认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出的科研成就,这些学者在自己领域所做出的成就,包括虽然片面但不乏一定深刻性的成就,对于人类整个科学的进步还是不同程度地有益的。二十世纪西方许多学说对于深化文学研究就不无它们独特的贡献,像比较文学的方法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探讨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相互影响与关系,证同辨异,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不同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规律的各自特征。像弗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和某些非理性主义观点对于认识某些作家作品的创作过程及其创作思维和情感的结构,帮助读者更好地阐释这些作家作品的意义,也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还有像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学说,对分析具体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更深入地研究文体与表现形式的演变,也不无它的长处。但如果完全舍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那么,上述任何一种学说或方法都难以把文学的综合研究置放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对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作出真正整体性的把握。应该充分认识到是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正是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能否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关键,也是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否真正具备当代性的最重要的标志。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开拓意识。

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开拓精神。在当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以空前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代,加强积极进取和开拓的意识,对于推进学科发展,促使学术获得超越前人的进步,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努力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强化薄弱环节的研究,还要大力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使古典文学研究具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出现多层面、多视角、多方位的新局面。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大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丰富历代文学典籍的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当看到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古代华夏族与四方的兄弟民族素有密切的文化和文学交流。关于盘古的神话传说便为许多民族所共有。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名篇的创作,不独有中原文化的影响,更与荆蛮楚地原三苗、九黎各族的文化因子分不开。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绝大多数自古都根源于中华大地。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古代文学研究实际多偏重于汉族文学的研究,而对于兄弟少数民族的古典文学则研究得很不够,对我国文学发展中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也鲜有研究。因此,填补古典文学研究的空白,首先就应大力填补少数兄弟民族古典文学的研究,特别是要积极开展古代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这对于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不但应加强对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巴蜀文学、南韶文学、辽金夏文学的研究,还要加强对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满族、壮族、彝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包括他们的文学理论的研究,要深入发掘各民族的作家作品,给予恰当的评价,还要加强对各民族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宏观把握,并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去加以观照和定位。

就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整体而论,以往比较重视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这是必要的。但对不同时代的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的研究仍显薄弱,对不同文体发展的探析也仍有不少工作可做,明清两代的大量戏曲、小说和诗文还有许多处女地需要仔细地开垦与发掘。至于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更有待于深入。人们曾经从理论上探讨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但联系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对文学盛衰的历史规律作更深入更实事求是的剖析,至今还缺乏有份量的见解与著作。而这些方面的探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应该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当代科学的发展中多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学科的不断涌现,已成为引人注意的重要现象,并代表着科学发展的新的动向。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的相互渗透与转化,也成为各门科学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必经的立体性通道。因此在已有文学理论、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批评的不同层面上,把微观与宏观、分析与综合更好地联结起来,并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古典文学开展交叉性边缘性研究就十分必要。例如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成果研究古代神话传说及其历史;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成果研究古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我国的文学心理史;利用语言学和叙事学的成果研究我国的文学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史以及文学叙事史、小说叙事史;利用民俗学、文化学的成果研究我国的诗文化、戏曲文化和许多作家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利用符号学、传播学的成果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途径与历史,等等。这对于促进人们对文学的深入、广泛的理解与认识,应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需求意识。

今天的时代既是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速实现各方面现代化的时代。在这难得的历史机遇中,使经济和文化都达到空前的繁荣,这正是时代赋予全体中国人的使命,也是我国人民百年来前仆后继所追求的梦想。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不忘这种时代使命感和历史方向感,并由此出发去考虑当代现实对于自己研究的需求。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对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古典文学是古代作家基于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所创造的文学。古人不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与我们今天不同,即如道德伦理观念与审美趣味、理想,也与当代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对古典文学遗产就不能不存在一分为二的批判地继承的问题。完全否定过去的文学遗产,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一律斥之为“封资修黑货”,固然十分错误;但如果因为它是“国学”,就一概“敝帚自珍”,把“痈疽”也当作“宝贝”,那同样是不正确的。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它所具有的很高的审美价值,并不随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消亡,至今以及于未来仍能为人们提供某种审美的享受乃至丰富的精神营养。这不仅因为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即使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人性人情以及人的某些思想、道德观念仍有继承性,还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独特,形象塑造生动,文字语言洗炼精美,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深刻内容,又往往不同程度地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体现了人民的某种理想和愿望。有些即使思想道德观念十分腐朽的作品,也往往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可也不容否认,许多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确含有封建性的糟粕,不但不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害于这种建设,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道家、佛家思想中的消极遁世、落后迷信。如果无批判地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今天的读者,甚至还加以吹捧,那就无异于向今天的人民鼓吹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业已腐朽的思想道德观念,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尽管今天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着多元的意识形态的彼此冲撞,封建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浮渣泛起,甚至相当猖獗,但前进的方向既是社会主义,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目标是要走向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无论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我们的文学研究都不能没有这种历史方向感。所以,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古代文学遗产要采取“吸取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的批判态度,仍然是今天我们要十分认真地予以对待的。

为了保存完整的古代文学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全朝代的文存和作家的全集,固有历史文化的价值,也便于后代研究之用。但收辑编选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加以必要的注释和评论,推荐和介绍给当代广大的读者,这更是今天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继续去做的不可推卸的普及性工作。应把这个工作看作是与创作新作品一样的为子孙后代开辟无比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宽阔的精神家园,为当代广大作家、艺术家拓宽吸取文化营养的沃土,从而结出新花硕果的极有价值的劳动。对于像我国这样具有三千五百年文学历史的十二亿人口的大国,把文学的昨天与今天相联结,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机会从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吸取民族团结的崇高美好的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让一代又一代新的文学作者熟悉古典文学,超越古典文学,在前人铺就的层阶上努力去攀登新的文学高峰,这自然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所期盼的。

我深信在历史跨向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将有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于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的时候,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一定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研究的当代性,更加意气风发地加强当代科学意识、开拓意识和需求意识,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为宏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注释:

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1页。

②《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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