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
颜 欣*
摘 要 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向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转变。随着历史的演进，东盟面临的体系压力从美苏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收缩转变为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发生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地区同时美国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在此基础上，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对安全目标的认知、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发生变化，导致不同时期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样态。换言之，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作用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最终，通过四个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逻辑，本文核心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关键词 东盟 地区安全 治理机制 机制变迁
二战结束至东盟成立前，东南亚地区处于分裂对抗为主的安全态势。一方面，日本战败后，欧洲殖民者重返东南亚地区；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间围绕主权归属[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缅甸外，东南亚地区主权争议和纠纷不断，例如老挝与泰国部分边界分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在“马来亚联邦”问题上的争议以及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在沙巴主权上的矛盾。 、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纠纷不断。再加上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长期“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东南地区国家间历史隔阂、疑虑和猜忌现象尤为明显。为探寻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路径，东南亚地区先后成立了“东南亚联盟”和“马非印多”地区政府组织，不过均以解体告终，战后东南亚地区长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实体推动地区安全治理有效运行。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转变为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驱动下，东南亚地区不仅没有成为动荡的地区，而且至今已持续走过半个世纪道路并成为全球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2015年底，东盟宣布正式建成东盟共同体，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那么，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东盟是如何带动地区国家由分散走向合作并迈向集体行动的？东盟不同时期存在何种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这些安全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为何？是什么方式或路径导致不同机制间的变化？本文认为，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的进程及背后的原因和机理进行揭示和研究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本文尝试通过考察体系压力变量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影响，探讨东盟这个地区政府间组织安全治理机制变迁的内在运行逻辑。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内涵与阐释
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行概念界定是展开本文探讨的前提和基础。事实上，安全治理机制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机制不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是东盟在安全领域以及安全议题上的运行或治理机制，即处理东盟相关安全问题的框架、程序、机构，主要包括安全制度、安全理念、安全行为主体与安全指涉对象、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机制等核心内容。
就东盟而言，东盟地区安全制度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文中，东盟地区安全制度有下列四个部分：一是东盟有关安全方面的组织机构，包括东盟秘书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部长级会议和东盟首脑会议等机构或会议。二是东盟有关安全治理的各种原则、规范等，主要体现在东盟签署的各类文件、声明、宣言、联合公告、条约中。三是东盟与域外国家的对外安全对话机制。这也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成分，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进行了补充。四是东盟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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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形的东盟地区安全制度，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还包括无形的东盟地区安全理念、东盟与安全指涉对象、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机制等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界定为：东盟为降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调和地区国家不同的冲突或利益矛盾，建立对话合作等框架设计或安排，在应对安全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东盟地区安全制度、东盟地区安全理念、东盟与安全指涉对象以及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机制。
(二)核心假设
1.核心变量
(1)体系压力及操作化
本文所提出的体系压力是指由于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博弈，从而导致东盟感觉受到压迫和挤压的现象。东盟在不同历史进程中所面对的体系压力是不同的，这正是东盟成立和存在的最大缘由。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探寻体系压力的类型(见图1)：
图 1体系压力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关系
第一，大国竞争。大国竞争长久以来都是对话议程搁置、安全决议落空或安全局势升级的重要助推器。在本文中，大国竞争是指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为实现其特定利益，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竞争的现象。
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67—1978年)
当然，体系压力无疑具有变动性，在不同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形态，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随之发生改变。在本文中，不同时期体系压力作用导致不同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发生变迁。可见，体系压力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存在着明显双向互动的密切相关性(见图2)。
图 2体系压力类型解析
(2)安全认知及操作化
用餐结束时，老板娘端出了点心，放在我们的桌上，有别于一般涮涮锅的绿豆或仙草或甜爱玉，上桌的是一盘当季的西瓜切片，上面安稳摆着牙签，西瓜与牙签，成为视觉上巧妙的对比。
本文所涉及的东盟安全认知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时期东盟在安全问题上所产生的感知、理解或判断。由于安全认知的驱动作用，东盟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本文中的东盟安全认知由三个部分组成(见表1)。
以上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的基层统战工作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存在拓展和深化空间。其主要问题是：有的研究与基层统战工作实际情况存在距离，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不接地气；有的研究不能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政策的关系，要么停留在比较宏观的论述上，要么停留在比较微观的案例调查分析上。
表 1东盟安全认知的内涵
此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东盟安全认知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在成立初期，在体系压力的作用下，由于东盟自身实力弱小，维持生存是东盟安全认知主要关注点，这个时期东盟主要侧重东盟内部安全。随着东盟实力的逐步增强，在体系压力的影响下，东盟安全认知由低层次不断向高层级演变，更加侧重自身影响力的提升。根据时间和内容的不同，本文将东盟成立以来的安全认知划分为三个梯层(见表2)。
第三，东盟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为加强互助与合作。面对外部带来的体系压力，东盟意识到只有加强进一步的安全互助与合作，处理和消除丢弃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保证地区的安全秩序，才能维护东盟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如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菲律宾在其民族革命时期能有一个像现在的东盟一样的组织可以寻求帮助，而不至于感觉那么孤独无助，那我们的历史肯定要重写。”[注] 鲁道夫·C·塞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任秘书长的洞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 20世纪80年代后，东盟国家扩大了彼此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提升了各方的互助与合作水平。1981年和1983年东盟相继推出“工业互补计划”以及“工业合资企业计划”，80年代后期东盟也通过各种努力探索了扩大地区经济合作的方法和途径。[注] Sueo Sudo.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and South East Asia: 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20. 通过这些方式，东盟国家可以取长补短，增强自身实力，从而为东盟应对体系压力注入活力。
2017年，诸暨市出台《行政机关行政调解权力义务清单》，厘清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职责，落实行政调解责任。清单共梳理出各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权力义务52条，涉及20个行政管理部门。与此同时，该市力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联动，在公安派出所、交警队等机构，都设置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受委托从事相关民事纠纷的调处。
