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思考——世纪之交海南特区的经济发展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海南论文,特区论文,发展思路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牢牢把握经济特区的时代经纬
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90年代初，然而在80年代几个经济特区就已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成为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最早的地区。迄今为止，他们创造了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的许多经验，初步构建起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为其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构造任重道远：诸如市场的规模程度，市场结构的完整程度，市场主体神圣地位的确立，市场交换手段的成熟程度，市场物质技术条件的提高状况，市场交换中人的素质的提高状况，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辐射半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状况，市场规则的建立和普及情况，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情况，市场价格等参数的稳定可靠程度，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操作性等，有些环节还相当薄弱，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要求我们，在跨世纪的进程中，经济特区应当把全面系统地在深层次上推进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摆到改革的首位，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省情、区情进行创新，拿出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既有特殊指导意义又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新鲜经验。
海南经济特区从创立起，就采用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铸造、产业结构调整、外资引入，以及思想观念转变等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尝试，积累了一些特殊经验，但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目前正面临既有新体制同化旧体制，又有旧体制同化新体制的双重问题。不少新的可行的做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开始走样，特区初创时期的那种创新精神有所退化，特区与非特区在体制上的差距在缩小。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新体制没有全面到位的情况下，“用非特区方式管理特区”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处在世纪之交的海南经济特区，若想继续保持和发扬特区风格、特区气派，以社会新构造、市场新构造为核心的深层改革，依然是现在乃至未来5—15年需要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
微观领域不深入到市场构造的细枝末节，宏观领域不触动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经济体制改革便无法再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目前在海南，经济活动中政企不分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政社不分的问题尚没有很好解决。7年多来，体现在体制表层的容易改的东西已经触动得差不多了，而深层的不容易改的东西有的尚未触动，有的只是刚刚触到，重头文章还在后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改革中诞生的经济特区，其生命力首先在于改革。如果说前7年我们尝到了改革先发性效应的甜头，那末，未来的5—15年中更应保持改革的先发性势头。改革、开放是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升级的动力源。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在于为下世纪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就是以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为核心的海南跨世纪经济发展。海南不仅拥有中国连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道，而且是航空线、航海线以及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按国际惯例开放，按国际惯例运作，始终是大特区体制创新的基本指导思想。海南是一个待开发的资源型区域，开放开发的整体布局有必要向加快能源基地、原材料深加工基地的建设倾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日渐近，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虽然会受到国民待遇的制约，但对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实行特殊政策，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海南既是经济特区，又是不发达地区，有着同全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样需要扶植、需要倾斜的理由和条件，我们须抓住时机，坐上“经济特区基本政策不变”、“加快不发达地区建设”两班车，并行不悖，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海南需要加快发展。今天在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发展的奇迹往往是那些抓住了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它们抛开工业化进程的传统做法，直接利用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资金、技术，跻身于较高的发展层位。这一“新规则”同样适用于海南。
总之，改革的先发性效应与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海南经济特区在世纪之交中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
二、跨世纪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海南经济特区要把握时代经纬，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跨世纪发展进行理论思考。
1.关于生产力宏观布局理论模式的选择。迄今国内外在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研究中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式：（1）梯度推进理论。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的基础上，首先加强发达地区建设，实施梯度推移战略，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2）跳跃式理论。每个时期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重点不是依据现有顺序，而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现实可能来确定并跳过发达和次发达地区，直接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开发；（3）生长极理论。不搞平面铺开，而是集中建设一个或几个据点，先把作为区域开发中心的城市经济基础打好，进而去影响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4）点轴理论。对主要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油气管道、供排水和通讯设施等尽可能做到配套建设，形成若干条开发轴线，宜重点建设的城市和工业点沿着这些轴线布设；（5）优区位理论。有选择地确定各地带的最优区位，通过各类优区位的开发建设，形成地域经济组织的区位优势；（6）中心地网络体系理论。把各类城市和集镇看成是区域范围从事开发活动的中心地，同一层次的中心地之间建立协作关系，上一层次带动下一层次中心地，由点到线，由线到网，共同繁荣。
上述第一种理论模式不适用于海南，其余5种理论模式均适用于海南，但其中的一些理论模式只适用于一定的发展阶段，有的理论模式虽较理想，但非短期内所能实现。
