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中部地区资源开发中的非整体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宁夏论文,资源开发论文,性问题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P96 文献标识码：A
1 区域基本情况
宁夏中部地区居于黄河冲积平原、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台地、腾格里沙漠及毛乌素沙漠等地形单元的交接过渡地带，在自然区划上主要属于盐（池）同（心）荒漠草原区；行政区划上属吴忠市，下辖利通区、青铜峡市、灵武市、中宁县、中卫县、盐池县和同心县，总面积2.71×10[6]hm[2]，占宁夏全区面积的52.3%。该区域现有187.3万人口，占宁夏人口总数的34.5%，人口密度为69.1%人／km[2]，低于104.8人／km[2]的宁夏平均水平。该区域还拥有占全宁夏77.0%的荒地，63.8%的草场资源、90.2%的煤炭资源、100%的天然气资源，以及丰富的石膏、石灰岩、粘土矿、芒硝、白云岩等非金属矿产资源，光热资源也非常充足，太阳总辐射量为5713.5-6056.2MJ/m[2].yr，年日照时数达2884.7-3030.2d[1]。
较小的人口密度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宁夏中部地区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广阔发展空间的重点开发区域，同时也是晋陕蒙宁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组成部分，其开发也具有全国意义。但是，由于该区域处在我国北方生态脆弱带上，其生态环境具有强烈的过渡性、复杂性和脆弱性，任何一类开发活动或多或少、或早或迟，都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些不利影响，目前，这里就存在着森林退缩、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等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有时这些负面影响造成的环境经济损失大于收益。探讨该区域的资源开发历程与其中存在的误区，有助于在今后的区域开发和生态建设中，扬长避短，对于该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2 区域的资源开发历程与生态环境变迁
2.1 区域的资源开发历程
宁夏中部地区历史时期处于中原王朝的边地，是政权更替频繁、民族交锋激烈的区域，在生产方式上，往往是“出之于本族的习俗和利益，而不顾对于自然生态平衡的影响，因而就难免引起若干副作用，还往往贻患于后世。”[2]
秦汉以前，宁夏中部地区基本保持自然状态，其景观是在草原背景上，星罗地分布着湖沼与森林。西汉初期，在“屯田耕战，移民实边”的边地开发政策之下，该区域得到了大规模的军垦，平原地区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丘陵台地辟为牧场，原来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始发生变化。自汉代至元代，宁夏中部地区基本维持着这样的农牧业格局，只是农业与牧业此消彼长，时有兴废，如唐初和西夏，卫宁平原与银川平原南部的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人工绿洲面积扩大；而在汉末至南北朝，则是水利设施废驰，灌溉农业倒退。明朝在边疆地区大力实施屯田，明太祖“命天下卫所军足自今以十之七屯田，十之三守城，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3]宁夏中部地区自此进入了大规模农耕开发阶段，平原地带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作物品种增加，实行粮草轮作，丘陵台地也被大规模地开耕，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军事上对马匹的需要，畜牧业规模依旧浩大。清王朝前期推行禁垦政策，但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清庭一改初衷，倡导“借地养民”政策，本区域农牧业生产曾经有过繁荣的景象，但是由于不合理开发与战乱破坏，及至清末与民国时期，民生凋敝，田地荒芜。
新中国成立以后，宁夏中部地区的开发进程明显加快，1949年，该区域人口总数为40万人，耕地面积为1.9×10[5]hm[2]，到目前，人口总数翻二番还多，耕地面积也达到35.1万hm[2]，增加了近一倍，矿产资源也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煤炭的开采量已超过2000万t。
2.2 区域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演变
2.2.1 生态环境的整体旱化
宁夏中部地区气候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只有300mm左右，干燥度3.0-4.3，水面蒸发量在1600-2400mm之间，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与工矿业开发，必然加速其生态系统的旱化过程，这在山地地形雨、泉水、湖泊的消失与植被的旱化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例如，本区域的香山和罗山，历史时期分别有“七十二水头（泉水）”和“七十二场巡山雨”之说，但民国以来即成为“历史传说”。又如现盐池县境内在明朝时期有一泉水——铁柱泉，“水桶甘洌”，“日钦数万骑弗之涸，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垦之地，北虏入寇，往返必钦于兹。”当时为守泉而筑铁柱泉城，城内屯兵，城郊垦为耕地。400余载后的今天，铁柱泉城早已是荒无人烟，泉水几近消失，城北流沙成带并已侵入城中，城南地势低洼尽为盐土，并有固定沙丘散布其间。宁夏中部地区明清时期还有两处“鸳鸯湖”，分别在灵武的白芨滩与同心的韦洲镇附近，湖水浩荡，湖周草木繁盛，众多水鸟栖息其中，景色秀美，但是此后湖面缩小直至20世纪中后期彻底干涸，湖区出现流动沙丘[4]。
2.2.2 局部生态环境的良性化与大范围的恶性化