表 2 1967年以来东盟安全认知的演变
2.变量间关系：从冲击到回应
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最先提出“冲击—回应”模式。[注] “冲击—回应”模式就是面对西方冲击，中国积极回应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模式构筑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主旋律。 随着东南亚地区的大国竞争的展开以及中国崛起，东盟不可避免地受到源于体系压力的冲击。在这种场域下，东盟安全认知不断发生变化，东盟需要通过安全治理机制来实现相关安全利益，缓解来自大国层面的压力，避免外交上的被动。在本文中，体系压力、东盟安全认知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如何互动或相互作用的？三者存在何种内在逻辑关联性？对此，“冲击—回应”模式可做进一步解释。由于体系压力的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治理机制上不断做出回应(见图3)。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ibet a tailings dam site and leakage evaluation CHANG Xiu-jun(77)
图 3变量间的逻辑关联性图示
基于“冲击—回应”模式框架的引入，本文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变迁作出了合理的解释。1967—1978年，在体系压力作用下，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作用范围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内向性。随着东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面对体系压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逐步由被动治理向自主治理转型。相应地，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展现出一定的外向性特征。从纵向维度上看，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该进程是一个内容日益丰富、安全治理效用不断提升的过程。
3.研究假设
为何行为体采取某种行为，却不运用其他的行动策略？诸多学者从新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尝试探讨一个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对外行为选择的深层次原因。[注]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8，18(4)：616. 这些学者普遍认为行为体的对外战略或对外安全机制是由体系压力作用、影响和决定的。本文提出核心假设：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的作用导致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笔者认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在变迁进程中，体系压力、东盟安全认知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扮演着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角色，其运行逻辑链条大致表述为：体系压力(自变量)→东盟安全认知(中介变量)→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因变量)。
二、案例分析
其次，在东盟地区安全理念方面，东盟意识到安全威胁的来源为体系压力，东盟需要通过提升自身实力的方式加以应对；在安全指涉对象方面，由于这一阶段东盟总体实力的相对弱小，东盟主要关注生存问题，期望东南亚地区的生存安全得到维护及东盟成员国的政权根基得到夯实，因此东盟试图维护东盟国家的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因而这一阶段东盟将东南亚地区安全及东南亚国家生存安全视为安全指涉对象。
(一)案例1：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67—1978年)
1.体系压力(1967—1978年)
所谓骨盆,是由骶骨、坐骨、尾骨、耻骨、髂骨不同骨骼融合而成的盆状物,它包括两个大的骨盆骨[1]。骨盆位于我们人体的正中间,它是人体整个骨骼的中心,连接着上半身和下半身,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骨盆所形成的盆腔内,还有膀胱、直肠以及生殖器官等脏器。骨盆的健康关系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度,支持下半身之间的协调运动,同时能够保护骨盆中内脏。
这一阶段，东盟面对的体系安全压力主要来源于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具体表现为：二战后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及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战略收缩。
第一，二战后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延续。1967至1978年，美国和苏联纷纷建立起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并将其作为介入东南亚的“战略支点”。为了增加同美国竞争的筹码并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苏联在1969年6月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想。美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竞争也较为激烈。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独立后，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在意识形态上被迫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与苏联支持和影响下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印支国家相互敌视。
第二，美国、中国在越南战争的博弈。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中国被迫采取防范战略应对之。为了帮助越南人民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中国在多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包括物质和经济贷款、军需物质和武器装备。
第三，英国、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收缩战略。1967年，英国计划在1970年后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队退缩到苏伊士运河西面。1968年1月英国行动再次升级，对外宣称将于1971年3月底之前彻底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逐步减少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事务的干预。[注] 事实上，2年前，即1966年，英国政府就决定在70年代中期之前将英国军事力量撤出苏伊士运河东部，美国在西方向的防务责任陡然增加。 1969年美国推出“尼克松主义”，宣布美国将在安全领域推行收缩政策。
1.图形 平面设计的重点是对图形的诠释。如果说要用中国特有的图形的话，汉字是最佳选择。因为汉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中国艺术的灵魂，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图形，也是一种符号，象形的字形和巧妙的结构使它拥有独特的魅力，使视觉表现有了无限种可能。比如明清建筑上的“寿字纹”，没有一个是现代“寿”字的结构，而更像一种图形或者符号。清代吉祥文字“黄金万两”利用字体结构的相似，把四个字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图形。吕敬人设计的书籍将“吕”字写成两个上下一样的“口”，看起来更倾向于图形，而不是文字。这些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把汉字的笔画、偏旁部首融入平面作品中能够增加设计的趣味性，也具有参与感。
2.东盟安全认知(1967—1978年)
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竞争、中美在越南战争的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的收缩战略对东盟安全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大国竞争格局在东南亚地区的渐趋形成，东盟面临诸多体系压力的干扰。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阿查亚教授对此评论道：“东盟成员国对大国竞争恐惧的增强以及对外部安全保护信任的减弱，是东南亚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计划的动因。”[注]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5.
第一，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为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1967—1978年东盟主要追寻自身的生存问题。抵御大国势力的威胁是东盟这一时期的优先议题和关切。1967年东盟成立时，泰国外长科曼认为东盟组织建立的原因是东盟不想在任何人的影响之下。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外长拉热楠指出：“英美的撤出要求东南亚国家填补大国留下的真空，不然，东南亚地区容易受到外部势力填补空白的悲惨命运。”[注] Thakur Phanit. Regional integration attempts in Southeast Asia : a study of ASEAN’s problems and progress[D].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80：32—33. 1974年10月，马来西亚部长丹斯尼在谈到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时强调：“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仍是潜在的不稳定的领域。”[注]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72.
第二，东盟对安全目标的认知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1967年东盟签署的《曼谷宣言》提出：“加强本地区的稳定，确保安全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注] The Asean Declaration (Bangkok Declaration) Bangkok[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anuary 27, 2016.http://asean.org/the-asean-declaration-bangkok-declaration-bangkok-8-august-1967/. 1971年东盟签订的《吉隆坡宣言》写道：“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放弃威胁或使用武力”。[注] KUALA LUMPUR DECLARATION[M/OL]. Missouri on August 16，1985.http://shodhganga.inflibnet.ac.in/bitstream/10603/17010/12/12_appendices.pdf. 此时马立克注意到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性，他对外宣称：“外国军事存在对东南亚地区国家会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注] Adam Malik. Djakarta Conference and Asia’s Political Future[J]. Pacific Community，1970，2(1)：74.
