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3-0207-05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都一直被忽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增长意味着就业；这种状况是由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造成的(Leach,D.and Wagstaff,H.1986.P.15)。这种理论研究上的忽视导致了政策实践中的教条，以致于政府经常把解决失业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但现实是：许多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无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下面分别从理论和经验事实方面分析就业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并阐明经济增长影响就业的机制。
一、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要从理论上回答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必然的一致性，必须从分析几种主要的增长理论和就业理论及其相互关系开始。代表性增长理论主要有新古典主义的索洛模型、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模型和近年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等；代表性的就业理论主要包括新古典主义的充分就业均衡理论、凯恩斯主义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理论等。下面分析这几种主要的增长理论和就业理论的含义及其逻辑关系，论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是否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一）从新古典主义就业和增长理论看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新古典主义框架中就业与短期产出决定的关系
在就业理论方面，新古典主义从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和充分灵活的货币工资等假定出发，得出了市场条件下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结论，其主要分析工具是劳动供给和需求曲线，理论基础则是所谓的“萨伊定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短期总量生产函数理论，认为总产出是资本K和就业L的增函数，其中资本K在短期内是不变的，因而短期的总产出由均衡状态的就业量
惟一地决定。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短期的产出水平取决于就业水平，就业则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因而产出与就业的增长在短期内必然是一致的。
然而，短期产出与就业的同步增长，并不代表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一致的。这里有必要严格区分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产出决定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长期中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萨缪尔森，P.A.1985；中译本，1992.P1320)，后者是指短期中潜在生产能力的实现（潜在生产能力是指既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和劳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短期中，由于资本存量不变，产出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因而产出增长可能带来就业的增加；但长期中，潜在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而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因而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就业的增长。
显然，新古典主义的就业和产出理论只涉及到短期内就业和产出的决定，还没有涉及到长期内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问题，这里的产出增长严格说来还不属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范畴，只是短期的产出决定问题；而且，它也没有说明产出如何影响就业。要考察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还必须分析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2.新古典主义就业和增长理论关于就业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含义
索洛和斯旺分别利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建立了最早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一般以索洛模型作为代表。
索洛模型主要是论证充分就业平衡增长路径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其主要结论是（参见：罗默，1999。P9～36）：
(1)总产出增长率等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进步率。
(2)经济稳定地收敛于一条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路径，且与初始状态无关；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且人均资本、人均产出增长率都等于技术水平的增长率。
索洛模型的结论表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特别地，如果关于充分就业平衡增长路径的结论成立，那么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就必然是一致的。
3.对新古典主义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
以上对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表明，新古典主义的就业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是一致的：二者都否认长期失业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可以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然而，这一结论取决于充分就业平衡增长路径所依赖的前提条件是否正确。下面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索洛模型关于充分就业平衡增长路径的结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严重影响到充分就业平衡增长的可靠性，从而影响到就业与增长一致性的理论基础。
首先，索洛模型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直接假定产出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函数，而没有使用劳动力需求概念，这暗含着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的假定。这一暗含的假定是由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工资充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等假定来保证的，而这种假定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出现失业。因此可以说，充分就业的增长与其说是索洛模型的结论，倒不如说是模型的假定本身。一旦工资的灵活性不够充分，比如存在工资的向下刚性或粘性，则失业将成为可能（海韦尔·琼斯，1999。P118）。这时，经济将偏离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路径，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也就得不到保证。
其次，索洛模型中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假定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连续函数，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可以任意地相互连续替代。这一假定对索洛模型的结论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函数的连续性，进而保证资本——劳动比（即人均资本）连续平滑调整，从而推导出充分就业平衡增长的结论。但事实上，这种连续替代存在两方面的困难：经济方面的和技术方面的（海韦尔·琼斯，1999。P122～130）。
经济方面的困难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相互连续替代要求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实际利率和实际工资）必须能够即时调整，以便出清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的增长；一旦存在工资刚性或工资粘性，则资本和劳动的连续替代过程将被阻断，经济无法迅速调整到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路径上。
技术方面的困难表现在：资本和劳动的连续平滑调整不仅意味着一定量的资本品可以和任意数量的劳动相结合，即资本具有“非专用性”；而且要求资本可以无需成本并即时地从某一形态转变到另一形态上运转，即要求资本具有“易适应性”。事实上，这两种性质恰恰是现实中的资本所不具备的，但却是构造光滑连续生产函数所必需的；而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路径正是以光滑连续生产函数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充分就业增长路径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前提假定之上的。不仅如此，资本的易适应性也是索洛模型中“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假定的必要前提，因为只有当资本具有易适应性，才能保证厂商因预期错误而导致的投资错误可以随时得到纠正，从而避免投资不等于储蓄的问题。
第三，索洛模型更重要的缺陷在于，关于充分就业平衡增长路径的结论严重依赖于“技术进步为哈罗德中性”这一假定前提。这一点可以给予严格的数学证明（参见：琼斯，G,1976；中译本，1999。P227～232）。但事实上，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实际技术进步恰好是哈罗德中性的；而一旦技术进步不采取哈罗德中性的形式，经济增长的路径将高度不规则，平衡增长及其稳定性也就不能保证；不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碰巧与哈罗德中性条件一致，这增强了人们对哈罗德中性的认同，但随后几年中，经济增长“典型事实”的变化使哈罗德中性假定遇到了困难(Coope C.M.and Clark,J.B.1982.P66)。
