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保守主义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全球性现象，其基本特点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导源于现代化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疏离、意义的迷失等问题。在中国，保守主义通常是指对于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一百年来，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对峙颉颃而此消彼长，构成了一幅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独特景观。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主题，剥夺了保守主义话语的合法性，使得保守主义相对处于劣势。直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思，文化保守主义再次被激活，成为一些学者和刊物公开亮明的旗帜。
1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勃兴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思潮的产生，均不可能是突如其来的，自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当然亦不例外。
1.1 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当今世界是高度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无动于衷。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泛起，与中国所处的国际文化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全球一体化催生文化多元化。众所周知，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全世界都在对既往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对各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重新设计和选择。在某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失败，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经济竞争和文化冲突，民族和宗教问题走向前台。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文化界骤然掀起保守主义思潮，开始了对“激进主义”的清算，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化趋势并存。越是存在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就越深，就越需要强化民族文化意识，这种世界性思想潮流必然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作用。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开放，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本国经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存在着落差，等价交换背后却是不平等交易；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到信息便利的同时，因信息输出与输入的不对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后殖民时代的显著特征。
所谓后殖民主义，可以用一个简明的时间对应式加以说明：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霸权最早采取领土侵略和移民方式，此为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转用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相结合的方式，此时称为新殖民主义；但70年代以降，西方进入后工业时期，对非西方的控制主要手段是其文化优势，地缘政治学变成地缘文化学。此时的西方霸权称为后殖民主义。在这一阶段，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自然倾向于全力提倡发展本土文化来对抗后殖民主义。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进入90年代，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日益统一，但仍然存在着一股明显的强大逆流：一种反对单调一致的反冲力，一种保存自己独特文化和语言的愿望，一种抵制外来影响的情绪。”[1]
第二，“文明冲突”论的刺激。美国资深政论家兼学者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主要地不在意识形态或经济，而在文化。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的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斗线。该文主观地认为已经出现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对西方产生了威胁。为了遏止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挑战，亨廷顿一方面呼吁西方与亲西方的其他文化结成统一战线，以捍卫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在人权、贸易、武器扩散等关键领域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以确保在可能到来的冲突中，西方能赢得胜利。
不难看出，亨廷顿的上述言论只是变相的“西方中心论”，其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所谓“中国文化威胁”论，不仅在世界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造成世界特别是亚洲的不稳定，而且直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受到来自政治、民族情绪上的抵触，从而重新检视中国独特的文化，珍惜自己的“国学”遗产，眼光向内，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新的文化价值资源，汲取其积极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有帮助的方面，实现“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发展态势。
第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入。西方7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批判“现代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业已出现的种种弊端表示不满，对科学、理性、自由、个性、民主、秩序等现代价值进行反省，对东方文化表示青睐和赞扬。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亦情有独钟，中国文化界，特别是文学艺术界把在西方一直被指责为“太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引作自己的理论根据。一时间，“人人都话语，个个谈解构，文本不离口，颠覆不离手”。正如有作者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几乎是畅通无阻地进入我国文艺领域的。中国人接受后现代主义没有像现代主义那么不情愿。当代文学中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文化因子的作品一出现就比较成熟和老练。文化的落差为甚么没有造成交融的阻塞?原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超越历史性的文化基因，能粗线条的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共时性相接。”[2]
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衰落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西方中心”论受到怀疑和诘难，开始走向衰落。而亚洲一些属于所谓“儒家文化圈”的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奇迹却引起了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广泛关注。儒家文化的价值再次得到世人的认可。
1.2 国内文化背景
首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而且这种文化传统和历史是深入骨髓的，想割也割不断的。在中国，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既能为现代化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源，同时也是想甩也难以甩掉的沉重包袱，我们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阻力。每当碰到比较难得的变革或转折机遇时，或当这种变革或转折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总会出现一种“恋旧”情绪，一种“向后看”、“向回转”的呼声和心态。正如休塞尔所说，“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陌生的外国人和他们生活习惯的恐惧，对陌生的精神世界及其被认为可憎的新奇事物的恐惧——这些恐惧长期阻碍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妨碍着中国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进步。”[3]可以说，这是90年代国内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乃至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不约而同地出现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向纵深发展，西方大量的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出现了道德失范、人文精神的失落、个人主义的膨胀、见利忘义、环境危机等诸多负面现象，这就促使思想文化界反思西方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次，文化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传统文化，因此，它兴起的内在根源应该到传统文化的近代命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找。由于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冲击和“五四”以后激烈反传统主义的非难，以儒学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内外交困，饱经磨难，近几十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传统文化在大陆又被等同于封建文化备受贬斥，几乎濒临绝境。改革开放后，学术界解放思想，以理性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命运进行反思，他们开始反省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贬抑和否定究竟有多少道理，认识到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旧文化，不可全盘否定。可以说，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起因于对一个世纪以来激进主义文化批判的反拨。
再次，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大交流，文化大交流激活了潜伏已久的保守主义情绪。5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的重镇移向港台和海外，大陆在激进主义狂潮的吞噬下，保守主义全无声息。然而，物换星移，进入80年代以后，海外学者纷纷来华讲学，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新生代新儒家竭力宣传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对大陆的新儒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大陆与港台之间也加强了学术文化交流，港台新儒家的著作接连在大陆出版，保守主义思潮开始向大陆转移，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公开呼唤“新儒家群体”的出现。
2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
