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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5)02-0032-07
“中华民族”一词系“中华”和“民族”两词合成。据考证，“中华”一词，约在晋 代已出现。“民族”一词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指民族与国家同一 的含义。“民族”一词出现不久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1](P59—66)并广泛的传 播开来。然而，“中华民族”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时至今日，对“中华 民族”一词的理解依然争执不一。本文拟以不同的历史语境为视角，就“中华民族”一 词自其出现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含义的阐释、研究分阶段进行简要综述，进而找出“中 华民族”一词含义变迁的规律，以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华民族”一词含义的把握，在 民族理论研究上与时俱进，为民族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合乎时代发展需求的理论视角和思 维进路。
一、“中华民族”概念的萌芽
“中华民族”概念在清末民初萌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帝国主义压迫和 内部民族矛盾尤其是国家危亡引发了人民的民族危机感，进而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人们认识到应当发动并整合中国各民族抵抗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在这 样的情形下萌生的。但对中国前途的不同模式的选择，导致了“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伊 始，就其含义的界定就存在分化。立宪派主张通过改良而非革命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进而消除国内矛盾并抵制列强的侵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是包含中国境 内的所有民族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推翻清王朝统治，于是 打出“排满”的旗号，“中华民族”就不可避免的成为汉族的代名词。但随着形势的变 化，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历史语 境下，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分化，但资产阶级革命 派还是逐渐的认同了大民族的概念，把“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各民族融合同化而成的一 个民族。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 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一曰世界观。”同时 他在该文“炎黄子孙”一词注文中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 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1905年，梁启超更是明确指出：“今之中 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2]这 就明确地阐明了“中华民族”作为族称所包含的族群范围为汉族。1922年，他在《历史 上中国民族之研究》里，一方面说“中华民族”通常指汉族，同时又认为“中华民族” 并非仅仅只包含汉族，称“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 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凡满洲人今皆为中华民族之一员也”。[2](P1—2)
杨度也在《金铁主义说》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认为“今人必目中国最旧 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固有之名也。中国自古有 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中华民族”代替了汉族的称呼。同时他认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 ，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也就是说只要接受中华文化既为“ 中华民族”。据此，杨度认为蒙、回、藏族虽有部分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 体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而满族则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 了。因此他主张“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的“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 就可以达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 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益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目的。[3](P305— 374)这里杨度提出了通过同化手段，将蒙、回、藏都纳入到“中华民族”体系，把“中 华民族”看成是汉、满、蒙、回、藏一体化发展的最终方向，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 华民族”的内涵。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思考则经历了一个前后有别的过 程。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修正增补的《兴中会章程》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5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再次将推翻清的统治、恢复中华作为革 命的第一目标。当“中华”与“鞑虏”相对使用时，它的含义就是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领土和民族构成上全面继承清王朝的遗产，狭隘 的民族观已成为中国民族统一的障碍。孙中山意识到汉、满、蒙、回、藏为代表的中国 各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于是提出了“五族共和”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4](P90)但外蒙古、内蒙古和西藏内部出现的要求独立的声音，使中国面临分裂的危 机，“五族共和”面临着严峻挑战。1912年3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与刘揆一等发起 组织“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其发起电文称：“民国初 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无逾于此日。 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5](P1 49)显然在这里“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各族在内，而非单指汉族。孙 中山在1919年所写的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指出：“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 ，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 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 亦多不察……”。[6](P187)既然“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广被使用，孙中山在否定五族 共和以后提出了“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 族主义的国家”的主张。[6](P473—474)而这个大民族即为“中华民族”，很明显，孙 中山不仅认定汉、满、蒙、回、藏同属“中华民族”，而且要把中国各民族融合同化成 一个民族。
二、“中华民族”内涵的深化
20年代末到抗战结束，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促使社会各界进行凝聚各民族力量，团结 社会各阶层救亡图存的努力。他们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内涵的探悉和解读来寻求民 族团结的纽带以达到全民族的一致对外。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所引发的民族情怀和民族 责任感，客观上加强了民族认同，主观上则体现为各界对“中华民族”内涵认识的深化 。在这特殊的语义环境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极力强调中国各民族的内在同一性，大 民族情结使各界倾向于把整个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视为一个民族既“中华民族”。但是， 各界由于立场、角度的不同，对“中华民族”的看法存在差异，就“中华民族”之下是 否还存在各个不同的民族存在歧见。