第三，东盟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为提升东盟自身实力。由于体系压力冲击，东盟敏锐认知到地区国家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才能保证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避免自身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正如印尼总统苏哈托所指出的那样：“应对主要的威胁不是靠军事力量或军事条约的缔结，而是通过地区经济、文化或思想等方面的合作加以抵制。”[注] Donald McCLOUD. United States Policies towar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esat Asia[J]. World Affairs，1970，133(2)：141.
第二，大国崛起。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兴衰更替是常态，缺少对大国崛起或大国实力变动脉络的准确分析，就难以把握地区安全治理的实质。本文中大国崛起主要是指中国的崛起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产生影响的现象。
(1)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67—1978年)
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开启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进程。这一阶段，冷战美苏安全竞争、越南战争中大国因素的干预、英美做出从苏伊士运河撤军承诺都给东盟带来了体系压力。如何避免与大国的正面冲突或避免自身和地区安全由大国主宰的命运，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需要解决的。因此，体系压力一步步地传导给东盟。在体系安全压力的冲击下，东盟安全认知开始形成。东盟试图通过提升自身实力的方式维护东盟国家的主权完整和地区的安全。提升自身实力要求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找到突破口。东盟决定暂时搁置内部的冲突和矛盾，提升自身的安全合作水平，避免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扩散，使东盟东盟走出大国博弈的泥潭，避免东盟成为大国竞争的舞台。
首先，东盟在地区安全制度上进行了尝试。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一是首届东盟外长会议于1967年8月在吉隆坡召开，东盟成为东南亚地区新的安全治理主体。1976年2月，第一届东盟首脑会议顺利举办，为成员国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妥善处理分歧的平台。其次，设立东盟秘书处。随着体系压力的变化，东盟对自身组织机构有了更大的期待，东盟需要一个常设的、稳定的协调机构维系东盟组织日常工作的运转。1976年2月，东盟秘书处正式成立，秘书处的组织机构(见图4)大致成型。从此，作为东盟固定的常设机构，东盟秘书处成为东盟处理日常事务、联系和协调成员国的桥梁和纽带。二是在原则规范方面，强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1967年8月《曼谷宣言》的签署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早期发展蓝图，开启了东盟以自愿和共识为基础的安全合作进程，为地区安全治理创建了普遍性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1971年11月，东盟签订了《吉隆坡宣言》，确保东南亚地区真正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1976年2月，东盟签署了《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的原则和宗旨得到进一步确定，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精神和意识上提高了一个新的层次。
图 4 1976年东盟秘书处建立时的组织机构
实际上，学界对体系及机制理论方面的研究进行过相应探索。关于机制发展和变化的结构、博弈和功能理论取向都是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统一的理性行为者，均强调体系的决定性因素。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指出，机制过于拘泥于体系理论。[注]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74. 陆武认为美日韩体系对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注] 陆武.试论美日韩体系对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的影响[J].邢台学院学报，2004(1)：50. 本文试图在案例分析部分对体系压力一步步传导给东盟，进而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的过程进行阐释，从而对既有研究进行适当完善与深化。
最后，在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方面，尽管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能动性开始展现，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毕竟，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事务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存在及压力影响着东盟的独立性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效用的发挥。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1971年加入五国联防组织，试图依靠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强化自身安全。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和菲律宾等国依然在安全上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然而，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和东盟秘书处等组织机构与《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等原则规范以及东盟地区安全理念和安全指涉对象作为东盟该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制度性的框架保证，较好地反映了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内外部状况以及东盟为了实现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性所采取的倡议、手段和方式。同时，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通过定期会议等程序为东盟国家和域外大国的互动提供了框架性规范，强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总之，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从东盟运行原则、安全合作规范和决策方式等多维度进行了详细规定，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致成型。正是在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框架下，东盟开始认真探寻回应体系压力的治理之道，从而更好地解决东盟的生存问题，弥补自身实力的短板。可以说，作为1967—1978年东盟最为重要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和东盟首脑会议等机制均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早期萌芽，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为东盟应对体系压力提供了基础和内推力。
(2)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67—1978年)
第一，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所谓抗御力，是指：“在一个地区国家或国家集体耐力和韧性的反映。”[注]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M].Jakarta：CSIS，1978. 东盟秘书处的成立有利于东盟开展各项计划，增加东盟运行的效率、协调性及可持续性。《曼谷宣言》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指明了方向。东盟依托《吉隆坡宣言》反对武力或威胁的使用，为东南亚地区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东盟首脑会议通过《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再次确定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原则和规范，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类争端、矛盾或分歧。可以说，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特征将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联结起来，使东盟很好地应对了体系压力的影响。
第二，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东盟和东盟国家在1967年前的地区安全合作中偏向双边主义。1966年和1972年，印尼和马来西亚通过一系列的安全协议加强了在边界的安全合作并多次开展海空联合演习。在1968年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反对在东盟内部开展多边军事合作。在海洋领域合作方面，1977年2月，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国共同签署了《马六甲航行安全协议》。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显然有助于东盟更好地应对体系压力层面的冲击。
第三，协商一致决策方式。所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都是各成员国基于某些议题或某些规范共同协商的产物，并也不强于任何一方，既考虑了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惯习和经验，又催生了东盟安全合作的延续。可以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协商一致决策方式已成为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积极因素，降低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不确定性，使东盟能更加从容地应对体系压力的挑战。
(二)案例2：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1.体系压力(1978—1991年)
这一时期，东盟面对的体系安全压力不再包括英国，主要涉及美国、苏联和中国三国。具体表现为：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以及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并调整外交政策。
第一，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具有强烈军事同盟色彩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同年12月，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迅速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侵略。1979年，越南将金兰湾军事基地转交苏联，由苏联管理和控制。就美国而言，美军第七舰队定期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军事演习，仅1984年，美国对东盟国家的军售就高达20650万美元。[注] Sheldon W Simon. ASEAN’s Strategic Situation in the 1980s[J].Pacific Affairs，1987，60(1)：89.
