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与特点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与特点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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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712

目前,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把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个概念,前者仅指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后者则包括从19世纪到20世纪整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一种哲学形态,认为它们之间只存在哲学家个人之间和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不存在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上的差别。因此,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只探讨哲学家个人或哲学派别的思想,而不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别史的研究。本文拟通过考察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揭示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及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注:关于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请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第3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加拿大”。该章是我撰写的。以后,在“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美国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年第2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分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同一与差别,阐发了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故在此不作赘述。)并在此基础上谈谈自己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格局的一点看法。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传入了美国。但是,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欧洲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美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输入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德国移民根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之变成美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甚至在“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注:恩格斯,199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677页。)。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始于20世纪20~40年代,而它的理论以其独立性而产生世界性影响则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的。从总体上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是与马克思主义进入高等院校相联系的,代表了美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传统。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美国高校的历史状况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大的阶段:20世纪20~4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末至现在。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过渡性的阶段,这些过渡性的阶段并不影响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总体风貌,只不过反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一、20世纪20~40年代:文化批判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结合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已由单纯的物质领域扩大到消费和文化领域,使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导致白领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提出和研究为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大多数美国人失去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趣,导致发生了共产主义信念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为在高等院校中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走进了美国的高等院校。当时,许多大学教授开始在大学里开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除此之外,他们还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变化和文化革新的特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危机,开展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和价值观的重建。1923年,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弗顿(V.F.Calverton)创办了以文化批判为主题的刊物《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该刊物发表的文章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批判等领域的成果,以此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卡尔弗顿在创办《现代季刊》的同时,还出版了《更新的精神》(The Newer Spirit)(1926)、《现代文学中的性》(Sex in Modern Literature)(1926)、《美国文学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32)等著作。这些著作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前工业社会的文化、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并分别从性别、民族文化、当代文学特点和美国人心理变化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乌托邦,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这些成果繁荣和推动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创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卡尔弗顿也因此而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参见Buhle,Paul,1991,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Verso,PP.155~183。)

在《现代季刊》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哲学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研究美国社会,相继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没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1934)、《中产阶级的危机》(Crisis of the Middle Class)(1936)等著作,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分析美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形成了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原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

文化批判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互影响,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立足经验的层面以创造一种文化批判的哲学。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走上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的道路。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俄社会都不具备的,因此,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都没有此方面的内容:就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时主要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了文化的批判,但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不是在经济的经验层面上展开的;就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当时主要是列宁哲学成功地解决了理论向行动、意识形态到现实的转化问题,却只使这种转化停留于政权领域,并没有拓展到文化批判方面。既然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适合美国社会的情况,那么,美国就应该创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美国社会的现实而言,以实用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适合的,况且,在理论上实用主义也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哲学思想,比如,实用主义强调活动,强调实在和事实,强调价值,强调有用性等等,都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传统。那些激进的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甚至直接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为詹姆士和杜威哲学的先驱。(注:参见Lloyd,Brian,1997,Left Out:Pragmatism,Exceptionalism,and the Poverty of American Marxism,1890~1922,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58。)由此出发,他们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实用主义哲学,或选择实用主义哲学中的某些因素和原则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此创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所以,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具实用主义的原貌,也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哲学,而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美国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亦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区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同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概括起来,这一哲学传统具有三个特点:其一,强调文化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思想是以美国的价值观批判美国的现存社会,于是,文化、价值不仅与事实、实在区分开来,而且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向度。当然,这一特点的形成最根本的还是由美国的文化批判所决定的。其二,以实践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理论转化为行动、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欧洲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主张从认识论和人的精神能动性方面来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要求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当做一种历史进化的理论来研究: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实证的意义,是对人的经验世界进化的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将任何心理的、精神的力量转化为人的现实行动的力量。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实践的意义。在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作为人的能动活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实证的,这种实证性就在于它能够通过效用得到测度和说明。据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行动的辩证法,这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义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欧洲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定义为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三,将经济当做经验世界的现实内容。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证化,不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而言的,而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经济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世界、实证的世界不是别的,就是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的社会结构。从这一观点出发,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生活的经典著作,同样,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著作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这一特点在以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无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什么样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经济的结构和形态都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的根基,政治经济学也始终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内在部分来加以研究。

以上三个特点只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具体而言,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宽广,其学者的兴趣不一,在许多具体观点上也不尽一致。比如,威廉·英格里西·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比他们稍后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和帕利顿(V.L.Parrington)则分别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1935)和《美国思想主流》(Main Currents of American Thought,1927~1930)等著作中,明确地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对立起来,创立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在关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索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黑格尔化,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把意识形态转变为现实,把功能心理学变成一门实证的科学,所以,他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也反对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辨化。而胡克则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马克思,建立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建立具有更为抽象意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解决革命行为的问题。尽管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的论述受到来自不同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但是无论如何,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一时期美国激进知识分子结合美国社会的现实,创造具有美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尝试,它标志着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上了独立的理论发展道路。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遗憾的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麦卡锡主义,把高等院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们或者关进监狱,或者解聘,致使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几乎中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也陷入低谷。