1935年，赖希如在《中华民族论》中称：狭义的“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民族的主 体汉族。广义的“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全体。中国境内六种族，在人类 学上和民族学上，有显著分别。但各少数民族渐已同化于汉族。此种同化一方面是血统 上的混合和生活上的同化，另一方面是精神上接受汉族的文化，很自然地铸成了新中华 民族团结的基础。故汉族其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然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7](P1 175)虽然他不区分种族和民族，且强调汉族的核心作用，有用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倾向 ，但明确“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全体民族，却给“中华民族”赋予双重含义开了先 河。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自觉意识空前加强，“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内在统一性的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日本在中国西南掸族、东北、内蒙 古地区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的危险，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 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 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 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明确提出“我们所以要抗战为的是 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 决条件”。[8](P773—785)为此他不惜否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认为中国只 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其它低层次的民族则为种族。
针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费孝通撰文认为，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 一个”是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一 句话找一个理论的根据”。指出在国家危难时刻，要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并不一定要 否认中国境内有因文化、语言与体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团体的存在，“唯有从事实上认识 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9]翦伯赞在批评顾颉刚想“把中国国内的一切不 同言语、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从而 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当 作一个民族来看待，指出“中国民族在今日，是一个在历史中行动的民族，是一个在革 命战斗中的民族，只有从行动中，从革命战斗中，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伟大”。[10](P 27—33)但他同时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
1942年，芮逸夫提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谓一 体”，“中华国族”“由国族的意义说，它现在包含华夏、通古斯、蒙古、突厥、土伯 特、倮猡、麽些、什侵、摆夷、撞、仲、黎、苗、徭等族。”[11](P134)即认为中华民 族就是国族，和中华国家具有密切的关联，包含了中国国内的各民族。
1944年，罗香林提出：因为他(中华民族)是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中国所有人 民的总称，所以凡住在中国领土以内而取得中国国籍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细胞，他 们的综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内蕴。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定义。……就广义的观点来说，凡 是与中国人民同一种属源流的，都是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二定义。[12](P109)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就是国民的总体，甚至与中国人民同一源流的也属于中华民族的范 畴。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时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同中有异，这反映了两大阵营在特定历 史情境下的利益的趋同与分化。面对日本的节节入侵，两大政党都希望凝聚各民族力量 打败日本侵略而达至中国独立，因而基于维护各民族团结来反抗侵略的目标，都强调中 国各民族的整体性、同一性；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族的利益，追求全民族的 独立，而国民党则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追求少数人的专制。所以前者承 认中国民族的多元性，而后者则回避民族的多元性。
1927年国民党的《对全体党员训词》，规定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不但须使中华民族对 外求到自由平等，且须使国内少数民族一律平等”。[13](P315)1929年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虽此数地人民之方言习俗与他省不同， 在国家行政上稍成特殊形式，然在历史地理上及国民经济上则固为中华民族之一部，而 皆处于受帝国主义压迫之地位者也”。[13](P646)在这里“中华民族”都是指包括少数 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强调各民族对外的整体性。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 运》一书中，蒋介石更是提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命题，以“文 王孙子，本支百世”，“岂伊异人，昆弟甥舅”为依据，认为各宗族之间不是“同一血 统的大小宗支”，即为“婚姻的系属”。[14](P1—2)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提出“中华民 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的观点，要求各族人民认识中国的命运，勇于担当民族的历 史责任，既有其历史的逻辑，也有“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弱小民族”[15](P5)的嫌疑 。
1937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问题致共产国际电文中称“吾人共同之 目标，在于抵御强邻之侵略，挽救民族之危亡……主张集中和团结全国力量形成民族统 一战线，在对外方面，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之侵略，取得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1 6](P468)1939年，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除汉人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 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 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6](P625—627)揭示了中华民 族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也承认中华民族是由国内多个民族组成的。同年八路军《 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提出：中国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组成近代的 中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 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16](P808)
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都承认中国各民族在外敌入侵、强邻压境下拥有共同的 利益和共同的责任，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这是对“中华民族”一体性 取得共识的反映。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争论则反映了一致对外基础上的不 同立场。
三、对“中华民族”内涵认识的加深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在文革前偏重对少数民族的研究 ，而对汉族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整体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内 涵未做多少阐释。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外国交流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感国际间竞争之 激烈，如何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让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 时代的主旋律。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重新研究相应成为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自 8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学、民族学等各学科的学者纷纷著文立说，对“中华民族”一词 进行新的诠释，呈现百家争鸣之势，大体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其代表人物是谷苞。他在《论中华民 族的共同性》中指出：“目前，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 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17](P1)这是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 末最为流行的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 87年陈永龄主编的《民族词典》中“中华民族”均被解释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另一种观点是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看待。