根据我们的理解，到本世纪末似应推行生长极理论模式和点轴理论模式。建省7年多来，我们实际上是按这两个理论模式实践的。海口、三亚、琼海、洋浦、儋州，四市一区正在朝据点模式贴近，再用5年时间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打好基础，形成规模，全省经济发展就有了对称的空间依托。目前正在施工和即将上马的东、中、西三条高速公路，以及光缆通讯、输电线路的相应铺设，十分有利于带状形点轴发展系统的生成。沿着这些系统，将出现工业带、旅游带、农贸带。这些带再与海口、三亚交汇，便会分别出现“丁”字形工业结构系统、“丁”字形农贸结构系统、“丁”字形农旅结构系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据点式开发容易出现的孤立发展少数几个城市的弊端，使企业聚集在生产与运输费用最低的点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但不应忽视，就生长极理论模式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来讲，难以有效地防止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过度膨胀；点轴理论模式也未能完全解决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带动整个区域面的开发、发展问题。为此，进入21世纪再用10—15年的时间，集中推行优区位理论模式、中心地网络体系理论模式和跳跃式理论模式，以期真正形成全省生产力客观战略的合理布局和联片成面开放、开发、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存在质的差别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的两个理论模式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使区域经济从孤立、分散的均质无序状态，走向局部聚集不平衡发展的低级有序状态；后者的三个理论模式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向全地区推进，最终走向全省经济相对均衡发展的高级有序状态。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相互转化，其结果，区域的经济空间不断扩大，非经济空间逐渐缩小，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的空间组合日趋多样化。横亘在这些理论模式上的是三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九五”期间的“投资启动阶段”、“十五”期间的“初见成效阶段”、“十一五”期间的“投入—产出良性循环阶段”。经济发展三个阶段与五种理论模式的协调统一，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理论联系实际的出发点和复归点。
2.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就海南全省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提高经济整体素质需分步实施，逐渐到位。具体操作的各项政策措施，应站在同全国大市场溶为一体，与国际先进技术、运行惯例接轨，抢占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制高点的高度。应当看到，在海南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排除一定范围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粗放式经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粗放式经营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如何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中提高集约化程度。
3.关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如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海南特区经济发展与增长方式转换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应当承认，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存在对于全岛发展和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拖累。因此，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扎扎实实地建立若干个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的大项目，使其成为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受体，这对未来5—15年全岛发展是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我们理当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资源比较容易取得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发展一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增强中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应率先建立起发达的农业，为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再上新台阶做出贡献。海南与全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东部与中西部有差距但不大，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放到“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中去考虑是适时的。否则，等到差距扩大了再去解决，就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4.关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海南开放开发前素有无工业污染“净土”之称，自建省办特区、大规模开放开发以来，环境问题开始突出出来，全岛东西南北中，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退化，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先污染后治理是蠢人哲学，边污染边治理是庸人逻辑。我们主张，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脚下的这片资源。某些资源的开发技术和管理水平如果一时达不到应有的先进程度，就不要勉强开发，待条件成熟后再去开发反倒能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尤其是那些污染生活方式大的重化工业项目（如化肥、造纸等），在厂址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对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构成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如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各级决策者需严肃回答的问题：是偏狭地以一得之功、一己之利为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还是以一个真正战略家的胸襟和眼光，做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事？海南的综合资源不可多得，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瑰宝。在这方热土上生息劳作的每个公民没有理由在我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已经负债累累的今天，再去添上一笔新债！有责任使这块净土发挥出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三、战略目标实施中亟待研究的问题
战略目标是个经济发展概念。在经济特区，它可以用数量、质量两方面的多种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和表现；也可以用建立特区的战略构想是否正确，发展成功与否，市场准入度大小，以及对外开放窗口的实际效应究竟如何来衡量。
海南经济特区世纪之交的战略目标，可概括为两个中心、三根支柱、六大基地。即：国家级现代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橡胶、化肥全国交易中心；以热带作物、冬季瓜菜和海洋水产为主要特色的高效农业，以化肥生产和石油加工为主的石化工业，以热带滨海为特色的旅游业；以汽车和摩托车制造为中心的机电工业基地，以水泥和玻璃制造为重点的硅酸盐建材工业基地，以饮料和热带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的食品工业基地，热带作物、繁种育种、冬季“菜蓝子”生产基地，南海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基地，冬季休闲渡假旅游基地。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地区两级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计算和分析，90年代海南的总体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投资信贷、社会总产值等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均属全国第一。尽管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绝对值大体保持在全国第20—24名次，但总体经济实力会有明显增强，发展速度的名次排位将大大提前；到2000年，海南人均GNP将由1992年的全国第15名升为第5名，紧随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成为最有活力的省份。另据海面省计划厅的计算和分析，未来15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4—15%。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850亿元，人均2万元左右。