二、20世纪50年代末至现在:新左派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形态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经过古巴革命、中国革命、越战等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的不断冲击(尤其是“新左派”运动的冲击),美国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再度复兴,也使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创造性发展时期。

与20~40年代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题发生了变化。20~40年代,支持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信念是十月革命,而在70年代,支持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信念是“新左派”运动。从历史变革的角度看,十月革命与“新左派”运动的革命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十月革命的主体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域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更替上,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新左派”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群体,革命的领域集中在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本质上是一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革命。在历史上,任何文化革命都是有历史限度的,即它只能造成一种社会形态内部的制度变革,而不可能带来社会形态的更替。由于这两种革命的性质不同,所以,当人们的哲学信念从十月革命转向“新左派”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题也随之变化。20~4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题是围绕着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而展开的,其文化研究也是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信念。但是,70年代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题主要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问题而展开,不论是开展后现代社会的批判,还是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都只是为了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并不要求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哲学研究中涉及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涉及到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问题,也都在文化符号的抽象中消解了其中的革命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更加温和,变得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

其次,由第一个特点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主要是指那些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而在70年代以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学术化,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于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内涵也随之扩大了。现在,它已经发展为4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激进左派(radical left)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自由主义左派(liberal left)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三,马克思学,其代表人物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说加以研究,他们本身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肯定态度;其四,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美国,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指倾向于社会进步的学者,这些学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们却十分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动向,支持世界的进步力量,在理论上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反思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这4种学说的研究者们尽管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不同,观点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重视研究美国的现实和当代人类历史运动的重大问题。这种同一和差别构造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元化的格局。

再次,在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一个接受、融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于美国哲学传统的过程。但是,在70年代以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根据研究美国社会状况的需要来取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源,或者吸取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或者吸取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而在70年代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研究欧洲5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以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的思维方式来批判和改造美国哲学。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对于改造美国哲学的意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的破产,虽说在哲学层面上与在政治层面上同样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失去了声誉或意识形态上的潜力。相反,这种传统的反思辨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是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对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之内的我们这些人来说,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5,《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2页。)尽管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改造美国哲学思维的意义,但是,在强调人文主义哲学传统,关注现实的政治和生活问题的研究方面却依然保持着美国哲学的走向。有鉴于此,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美国社会内部的一种反传统因素,它的批判性无论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激活了美国社会,也激起了那些最富有创造性的美国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规模空前扩大。7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为主线,但研究的领域却大大扩展了,就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言,已经从主观价值批判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和现代性的批判,一些后工业社会和新社会运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主题,如生态问题、性别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全球正义与和平、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研究规模上,仅创办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业性杂志就达20多种,还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性著作,主办大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会议和论坛,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使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开始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成为全球化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全球公正和正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7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的上述变化表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只到此时,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完成了它作为面对后工业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而詹姆逊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于“后工业化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5,《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9页。)也是十分确切的。

根据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理论创造,我们可以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如下:

其一,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基础是学生运动,其创造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可以被称做“有机知识分子”。

其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承看,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

其三,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和北美自由主义强调人本主义,关注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传统,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在研究风格上,不作从概念到概念的考察,而是着重从研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风格。如果说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构造是直接从人的意识或意义结构的研究中获得的,那么,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构造则是从分析社会的结构,尤其是分析经济的结构中获得的。

其四,由于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其研究的领域集中在一些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问题上,如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现代性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

其五,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学术化倾向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界限,哲学与文学、宗教、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界限,成为当代许多美国学者共同创造的一种美国哲学。除此之外,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与当代科学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中大量吸收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哲学家们也在自己的研究中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波佩尔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考察,瓦托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等。这些都使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融入了当代美国哲学的发展之中,并因其批判性和反传统性而融入了美国哲学,成为美国哲学中具有否定性的和起能动作用的派别。

其六,由于理论来源的多元化,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到现阶段为止,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有5种哲学形态: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而文化唯物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改造,也已经成为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与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区别。(注:详细论述见何萍,2004,“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走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三、方法论的启示:如何分析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格局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足以证明,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版,而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内容和哲学形态都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有些人认为,对于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只需作个别人物思想的研究就行了,因为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不过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派别思想在北美的代言人。所以,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来都只是论及哲学家个人和某个哲学派别的思想,而不从哲学传统上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探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派别争论的问题及其由此而形成的内在联系。这些现象表明,我们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走进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更谈不上去发掘和领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正是受这一研究状况的困扰,人们才会以为只有“回到马克思”才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出路。

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如此。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都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有着理论的渊源关系,但是,由于北美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同,思维传统各异,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思维传统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接受的是欧洲辩证法的思维传统,而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的是英美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维传统,尤其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早是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而走上独创性的道路的;在哲学类型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发达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主要哲学形态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它的原创性的哲学形态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性的影响方面,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高峰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这使它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中心之一,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创造期主要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使它成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而且也是正在创造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正在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对于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果不作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抹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终止于20世纪70年代。然而,一旦我们改变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进行国别史的研究,从哲学形态的差别上来考察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具影响的三种哲学形态。这就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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