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交往视域下云南藏区城镇语言使用现状分析
——以香格里拉建塘镇为例
王德强(绒巴扎西)1，赵 婕2
(1.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校长办公室，云南 临沧 677000；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 在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客观描述云南藏区多民族交错杂居并具有典型性的中心城镇——建塘镇——族际交往过程中语言使用的现实图景，深入分析该区域各民族群体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现状，较为全面地描述介绍了该区域各民族交往过程中使用通用语言的情况。研究认为:在云南藏区城镇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已得到普及，并广泛运用于该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领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该区域双语及多语现象，既是云南藏区城镇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为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 云南藏区；族际交往；语言使用现状
语言是交往交流的工具，多民族区域族际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民族交往交流的现实状态及民族关系的走向。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董晓波对甘肃河西走廊的裕固族语言使用情况作了田野调查，详细描述了在地理环境、汉语文教育、民族通婚等因素影响下，裕固族族内语言使用的状况及差异。(1) 董晓波:《裕固族民族语言使用现状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以红石窝、韭菜沟、喇嘛湾三乡为例》，《科学经济社会》2006年第4期。 戴庆厦认为构建语言和谐是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任务，构建语言和谐有助于促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2) 戴庆厦:《构建语言和谐是当前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民族语文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陈海宏、谭丽亚认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时，应当坚持为传承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服务，坚持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3) 陈海宏，谭丽亚:《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孟红莉分析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城市居民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语言使用情况，并认为语言作为各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能力制约着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4) 孟红莉:《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安丽卿通过分析青海各民族语言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认为青海各民族语言的交流融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5) 安丽卿:《青海各民族的语言交流与社会发展》，《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阿如娜、高红梅认为克什克腾旗蒙古语言使用情况较好，当地蒙古族的母语意识与态度也较为积极，但有些地方存在着蒙古语言使用范围缩小、蒙古语言社会功能弱化、蒙古族缺乏母语意识、语言态度不积极、语言能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6) 阿如娜，高红梅:《克什克腾旗蒙古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第5期。 戴庆厦认为必须处理好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语言互补和语言竞争、母语使用和通用语兼用、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等关系。(7) 戴庆厦:《“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理论与实践——“语言保护”实施后的五年回顾》，《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 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 巴特尔:《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政协“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双周协商座谈会发言摘登》，《人民政协报》2018年10月16日第2版。
直流输入电压udc=55 V时,对比其中一相相电压在空间矢量调制下滤波前后波形可知压空间矢量调制波形为马鞍形,相电压频率为50 Hz,波形图如图7所示。由于相电压的三次谐波在合成线电压时会相互抵消所以线电压波形为只存在50 Hz基波的正弦波,如图8所示。通过FFT分析,其主要成分只有50 Hz基波。线电压峰值为54 V,直流电压利用率为98.1%,与SPWM调制相比提高了15.3%,其值和理论分析值接近。可见,SVPWM调制下直流母线电压的利用率较高。
国外对少数族裔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多聚焦于少数族裔和移民的社会融入。Manana Rusieshvili，Izabella Petriashvili与Kakha Gabunia分析了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民族因语言障碍面临的社会融入问题，认为应当由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掌握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9) Manana Rusieshvili，Izabella Petriashvili，Kakha Gabunia.Multilingual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to society (Using the example of Georgia) International [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2016:60-69. Aslan Zorlu和Joop Hartog研究考察了来自四个国家的荷兰移民的荷兰语掌握熟练程度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融入情况的之间的关系，移民掌握荷兰语的熟练程度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0) Aslan Zorlu，Joop Hartog.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J]. Institute Labor Economics, 2018.04:1-25. Schmidt Ulrike阐述了教育——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对于促进多民族社会中少数族裔融入社会的重要性，是少数民族能够平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并概述了六个欧盟成员国如何有效地通过教育及语言政策促进其民族融合的过程。(11) Schmidt Ulrike.The aspect of culture in social inclus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ssessing language education[J].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2007,Vol. 6(1):1-28. Te Tari Taiwhenua分析了语言在新西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迁入新西兰的移民大多不是以英语为母语，要使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各项技能，就必须帮助他们学好英语。(12) Te Tari Taiwhenua.Language and Integration in New Zealand [R]. Internal Affairs, 2013:1-11.