宁夏中部地区经历2000余年的开发，在局部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灌溉农田生态系统，主要有银南平原、卫宁平原等老灌区，及固海扬水、盐环定新灌区。灌溉农田生态系统较之原先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能流与物流的输入与输出有很大的提高，稳定性和承载力也有所增强。但是，从大范围来看，宁夏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却是更加恶化，这突出表现在植被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等方面。
明代在宁夏境内修筑长城时的选线原则是“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使虏绝牧；凡沙碛之的，筑之于外，使虏不庐”。据此考证，绵延在灵武、盐池北端的长城（宁夏称东长城），当时是明朝中叶荒漠草原与干草原的分界线，但现在的东长城内外，均为沙化严重的荒漠草原，而今天荒漠草原与干草原的界线，已移到该区域的南端，两者相去已有100km。森林与中生灌丛在宁夏中部地区属非地带性植被，主要分布在海拔2000m以上的山地阴坡，史书记载曾有桦木等喜凉落叶树产于此，但现在高大乔木只有云杉和油松，其中油松已丧失了自我更新能力。
宁夏中部地区素为宁夏的畜牧业基地，共有各类草场面积1.91×10[6]hm[2]，但到目前为止，该区域几乎所有的草场都有程度不同的退化，而且其中30.2%的草原已经严重沙化；水土流失面积达7.2×10[5]hm[2]，占该区域面积的26.5%，且主要存在于该区域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盐渍化土地面积3.7×10[4]hm[2]，占该区域耕地总面积的10.6%，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老灌区。
3 非整体性——区域资源开发中的突出问题
3.1 政策导向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与政策的不连续性
宁夏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是典型的政策主导型模式。如前所述，历史上在政局动荡、民族矛盾激烈或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这里通常以畜牧业为主；在中原王朝政治稳定并向外扩张的时代，灌溉农业往往深受重视而蓬勃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宁夏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资源开发过程也深深地烙下了时代的烙印：从1949年到1963年的15年中，经历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本区域的耕地面积由1.86×10[5]hm[2]，增加到2.45×10[5]hm[2]，年增长率为1.91%，但其中的粮食种植面积由总耕地面积的48.2%上升到78.8%，增加了近1倍，粮食产量增长了2.5倍；1964年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该区域的粮食种植面积一度占到耕地总面积的94.3%，种植业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80%以上；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受“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政策的影响，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很大的调整，目前，其大农业中农林牧渔的贡献率分别为57.6%、3.0%、38.2%、1.2%[5][6]。作为资源相对富集区，本地区的煤炭、石油、石膏等非金属矿业资源从七十年代以来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其中煤炭的年开采量已达到2000万吨，占全区煤炭产量的近一半；此外，自80年代实行吊庄移民式扶贫模式以来，本区域已建成8个扬黄新灌区，安置移民18万人。
宁夏中部地区之所以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资源开发模式，这与其多样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该区域土地面积广大，可谓“川山沙”区均有，宜农、宜林、宜牧地皆存，过境水资源与矿产资源丰富。由于政策的不连续，导致资源利用的不连续，同一块土地一会儿农用，一会儿牧用，一会儿又为林业用地或工矿业用地，至于在种植业或其它产业内部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则更是司空见惯，这其间常常不可避免地造成土地资源的破坏及其经济性能的降低。在1999年实施生态建设试点之前，“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恢复政策就已经在本区域贯彻了近20年，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各业争地与生态破坏问题。
3.2 资源开发过程在时间上的间断性与跨跃性
宁夏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在时间上存在着间断性与跨跃性，间断性表现为一定地区的某一资源利用方式沿续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政策的不连续或资源枯竭、环境退化而无法持续下去；跨跃性体现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影响的深入，新的资源开发模式得以实施，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强度大大扩展，在很短的时期内某种资源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利用。