第二，中国、美国关系缓和并建交。1970年，中美两国恢复了大使级会谈。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两国民间往来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根基，中国以乒乓“小球”转动了中美关系“大球”。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随后，《中美建交公报》于1979年生效，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第三，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及外交政策的调整。1978年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以年增长率近10%的速度飞快发展，大大高于世界3%的年增长率。[注] 张德广,杨文昌.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31. 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和地区场合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探索与各国和平相处之道。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时代主题，之后中国的党代会也多次聚焦和平与发展议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
2.东盟安全认知(1978—1991年)
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缓和与建交及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东盟面对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并给东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并影响到东盟安全认知。
第一，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为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在这一阶段，东盟将美国、苏联和中国视为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国。1978年后，泰国具体政策上以对美外交为重点，利用美国牵制苏、中。[注] 田禾,周方冶.泰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5. 1979年1月，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外长明确禁止任何国家干涉别国的内部政治事务。1979年3月以来，苏联军力在地区的影响力快速提升，不过新加坡却认为中国可能是潜在的‘威胁’。[注] Ralf Emmers.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the ARF[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101. 印尼的尤素夫·瓦南迪也指出：“中国必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力，这对东南亚而言构成了‘威胁’。”[注] Aileen S P Baviera.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C].Philippines: Philippines University, 2015:6.
第二，东盟对安全目标的认知为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体系压力的变化使东盟意识到需转变思维应对来自外界的安全威胁，减少大国对东盟的干预和压力。基于这一考量，东盟安全认知从过去主要关注域外势力干预和侵略转向关注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安全与稳定，最大限度地维护地区稳定的安全秩序。1979年1月，东盟外长有们认为地区各国应该尊重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1985年，马来西亚副总理穆莎·希塔木在谈论东盟相关原则时指出：“东南亚地区基本的友好与和平原则得以维系，一是东盟坚定推行不干预各国内政的原则；二是在争端处理方式上，主张用和平方式应对之；三是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四是各国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严正对待。”[注]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71. 这明显传递出东盟寻求地区稳定秩序的声音和理念主张。
人工智能到底是劳动者的福音还是掘墓人？一方面，人工智能使人类从辛苦、危险、无聊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替代人对就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使劳动者的隐私处于风险之中。应当看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人类使用技术的方式。［14］人工智能利弊兼存，重要的是如何扬长避短，包括在劳动法上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予以消解。人工智能在技术和实践层面的火爆发展倒逼法律，当务之急不是陷入对人被机器取代的预测和无谓恐惧中去，而是应探索如何以法律确保技术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人工智能推动法律，法律决定人工智能的未来。
另外，从选题出处来看，除短文改错外，其余7篇阅读文章都是直接从国外各大报刊新闻网站中就地取材。出题者意图很明显：希望考生在平时能多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文章，通过地道的语言素材扎扎实实地打好词汇和语法基础，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培养英语思维、了解生活、了解世界。
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78—1991年)
(1)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左小龙心中一下不能名状，他匆忙告辞，回头看了自己的西风一眼，又回到温度计工厂开工。他觉得用了自己女人的钱真是全世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一件事情，自己必须赶紧赚钱把钱还了，否则还是不能去见泥巴。所以，对于泥巴来说，见面的时间是一样的。而在这个赚钱的紧要关头，他的中指又受伤了，这让左小龙很难再去找兼职，没有一个地方会要一个成天竖着中指的员工。
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走到历史分界点并有了新的变化，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不仅牵动着东盟自身利益，而且攸关地区安全合作进程。如何将地区的安全纠纷或矛盾控制在可控的限度内及寻求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成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重要考量。由于体系压力原因，东盟安全认知发生变化，东盟试图通过加强互助与合作的方式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要加强互助与合作，东盟需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东盟在地区安全制度上进行了探索。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日益常态化且规模扩大。一是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日益常态化。1987年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召开，首脑会议机制得到延续。这一阶段，东盟召开了14次东盟外长会议，外长会议成为该阶段东盟重要决策机构。1978年6月，第十一届东盟外长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东盟常设委员会年度报告》，之后东盟外长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定期化、常态化。其次，东盟秘书处改革开始推进，规模逐步扩大。为进一步规范东盟秘书处的组织建设，1981年、1983年东盟分别签订了《关于东盟秘书处的使用和维护协定》《关于东盟秘书处的修订议定书》。东盟秘书处逐渐完善，规模也实现了扩大。1985年，东盟调整秘书长的任期为三年。[注] Protocol Amending the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Secretariat (Term-of-Duty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Kuala Lumpur[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May 24,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secretariat-basic-documents-protocol-amending-the-agreement-on-the-establishment-of-the-asean-secretariat-term-of-duty-of-the-secretary-general-kuala-lumpur-9-july-1985-2. 二是在原则规范方面，主张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1987年12月，东盟成员国共同签署了《马尼拉宣言》，重申对《吉隆坡宣言》等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承诺和坚守，呼吁通过各种方式推进东盟可持续发展，从而加强彼此安全合作。随后，东盟在1987年和1998年对《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进行了两次修订并形成议定书，[注] INSTRUMENT OF ACCESSION TO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October 16,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instrument-of-accession-to-the-treaty-of-amity-and-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5. 东盟一方面期盼同东南亚地区内外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另一方面规定东南亚地区外部国家在东南亚所有缔约国与文莱支持和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加入到条约中。三是在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方面，东盟着重关注柬埔寨与核议题。自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多次依托东盟外长会议向越南施压。1984年7月，在雅加达举办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印尼提及东南亚“无核区”设想。1987年，东盟决定建设东南亚地区“无核区”，东盟通过自己的行动预防和反对超级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军备竞争。
其次，在东盟地区安全理念方面，东盟认为体系压力为安全威胁的来源，东盟需要通过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的方式加以应对；在安全指涉对象方面，这一时期东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美、苏、中国的体系压力，东盟试图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并通过东盟整体的运作强化东盟成员国的安全，因而将东南亚地区安全及东南亚国家安全视为安全指涉对象。