此外，索洛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概念、单一产品假定、资本测度问题、技术再转换问题等也都受到较多质疑，特别是资本测度问题受到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现代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引起了持续20多年的“两个剑桥之争”（参见：海韦尔·琼斯，1999。P172）；单一产品假定所要求的“同质性”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也是不存在的。这些存在争议的假定都对充分就业的平衡增长理论构成威胁。
综上所述，作为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主要代表的索洛模型，尽管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能够得出充分就业平衡增长的结论，但这些假定本身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因而不能保证其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不能保证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一致性具有可靠的理论基础。那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另一重要理论体系——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又具有怎样的关系呢？下面从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代表性的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入手，分析这一问题。
（二）从凯恩斯主义就业和增长理论看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就业与短期产出决定的关系
与新古典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相反，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机制不能够保证市场出清，货币工资的刚性或粘性会导致长期的非自愿失业；凯恩斯本人甚至还认为，既使名义工资具有灵活性，也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1998。P84）。
凯思斯本人的就业理论主要基础是有效需求原理。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在一个封闭的有闲置资源的经济中，就业取决于总的计划支出，它包括两个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厂商的投资支出，前者是内生的，取决于收入，一般比较稳定；后者是外生的，取决于厂商对投资利润率的预期，而预期利润率是极不稳定的，由此导致投资的不稳定；正是投资的不稳定性导致有效需求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就业的不稳定（布赖恩·斯诺登等，1998。P79）。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凯恩斯认为依靠货币工资的减少恢复充分就业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长期失业是可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失业的原因；解决失业的手段就是以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
凯恩斯以后的各类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都继承了凯恩斯的主要思想，只是进一步解释了产生工资刚性的微观机制，或以工资粘性理论代替工资刚性理论，其主要结论仍然是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
尽管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并没有否认产出与就业的一致性，而是恰恰相反，认为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低于潜在水平，只要采取扩张需求的政策使产出达到潜在水平，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似乎意味着，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产出与就业的增长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凯恩斯本人甚至认为国民收入与就业数量“几乎是一物”（布赖恩·斯诺登等，1998。P79）。
但是，必须澄清的是，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凯恩斯主义关于产出——就业关系的这一观点也只涉及到短期的产出决定，而没有涉及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分析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就业含义。
2.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增长理论关于就业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含义
代表性的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该型的主要假定前提包括：单一产品、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储蓄率s外生给定、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以不变的外生速率n增长，等等，其主要结论是（参见：海韦尔·琼斯，1999。P61～80）：
(1)要实现储蓄等于意愿投资的均衡增长，则实际经济增长率
必须等于s/a（这里a为固定的资本—产出比），这一增长率等于厂商所要求的资本增长率，因而被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则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劳动供给增长率n，这样的增长率被称为“自然增长率”；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则要求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且等于自然增长率，即s/a=n。
(2)结论1中的资本——产出比a是由厂商的投资意愿决定的，取决于厂商对投资利润的主观预期，储蓄率s取决于居民的储蓄意愿，劳动供给增长率n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可见s、a、n分别由模型外的不同因素独立决定，它们满足s/a=n的条件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可能性，哈罗德模型本身不存在内在的机制使这三个参数自发地协调一致，因此，结论1中的充分就业均衡增长难以实现。这被称为“第一个哈罗德问题”。
(3)实际增长率对均衡增长率的偏离具有累积(accumulative)效应，即一旦经济稍稍偏离均衡增长路径，则市场机制不仅不能使之回到均衡状态，反而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偏离，这是哈罗德模型中的“不稳定性”问题，通常被称为“第二个哈罗德问题”。
上述结论说明：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几乎不具有现实性，而且均衡增长本身是高度不稳定的。这意味着，就业与经济增长的不一致性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是完全可能的：当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时，将出现经济增长与失业并存的现象。
但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又提示：当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时，如果资本—产出比不变，那么，通过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产出和就业的增长。这是因为，刺激储蓄和投资的政策可以提高有保证的增长率，这在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的情况下可以把经济驱动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状态。这一结论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通过投资最大化实现产出和就业同时增长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Todaro,M.P,1996.P251)。
3.对凯恩斯主义关于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评论
上述对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所作的分析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二者都承认长期失业的可能性，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显示：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其现实性极其微弱；均衡增长本身高度不稳定，一旦实际增长率偏离有保证增长率，则这种偏离具有累积性，经济将永久性地脱离均衡增长轨道。这表明，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长期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的一致性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
上述分析还表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虽然主张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增加产出，扩大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因为有效需求理论关注的是短期的产出决定，并非长期的经济增长。在短期中，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经济驱动到潜在产出水平，使闲置劳动力得到充分就业。从这一意义上看，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可以同时提高产出和就业。但在长期中，需求显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可能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及其增长率。这里再次出现短期的产出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区别问题。短期的产出与就业同时增加不能证明长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
（三）新增长理论关于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含义