这些全新的战略目标在实施过程中无疑会遇到纷繁交错、多如山积的大大小小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有以下5个本质层次的问题亟待研究。
1.经济发展思路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关系。经济发展思路、经济发展政策是主观见诸于客观过程的两个依次出现的环节，前者必须向后者转化。通过经济发展思路的政策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应当如何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生活中的东西。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决不止一两项，而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策有主有辅，有重点有非重点，需要相互协调；不同阶段的中心政策，需要先后衔接。在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中，需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们确定了海南的热作农业、资源性加工业、热带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决定着市场半径的扩大和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推进这些产业的政策应在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那末，就应当进一步弄清三大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二者不能同时兼得时，究竟以哪个为主？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来说，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主导性的，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从属性的辅助性的？在确定这一主从关系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自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一直被岛内外人士视为“特殊政策飞地”。如今，各地的开放政策正趋向“中性”，“特殊政策飞地”正由最特殊到次特殊到不特殊。在中央政府给海南的许多特殊政策最后期限临近时，认真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有一些特殊政策由于我们相应的创新工作没能很好地跟上去而收效甚少。现在回过头来看，只要中央允许经济特区“继续试验，先行一步”，那末，就是给了特殊政策，我们也要进行政策创新；即使少给或不给特殊政策，我们更要大胆地进行政策的一系列创新。今后十几年中，要有步骤有重点地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创新转向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上来。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宏观经济状态是社会上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共同结果。在经济制度既定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会随着所有经济主体的总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而在经济体制正在变革的情况下，不仅存在与投入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还存在着由制度效率提高导致的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处于变动之中，宏观经济变动不仅会体现为常规增长，而且还会体现为经济发展条件的某些突破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超常规提高。可见，经济发展以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为特征，以制度变革为动因。既然宏观经济状态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制度变革的结果，那末毫无疑问，研究宏观经济的变化，必须到制度变革及其导致的经济发展中去寻找线索。海南在“九五”期间旨欲直接进行“现代标准的工业化”阶段，为此，不仅需要做好经济技术准备，还需要做好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准备，要弄清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制度条件，还缺少哪些制度条件，如何通过创新去满足这一阶段的到来。
3.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海南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把眼光放在本世纪内，古典的“比较利益学说”尚能适用一时；但是站在两个世纪的衔接和下世纪全省经济要腾飞的高度看问题，站在效用最大化地利用每一种资源的角度去思考，就不难达成共识：真正适用于海南开发建设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学说”。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外向型经济顺利发展的“发动机”，只有始终不渝地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在动态中不断走向高级化，经济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由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使海南出岛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带来的国民收入呈现倍增的稳态趋势，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视点不能仅停留在进口替代，光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建立门类齐全但层次较低的工业体系，而忽视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体地说，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较量的时代，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要搞高技术起点的独特项目；在引进外资中，不去追求单纯的数量级数，而是把重点转到与质量、规模、效益相适应的乘量级数上来。如果我们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30—40%是靠与外资相伴而来的先进技术取得的，那末，就可以掷地有声地说：海南已经走上了生产要素优化选择的道路，建起了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要支撑点的对外开放构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是技术结构的高级化，所以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当前技术政策的要点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尽快走出实验室，变成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外向型企业集团是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载体，只有创造一切条件让它们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第一线，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不断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有力地带动特区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经济过程的“生态学”。应当看到，上游与中游和下游产业、主流与支流产业的关系，如同在一个山区牧场放牧过量引起植被破坏并导致邻近稻田的洪灾一样，是一种“强制约”的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中要有科学的体现。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一样，需要尽一切可能直取其“核心”部位，而不只是在边缘上搞“多样化”。上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过程“生态学”，就是其“核心”部位，我们要紧抓不懈。