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是“用来 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 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 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8](P1)在这里，费孝通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 个民族实体的命题，并认为民族有层次之分，将中华民族和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之 间的关系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概括，从理论上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说 明。它已经在民族学、民族史领域成为指导性的理论，并在研究中进一步得到扩充和完 善。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具有双重含义：一指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二指在中国各民族 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实体。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连开。他在《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一 书中对“中华民族”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前后多次对“中华民族”下了定义，不断 对其观点进行提升。其论述大致前后如下：1、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 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P1 )2、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 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多元性； 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分割的 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1](P68)3、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 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是不可分割的实体。[1](P12)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前两种观点的 结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
持最后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 的命题自明确提出来就遭到了对其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方法论上的批判 和质疑。如任剑涛认为它是“由现实的价值功用或预设的价值目标为起点、以历史的溯 源或反观去求证，最后将一个预设的价值目标力证为一个历史的事实的研究道路，颇给 人一种触犯了社会学价值中立的忌讳的不安”。[20]胡鸿保也从方法论的角度认为：此 理论尽管有重大突破，但也有不少败笔，存在为了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而对考 古及文献材料的误用。[20]与此同时费孝通本人也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以民 族认同意识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进而引申到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的 问题；还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有人指出“中华是国家名称，中华民族过去与 汉族是同义词，现在用来指中国各民族，应该是中国各民族的意思……中华民族是一个 政治概念，指中国各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性，而不是一个民族学上的 名称”。[20](P411—422)张海洋认为：“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概念，它指由生活在中 国版图之内和拥有中国国籍的人们构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它是中国人为了与西方 抗争而根据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而‘匹配’或‘挂靠’出来的概念”。[21] (P1—29)王柯认为“‘中华民族’尽管使用民族一词，但事实上却是更少一些民族性的 依据，而更多一些领土性的依据”。[22](P286)他们都认为“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政治 概念，缺乏民族学意义上的含义，他们倾向于将这一概念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这也就 在事实上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命题的否定。
四、结语
透过历史和论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一词自出现以来，在不同时代有不同 的论述和解读，但其内容不外乎围绕两个问题进行：即“中华民族”究竟仅指汉族还是 包括了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整体，除承认“中华民族”这一整体之外 是否还需承认民族的多样性。撩开分歧的面纱，我们可以探寻到对“中华民族”进行解 读的一些共通之处：
1、对于“中华民族”的阐释往往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进行。 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与解决中国民族、国家问题 的方法连在一起的。在国家面临不同的时代主题时，对“中华民族”的内涵阐释也有所 差异。
2、尽管在不同时代对“中华民族”进行阐析的学者或团体或者没有提及大民族主义的 概念，或者即使提及过大民族主义的概念也不是直接将它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但 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涵盖中国境内一切民族的大民族的观念始终是主流思想，大 民族主义的思想在对“中华民族”进行阐析的过程中始终若隐若现，“中华民族”概念 从其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在大民族主义的光照之下。
3、“中华民族”的定义始终是把中国置于世界之中而界定的，无论何时，人们对“中 华民族”的看法都是在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来源于 人们对民族的自觉认同。只有有共同认识的社会群体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民族整体。民族 危机压迫下的中国人开始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出发，从外争民族独立，内 求民族平等两方面进行探讨，谋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达到解除民族危机、实现国家 独立的目的；而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基本目标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民族复兴， 虽然有别于民族危急时代，但其基本的立足点同样是在思考国家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 关系。“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就是时人对中国民族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也是民族体 认的产物。只不过以前主要是应付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危机，而当前则是应对融入世界的 挑战而已。
4、“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深化，时至今日，对“中华民族”这一 概念的认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已进一步深入，“中华民族”一词已失去最初指汉族的 内涵；“中华民族”的含义包括中国各民族，中国各民族都认同中华民族不仅是学者们 的普遍看法，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一致看法；关于它是不是一个民族实体的论争随着 时代的发展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所需说明的是“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民 族实体，如果是一个民族实体，那么它是靠什么作为共同体的纽带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应该放在把整个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国家所面 对的历史使命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加以考察，“中华民族”概念在对中国民族命运和前 途的思考里诞生，伴随中国民族命运和前途的转折而深化，在中国国家复兴里而升华。 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在国家历史使命的转换里的民族 认同的过程，因而，“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所有民 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过程，并且将会伴着这种认同的加深而成长。
收稿日期：2004-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