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化学研究的现状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现状论文,化学论文,文学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至1986年，中国文艺界曾兴起过一阵“文化热”。事情首先是由一批青年作家的“寻根文学”创作发起的；尔后，文艺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了这场文化大讨论。热潮虽已过去一段时间，影响却至今犹存。讨论的结果，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出了一些成果。
广义地说，文化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凡是人类文明的活动及其产物，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尽可囊括其中。狭义的文化范畴，则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及其过程的活动。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研究中所指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
那场讨论在文艺界引发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究竟如何？于是有一批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文章问世，形成了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这种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1、全貌鸟瞰：在文化研究热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力图描绘出某一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大轮廓，诸如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之探讨（或曰中国文学艺术的文化选择─—正向的与逆向的），中西文化与中西文学之比较，以及种种关于文化精神、文化形态、文化结构、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等等，基本上可分为概貌的与理论的两大块。这类文章所论及的问题，一般都具有历史大跨度的特点，或探求文化形态、文化发展根本特征的意向，大体属文学文化学的宏观研究。其中的若干问题，可以说并不是新设的，而是近现代以来曾经反复探讨过了的，当然现在的研究有新角度、新观点、新方法，带有新时期的历史烙印。它们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种种关联中去寻找其对文学的影响与改造意义。这些文章因其论题大，包容广，大多还只能是一种鸟瞰式的勾画。
2、断代分析：王培元的《关于中国现代反帝爱国文学的思考──从中西文化冲突出发》（《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王文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上分析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与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政治经济方面的侵略与被侵略，文化思想方面的先生和学生关系并存。西学东渐，引发着中国的有识之士急切向西方寻求真理，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并因此导致传统文化的蜕变。在近代，由于反帝救国核心任务的制约，在文化蜕变的进程中，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被爱国救亡呼声淹没，形成近代文学的反帝爱国基本主题，文学中燃烧着政治热情和国家意识，如谴责小说中强烈的革除弊俗，鼎新政治的呼声。“五四”的先驱者们才明确地将反帝的民族解放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紧密结合，并表现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与民族振兴、社会改造的统一。“五四”文化的中心，由近代的政治与国家，转到以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西方近代意识为武器，投入批判封建文化的运动。因此，“五四”文学的特点是文化批判、思想启蒙，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腐朽荒谬，及其造成的愚昧、麻木、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长足发展的是反封建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要不体现为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抗议和对祖国的热烈赞美，而表现为对“民族劣根性”的痛切暴露抨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诀绝抛弃。
3、艺术手法的文化学研究：宋耀良的《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的题头有几句诗：“中国是东方文化的汪洋大海／驶入其中的任何船只／都会因故偏离航线”，表现中国文化的对外来事物的消融改造。意识流手法，作为改革开放年代“首批从西方驶入中国文学内湖的红帆船”，必然要被中国文化改造而东方化。这个被“化”的过种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技巧的模仿和搬用，如时空的大幅度跳跃，描写视点的高频率转换等。由于与中国文化的温柔敦厚主导倾向和恪守平和中允的审美特征发生抵触，因而时空、角度等形体方面变换过大的那种小说很快不再流行。第二阶段，意识流既进入心理领域，又步入外部社会现实，二者有机地糅合，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它是中国习惯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现实主义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段的结合、表现生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汇，这才是真正的意识流东方化的开端。第三阶段，由注重表现心态到深入剖析和表现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民族深层的心理意识，这是东方化的深入。在东方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意识流文学的三大特征：其一是心灵之感与自然之象的吻合，消溶了内外世界的界限，内心与外物交织一起。其二是情节发展与情结开释相交织，显示出特有的东方的优雅和节制，意识在定向范围内有节制地流动、扩散。其三，当代意识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相贯通，不仅勾画出当代意识的渊源与表现，又构成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洞照与剖析，对糟粕与劣性的批判和鞭挞。
