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大计论文,制度建设论文,思想论文,学习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是我们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毛泽东的着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设党到邓小平的突出从制度上建设党，标志着在执政党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更加成熟和进步。
面对新考验：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新考验，首先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其次，由于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页。）针对这种情况，“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5页。）并具体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设立党员代表大会的“党任制”，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严格执行党章，健全民主集中制，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29页。）
邓小平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党有五个优点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党规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0页。）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反复强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之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12页。）
邓小平在这年11月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针对“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提出“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0页。）同时，又提出实行对干部的“鉴定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1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反复讲党的制度建设。在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同时，在继承中更多地注意从制度建设加以强调和论述，不能不看到，邓小平觉察到了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要经受住考验，就要从制度上建设和加强执政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8页。）
我们发现，关于通过制度和法制的方式治党治国的思想，首先是由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来，现在实事求事地看来，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是很出色的，而且具有鲜明的预见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没有成为党的建设的主导思想，特别是由于八大以后“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光辉的思想完全被抛弃，甚至遭到了批判。
历史新反思：高度重视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是在深刻反思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的制度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发展。
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对党的制度建设也是相当重视的，他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的章程。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在他晚年对苏联党内的监督制度建设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这些问题没来得及真正解决。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方面少数党的领导人掌握着高度集中的巨大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制度对这些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当这些领导人出现严重错误时，党便无法阻止这些错误的发展和蔓延。
1957年后20年的历史教训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那是不利的。鉴于这沉痛的历史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无论是思想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建设中，都不再搞政治运动。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用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5页。）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是对我们党执政后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明确提出“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决不能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这期间，邓小平被打倒，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思考、关心着中国的命运。
在这场10年之久的灾难中，整个中国陷入混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遭到批判斗争，党的形象和威望受到严重损害。10年啊，整整10年，为什么在党执政了17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大的曲折和失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老一代革命家几次起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受到打击和迫害？为什么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会在晚年犯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党的决策一旦发生失误就难以扭转？中国还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类似“文化大革命”的什么革命？能不能防止？怎样防止？
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思考，甚至感到困惑的问题。
邓小平作为又一代伟人，他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正确地进行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
当时，在探索“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基础、原因时，不少人把它归结到毛泽东晚年个人的思想、作风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是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这种失误首先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对此，邓小平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1980年，邓小平在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不止一次地提到，要实事求是，既要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又要对其晚年错误的评价也要恰如其分。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邓小平还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再一次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一次谈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他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说到这些，邓小平更是十分强调制度建设的极其重要性：“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
此后不久，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过程中，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的提问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邓小平在复出以后，谈得比较多的是执政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1.加强执政党的地位，根本大计是制度建设。“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同制度相比，人治因素往往具有主观局限性、随意性和情感性，而制度建设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确定制度，才能保持党和国家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政策发生了某些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
2.改革执政党的领导制度，根本点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
3.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目的和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改革党和国家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9页。）邓小平同志以后又讲到：“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页。）
面向新世纪：加强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邓小平不仅深刻地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对制度的划分，对建立哪些规章制度和如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作了深刻的论述。在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党的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制度。而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监督制度等都是具体制度。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根本制度，健全具体制度。
一、坚持基本制度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列为基本制度。
1985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针对美国客人提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潜在的和很难解决的矛盾时，明确提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经常讲到“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就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最困难的时刻，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仍坚定地谈到：“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更是讲得坚定无比：“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
二、完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确立的。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赋予其比较系统的内容的，主要是列宁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了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执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理论。
一方面，邓小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始终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运用；坚持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努力造成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政治局面等重要思想。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执政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上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提法有高度。提出了完善民主集中制这根本制度是关系到“党的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执政党在其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就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设，因为它“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党，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2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制造了个人崇拜、践踏党纪国法，使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破坏殆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其次，认识有深度。一是从领导人角度分析存在不健康、封建主义的思想。邓小平还是从分析、思考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入手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毛泽东“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他还列举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比如，不大听得进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再如，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二是党内的民主思想、意识、民主渠道、生活，也存在缺陷。“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雅雀无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5页。）这里，发展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度里，又必须审慎细密，循序渐进，“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稳步推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7页。）
三、健全具体制度
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论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严格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制度，同时注重建立健全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具体制度，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这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理论的新贡献。
1.关于领导制度建设
邓小平从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性说起，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列举了领导制度中存在弊端，一是权力集中；二是兼职、副职过多；三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由于我们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9页。）“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出“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7页。）解决的办法是：权力下放，要十分严格明确机关及个人的职责权限，同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既可以使政府在党的政治领导前提下，在职权范围内独立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工作职能作用，又可以使党集中力量抓自身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党政分开，是新形势下，执政党加强和改善领导的一条有效途径。
2.关于组织制度建设
组织制度包括的内容很广泛，邓小平更多地是从两方面论述。一是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上下关系问题，二是干部队伍中新老交替的问题。
党内同志之间是相互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2页。）反对将同志间关系变为人身依附关系，或者猫鼠关系，或是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既反对“惟命是从”，也要“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邓小平指出：“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
关于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邓小平从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这一战略高度，强调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解放思想”，“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并告诫大家：“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建立退休制度，对“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在组织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如何选干部的问题。邓小平“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随着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页。）他要求老同志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这个大局出发，为年轻干部成长创造条件。这是百年大计。
对干部管理制度改革，邓小平也提出一系列明确的思想，“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
3.关于工作制度建设
工作制度主要是针对一是没有科学而规范的机构设置，导致责任不明，职责不清，二是工作作风专断，职权不明，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两者又是互为因果，是工作制度方面必须改革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首先要花大力气精简机构，这主要是因为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机构要高效，必须要精简，“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2,331页。）
其次，邓小平对工作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现象，列举了种种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墨守陈规，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1页。）凡此种种表现，都呼唤着执政党工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6,324,331页。）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既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党的发展能否壮大的问题，又关系到中国能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执政党建设上，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不论从政治与组织，还是在思想上，都作了大量并卓有成效探索，即使是在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同志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应当说，邓小平同志既继承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十分重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党的思想，还非常重视党的制度建设，他在这方面的论述、设计和实践，无疑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政党建设的学说。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邓小平论文; 党的组织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主集中制原则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革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