4.经济发展的机制转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若干方面的机制转换，并以每一项机制转换为目标去寻求一组相互配套、互相关联的措施群。这些措施群反映的是对原有结构或组织的调整、新因素的投入或旧因素的削弱，并能完成机制转换的要素控制和过程控制。（1）由指挥型管理机制向服务型管理机制转换。目前从特区政府宏观管理机制看，直接计划管理机制已经失灵，间接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或在建立过程中有所走样，它阻碍着政府宏观管理机制全面进入有序状态。应在立法的基础上建设克腐治败、廉洁高效的服务型管理机制，明确提出“政府形象也是生产力的要素”；设立专门的管理系统，制定详细的公务员法，使官员的选拨、考核、升迁、培训、待遇、调动等行之有据；树立“要得到第一流的公务员必须求助于竞争”的旗帜和坚持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职务类别对公务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不参加培训者以渎职论处；除行政系统内部定期对公务员工作能力、态度、数量、质量、创造性、决策能力、适应性、潜能等进行评定外，要通过人代会质询、司法审理、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等方式进行监控。（2）由决策者定论型机制向社会参与型机制转换。在“九五”即将到来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海南跨世纪发展问题在全省范围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启动社会各界参与磋商。现在特别需要有一个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气氛，避免用以偏概全的报道、片面的民间抱怨代替深入的科学分析，为跨世纪的发展作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经济理论研究者和经济部门工作者不应沦为现行发展政策片言只语的诠释者，而应成为研究经济决策的顾问人，要形成鸣而有争、有建设性批评的风气。（3）由人才准入型机制向人才激发型机制转换。海南建省办特区率先创造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准入机制，但所引进的数万计的人才未能充分地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究其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将各类人才的智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因而目前首先想到和主要着力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鼓励人们去寻求知识和使用知识的人才激发机制，并相应地调整和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4）由数量型驱动机制向质量型驱动机制转换。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特别重视建立质量型驱动机制，从产业扶植、项目选择到产成品开发都要以“质量”为中心，在发展时序上妥善安排，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生变量方面多做文章，以免重蹈扩张冲动—“快了还要求更快”的覆辙。从这一要求出发，宏观调控的要义与其说是“扩张—收缩”，毋宁说是“修错—理顺”。
5.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目前的情况看，海南经济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整个“九五”期间处在“紧运行”的状态，其主要表现：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资金要求总量始终大于供给总量；超常规发展条件下的各类专业人才实际供给小于实际需求。
先以引进外资为例。“八五”期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45.5亿美元。据有关部门分析，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起步，“九五”期间需利用外资100亿美元，以“八五”期间增长1.1倍。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摆到了面前：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确保外资引进的增长势头？我们认为：（1）同全国许多省区相比，海南在“九五”期间总体上仍是低税赋地区，要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用好用活用足尚存的特殊政策，去引进外资；（2）除对新项目继续招商引资外，要对在建或建成投产的项目进行招商，采用BOT方式转让已投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产权，去吸引外资；（3）开辟新的国际融资渠道，做好对外举债工作；（4）建立项目市场，按国际惯例对招商项目进行评估、包装，并与国际项目市场联网，发布招商信息，把对外招商工作推上制度化、标准化、经常化的轨道；（5）可考虑有选择地以海洋资源的让利开发、合作开发，去吸引国外资金。
再以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和分布结构为例。1989—1993年，全省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6万余人，加之原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截止1994年底，全省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有11.28万，占总人口的1.59%，这一比重仅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北京（1993年6.43%）、上海（4.3%）。不仅如此，专业技术人才的产业分布（包括行业分布）畸轻畸重，目前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的70%集中在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显而易见，无论从总量个量上看，还是从结构分布上分析，海南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全省现化代的要求相比，差距太大，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我们在本世纪末跻身于全国五强之列的一大“瓶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又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1）各级政府要全力以赴地抓好“百千万人才工程”，迅速建立起一支跨世纪的中青年科技带头队伍，将其视为全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去珍视、关心培养和大胆使用；（2）生物工程、工程力学、应用电子、应用化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海水养殖、热带作物、橡胶制品、金融、外贸、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要作为各级财政支付机制转移后的直接受体，全力扶植；（3）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应把数量、质量、结构比例、使用岗位等目标参数纳入到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计划，严格执行；（4）中、高等教育的专业设制、课程设置、学历设置、实验室设置，要向智能教育、通才培养的方向转变。大企业、科研单位应先行建立“终身教育”制度；（5）社会保障制度中应增加对人才保护的政策含量。
自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习惯以“超常规发展”为思维定势。今天，当人们即将步入大特区开放开发第九个年头的时候，有必要对“超常规发展”作一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对海南来说，所谓“超常规发展”，就是在资源配置、目标模式、管理方法、运行机制、科研组织、实施步骤等方面别出心裁，独运匠心，独辟蹊径，开辟既异于今我又高于今我、既异于他人又高于他人的发展道路，尽快自立于中国现代化之林。要寻求超常规的发展，就得先有超常规的思想——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换脑筋”。换掉一切不合时宜的陈规旧习，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省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为唯一标准，理直气壮地说新话，闯新路，开辟新的天地，脚踏实地地把一个规模最大的中国经济特区带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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