区别于80年代的“全盘西化”、“新启蒙”、激进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90年代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出现了一些人所说的“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的“话语转换”现象，它在弘扬中国文化价值的同时，将文化反思一直延伸到政治领域，要检讨整个中国近代史，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特征是回归传统文化，“倾听压抑太久遗忘太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声音”。[4]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思想文化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在新启蒙的呐喊声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反思的对象。然而进入90年代，人们在检讨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时，不知不觉中掉头挖掘中国文化的价值资源，过多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未来意义，从国内出版物的情况看，新国学的确已成为近年学术的中坚。
进入90年代，此前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越来越受到知识分子的质疑，伴随着大陆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资本跨国运作的进程，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卷土重来。不少文化人开始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反思“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革命、重估“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启蒙话语，这与80年代文化与学术界继承“五四”传统、批判传统文化、高扬西方现代性的精神气候恰成鲜明对比。在批判激进主义、表彰文化保守主义的氛围下，90年代出现了李泽厚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现象，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激进主义思想家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倾情于传统的文化学者则被捧上了天。文化与学术的本土化呼声日益高涨，带有强烈的大中华情结与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保守主义，终于在沉闷了将近一个世纪后重又回潮，其中，尤以复兴儒学的声音为显。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精英文化让位于民间俗文化。一元化控制模式松解之后，社会生活日益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民间世俗文化复苏，作为民俗文化源头活水的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嘉惠世人委实不浅，其声势日隆。尤其在商品大潮中，以批判传统文化、引进外来文化为主导的精英文化陷入尴尬境地，而市民文化却越发得意，传统文化作为其重要构成因素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发展呈现出自我唾弃精英地位或责任，转而与民间文化——俗文化认同的倾向。从武术热、气功热到寻根热、《易经》热、禅宗热、兵法谋略热，乃至算卦测字、风水命相等神秘文化和迷信活动的泛起，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巨大存在和深厚影响。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反思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这篇演说在海内外均造成较大影响，此后谴责激进主义、呼唤保守主义逐渐形成一股潮流。
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诸思想派别一样，90年代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西化思潮的反动，是对文化激进主义批判的产物。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在一些凭借某种“理念”和“情感”评点历史的论者中，出现一种反历史的倾向，他们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这些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李泽厚是这方面的代表。[5]这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成了极左的代名词，“告别革命”、“复兴儒学”则成了人类文明的唯一归宿。
80年代末，就有学者企图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复兴儒学的问题，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因此，“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可见，“复兴儒学”的口号在中国大陆一提出来，就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极大的政治尖锐性。
3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评价
3.1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贡献
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虽然其形态不一，但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动。从自由主义的重“破”到保守主义的重“立”的整体性转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是不无意义的。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只能是沙上建塔，缺少根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虽不无情绪化偏执，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倡以“价值中立”的态度研究国学，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对“全盘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无疑有利于营造一个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社会性文化氛围。诚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时代性的落差，但也不乏民族性差别，文化保守主义者钟爱中国文化的特质，适足以为文化激进主义纠偏。它有助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好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也有助于清理历史上一直存在并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危害的“左”的思想根源，对克服急性病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都有重要的启示。
其次，以人文文化对抗科学文化，有利于形成对现代化本质的深入认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以价值理性批判工具理性过分膨胀带来的恶果，主张科学技术与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全部本质。它从另一个重要方面唤起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本质的全面理解和思考。[6]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以科技戕杀人文，科学不是现代化唯一的价值取向，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对导正现代化的方向是有益的。
再次，强调文化民族性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从文化角度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长期以来，国人普遍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现代化几乎成了西化的代名词，已经习惯了以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论衡中国文化的是非优劣。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西化派以彻底抛弃民族传统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强调现代化应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重新找回市场并受到青睐最根本的理由。
3.2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缺陷
与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样，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也具有两面性，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强调文化反省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虽也有其意识形态性，但专注于思想文化层面特别是文化理念层面进行学理的探究才是其更为主要的特色，然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却主要是立足于政治层面来进行文化反省。他们或通过重建儒家意识形态来消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或以西方当代自由主义为武器，贬损“革命”，垂青“改良”，提出“告别革命”论，借助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明确声言要通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姻，来“疏离”以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种过强的意识形态化企图必将冲淡文化保守主义的学理意义，并限制它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可能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不利于它自身的健康发展的。
第二，缺乏自我批判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毫无疑问地将遇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一方面，传统文化能为现代化提供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它也是现代化的制约力。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夸张性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助力作用，而忽视其对现代化的负面意义，与历史上的所有保守主义者一样，缺少自我批判精神。这既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也有悖于它推动现代化的初衷。
第三，夸大思想文化作用的历史唯心论。历史的演进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诸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某一社会系统来说，各种思潮、各种文化主义都只是受经济、政治决定并反映经济、政治的历史的现象。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自认为它理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唯一助力，这种不自量“力”地自我估价实是缺乏历史意识所致，在哲学上陷入历史唯心论。
第四，问题与方案的错位。由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同样，世界的未来与中国的现实所面临的也是不同的、至少是不尽相同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未来意义，都并不等于它的本土的、现实的意义，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确实能够解救西方今日与世界未来的危机(例所谓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天人分裂等)，它能够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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