最后，在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方面，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应对体系压力的能动性有所提升，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体系压力的影响，部分东盟国家的安全政策发生分化，如在柬埔寨问题方面马来西亚和印尼呼吁遏制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了东盟作为整体的力量汇合。不过，东盟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马尼拉宣言》等原则规范的创设、柬埔寨问题等东盟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及东盟地区安全理念和安全指涉对象的推动，解决了柬埔寨等危及东南亚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为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相比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组织机构常态化且规模扩大、原则规范强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特定议题获得处理和解决的机制平台，同时东盟地区安全理念和安全指涉对象的内容更为丰富。在上述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引领下，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得到有效维护，为后续东盟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地区安全治理提供了基石支撑。这一阶段东盟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为地区冲突的管理、协调和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保证基础。该阶段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是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新尝试和成功实践。
(2)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78—1991年)
与上一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特征不同，1978—1991年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一是强调区域平衡，对危及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行为加以平衡；二是东盟规范、东盟原则和东盟倡议获得更大的实践舞台，不再仅仅是一种呼吁和倡议；三是越来越强调机制的规约性。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使东盟可以更好地应对体系压力带来的冲击。
第一，区域平衡色彩浓厚。[注]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冷战后面对大国，东盟也采用了平衡政策，一些东盟国家两面下注，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和维护东盟利益。与冷战后东盟奉行的大国平衡政策不同，1978—1991年期间东盟的平衡因素更多的是东盟为阻止地区霸权的存在，通过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对霸权行为进行平衡，进而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为东盟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的平衡特征是通过平衡防止域外势力或内部霸权势力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破坏，保障地区和地区国家的安全利益。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通过各种途径平衡越南在地区的霸权行为。东盟一方面依托东盟外长会议等机制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和联合国等力量和平台平衡了越南影响力的发挥，避免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受到体系压力的干扰。
3）环保效益。由于套管气含有H2S、CO等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将污染环境，其温室效应是C02的21倍。有毒气体严重地影响了石油企业的职工和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
第二，凸显东盟意志。这一时期，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推动下，东盟意志得到凸显。在组织机构上，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日益常态化，东盟秘书处改革开始推进、规模逐步扩大，东盟意志得到更好的展现和贯彻的平台。在《马尼拉宣言》中，东盟呼吁地区国家加强合作。这一时期东盟向东南亚地区相关国家推广东盟行为规范。面对体系压力，东盟敢于表达自身的想法和意志，东盟尝试采取主动应对的策略。
第三，强调机制的规约性。所谓规约性，是指相关行为体对另一行为体的行为加以规范或约束，进而减少该行为体行动的随意性。这一阶段，东盟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管理和控制，对越南霸权行为进行规约。为预防超级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军备竞赛活动，东盟在1987年召开的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决定建立东南亚地区“无核区”。东盟通过一系列原则和规范规约了部分大国的行为，不再畏惧源于体系压力的威胁。
(三)案例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1.体系压力(1991—2003年)
钱泰吉(1791—1863)《曝书杂记》：“余昔有明初抄本，即《解题》所载本”。可见宋末新出现的这个本子在明初尚有钞本，且至少流传到清钱泰吉(1791—1863)之世。
第一，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成为东南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1992年，美国和菲律宾同意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共同防御委员会会议。1993年，美泰首次召开双边安全机构会议，促进双方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和国防部门等机构的沟通和交流。2000年后，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安全合作演习已包括美国、泰国和新加坡等多个东南亚国家，逐渐发展为东南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联合安全合作演习。
第二，日本、印度积极“涉入”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1991年后，日本首相先后开启对东南亚地区的访问，就发展日本—东盟关系、加强防务安全关系和开展地区安全合作等内容展开讨论。印度也大幅调整了地区安全问题的立场及战略，制定出以东亚、东南亚为重心的“东向政策”。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门对话伙伴国。1995年，印度与东盟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2002年，印度成为东盟峰会的合作伙伴国。
第三，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延续着崛起势头。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始终遵循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东盟认为中国崛起将对自身产生军事、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压力”。再加上南海问题的冲击，东盟对中国存在的疑虑和担忧进一步增加。1995年1月，中菲两国爆发“美济礁事件”，之后的多年，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试图非法争夺其所谓的“主权”。
2.东盟安全认知(1991—2003年)
“思维可视化”即将隐性的思维方法、思维路径等显示出来。实现“思维可视化”的最有效方式便是用“图”把“思维”呈现出来，使学生经历从知识到思维、从学会到会学、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该策略核心是思维，可视化的图是思维工具。
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国竞争宣告终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积极介入东南亚地区事务；日本和印度也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介入的力度，试图获得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战略的优势地位，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且与东盟部分国家在美济礁等问题上发生摩擦。这些体系压力无疑会对东盟安全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为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泰国总司令苏进达在1992年1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仍然很不稳定，我们还是要维持同样程度的军事开支，可能参与这场竞争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注] 陈弈平.依赖与抗争——冷战后东盟国家对美国战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76—77. 在泰国，有学者对冷战后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竞争感到忧虑：“近些年，美国和中国都将东盟视为与对方博弈的政治‘工具’，导致泰国面临表态困境。”[注] ShannonTow.Southeast Asia in the Sino-U.S. Strategic Balance[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04，26(3)： 452—453.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包括传统军事威胁和更为模糊和微妙的挑战”。[注] CHINA’S POTENTIAL MILITARY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M/OL].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_reports/MR1170/MR1170.ch3.pdf.
第二，东盟对安全目标的认知为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东盟意识到只有加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团结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来自体系压力的冲击。1998年在河内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外长指出：“我们十国团结可以产生重大力量，尽管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与中日等国相比仍比较薄弱，但我们不再微不足道。”[注] Eero Palmujoki.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in Southeast Asia[M/OL].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bfm%3A978-0-230-50469-1%2F1.pdf. 2000年5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到访美国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所并提道：“东盟经验表明，多族群和多民族的群体能够十分紧密的团结一致”。[注] The World to Come: ASE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spects in the New Century[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uly 27,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the-world-to-come-asean-s-political-and-economic-prospects-in-the-new-century.