国内外学界关于多民族国家及区域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多民族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国家通用语言在少数族裔社会融入中的重要作用。但鲜有对多民族、多语种环境下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实证描述与分析，进而揭示区域民族关系的现状及走向。本文既客观呈现了云南藏区城镇多民族、多语言背景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状态，也为正确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趋势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素材。
一、田野点概述及样本特征
(一)田野点概述
建塘镇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及香格里拉市行政中心驻地，是全市乃至全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通衢，是东部藏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和中转站，是云南进出西藏的咽喉。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市场化以及香格里拉旅游的兴起，族际交往、互动日益广泛深入，各民族之间语言接触、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现象日益频繁。改革开放以来迪庆长期保持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全国藏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建塘镇是香格里拉市乃至迪庆州人口聚集最多、民族种类最多、民族人口集中度最高的城镇。因而，为我们研究民族交往及语言使用情况提供了理想的区域样本。
表 1香格里拉市各政区民族人口分布状况 (13) 本表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及《香格里拉年鉴》( 2014年)计算制作。
香格里拉市人口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民族有藏族、汉族、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苗族。建塘镇是香格里拉各民族人口集中指数最高的区域，全市45.32%的藏族人口，44.34%的汉族人口，23.77%的纳西族人口，41.90%的回族人口，63.86%的白族人口，61.37%的普米族人口集中在建塘镇。从表1还可看出，人口上千的九个民族在建塘镇均有分布。因此，建塘镇作为本次研究的田野点无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样本特征
样本的民族类型是影响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样本的民族类型统计描述如下 ：总样本中藏族699人，占样本总量的45.9%；汉族277人，占样本总量的18.2%；纳西族248人，占样本总量的16.3%；白族134人，占样本总量的8.8%；傈僳族95人，占样本总量的6.3%；彝族30人，占样本总量的2.0%；其他民族合计36人，占样本总量的2.4%；缺失5人。样本的民族结构大体与常住人口的民族结构一致，为保证统计结果有效性，本研究仅对样本量大于50人的民族进行统计分析。附表3。
2、工作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本课题调研在专家论证和预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于2017年8月赴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开展入户问卷调查、访谈、召开座谈会和文献搜集等相关工作。先后有32名通晓汉藏双语并受过专业训练的云南民族大学师生承担田野调查工作，在建塘镇常驻人口中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155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4份。
表 2样本的基本特征
表 3样本的民族类型 (14)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二、云南藏区语言使用现状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通晓其他民族语言是了解其他民族并与之深入交往的前提基础，掌握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有助于反映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状态及趋势。
(一)语言能力的基本情况
根据对1524份样本的统计，有效样本为1520份，缺失4份。其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516人，占样本总量的33.9%；掌握两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821人，占样本总量的54%；掌握三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135人，占样本总量的8.9%；掌握四种语言的调查对象有36人，占样本总量的2.4%；掌握五种以上语言的调查对象累计有12人，占样本总量的0.9%。掌握其他民族语言是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条件，66.1%的调查对象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表明云南藏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较广泛的交往交流。附表4。
表 4样本掌握语言种类统计表 (15)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二)语言能力的族际差异
藏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92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13.2%；掌握两种语言的有542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77.7%；掌握三种语言的有41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5.9%；掌握四种语言的有17人，占藏族样本总量的2.4%；掌握五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藏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比重高达86.8%，表明建塘镇藏族普遍具备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语言能力。
为考察建塘镇语言能力的族际差异，我们将掌握语言数量与民族类型作了交叉分析，详于表5。汉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212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76.5%；掌握两种语言的有47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17.0%；掌握三种语言的有16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5.8%；掌握四种语言的有2人，占汉族样本总量的0.7%。
为了响应现代生活对竹建筑的诉求，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18年设计建造了2个具有“批判地域主义建筑”特点的竹建筑案例。一个是位于湖北的竹桥项目，另一个是位于山东的薰衣草生态园南大门项目。2个项目地点在地理上相隔约上千公里，前者当地拥有丰富竹资源，而后者当地缺少竹资源，2个项目均说明了竹建筑对乡村旅游及乡村发展的作用。
纳西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73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29.7%；掌握两种语言的有120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48.8%；掌握三种语言的有46人，占纳西族样本总量的18.7%；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纳西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占70.3%，且掌握三种语言的比例最高，表明纳西族样本中具备与两个以上民族进行语言交流的占比较高。
很多人心里都不舒服，说来说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又都闭了口。试问一下，别人除过自己的工作，去掏厕所把自己弄得臭烘烘连老婆孩子都不愿近身了？去牵着驴顶着毒日头口干舌燥满山沟地给它找吃的去了？还是在假期本该休息时一个人寡兮兮地在学校修理那些被淘气孩子损坏的课桌？还是给同事和村里人的家具义务上油漆，给学校充大工修理房子，当农工苦呛呛地去垦荒田了？
