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对美国情报委员会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情报论文,中央情报局论文,中苏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10月，笔者应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历年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学术会议，并由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批原始档案文件汇编，名为CIA' 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年)，计70件，约千余页，内容大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先生评价为是“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文件（注：会后，情报委员会出版了这批档案部分影印件的汇编本及光盘：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NIC 2004-05,October 2004。研究者可在网上查阅这些文件(http://bookstore.gpo.gov)。）。
纵观这批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了解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外交动态的密切关注情况，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美中苏三角关系因素注入后，美国观察中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角度的变化情况。根据与会中国学者的分工，笔者着重读了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问题的文件。就总体言之，这几份分别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和末期的报告，对于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趋向的评估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基本符合当时情况；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比较全面的，兼顾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国家利益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合作的变化等几个层面。但是具体而论，初期的报告，由于作者根据西方同盟国成熟的内部关系协调的经验，更多地基于一种理性认识考量问题，因此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从而对中苏之间凝聚力的估计略微高了一些；末期的报告，在考察中苏较大规模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局势时，似乎对中国通过反苏宣传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更多地注意到苏联缓和与西方关系的迹象，而对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缺乏必要的预测，故而将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前景估计得严峻了一点。下面，笔者分几个问题对所阅的文件进行初步评估。
一、关于1960年代中苏分裂趋向的预测
中苏两党1958年在建立长波电台、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事件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而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沉默和冷淡态度，赫鲁晓夫还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的行为，更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毕竟在他看来，这两项创举前者显示了快于苏联的建设速度和优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后者则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中苏之间的芥蒂加深了。
1959年初，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虽然赫鲁晓夫宣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不过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苏联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在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会谈时却抱怨说，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1] [2] (pp.227～228)。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注：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13003。）。这其实已是在阵营内部向赫鲁晓夫全面彻底裁军的方针提出了挑战，示意苏联不要在一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即做出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实际上单方面废除了苏中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2] (pp.221～222)。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后，苏联方面迅速意识到，中国采用的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很可能会被同样运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争端之中，苏联外交部为此于9月8日即向苏共中央提交了题为“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详细报告[3] (p.252)。而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则令中国方面认为作为盟友的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率先对外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如此种种，中苏之间的不和谐音愈益强烈，领土和边界问题开始摆到了桌面上。
9月末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华，10月2日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在这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回忆了1957年1月周恩来对他所做的关于苏联在领土问题上处理不公的批评，一吐耿耿于怀的不快，借机批评中国解决中印边境冲突的方针，以作为对当年挨训的回应。其结果却招来中国方面更为严厉的回击，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是机会主义[4]。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此次大伤感情的争吵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实际上就奏响了以后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转入1960年代后，中苏边境冲突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正式公开提出，历史的伤疤复又揭开，中苏两党两国走上了一条恶化关系的不归路。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
1960-1969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逐渐恶化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逐步升级，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中国着手调整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由敌对转入对抗。
对于60年代中苏关系变化的前景，中情局1960年的报告做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虽然报告指出：“双方分裂的因素依然存在并可能发展”，“在未来5年里，共产党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量很可能增加，这会削弱莫斯科通过北京对苏军事、经济的依赖性而施加的影响”。“与前10年两国处于同盟期相比，北京将更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质疑苏联的领导”。“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结构的重组”。但总的认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此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中苏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在这一时期中，两国关系中最强大的凝聚力莫过于双方都认识到，对双方同盟关系的任何重大损害都会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双方都会继续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互利中寻找到凝聚力量。对中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依然依赖于苏联，他们可能感到，在维持与苏联的同盟问题上别无选择。”[5]