第三，东盟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为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对东盟和东盟成员国而言，由于体系压力的冲击，东盟感知亟需扩大地区安全合作水平。1992年1月，东盟计划用15年的时间完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工作，这意味着东盟试图依托经济合作一体化助推地区一体化进程。1994年5月，印支三国、东盟六国以及缅甸在马尼拉签订了《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设想声明》，呼吁东南亚国家都加入地区安全和政治对话机制中。随后，《东盟2020年愿景》《一体化倡议行动计划》等文件陆续签订，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快速推进。
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告一段落，标志着东盟外在体系压力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体系安全压力的影响下，东盟产生新的安全认知并促使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作出新的选择。
(1)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91—2003年)
首先，东盟在地区安全制度上进行了设计。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在这一阶段，东盟共举办了5届东盟首脑会议。1992年1月，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东盟首脑会议变为每三年召开一次，东盟首脑会议制度化程度得到提升。在1995年12月举办的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决定未来在两次首脑会议之间举办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这一阶段东盟外长会议共召开12次，已步入每年一届的机制化轨道。另外，东盟秘书处机构逐步完善，职能快速增强。1991年在《关于东盟秘书处部分修改的临时协议》中，东盟秘书长成为整个东盟秘书处的代表，[注] Agreement On The Temporary Use Of Part Of The Premises Of The ASEAN Secretariat Jakarta, 5 November 1991[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May 24,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secretariat-basic-documents-agreement-on-the-temporary-use-of-the-premises-of-the-asean-secretariat-jakarta-5-november-1991-2. 1992年《关于东盟秘书处的修订议定书》制定后，东盟秘书长任期由过去的三年增加到五年。通过对东盟秘书处的进一步改革，东盟秘书处地位日益提升，使东盟能更好地协调和处理东盟内外部各类安全事务。第二，在原则规范方面，奉行以合作求安全。1992年1月，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办，会上东盟签署了《新加坡宣言》，东盟要提升东南亚地区国家安全合作水平，从而为自身寻求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正是在《新加坡宣言》的推动下，东盟和印支国家关系逐渐改善且东盟地区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越、老、缅、柬等印支国家先后于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加入东盟组织，东盟逐渐由“小”东盟向“大”东盟迈进。就此，一个整合的东盟变得更为强大，应对内外部挑战的能力逐渐增强，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第三，在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方面，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1994年7月，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在泰国举行。1996年3月之后，亚欧会议分别围绕经济贸易、金融危机与打击恐怖主义等重点问题展开信息交流、共享与评估并取得较大进展。1997年后，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建立东盟“10+3”机制并形成不同类型的东盟“10+1”机制。从1991到2003年，东盟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量涌现，主要表现在海盗、反恐、救灾、环境等非传统安全方面，东盟先后签署了《打击跨国犯罪宣言》《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雅加达宣言》《反恐联合声明》等文件，探讨各类问题的应对之策。
从1991到2003年，苏联在1991年解体且日本和印度介入到东南亚地区，东盟面对的体系安全压力再次发生变化。该阶段东盟面临的体系安全压力体现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日印积极“涉入”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及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
其次，在东盟地区安全理念方面，东盟依然将体系压力视为安全威胁的来源，东盟需要通过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方式加以应对；在安全指涉对象方面，东盟试图通过一体化等方式增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团结和凝聚力，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的稳定及东盟成员国自身的发展，因而这一阶段东盟将东南亚地区安全及东南亚国家发展视为安全指涉对象。
最后，在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方面，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能动性进一步提升，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这一时期美国依托“金色眼镜蛇”安全合作演习将泰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拉入同一安全合作“轨道”，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效用构成了一定的制约。不过，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且东盟秘书处机构逐步完善、职能快速增强；《新加坡宣言》等东盟原则规范快速推进；东盟地区论坛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蓬勃发展；东盟内部以海盗、反恐、救灾、环境等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量涌现。同时，东盟地区安全理念和安全指涉对象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提供了动力。从实践来看，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用。一方面，通过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东盟和地区内外部行为体的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对话安全机制的开展，东盟已成为地区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外交枢纽，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获得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并成为地区安全事务的塑造者和推动者。该阶段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应对体系压力的能力与效用大幅提升。
(2)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91—2003年)
相较上一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一是更加突出综合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并存；二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到地区安全治理进程中，地区安全治理主体开始出现多元性趋向；三是在大国平衡下多边安全合作快速推进；四是在自身实力不足的状况下，东盟吸引越来越多域外大国参与到地区安全合作事务中，包容开放性特征渐趋显现。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为东盟应对体系压力提供了更大平台和制度支撑。
第一，突出综合安全。一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尽管对东盟治理安全治理而言，传统安全仍旧是地区安全绕不开的主要领域，不过这段时期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逐渐增多。二是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并存。从内部安全来说，东盟地区内部出现成员国国内政治脆弱、成员国间发展不平衡等现象，东盟运用诸多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应对之。就外部安全而言，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相继将大国融入合作的地区安全架构中，极大地缓解了体系压力对东盟安全的冲击。
第二，治理主体的多元化。1991年冷战结束后，亚太圆桌会议、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呼吁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对话机制。1994年初，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在吉隆坡正式建立并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等官方机构提供参考信息或决策建议。从1991年到1995年，战略国际研究所围绕反导计划、人权与环境和南海等主题为东盟提出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可以说，与过去相比，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分担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成本，有助于东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至应对来自体系方面的压力上。
第三，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在组织机构上，东盟首脑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东盟秘书处机构逐步完善，职能快速增强，为东盟多边化安全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1994年东盟举办东盟地区论坛，将各大国拉入同一地区多边安全架构中，增强了东盟和其他国家间的信任关系。东盟还通过系列东盟“10+”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扩大了东盟多边安全合作和对话的范围和影响力。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特性有利于补齐东盟在综合实力上的短板，增强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其在体系压力面前占据主动。
第四，包容开放性。一方面，东盟愿意在诸多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关键角色；另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将域外大国纳入安全合作对话框架中并与其有效互动。正是由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包容开放的特性，各成员国能更多地汇聚共识，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展开务实合作，使东盟能更为轻松地应对体系压力的挑战。
(四)案例4：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1.体系压力(2003年至今)
2003年后，俄罗斯也加大了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力度，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构成东盟的大国安全压力。这段时期东盟面对的体系安全压力主要体现为：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东南亚地区及美国的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