假设1获得支持。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对战略柔性的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两者与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都有正向的影响。假设1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必须坚持文化的“群众性”这一根本原则，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白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67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50.0%；掌握两种语言的有50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37.3%；掌握三种语言的有11人，占白族样本总量的8.2%；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半数的白族样本只掌握一种语言，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人也略低于其他民族。
以上分析表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族际交往的基础，汉语已成为建塘镇各民族购物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表明云南藏区在经济交往中族际边界已经淡化，只有在民族特需用品及当地农特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尚存边界。
表 5民族类型与语言能力的交叉百分比 (16)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该表有效样本为1515份，缺失9份。
以上分析表明 ：建塘镇各民族掌握语言种类的情况存在差异，汉族样本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人数占比较高，表明汉族与各民族交往时多使用汉语；藏族样本中掌握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数占比最高，占藏族样本总量的86.8%，表明建塘镇大多数藏族不仅能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还能用其他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各少数民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样本也有一定的占比，其掌握的语言既有可能是本民族语言，也有可能存在语言转用现象；从民族交往的视角看上述两种状况具有不同的交往意涵，详于下文。
三、语言使用的族际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云南藏区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状态及方式，我们对各个民族在与人交谈时最常用的语言作了频率分析，并对各民族在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的情况作了分析，以期客观呈现建塘镇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现实状态。
(一)通用语言分析
我们对问卷中 “第一常用语言”作了频次统计， 在1524个样本中，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为1478，占有效样本总量的97.4%；藏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为22，仅占1.5%；其他民族语言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比例均不足1%。详于表6。
表 6总样本中第一常用语言频次统计 (17)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数据表明，调查点建塘镇虽然是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区域，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已在建塘镇得到普及，汉语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的频次占有效样本总量的97.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掌握两种语言的样本中，汉语作为第一常用语言的频次高达99.6%。详于表7。此外，表5和7数据表明，在建塘镇各少数民族中均已出现语言转用，藏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92人，而以藏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22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藏族样本中，有76.1%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纳西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73人，而以纳西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10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纳西族样本中，有86.3%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白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67人，而以白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2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白族样本中，有97.0%出现了语言转用。傈僳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39人，而以傈僳语为第一常用语的样本只有2例，这说明在只掌握一种语言的傈僳族样本中，有94.9%的出现了语言转用。在懂两种语言的样本中少数民族语言主要作为第二常用语。藏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有效样本的69.7%；纳西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有效样本的16.6%；傈僳语、白族语也有一定的占比。藏语作为第二常用语言的频次占比较高不仅是因为该区域是个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杂居的区域，还因为掌握两种语言的样本中藏族样本占比高所致。
表 7懂两种语言的样本中第一常用语言和第二常用语言频次统计 (18)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二)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状况
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不同场域语言使用状况可以反映民族交往交流的状态以及民族关系。
当今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号发生器在电子线路、科研工程及教学实验中应用广泛。目前，市场上的信号发生器主要包含函数信号发生器、频率合成式信号发生器等。1971年3月，美国学者J.Tierncy，C.M.Rader和B.Gold首次提出了直接数字频率合成（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s）技术[1]。直接数字合成技术（DDS）频率分辨率高，同时有着输出频点多、切换速度快的优点，产生的波形信号稳定、低失真。与传统的信号发生器相对比，具有体积小、价格低、功能齐全、系统稳定的优点。
若桐，90后一枚，正值青春期，最大的梦想是拥有脸上痘痘一般多的钻石。留学IT，程序员里最屌丝的文青，爱敲代码，主要敲些理想。喜音乐，自封“唱作人”，金牌浴室歌手，擅长吵醒室友。闲暇时，啃指甲望天花板，过着今天，想着明天，记录昨天。
在1514个有效样本中有87.1%的样本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10.9%的样本主要使用藏语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占比较低，为2.1%。进一步分析各民族在购物时语言使用情况表明，汉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9.3%，表明汉族在购物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76.4%，在购物时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22.9%，在购物时使用其他语言的较少，不足样本总量的1%。说明汉语已成为建塘镇各民族经济交往中最主要的语言工具。但是藏语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定的空间。如在购买当地农特产品、宗教用品时，用藏语进行交流屡见不鲜。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90%以上，彝族在购物时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虽不到90%，但也有86.7%。详于表8。