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出现此种偏差的原因，应在于不同体制国家文化背景上的较大差异和缺乏对社会主义国家决策程序的必要了解，使报告作者主要根据理性分析，从西方同盟国成熟的于内部调节各方关系的经验出发，认为中苏两国是盟友，需要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战略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苏联也有很大的依赖性；特别是两国拥有统一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所以双方关系中的凝聚力量要强于分裂力量。由此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内在的结构性弊病对同盟关系的破坏作用。
不过，报告对中苏关系所做的总结分析还是注意到了中苏处理国家关系标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为“中苏关系的本质是不可能用简单的术语来描述的。没有任何一个术语能够概括两个共产党国家彼此之间的行为和他们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体印象。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国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一个坚固统一的阵营、一个没有国界和国家利益、完全实行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同盟。另一个相反的极端例子是，他们又不像典型的19世纪的大国那样，严格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又包括了这两者中的因素。两国关系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冲淡了民族主义，而国家利益又冲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评估基本符合实际，只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界限，一般来说，在50年代，尤其是1950-1957年，中苏两国呈现给世人的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两国的国界是共同的，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责任。即便到1958和1959年中苏两党分歧加深、矛盾冲突不断，毛泽东也还是强调中苏之间的分歧是九个指头与一个、甚至半个指头的区别（注：参见1958年7月22日毛主席与苏联尤金大使第二次谈话记录；安东诺夫关于赫鲁晓夫访美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1959年10月14日，SCCD.F.5,Op.49,D.235,LL.89-96,CWIHP Bulletin,Issue3,Fall 1993,pp.56～58。）。尽管这种表态，事实上已经有些言不由衷。
另外，关于中苏分歧的公开化，报告点明：1960年4月，北京指责苏联在十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推行的缓和政策，使分歧公开尖锐化。
1960年2月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认为，“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6] 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此后，《人民日报》于1960年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这种举措招致苏联方面的严重不满，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他是一个不明智的老头子，没有用处[2] (p.223)[8] (pp.251～252)。
这种状况促使中国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于是4月份，在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不指名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中苏分歧公开尖锐化了。
过去中苏双方一直互相指责，或者说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发表保持中立的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是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的分歧；或者说上述1960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康生的讲话，是将苏中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注：参见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4页；邓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UK,1985,p.14；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1998年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这两种指责，事实上都根据不足（注：关于此问题的评述，详见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55-164页。）。而对于世工联北京会议上中苏双方的斗争，以往外界却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会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等等（注：参见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27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488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页；《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沈志华私人藏俄国档案，编号SD08104。）。
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9] (pp.544～545)。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继续更为激烈地展开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估计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有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着，它们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为他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因素。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择，即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的调整，由单一对美转变为双向的对美对苏。
苏联在1963年7月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之后，逐渐增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于是年重新进驻蒙古布防。中苏边界摩擦事件增多。苏联开始在苏中、蒙中边境地区增兵（注：参见NIE 11-12-66,The Outlook for Sino-Soviet Relations,1 December 1966,Tracking the Drago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1948-1976;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December 1,1966,FRUS 1964-1968,Vol.XXX China,in: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vol-XXX/220-229.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2页；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4页；1964年8月15日伊犁军区司令部文件：七月份边情综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9，第111-113页。）。中苏边境局势的发展变化，导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苏联是否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就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到5-6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确定搞三线建设的方针，同时还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注：参见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一次谈话记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43页；《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78页。）。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已十分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了。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注：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9页。）。