新增长理论是一个比较庞杂、松散的体系，但这类理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用规模收益递增或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尤其是对内生技术进步及其产生机制给予高度重视（吴易风、刘凤良、吴汉洪，1999。P580）。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正是导致非均衡的两个重要因素，而非均衡现象将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例如，以技术的外部性解释长期增长的新增长模型认为，既使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但总量生产函数也可以由于技术溢出效应而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因为单个厂商的技术进步可以导致整个经济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这种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增长不需要任何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因而不可能增加任何就业。
与传统的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溢出、技术和知识的溢出、规模收益递增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增长理论中已经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由此不难看出：在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种溢出效应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严重的抑制效应。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观点因而进一步失去了理论基础。
（四）关于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
通过对代表性增长理论和代表性就业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之所以出现“增长意味着就业”的流行观点，主要是因为：
1.把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混淆了短期的产出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过份推崇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教条及其结论，忽视其前提假定的现实性和局限性。新古典主义过份看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否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这自然就不会存在增长与就业不一致的问题。
3.混淆了“增长理论与就业理论的一致性”和“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增长理论和就业理论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是必然一致的，也是必须一致的，否则就失去了理论体系的自洽性要求；但增长理论与就业理论的一致性不能证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一致性。以上从理论上分析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下面再从经验事实方面检验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二、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在战后的1/4个世纪里，西方经历了所谓的“福特主义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低失业率伴随着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实际收入上升，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基本上是正相关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正相关关系出现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工业部门产出增长与就业增长出现了明显的负相关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北美经济在1960年～1994年的整个时期中，GDP增加了1倍，而就业只增加50%，二者都保持增长，但就业增长幅度明显小于GDP的增长幅度；在日本，就业对GDP的弹性（注：就业对GDP的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有时简称为“就业弹性”，是反映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当它为负值时，则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是就业下降。）只有0.08，就业增长幅度远小于GDP增长幅度；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一弹性只有0.06；而在英国，就业对GDP的弹性则为-0.05，这意味着产出增长的同时就业在减少。以上结果中的就业增长率是以就业人数为基础计算的；若以工时数计算就业增长率，则法国、德国就业对GDP的弹性也成为负值(Padalino,S.and Vivarelli,M.1997)。这表明：在1960年～1994年间，只有北美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一致的；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欧洲的总工时甚至下降了，其中英国、法国、德国若按工时计算，则出现了“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
对制造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的分析表明，既使按就业人数计算就业增长率，欧洲的无工作增长也是明显的；若按工时计算就业增长率，则无工作增长的程度更严重，就业弹性更低。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欧洲普遍出现了工时减少的趋势；工时数的减少自然使得按工时计算的就业增长率低于按就业人数计算的增长率，从而使得相应的就业弹性降低。
Appelbaum,E.和Schettkat,R.(1995)从就业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角度，分析了15个OECD国家1979年～1989年间就业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内，有11个OECD成员国所有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显示出有统计意义的负相关性，另外4个国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中联邦德国表现为正相关；另外，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就业增长在6个国家显示出有统计意义的负相关性。他们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在所研究的时期中，工业化国家偏离了以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为特征的体制，转向以负相关为特征的体制。
中国经济中，就业对产出的弹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表现出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在三次产业中都很明显（详见表1），其中第一、二产业甚至出现负弹性，连一直被视为“就业机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明显下降。
表1 中国1979年～2000年就业对产出的弹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2000年计算。
上述国内外关于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资料显示：近几十年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确表现出不一致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增加。
三、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的比较，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问题，我可以得出以下一个重要结论：
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增长，增长意味着就业的流行观点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经验资料来看，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下降的现象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尽管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一度经历了连续100个月以上的繁荣，使得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而经济增长率却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有人据此提出“新经济”的概念，但正如斯狄罗(Stiroch,K·1999)所指出的：“新经济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来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如何影响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解释‘全球化’和‘信息化’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远景和经济增长的原因。”自2000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下滑，“新经济”的神话已经不攻自破。
上述结论对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首先，不能把经济增长当作解决就业问题的充分条件。在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刺激增长的需求政策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长期中，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政策是无效的，相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同时还要警惕：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长期实行扩张需求的政策可能产生滞胀的后果，因为生产率没有提高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没有增加，这时如果长期以扩张性政策迫使经济运行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所形成的过度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不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
中国目前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合理地推测：如果中国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同时在资本领域也实行完全的市场化，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极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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