第一，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化。奥巴马上台后，推行“巧实力外交”，将东南亚作为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网络化地区安全架构，推动美国与同盟和安全伙伴的关系升温。美国运用军事、安全和政治等多种途径增强自己在地区的安全存在感，从而使美国获得地区安全规则的参与权、制定权和主导权。2009年7月，希拉里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将再次扮演领导者角色”[注] Donald J Trump.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Era[M/OL]. White House，Missouri on December 18,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
第二，日本、印度与俄罗斯深度介入东南亚地区。2003年后，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深度介入其中。日本频频利用双、多边安全合作的机会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感。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了对东南亚十国的访问。2012年12月，在印度—东盟峰会上，印度决定将同东盟的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12月，俄罗斯与东盟在吉隆坡共同举办了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使双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2016年5月，俄罗斯索契召开的第三届俄罗斯—东盟峰会将双边关系推向高潮。
第三，美国的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2003年后，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国崛起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变动的重大事件。然而，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2017年1月，美国白宫斯潘塞强调，南海属于美国的“国际利益”。2018年1月，美国“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擅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这些表明，美国将中国置于竞争者地位，增添了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
2.东盟安全认知(2003年至今)
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快速崛起与中美竞争加剧使东盟面临错综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体系压力的深化对东盟安全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东盟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为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2003年后，针对中国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依然存在一定“市场”。撒哈斯·卡皮拉指出：“中国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并引起了‘关注’。”[注] Subhash Kapila. China is the Major Threat to Asi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M/OL].Missouri on July 17，2014.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566. 也有学者释放出“中美冲突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是东南亚国家最担心的因素”[注] 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J].The Pacific Review，2013，26(3)：273. 以及“与中国崛起相伴的是超级大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的竞争，东盟需防止地区陷入不稳定状态”[注] Vibhanshu Shekhar. ASEAN’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Deploying a Hedging Strategy[J].China Report，2012(48)，3：261—162. 的言论。2011年在东盟峰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强调：“重要的是美国在地区相对于中国的作用，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必得到建设性的管理。”[注] Cheng-Chwee Kuik, Nor Azizan Idris, and Abd Rahim Md Nor.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 “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J].Asian Politics & Policy，2012，4(3)：338.
第二，东盟对安全目标的认知为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在东盟自身实力、地位和自主性稳步提升的基础上，东盟亟须通过战略目标制定意味着地区分享自身在发展方面的成果和经验，愿意为地区安全问题贡献东盟力量与智慧，试图通过地区国家的安全相系、命运与共达到最大的公约数。东盟希望自身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东盟共同利益的实现。2003年1月，印尼外长哈桑认为：“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东盟应该更加关注形象的提升，从而使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开展。”[注] DETERRING TERRORISM, DEVELOPING ASEAN AND STRENGTHENING LINKAGES WITH KEY PLAYERS ARE TOP PRIORITIES, SAYS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anuary 6, 2003.http://asean.org/deterring-terrorism-developing-asean-and-strengthening-linkages-with-key-players-are-top-priorities-says-indonesian-foreign-minister/. 2005年2月，东盟秘书长王景荣指出：“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正努力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安全和有竞争力的场地。”[注] ASEAN’S CONTRIBUTION TO REGIONAL EFFORTS IN COUNTER-TERRORISM[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uly 31,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asean-s-contribution-to-regional-efforts-in-counter-terrorism. 2014年9月，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再次强调：“东盟为地区安全提供稳定和互信的平台有利于不同国家就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在地区架构中发挥核心作用，不断提升东盟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东盟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为构建安全共同体。在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方面，东盟就如何认识、发展和运用地区安全问题提出了的新的安全治理机制，揭示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发展路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东盟相信在体系压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构建安全共同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有力武器。在2003年举办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签订了《巴厘第二协议》，启动东盟共同体进程。在安全共同体构建上，《巴厘第二协议》明确写道：“东盟安全共同体将东盟安全和政治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使这些国家在和谐、民主和公正的氛围中共同生活、和平共处。”[注]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October 7, 2003.http://asean.org/declaration-of-asean-concord-ii-bali-concord-ii-3/. 2004年12月，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二届东亚论坛上，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再次提道：“东盟可以在共同体进程中设置一些里程碑式的路线图，从而找到前进的方向。”[注] Towards an Integrated East Asia Community[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uly 27, 2012.http://asean.org/?static_post=towards-an-integrated-east-asia-community.
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2003年至今)
(1)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2003年东盟召开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并签署了《巴厘第二协议》，开启了以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以及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此为基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出现重要分水岭，开始迈进第四个发展阶段。在体系安全压力的作用下，东盟安全认知发生重大变化，东盟试图通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方式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为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采取更加系统策略，包括加强组织机构和原则规范建设，协调好与外部的安全合作关系及做好内部安全治理工作等多个方面。站在新的起点上，东盟积极参与地区安全议程设置并对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提出了更新、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在这个阶段，东盟更多的是对体系压力的一种积极和主动的回应，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彰显出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能力的大幅提升。