其间，毛泽东还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是，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毛泽东这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提出：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注：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20，第73-76页。）。尽管毛泽东这种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7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10]。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谈到与苏联还有领土问题的历史旧帐没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注：参见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目录X1，全宗35，卷号116，第37-46页；N.S.赫鲁晓夫同志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N.S.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转引自S.N.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第113-114页。）。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注：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注：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
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11] (p.54)。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了。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
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3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一轮冲突。以此次会议为分界线，中苏国家关系分而未裂，十分脆弱；党的关系只是藕断丝连，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中央关于参加苏共23大的邀请[12]，两党关系中断。
中苏新一轮冲突，以及苏联向远东增兵的情况，使得对苏防御问题愈益突出起来。在毛泽东的考虑中，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10] [11] (p.55)。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已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
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时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时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苏联海军实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明显增长，四大舰队中唯一不用于欧洲的太平洋舰队特别突出，它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的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大陆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苏军并频繁举行针对中国的进攻性军事演习[10]。尽管苏联海军力量膨胀的主要目的在于抗衡美国，但同时也带有从海上遏制中国的意图。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是年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时，在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注：1966年3月28日毛主席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
这样，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已经基本没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对中苏边界争端的态度和对策也由谨慎和克制向军事反击与对峙转化，中苏边界局势逐渐趋向紧张。
此期的中情局报告对中苏关系短期前景的预测基本是准确的，但也有些混乱，显示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报告一方面指出：中苏关系似乎极有可能在近期内进一步恶化。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争执会突然爆发性地演变为一种新的和恶性的形式，即使在近期也是这样。争执中主要人物的情绪或许终将起更大的作用，一些突发性事件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敌意，导致新形式的相互报复。一方面又认为“中苏边境事件可能会不断增多，尽管其严重性或许不会增加”[14]。这种行文的犹疑和矛盾，应该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关，中国国内局势的动荡给中苏关系的走向注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报告结论部分关于“尽管中苏边界上的严重军事事件有可能发生，但双方差不多都必然会设法避免战争”。“面对许多领域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关系仍将十分脆弱。如果中国开始提升其民族的自负心理，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边境上”的估计也是准确的。尽管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但是两国事实上都不愿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愿意率先迈出断绝国家关系的步伐。
三、关于1969年中苏爆发战争的分析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了毛泽东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8月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公开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15] (pp.43～44)，这即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16]。中苏东段边界黑龙江上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的冲突最为激烈，成为边境冲突的焦点。1966年至1968年初，中苏双方在这些地区的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殴，直至苏军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1967年秋，中国民兵用棍棒把登上吴八老岛的苏军赶了出去。翌年1月，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是年末至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进行威胁的严重事件[17]。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后，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的政治报告中宣称[18] (p.286，pp.288～289)，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以此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注：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1979,p.176。）。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苏联则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报复，苏军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袭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做出了两种反应：一是毛泽东估计中苏之间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超出常备规模，从政治、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二是希望降低边界一线军事紧张形势的危险程度，对苏联这时提出的两国总理举行会晤的建议做出回应。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10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改对美苏两面作战为集中力量对抗苏联，做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对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中苏关系的走向，中情局1969年8月12日的报告在对局势进行讨论时提出：1969年乌苏里江事件发生后，已经紧张和敌对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几乎可以肯定，在两到三年内，紧张局势不会得到显著的缓解。国家利益冲突、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取，以及对各自意图名副其实的忌惮，妨碍了缓和。边界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双方可能愿意达成一些临时性协议，但又都不会对各自的基本立场做出让步。报告根据中苏双方语词激烈的舆论宣传声势，根据两个国家现在都认为对方是自己最直接的敌人，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是帝国主义，要包围并消灭自己的情况提出：在这种氛围下面，另一方的任何行动都受到猜疑，任何军事准备都显示出威胁性。因此我们有理由询问，在以后的二三年内中苏战争是否会爆发[20]。