4、作家与时代的文化研究：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从盛唐文化背景出发去探讨李白诗歌的独特魅力。盛唐文化的繁荣乃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李白恰逢这两种文化交流的高潮，加之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期间，南北文化交汇融合，形成文质兼善的完美境界。李白以他的经历，早年受过蜀中华美文化的启蒙，又得荆楚文化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薰陶，后又受北方文化贞刚之气的影响。而且这些都是李白从亲身的经历中直接地实实在在地获得的，终比纸上学来更为亲切自然。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各种宗教输入带来的各不相同的思想、文化、异域信息造成的思想活跃局面，域外音乐舞蹈美术传入造成的绚丽多姿景象，由此造就盛唐文化的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如此等等，对诗人李白心理气质的薰陶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加之李白幼居中亚碎叶，西域文化的洗礼使他易于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接受异端濡染；成年后在长安又亲身接触外来文化，感同身受。盛唐文化的博大宏放，自由不拘、灿烂辉煌，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使李白在气质才情上充分体现了盛唐文化的特征。因而李白诗歌的最突出之处是以气胜人，其气奇、气逸、气壮，有骨气、有气象、有气势。气奇使李白诗歌呈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其艺术形象不可思议地想落天外，令人惊讶叹服；气逸使李白诗歌表现出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诗风飘逸不群，才情不拘；气壮使李白诗歌具备了充分的乐观与自信，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处世，即使写“愁”也是浩然壮气充溢，纵肆无涯无际。李白诗歌的凛然不倨气骨正是盛唐时代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上升带来的对人的价值、人格力量和自信心的肯定表现；恢宏超迈包孕天地日月的气象直接源于盛唐文化的博大深广；大气磅礴奔腾回旋的气势也植根于盛唐文化的自由活泼，不拘小端，要言之，李白乃是盛唐文化的儿子，决非什么上天的“谪仙人”；李白诗歌实实在在是盛唐文化的产物，其不可思议正是由于对盛唐文化缺乏了解。
这个粗线条的描述，乍一看来，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似乎已相当完整，从总体到断代，从艺术手法到作家研究，大体略备，已成体系。然而倘若深入考察，就可发现这种研究还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大体而言，那种全貌鸟瞰式的研究，虽然不乏精当的见地，如陈伯海的《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杂文学体制、美善相兼的本质、言志抒情的内核、传神写意的方法、中和的美学风格，以复古求通变的发展道路等规律，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反映而为文学的民族性格的角度总结得来，确系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但也应该指出，有相当部分文章，还只是给我们提供几个突出部位的印象结论。这些文章所论，都是极大的理论命题，是很难展开充分的论述的。也正是由于缺乏充分的论述，它们的结论可能受到种种诘难和质疑。由于中国文化研究还有许多纠结尚未解开，现时期要从总体上去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还缺乏必需的条件。文化范畴包罗万象，要从中抽取若干要素并非困难，但要驾驭全局却谈何容易。因此，诸如全貌研究这样的论题，是一个难度极大蕴涵极其丰富的课题，需要集相当多的专家学者，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方能做好，它应该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大目标，是产生历史巨著的论题。现有的研究还只能说是站在起跑线上，其后的工作正可谓任重而道远。
不单是总体概貌的文学文化学研究框架尚未构筑，即使是一个时代、阶段，这种研究也还只是从某一方面粗略涉及。当然，王培元的文章有一个副题──从中西文化冲突出发，表明了这种研究的局部性。但即使在这个局部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中西文化产生冲突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强烈震撼，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态度行为，各种社会现实体制的消亡生长等等，都是很值得论一论的问题。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近代以来各种新式学校的兴办，一批批青年学生的涉洋留学，对于彼时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冲击，对于社会思想和文学变革的影响，都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在近现代的各个不同阶段，传统文化的蜕变和新文学的生长又包含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更不用说在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势下，传统文化对新文学仍有相当力量的潜在制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陈平原关于“史传”、“诗骚”传统对近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影响研究。还有不同作家因自身立场观点经历素养等而产生的与时代精神或者合拍或相抵牾的问题。总之，就某一时代阶段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有许许多多有待探究的问题。
我们这样说并非要苛求作者，一篇文章是不可能展开太充分论述的。我们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说明，在这些大的方面，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只刚刚开始，最粗略的研究框架亦尚未搭起，还有太多太多的工作有待努力，而且这些工作都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
相比较之下，我们更欣赏如宋耀良、袁行霈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后者。他们针对一种艺术手法、一个诗人进行研究，题目小一些，目标集中一些，论述就相应充分，给人所论结实的感觉。