据考证，唐宋时期宁夏中部地区盛产池盐，最多的时候曾有20余个盐池，后来由于池沼一个个干涸，开采池盐这种资源利用方式也渐渐消失，而今只保留下来“盐池”这样的地名，继之而起的有芒硝、石膏矿等的开采，池沼也逐渐演变成盐碱滩地，只能用做放牧草场。磁窑堡现在是灵武市东北部的一个以采煤为主的矿业镇，因盛产陶土，明清时期是灵盐台地区的磁器供给地，陶土采尽以后，砖瓦粘土资源又被开发利用了百余年。素有宁夏中部风沙干旱区“湿岛”之称的罗山（包括大罗山和小罗山），20世纪60年代的森林覆盖率还在50%以上，有泉水32处，其后，由于人口激增，坡地被开垦，有6-7万只羊常年在山上放牧，森林资源也遭到盗伐，加之在罗山脚下前后打了十余眼机井，地下水超采过量，致使罗山的森林下限上升了2km，覆盖率降到32%，森林的保水蓄水作用下降，一半以上的泉水消失，大罗山周围的15眼机井采水深度由17米下沿到104米，仍无水可采。在引黄灌溉利用过境水资源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跨跃性特点，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修了秦渠、汉渠，美丽渠、七星渠等，新开了东干渠和跃进渠等干支渠，使自流灌区面积大大扩展；同时在黄河西岸的灵武市临河、狼皮子梁，吴忠市扁担沟等乡，兴建了小规模的扬黄灌区；在宁夏中部的台地或山间平原，建成了南山台子、固海、盐环定、红寺堡等大规模的扬黄灌区，使本区水浇地面积由50年代的4.8×10[3]hm[2]，增加到现阶段的1.86×10[4]hm[2]，在荒漠草原地区再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绿洲。
总的看来，宁夏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由地表至地下，由可更新资源到不可更新资源、由就地转化到从外界引入，其中间断性与跨跃性并存，而没有明显的循序渐进过程，资源的抢占与透支问题非常突出，这样的资源开发过程毫无疑问追求的是短期效益和局部利益，造成的后果却是宏观的、整体的，即整个宁夏中部地区的生态恶化与资源耗竭。
3.3 资源开发过程在空间上的非全局性
宁夏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空间地域差异比较大，因此在资源类型、资源状况、开发利用方式和程度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异，例如在本区域东部风沙区的盐池县，近年来在其水土资源利用上，就根据地域特点开发利用了“三股”水、建设了“三田”，即南部黄土丘陵区打窖发展窖灌农田；中部依托盐环定工程发展扬黄灌溉农田；中北部打井开采地下水发展井灌农田。区别生态环境类型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资源开发模式，本是符合因地制宜的资源开发原则的，但实际上，本区域的资源开发过程广泛存着空间上的非全局性，即生态建设与生态破坏（或生态建设性破坏）并存、人口的移入与移出并存、城镇的分散与集中并存，结果是前所述及的小范围的生态良性化与大范围的生态恶性化，而且往往表现为重点治理区的荒漠化、盐渍化土地逆转，其他区域的植被破坏引发荒漠化与水土流失。
红寺堡灌区是宁夏最大的扬黄移民吊庄新灌区，已开发土地面积75972hm[2]，其中土壤沙化面积占到总面积的41.3%，盐化土地面积占5.5%，潜在盐化土地面积占3%。[7.8]扬黄新灌区的灌溉退水往往还造成邻近老灌区的土壤盐渍化，这在灵武扁担沟新灌区等地已经表现出来。宁夏中部地区自实施吊庄移民政策以来，作为人口迁入地，已从区域以外移入人口10余万人，而且同时也存在着区域内部的大规模生态移民，如同心县将罗山脚下的新庄集乡8000余人搬迁到红寺堡灌区；盐池县将其北部苏步井乡3000多人整体搬迁到城西滩新灌区，等等。对迁出地实行封育和生态重建，在迁入地开辟大面积的水浇地，发展绿洲农业，但是迁入地属高扬程灌区，水价要高出自流灌区10倍左右，按现在的粮价和用水量来计算，种田是不经济的。另外在城镇建设方面，当地领导也普遍推崇“增长极”理论，追求“规模效益”，结果是县级市镇迅速发展，而乡镇发展迟缓甚至有所萎缩，如大水坑镇和马家滩镇，由于长庆油田将生活基地移往银川市，迁出人口2万人，致使城镇的功能和地位都有所下降。
3.4 各部门条块分割，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或浪费
在宁夏中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各行业各部门往往都从各自的职能和利益出发，对资源利用提出要求，特别是对多宜性土地，这在近几年该区域生态建设过程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在《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精神引导下，全国各省区、各部委和机构根据各自的管辖范围或业务分工，制定了相应的生态建设规划，宁夏中部地区各市县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市县的各业各部门都拿出了初步的规划方案，但这些方案大多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产物，如林业部门强调生态林业建设，中心工作是沙区飞播造林、灌区农田林网及经济林方面；畜牧业部门强调生态草业建设，重点在草原封育和牲畜圈养、畜病防治；环保部门强调自然保护区建设，推行圈地保护；农业部门热衷于发展特色农业和实行农业产业化；科研单位热衷于上项目，试点和推广各自的小流域治理工程与生态建设模式；水利部门着意于集水、打窖打井和兴修水利；计划与经贸部门在统筹各部门规划的同时，对乡镇企业的培育和形成产业的地域分工，发展地方经济和推动城镇化进程等宏观问题更加关注。
尽管各部门都是从自己的业务范围出发进行资源开发和参与生态建设的，但是这其中既有业务的重叠，也有都覆盖不到的死角，形成许多都管都不管的问题。例如，林业部门的飞播造林区也是畜牧部门的封育草场，在双重管理下植被得以恢复，但不断增加的牲畜的饲草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加重未封育草场的破坏。各部门内部也存在着着眼局部而不能兼顾整体的问题，如水利部门近年来把人力、物力与财力重点投入到新灌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上，老灌区的水利设施则老化失修问题比较突出。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们在资源开发中的非整体性行为，是造成宁夏中部地区森林退缩、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与土壤盐渍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要避免开发性破坏，并且通过生态建设来改善生态环境，必须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和安排区域的生产与建设活动。只有建立起全局性、整体性的资源开发与管理模式，才能实现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