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验研究及其方法——论社会学方法在伦理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社会学论文,伦理论文,道德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这篇文章探讨了道德经验研究及社会学方法对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应该说，由社会学工作者提出的这类问题，会对广大哲学、伦理学工作者有所启迪。当然，为使我国伦理学研究真正无愧于时代发展，改变目前伦理学研究的困境，加强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研究，恐怕仍是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诸如：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怎样特有的方式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如何理解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道德作为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人类掌握世界的“实践—精神”及作为特定的文化存在方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如何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及评价尺度即所谓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地以牺牲道德乃至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代价？怎样运用科学历史观观察我国目前的道德发展状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以使伦理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真正有所助益？所谓“滑坡论”、“爬坡论”之间的争论是否反映及反映了何种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分歧？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和深入，势必影响到调查、问卷等实证化方法的效果和水平。
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的哲学”，其区别于一般哲学的基本特征便在于它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道德心理及道德行为的具体研究，提出一系列引导人们社会意识、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生命价值、人性善恶这类抽象论题的一般性探讨上。然而，尽管我国伦理学界早就在理论上提出了“历史的分析”及“理论联系实际”等研究方法，但在实践上却仍然偏重于对道德的性质、原则、范畴、规范等理论命题作知识性的讨论和抽象设定，而较少对特定时期广大群众的道德实践及其背景作深入具体的考察，致使我们提出的一些道德建设目标和社会调控手段往往脱离公众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心理，难以达到有效规范公众行为、调节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际效果，从而使伦理学这样一门联系着千百万人社会实践的人文科学变成了一门书斋里的纯学问。究其原因，除了我国现有的伦理学体系在理论建构上有忽视道德经验研究的倾向外，在实践上未曾找到一套切实有效的开展道德活动研究的可操作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此，本文拟结合我国目前道德研究的现状，重点探讨道德经验研究在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某些社会学研究手段运用到道德经验研究中的可能性，以求为当前的伦理学研究寻找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可靠途径。
一、当前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民精神生活日趋贫乏，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降，社会经济生活、公共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都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失范甚至失控倾向，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现象已经激起了全社会从上到下的深切忧虑和广泛关注，也向我国伦理学提出了十分紧迫而严峻的课题。
如何认识九十年代中国的道德现状，并且怎样通过切实有效的努力去改善当前的道德状况？许多伦理学家乃至经济学家都为此绞尽了脑汁。91年以来，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关于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一篇接一篇的分析当前道德问题症候的文章。有人惊呼“滑坡”，也有人欢呼“进步”；还有人沉重地宣告这是“经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是历史的“二律背反”；也有人将问题归结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暂时性“过渡”现象。然而，不管伦理学家们的理论探讨如何热烈，面对现实生活中依然故我的道德状况却全都束手无策。过去对社会道德行为有着强有力调控手段的政府宣传机构和教育部门致力于改善道德现状的努力，也都收效甚微。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探讨的各方均未向我们提供关于当前道德状况的准确描述和分析，而这些描述和分析并非依靠抽象的理论设定或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得出的。
在我们看来，之所以我国伦理学面对现实的解释力贫乏，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回答没有说服力，其部分原因正在于长期以来伦理学界缺乏对现实的道德状况和社会道德心理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缺乏对公众道德经验的实证研究，以致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已经陷入了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窘境。
怎样摆脱当前道德研究的困境并推动新形势下的道德建设呢？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加强对道德经验的实证研究，为此必须改进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而这恰恰是我国伦理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伦理工作者现在需要更多地把眼光投向现实，将道德经验研究作为进行道德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对当前我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实践及其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作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并逐步总结出一套考察社会道德状况的便于操作的有效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伦理学空谈理论、远离实际生活的弊端。
二、道德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那么，道德经验研究在伦理学理论建构中究竟应当占据何种位置？又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加以操作呢？我们还需要再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