首先，东盟在地区安全制度上进行了完善。第一，在组织机构方面，制度化程度明显提升。2007年东盟组织机构发生重大改革。这一年，东盟颁布的《东盟宪章》明确写道：“将过去的东盟首脑会议由过去每年一次调整为每年二次”；“成立协调理事会，由东盟外长负责”；“派遣成员国常驻东盟代表赴雅加达并成立常驻代表委员会”。[注] Media Release ASEAN Leaders Sign ASEAN Charter Singapore[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November 20, 2007.http://asean.org/media-release-asean-leaders-sign-asean-charter-singapore/. 尽管东盟外长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但聚焦的议题日益丰富，包括朝鲜半岛问题、灾害管理、粮食安全、人权问题等诸多领域。2006年5月，东盟在马来西亚构建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机制。2010年10月开始，东盟陆续召开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就此，除了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也成为重要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并成为东盟和域外主要国家防长交流合作的官方防务论坛。其次，东盟秘书处的分工日益细化(见图5)，协调能力显著增强。作为东盟运行的行政机构，东盟秘书处分工逐渐完善与细化，囊括经济共同体部门、政治安全共同体部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等部门。具体到日常管理事务，包括一体化局、政治安全局、人力发展局和共同体事务局等部门。东盟秘书处分工越来越合理，运行效率极大提升，更好地满足了东盟安全诉求。东盟组织机构的日益健全有利于东盟协议和决策的实施，进一步巩固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从而使东盟能更好地应对体系压力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第二，在原则规范方面，强调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在2003年召开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签署了《巴厘第二协议》，对东盟后续地区安全合作的指导原则、既定目标和事务安排，是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里程碑式事件。2007年11月诞生的《东盟宪章》是东盟成立以来首次对所有成员都具法律约束意义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东盟组织的约束力和效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三，在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方面，东盟—印度、俄罗斯、美国峰会和东亚峰会使东盟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更加多样、更为丰富，大大提升了东盟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这一阶段，东盟陆续与印度、俄罗斯、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东盟—对话伙伴安全机制快速建立。[注] 在东盟的呼吁和支持下，首届东盟—印度峰会、东盟—俄罗斯峰会、东盟—美国峰会分别于2002年11月、2005年12月、2013年10月召开。 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吉隆坡召开，通过了《东亚峰会吉隆坡宣言》，各方一致同意将定期召开东亚峰会。第四，在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方面，囊括各领域安全议题。2003年，东盟在雅加达召开东南亚地区反恐工作会议，寻求加强地区反恐合作和打击犯罪的对策。2004年东盟签订了《灾害管理和应急措施协定》并持续关注后续执行情况。2007年，东盟制定了《反恐公约》，对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方面起到极大促进作用。2007年，东盟推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宣言》和《环境可持续宣言》，与中、日、印等国家共同应对地区气候变暖现象并一致同意加强地区环境建设。2010年，东盟发表了《卫生和发展战略框架》。2012年，东盟通过了《无毒品区宣言》并在首脑会议同意在地区成立排雷行动中心。2014年东盟在新加坡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工作组，加强了应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组织建设。2016年，东盟签署了《灾害管理愿景2025》，为今后的灾害合作和管理指明了方向。
图 5东盟秘书处组织结构情况
其次，在东盟地区安全理念方面，东盟发现体系压力仍是难以忽略的安全威胁，东盟需要通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方式加以应对；在安全指涉对象方面，东盟试图通过安全共同体建设等方式减少域外大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干预，扩大东盟共同利益及自身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因而这一阶段东盟将东南亚地区安全及东南亚国家发展视为安全指涉对象。
最后，在东盟地区安全运行与评估反馈方面，东盟凭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突破，加强和整合了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关系，是东盟有效应对体系压力的生存之道。东盟通过这一时期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自主性不断提升并成为地区安全治理的“驾驶员”。一方面东盟一体化进一步深化，成为地区国家认可的典范；另一方面，成功实现了自身地位的提升，使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影响力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一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运作表明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方式更为娴熟。
(2)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2003年至今)
与上一阶段相比，2003年至今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一是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成员国共同的身份、价值观和认同和机制性规范得到更多强调；二是规则得到显著增加与深化，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逐步出现由规范向规则转向的倾向；三是更为成熟、丰富和多样化，复合性特征日益突出。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使东盟能更加高效地应对体系压力带来的挑战。
第一，构建安全共同体。一是强调成员国共同的身份、价值观和认同；二是以机制性规范为原则；三是并非国家或联盟性质。东盟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明显提升，协调能力显著增强，有利于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东盟—印度、东盟—俄罗斯、东盟—美国峰会发挥重要功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获得稳定的安全环境支撑。2003年东盟签订《巴厘第二协议》，东盟开始着力打造成员国命运相连、安全与共的合作关系。2003年后，随着环境问题、海盗问题和恐怖主义等问题日益严峻，东盟深化在海洋、气候、救灾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凭借突出安全共同体特征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东盟能培育更紧密的安全联系并确保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提升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能力。
第二，规则的增加。2003年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不仅表现为规范建构，还突出体现在规则元素的增加。2003年10月东盟签订的《巴厘第二宣言》明确提出：“重视规则，这种基于规则的体系是公平的，有利于东盟的进一步发展。”[注]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October 7，2003.http://asean.org/declaration-of-asean-concord-ii-bali-concord-ii-3/. 在2009年2月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再次签署《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将自身打造成拥有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基础上、以规则为导向的共同体，使成员国共同承担安全责任，将东南亚地区打造成和平与稳定的地区。[注]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M/OL].at ASEAN Secretariat，Missouri on June 2009.http://asean.org/asean-political-security-community/. 2007年《东盟宪章》的签署增加了对成员国的法律约束力，规则原则再次深化。东盟地区安全治理范围的扩大以及地区法治的加强增加了东盟与大国谈判、协商和解决争端或问题的效率，是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有力之举。
第三，复合性。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主要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并在不同层次架构下有序发展，是一个复合性机制体系，包括多个圈层。在内层，东盟组织机构稳步推进并且日益健全，包括东盟一体化局、政治安全局、人力发展局和共同体事务局等部门。在中间层，《巴厘第二协议》和《东盟宪章》加快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规范和规则建设。在外层，东盟—印度、东盟—俄罗斯和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这些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功能。可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看，该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几乎囊括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内外部所有行为体，渐趋朝着复合性治理结构转型。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层层交叠、分工有序，不仅促进了不同成员参与各类东盟地区安全治理的内在动力，而且通过制度化安全合作关系保证了不同层次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发展和未来，成为东盟应对体系压力的创新之举。
三、结 论
通过四个阶段的案例研究，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本文认为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的作用导致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具体而言，第一，东盟面对的体系压力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变化且程度递增。最初，东盟面对的体系安全压力主要来源于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2003年后，俄罗斯也加大了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力度，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构成东盟的大国安全压力，大国地区博弈朝着日益复杂化的方向演变。第二，体系压力导致东盟在不同阶段的安全认知发生变化。早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及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战略收缩给东盟带来了大国安全压力，东盟安全认知主要基于国家生存层面。随着体系压力的递增，东盟安全认知的内容和范围都有所增加。第三，东盟安全认知的变化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由于安全认知的驱动作用，东盟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第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在历史演进中渐趋完善和丰富(见表3)。总体而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逐渐由内向性向外向性转变、由传统安全朝综合安全转变、由不太运用整体到熟练运用整体转变，渐趋完善和丰富。
表 3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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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8,18(4).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通信作者 及地址：颜欣，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693号武汉工程大学武昌校区；邮编：430073；E-mail：619125926@qq.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14ZDA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李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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