宋耀良的文章有自己的特色。一种横向移植的艺术手法，如何在纵向的传统文化系统的消化中获得新的表现，从而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使用，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诸如此类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中国文化对外来事物的强大消化力，已经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但对一种具体的艺术手法，就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问题，则有其具体的特点。宋耀良将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总结出若干特色，不管所论是否完整充分。但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总算有了一个大致的构架，有了一个雏型，这是比较扎实的、有意义的研究。对这篇文章我们只想提一个建议，即意识流文学为什么能很快地东方化中国化且为人们普遍接受，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作为一种舶来品（按作者的说法是“外入型”的艺术新形式），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异端。然而对意识流文学的手法却有那么多作家争相借鉴运用，而且持有异议的声音相对弱小得多。从读者的层面看，意识流文学也是很快就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接受和欢迎的。这里头，除了开放伊始的新鲜感等直接原因外，还有一种更深刻的隐藏在底层的文化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况且，不单是意识流文学，还有许多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创作和理论，在横移过程中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揭示出那深隐的文化心理机制，才是真正把握住时代社会心理的核心，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项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
有关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我们最欣赏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一文，这当然与作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功力有关，但主要原因还不在此。我们认为，文章选题恰当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从一个诗人的创作入手去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化的关系，正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打基础的研究。尽管作者声明“一篇文章难以面面俱到，也难以深入”，但袁文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李白诗歌风貌的大致格局，并且其中不乏新见，比如时代风气的薰陶和文化的浸润对作家的作用，主要并不表现在字句题材上，而是在精神气质上。这种意见，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可以说是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不过，具体的观点再精当也只是一个观点，袁文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乃是研究方向（或方法）的选择。如果我们以若干重要作家或代表作品为出发点，去逐个地研究蕴涵其中的文化内容，广而集之，我们就可以求得一个时代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将是结实而不浮泛的。推而广之，则可构建起中国文学总体的文化学研究体系。基础打得牢实，整个研究体系才有可靠的保证，不至于一阵风来就摇摇欲坠，这就叫自下而上的研究。
我们欣赏袁文是基于这么一种现实的认识：中国文学研究尽管可谓硕果累累，但仍然有不少重大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或没有真正解决；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学研究在许多方面尚处于空白状态，还未形成大致完整的体系。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文化学研究时，不得不同时兼顾文学和文化两个方面，有着双重荷载。这种现状使我们在目前阶段，对文学文化学的宏观整体研究的现实可能性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目前还拿不出一个宏观整体的传统文化研究参照系，我们担心在这个不牢固的基础上笼而统之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科学真理性，它们很可能只是一些泛泛之谈，经不起人们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虽然我们也赞赏某些领域的宏观研究，但它必须是有前提的，没有具备相应条件的宏观研究很容易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或者是类似靠运气的天才猜测。我们宁可将题目选得小一些，发掘得深一些，免得因贪大而破绽百出。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些，我们不应该头脑发热试图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认为，文学文化学研究在现阶段最好是视野相对集中，凝聚在一个较小的论域。内涵集中有利于研究的扎实牢固，外延过分扩散则难免导致研究结论的空泛，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方法导向。此外，这种先打基础而后构筑体系的做法，有利于集中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将体系建设做得好一些。它还能避免因整体把握处于相对含混状态时很容易引发的大而无当的争论，这种争论的结局往往是不了了之，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花大力气去做。文化是一个比文学大得多的范畴，文学乃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们之间的相干效应往往决定文学发展的走向与水平。就表现情况看，文学也会受具体历史事件或行政措施的影响；但就深层的意义看，文化的内在机制往往对文学有着更为深刻持久的作用。具体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一般也都要经过特定文化的浸染，以彼此相互糅合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论述过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这种情况告诫我们不能对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作机械论的处理，应该避免表面现象的直接比附，而去深入追寻和发现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一个民族的文学是现实的、传统的、内部的、外来的诸多因素共同的合力作用造就的，文化学就是要求得关于这种合力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地位提得再高都不为过。作为文学创作直接操作者的作家，作为文学现象感受对象的读者，无不置身于一定的文化环境，耳濡目染了种种特定的文化，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文化环境规定了其美学趣味与要求。或许有时会有不自觉意识的现象，但任何行为要求都不是凭空生出自天而降的，而是切切实实从文化土壤中假以日月生成的。把文学放在文化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发现文学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因势利导，促使文学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