历来对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往往因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乃至不同学者的特殊知识结构和研究视角而各有侧重。伦理学以人类的道德现象以及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在我国理论界似乎是达成了共识的。然而，古今中外符合对道德现象研究这一界定的伦理学范围相当宽泛，从元伦理学的逻辑形式分析到道德价值、道德主体、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研究、行为境况及行为的有效性探讨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还出现了各种职业道德乃至科技现象中的道德问题研究。不仅如此，不同伦理学派的研究着眼点和方式也千差万别，有学者热衷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有人专注于对人们道德行为的剖析，还有人致力于道德社会调控的尝试（如日本的实践伦理学）。而各种学派对研究方向和内容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他们对伦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的不同理解。
综观我国近年来的伦理学论著，其内容大都集中在对道德的性质、起源、发展规律，道德水平与物质水平的关系、义利关系、道德的最高原则和道德评价标准、规范体系、道德教育和修养、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等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学者们或从一般的理论原理出发对道德的原则与规范作逻辑推演，或以历史上某一阶段特定人物的伦理思想为基础，进行引经据典的阐释。总之，大多满足于对道德问题作理论抽象和概括，而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参与其间的道德实践和如何建立能实实在在地改善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调控方法和机制却关注得较少，尤其缺少对社会道德现状的有理有据的具体分析。这就使我国的伦理学主要停留在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的层面。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与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相悖的。
我们认为，伦理学应当以人的道德行为以及支撑其行为的价值背景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而它的核心任务便是帮助人们获得关于正当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认识，并建立起处理社会关系的合理方式。因而它是一门联系着亿万人的日常生活，能够有效地影响人的价值选择，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并指导人们调节相互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科。而实践性乃是伦理学应当具有的最根本的特性。伦理学较之一般哲学应当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应当更直接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因此，建立一种更富于实践精神的伦理学已成为我国伦理学领域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那么，如何去建立一种能指导千百万人的道德实践的应用伦理学呢？我们以为，关键问题便在于重新确立道德经验研究与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即应当把广大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道德问题作为伦理学应用研究的着眼点和基本前提，将以社会道德状况和公众道德心理的实际考察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作为道德研究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公众道德实践中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去探讨道德原则规范的确立和进行道德社会调控的有效方法。换句话说，它首先要求我们研究的应当是与千百万人的道德判断与行为选择息息相关并受到广泛关注的现实道德问题。例如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以及其他公共生活中大多数公众选择道德行为的依据和准则是什么，尤其是当人们的利益要求与价值目标发生矛盾或相互冲突时，影响他们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道德主体行为的选择及评价的可能性与有效性等问题。还可以具体到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怎样控制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如何提高职工的职业责任感，怎样看待婚外恋、婚前性行为；如何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追求与平等、互惠原则的协调一致；如何对待生命价值的问题（如计划生育、安乐死与人道主义的问题）等等。其次，它制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应当是建立在对公众的现实道德行为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适应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因而能够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同的。其三，它应把建立有效的道德社会调控机制和切实改善社会的道德状况作为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检验某种道德理论是否合理可行的试金石。
当然，我们并非主张以道德经验研究去取代道德基本理论的研究，但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境况下，更为迫切的课题应是开展扎扎实实的道德经验研究。因为在我们面临的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到底需要提出哪些反映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目标和相应的规范体系，经济发展与道德变化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都不是单靠抽象的理论演绎就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即便是在理论色彩较浓的道德发展规律、传统道德价值的研究中，也离不开对现实的考察和关注。因为规律研究的目的在于赢得对道德发展的控制权，是人类革除盲目性、增强对现实把握能力的表现，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变化中的现实，才有可能正确总结其中蕴含的规律。传统道德研究也只有立足于寻找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才能为深入认识与合理改善当代人的道德实践提供背景和方向。
事实上，从普通人切身的道德体验出发展开对道德规范的总结和探讨正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形成的基本途径。此中最典型的便是作为儒家道德思考基点的由己及人的“推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粱惠王上》）。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重视全面考察人们的道德实践——“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还说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孔子世家》），足见儒家的道德学说正是建立在经验总结和实践研究基础上的。不仅儒家，先秦诸子及后来的各派伦理思想莫不如此，如墨子提出的达到兼爱的途径即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正是由于这种植根于特定时代人们道德体悟的经验性诱导使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从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看，道德经验研究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即将伦理学归为实用科学，他认为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应该是特殊的、具体的事物和行为活动，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善”的理念。