表 8不同民族在购物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 (19)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傈僳族中只掌握一种语言的有39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41.5%；掌握两种语言的有40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42.6%；掌握三种语言的有13人，占傈僳族样本总量的13.8%；掌握四种语言及以上的样本量较少。
在1524份有效问卷中，从性别构成看，男性652人，占总样本总量的42.8%；女性869人，占总样本总量的57.0%。男女比例较为平均，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从户口结构看，城镇户口为866人，占样本总量的56.8%；农村户口为649人，占样本总量的42.6%；城镇户口的比例略高于农村户口。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20岁及以下的43人，占样本总量的2.8%；21-30岁的581人，占样本总量的38.1%；31-40岁的451人，占样本总量的29.6%；41-50岁的312人，占样本总量的20.5%；51-60岁的80人，占样本总量的5.2%；60岁以上的40人，占样本总量的2.6%；缺失17人。样本的年龄结构结构符合正态分布。附表2。
在1515个有效样本中有89.8%的样本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9.3%的样本使用藏语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不足1%。详于表9。汉族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工作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工作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79.4%，在工作中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20.0%。表明藏族在工作中大多数使用汉语进行交流，也有一部分藏族在工作中使用藏语，说明汉语虽然是社会工作中主要使用的交流工具，但由于该区域藏族人口占比较高，在一些面向基层、面向乡村的部门或行业仍需要使用藏语进行交流。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彝族、苗族、普米族在工作中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90%以上。在工作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占比较低。
表 9不同民族在工作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 (20)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3、聚会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1、购物时语言使用的状况
在1517个有效样本中有76.7%的样本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相比购物和工作场域使用汉语的比例略低；19.5%的样本主要使用藏语交流，相比购物和工作场域使用藏语的比例略高；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均不足2%。附表10。进一步分析各民族在聚会中语言使用情况表明，汉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聚会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58.7%；在聚会时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40.8%；在聚会时使用其他语言的较少，占比不足1%。纳西族、回族、白族、傈僳族、苗族、彝族、普米族在聚会时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均超过本民族样本量的80%以上。其中纳西族聚会时使用纳西语，彝族聚会时使用彝语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7%和13.3%。 表明汉语已经成为建塘镇镇各个民族聚会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但与购物和工作时相比，在聚会中各个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占比明显提高，表明聚会作为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一定的族际边界。
一辆东风日产奇骏，VIN码为LGBL2AE078Y******，搭载日本Jatco无级变速器，行驶里程为304 795km。车辆挂挡(R/D)时，振动非常大。同时，车主反映该车因此故障在多个修理店检查、修理过，但故障一直未能彻底排除。
表 10不同民族在聚会时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 (21)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各个民族之间的聚会通常是非正式场合的交往，聚会能够反映各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深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程度。汉语成为建塘镇各个民族聚会时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广泛性。
4、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
在1515个有效样本中有56.4%的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进行交流，相比购物、工作和聚会时使用汉语的比例降低；31%的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藏语交流，相比购物、工作和聚会时使用藏语的比例提升；6.9%的样本使用纳西语交流，使用其他语言交流的样本均不足3%。详于表11。进一步分析各民族在家庭生活中使用语言的情况表明，汉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汉族样本量的98.6%，表明汉族在家庭生活中几乎使用汉语进行交流。藏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32.1%；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藏语的占藏族样本量的66.4%；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占比为1.4%。纳西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纳西族样本量的62.3%；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纳西语的占纳西族样本量的36.8%；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占比不足1%。白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白族样本量的72.4%，；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白族语的占白族样本量的23.9%；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例较低，占比为3.7%。傈僳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傈僳族样本量的65.3%；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傈僳语的占傈僳族样本量的29.5%；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例较低，占比为5.3%。彝族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占彝族样本量的40.0%；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彝语的占彝族样本量的56.7%；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语言的比例较低，占比为3.3%。说明在建塘镇各民族家庭生活中汉语已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