报告分别评判了中苏双方可能做出的反应。对于中国的反应，报告认为，“中国方面无故对苏联边境发动进攻不大可能。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他们对在东北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缺乏基本的准备”。“中国方面没有相应的兵力集结。中国人只在新疆、内蒙和满洲里的黑龙江-吉林边境地区有9个师的地面部队。尽管在他们背后中方在沈阳—北京—兰州军区有50多个师的兵力，但是他们在火力和装备移动方面是无法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抗衡的”。“自从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避免与两个大国发生军事对抗。此外也很难看到中国能从进攻中获得什么好处”。“目前中国人可能有两个目标：一是威慑住苏联的进攻，他们认为这种进攻随着苏联军事集结的加强变得更加有可能了；一是动员全民准备应付这种威胁。北京显然选择了通过在中苏边界地区法律地位比较确定的中国领土上实施小规模军事对抗的策略来表示其坚定强硬的态度”。
关于苏联的反应，报告认为，苏方有理由在现在或是不久的将来，考虑发动针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因为苏联人看到了中国人可能部署一个携带核武器的导弹部队的危险性，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即便是少量的中国导弹也将改变战略形势。苏联人似乎希望通过使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击毁中国的核弹设施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同时阻止中国人使用其战区力量在地面上进行报复性攻击。报告并指出，苏联领导人可能还看到这种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其他重要的利益，如击败中国的军队将向全世界显示苏军的威力，并且有助于提高苏联领导人在国内的威望等等。报告估计说：苏联人可能甚至希望毛—林政权倒台，或者是，如果这个政权继续维持着，那么新疆、内蒙古和满洲能从中国分离出去；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保护少数民族反对中国压制，有可能成为苏联发动战争的理由。
报告所说的中国选择有利地点反击苏联的评判很准确，1969年3月中国把对苏联实施打击的地点选择在珍宝岛，其实就是考虑到，一方面，该岛在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已被划归中国（注：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5页；Ю.М.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 Х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2001，с.318；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с.209.），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一方面，该岛又是苏军自1947年以来控制了二十多年的岛屿（注：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将珍宝岛划入其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则不予干涉。参见徐焰前引文，《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
不过，报告对中国此时在中苏边境地区军事部署情况的估计，其准确性如何尚无具体材料可以证实。6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此后，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的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三北”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到60年代末，“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也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10] [21]。
对于苏联的反应，报告的估计似乎严峻了些。其原因应该是过于看重苏联准备与中国摊牌的表象了，诸如对中国发出核威胁、苏中边境地区苏联军队不寻常的调动、部署，以及苏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等。而实际上，苏联方面的这种种举措，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军事意义，起码对于苏共中央领导人来说是这样的。
另外，报告注意到了中共九大的宣传舆论动向，评论说，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把华盛顿从头号敌人的位置上降下来，但是却把最精选的谩骂留给了苏联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报告中尚看不出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从中共九大政治口号的变化中发现了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情局的观察员对中方向西方发出的信号不够敏感。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重了其对苏联反应估计的严峻程度。中情局观察员把更多的关注给了苏联，对苏联向西方做出的温和姿态十分敏感。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原因可能在于：中美关系冻结二十年，双方隔膜太深，相互之间的敌意也太深，固有的成见很容易降低观察分析人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此外，苏联毕竟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方面已习惯于更为重视苏联的各种动向。
报告的“结论”部分评估了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指出：自从3月份乌苏里江发生武装冲突以来，中苏之间已经持续多年的、十分紧张和敌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改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我们有理由询问不远的将来中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显然存在。此外，尤其是面对中国构成的对苏联的核威胁，苏联人有理由在不久，而不是几年后，寻求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但“结论”认为：我们既不期待中国蓄意进攻苏联，也不认为苏联希望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性，苏联方面可能认为其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打击不会卷入这种冲突，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无论如何，此期以边界冲突为标志的高度紧张气氛的存在是可能的，战斗的规模可能偶尔会比迄今为止的大些，苏联人甚至有可能在交界地区进行惩罚性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来说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种对中苏战争的评估和预测，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这份报告完成的次日，如前所述，8月13日，在中国新疆铁列克提苏中边界地区，苏军就出动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对中国新疆军区一个排的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中国巡逻人员全部阵亡（注：参见刘丹主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下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人民日报》，1969年8月14日；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147页。）。苏联此举的出发点在于，他们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22]，由此开始对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忧心忡忡，故而在向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同时，对中国实施报复，借此对华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至1978年6月，尽管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立场分歧，都不肯做出让步，谈判却持续未断，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中苏边界上也没有再发生武装冲突。
总之，中苏这对盟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同志加兄弟，50年代末期的竞争对手，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以1964年为起点中，苏联开始互为假想敌，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角色的这种变换，使中苏两国从此一步步走上了相互敌对的道路。随着中苏双方关系中国家利益冲突因素的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斗争的逐渐明朗化，中情局评估报告起草者的理性分析反而与客观实际更加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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