快乐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则以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快乐来反对当时流行的柏拉图主义，他对“节制”美德的理解和解释也是经验的：喝酒令人快乐，但过度则会使身体不适，感到难受。强调理性忽视经验的斯宾诺莎以几何学的方法做伦理研究，先提出定义和公理然后加以证明，进而作出演绎推理，但他是以人的思想、情感、欲望作为几何学上的点、线、面来研究的，是以人的情绪感受为基础的。近现代西方伦理研究在培根开创的实验方法的影响下，经验研究的内容也大大地增加，其中有不少学派相当重视经验研究或以经验研究为其特色。如强调以直觉地认识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或善性为行为准则的直觉主义伦理学、以发现并研究所有道德现象的具体材料——被感觉证实的材料和事实——为己任的经验伦理学；强调在一种特定环境中，人的行为应当考虑产生最大幸福的可能性后果的宗教境况伦理学，以及人们所熟悉的以实际行为效果为道德评价依据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伦理学等。
近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西方伦理学又开展了应用科学伦理研究，前苏联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也开始了这类研究。例如，生态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遗传伦理学研究、科技伦理研究、企业管理中的道德问题、政治中的道德现象、战争中的道德问题研究等。当代西方社会出现后工业、后现代问题，对人的社会价值讨论，对现实生活中道德价值的探讨开展得更加广泛。不少西方学者明确指出“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同等重要”，因此，西方高校采用的伦理学教材大都将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直接面临的道德问题如健康与性、流产、结束生命问题、企业道德、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中的道德、社会公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乃至生态学的道德意义等课题的思考和解答作为核心内容。
三、社会学方法与道德经验研究
如何进行道德经验研究呢？实事求是地讲，近十年来我国不少伦理学家也已注意到经验研究对于伦理学建设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不过他们多采用个体经验的总结与个案分析的方法。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能获得较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贴近现实生活，能及时发现新问题。其不足则在于，研究材料多来自于研究者日常工作生活的经验范围，难免会受到地域和环境的局限。虽然也有些学者有意识突破个人生活圈子，专门蹲点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单兵作战，实施的范围有限，调查对象仍是个别或少数几个单元的，即使调查者所选择的对象是十分典型的，毕竟缺少更广泛的样本作为佐证，要反映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错综复杂的道德状况仍会有一定的误差。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能否据此对全社会的道德状况作出真实准确的判断仍是一个问题。例如，倘若我们在生活中直接受到假冒伪劣产品的伤害，我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或新闻媒介披露的这类行为就会有更多的关注，极容易被激起强烈的义愤；当前收入处在中低阶层的知识分子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感受到金钱、权利对人格的压迫和羞辱，他们对违法乱纪、腐败现象也就会格外敏感，并且向四周扩散其深恶痛绝的态度，一旦见到社会生活中出现欺诈、冷漠、自私的行为，便对人情人性置疑不信；一些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怀有疑虑的人，看到特区出现的某些消极的社会现象便会加倍痛心，这些都可能促使我们对当前道德状况作出“世风日下”的判断。然而从道德经验研究的角度看，单凭类似的直观体验来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作总体描述和定性判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仍未走出古代伦理凭借个体经验进行推论的传统思路，缺乏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采样统计和以科学手段为保障的客观分析与检验，因而难以使我们对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道德认同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作出较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描述，我们据此对当前的道德现象作出的分析就可能是不够充分的，甚至可能导致以偏概全的错误结论。因此，这样的经验研究仍然不能有力地解释，更不能有效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道德问题。
我们以为，开展着眼于现实的道德经验研究首先应当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把握并描述当前的道德状况，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其产生的原因与背景作深入透彻的全方位透视，而更广泛地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向我们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较为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手段。
我们知道，社会学方法的第一原则便是它的实证性，它以经验事实为研究内容，将本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建立在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和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它要求一切认识和结论都必须来源于事实并且为实践所验证。社会学方法不仅强调可以直接观察和测量的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基础，而且高度重视材料的广泛性与客观性，它要求严格地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区分开来。要求研究者像解剖麻雀一样，尊重事实，杜绝主观臆想；像拆卸机器一样，尽量不带个人感情、好恶、不受主观价值左右。为做到这一点，社会学把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作为进行研究的第一步，并在实践中总结了一系列对纷繁杂乱的社会现象作广泛的采集和去伪存真的检验、统计分析的有效方法，如实地观察、抽样调查、访谈、文献分析、实验等，并采用科学的手段对每一种方法及每一项研究的效度与信度进行检测和评价，因此它能较为准确全面地对研究对象作出“是什么”的判断。而这恰恰是我国伦理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其次，社会学是“当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被运用于对人的研究时”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其目的是要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描述和解释，因此它十分重视将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以确保研究成果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和普遍的阐释力。为此社会学常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以抽样调查、统计测量等定量研究手段作为定性分析的基础和保障乃是当代社会学方法的最大特色。