表 11不同民族在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情况的交叉百分比 (22) 本表中百分比由 SPSS19. 0自动计算生成，数值由于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千分之一的误差。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母体，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反映了特定文化空间中人与人交往过程中自然而又真实的语言归向，在多民族杂居区域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文化空间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状态。数据表明，在建塘镇各民族家庭生活中汉语已成为各民族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在一些少数民族家庭中已出现语言转用，有32.1%的藏族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有40.0%的彝族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样本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的比例更高；各民族之间也零散地存在语言转用现象。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各民族使用民族语言的比例又明显高于社会公共空间；在藏族和彝族样本中，在家庭生活中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比例高于使用汉语的比例。这表明建塘镇各民族在广泛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得到了传承。
近年来，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建立数字化运行中心，将集团最新数字化工具引入中国，并持续推广“SIO前瞻”项目，不断推进和优化智能化创新运营模式。液空中国高层认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向数字化、数据驱动的运营模式转型是取得业务成功的关键。
四、结论
云南藏区城镇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已得到普及，并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领域，成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该区域的主体民族藏族，通晓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占比高于其他民族，达86.8%。该区域双语及多语状态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较好地传承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在藏族家庭生活中藏语仍广泛使用，以藏语为主要交流工具的家庭占样本的66.4%。该区域双语及多语现象，既是云南藏区城镇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为不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问卷调查表明，该区域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从各民族之间的交友结构看，样本中95.6%的人具有两个及以上民族类型的朋友；样本中90.3%的人与两个及以上其他民族的朋友保持着互助关系；已婚样本中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比例达52.5%。云南藏区保持长期稳定与各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密不可分，而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普及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历史过程，也是历史趋势。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民族之间的语言兼用、转用不可避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民族语言文字是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在在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传承和保护好民族语言文字。云南藏区城镇双语及多语现象为我们正确处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与传承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列。在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和优秀文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丰厚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美美与共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Urban Language Use in the Tibetan -inhabited Area of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The Case of Jiantang Town of Shangri -La
WANG De-qiang1 & ZHAO Jie2
(1. President’s Office, West Yunnan University, Lincang 677000, China；2.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Jiantang Town where typical multi-ethnic contacts occur,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alistic picture of language us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in the Tibetan-inhabited area of Yunnan. It give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ability and language us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reveals the common language adopted i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region. It concludes that Chinese as a lingua franca in the Tibetan-inhabited area of Yunnan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has become the main language tool for the exchange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phenomena in the region are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long-term exchanges among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but also a mirror of the promising prospect for their further exchanges.
Key words :Tibetan-inhabited area in Yunnan;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current language use
【作者简介】 王德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校长，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藏及四省藏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状调查研究”(16ZDA154)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9) 06-0030-10
(责任编辑 王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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