在提出某一研究目标或假设之后，社会学研究通常采用定类、定序、定距—定比及因素分解等方式将有关研究对象的资料加以尺度化，然后运用各种科学的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取样，再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有关研究对象的各种数据。在此基础上方考虑对所研究的问题做出定性推断和理论概括。例如我们若要了解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价值观与行为准则上的差异，即可通过分层或随机抽样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根据需要分别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测量以及方差分析、路径分析等科学方法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在总结出上述差异的同时，还可计算出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再据此对经济水平、年龄、教育诸因素对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产生的影响分别做出阐释，无疑具有较为客观的依据和更强的说服力。
即使是采用传统的观察、访谈等调查形式，社会学方法也总结了一套比较科学客观的采样技术。例如在运用观察法时，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视观察计划的制定和建立科学的操作程序，如有规律地观察同一对象，在观察前有目的地设计好详细的观察表格或清单（在有结构的观察中），以及有针对性地选择参与式观察、直接或间接观察等不同方式。而在访谈法的实施中，社会学方法则更强调对访谈对象的随机选择，问卷设计和提问方式的标准化，以及对访谈环境的控制，并且对访谈中可能影响资料可靠性的各种异常情况和对策都有周密的研究。总之，尽可能避免主观意志的干扰，确保资料搜集的客观性和代表性，并尽可能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都转化为可供科学统计和比较分析的量化信息，在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时，也努力追求资料的精确化。这大概就是社会学方法的又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它的最大优势。
反观我国伦理学界长期以来运用的研究方法，除了引经据典的理论演绎，便是触景生情的大发议论，或者就是少数道德典型的总结推广，不仅在研究样本的选择和资料的搜集上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任意性，在对样本进行考察与分析时也缺少统一的标准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在分析技术上则局限于单一的定性分析，由此得到的对现实道德状况的认识自然难免带有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因而必然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益纷争。笔者以为，伦理学的经验研究正应从“是什么”入手，通过“为什么”的因果探求，最终提出“怎么办”的措施。因此更加广泛而又真实准确地获得有关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准则、价值态度的第一手资料，乃是准确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基础和前提。倘若我们能自觉地借鉴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开展道德经验研究，不仅能使我们所获取的资料具有更大的效度和信度，还能利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帮助我们对导致当前道德变化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舆论宣传等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作出有更大参考价值的实证分析，并由此推进伦理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社会学方法中另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手段是实验。这是一种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技术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旨在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可控制方法。它往往采用有目的、有意识的改变或控制某些社会环境因素或向实验对象施加某种经过设计的实验刺激的方式，通过观察实验对象的反应，分析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得到关于实验对象的变化规律和有效改变因变量的正确途径的认识。例如我们要进行关于宣传诱导对于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的作用的研究，即可准备一套关于特定主题（如股票证卷交易）的系列影片，有计划地让实验对象观看（如每周两次，连续三周），并分别在实验前和实验后要求他们回答同样的问题（如对个人炒股票的态度），便可统计出电影这一诱导手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倘若我们在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对象中进行同样内容和条件的实验，则可发现这两种自变量与因变量——诱导效果之间不同的相关程度。此类方法较之一般的社会调查具有研究者可对环境施行有效控制，并可将研究对象置于动态环境中纵贯式地考察其发展趋势的优点，还可进行两个或多个不同条件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对照实验，因而能显示出更高的信度和效度。
社会学的实验法不仅可以在相对关闭的人为环境中进行，也能有条件地在特定的社区或团体的现实环境中实施，因而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社会学的实验法对于伦理学研究同样是极富启示性和建设性的。我们的道德经验研究不仅需要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要求和现实道德状况做出正确的描述和分析，为社会成员的道德实践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目标与规范，还应探讨如何不断提高公众的道德素养，有效地约束违反道德的行为，为改善道德秩序和社会风尚，建立行之有效的道德社会调控机制提供可操作的措施与方案。例如，我们要研究在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下如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对公民的社会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控，就需要对法律、法规、舆论监督、宣传诱导、思想教育、树立榜样等各种社会调控和教育手段与道德建设间的因果关系加以研究和考察。在这方面社会学的实验法较之我们通常采用的试点方法，显然有着更加周密的设计、严格的控制和较为科学成熟的观察测量与分析的技术。若能借助社会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社会环境因素进行有控制的改变，通过施加特定的实验刺激和科学的效果检测，考察动态中的道德行为变化规律，检验各种道德调控方案的可行性、有效性，待取得科学的认识之后再行推广，必能有利于将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落实到现实操作中。这比起我们过去习惯于采用的比较单一的宣传模范典型或大搞群众运用的道德建设方式也许能收到更大的实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学方法在伦理研究领域的应用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它既能促进我国伦理学研究不断贴近现实生活，又能帮助我们摆脱经验研究手段贫乏的困境，推进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为伦理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和开拓性进展，因而是值得广大伦理学研究工作者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