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去探讨“中国文学”是什么，而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历史上关于“中国”这个国体观念变迁轨迹的勾勒和对中国历代地理疆域演变过程的动态把握，观察“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和它的内在义理。由此过程和义理出发，进一步阐述我们对“中国文学”需要持有的新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可能给我们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面带来的新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虽说早就进入一般的文学史表述和文学研究话语之中，但是，这个概念却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它有自己的特殊起源，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以及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今天，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经验的切体性和有效性如何，都要兼顾到“中国文学”所赖以形成的特殊历史。我们需要对它的起源、内涵和历史演变过程，作出富有学理和符合历史逻辑的辨识。 一、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学”? 要厘清“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首先需要理解“中国”。而要理解“中国”，则需要认识到两个复杂的地方：其一，这个名称在历史上的多变与含混；其二，中国历史上不断的统一与分裂造成的疆域不确定，导致我们在以地理边界把握“中国”文学时的困难。何谓“中国”?诸多前贤大哲，皆有说明与探讨。在《“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①一文中，台湾学者王尔敏从秦汉统一前所流传的各种典籍出发，指出历史上的“中国”，主要是用来区分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划出族群、地理、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僭伪之别。在秦汉统一前后，尽管“中国”这个称谓的语义复杂而多变，但大致而言，它所指向的，有区域性的地理空间意思，也是文化意义和民族意义上的意思，而唯独欠缺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国体思想。 这样的“中国”想象，无疑是一种民族性的自我内视。在这个中国人的自我内视里，“中国”是与政权的正统性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随着江山易主而改弦易辙。“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体、国别概念，其时当在晚清。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首现“中国”字样，但没有汉文本；随后《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等其他条约，则反复出现“中国”一词②。说“中国”一词就是西方船坚炮利的殖民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产物，有些言过其实，但在这场西方殖民主义引导的近代世局中，中国借助西方的“他者”视界，把“中国”从华我夷人、自尊卑人的“夷夏之辨”中打捞出来，放置在近代世界万邦之国当中，则是不争之事实。晚清时节，魏源、皮锡瑞、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等，屡有从世界的他者视野突破自我内视的“中国”表述。 作为“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中国”是个重要的限定词。我们是在民族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是国统、国体、国别意义上还是在自然地理疆域意义上，不同的援用会导致“中国文学”内涵和被叙述形态的不同。目前学界的通行做法，是以国体、法统、主权的国家观念以及地理疆域形态来使用“中国”一词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民族的，还是文化的，事实上都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中国文学”作整体的把握，因为古时的“中国”观念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思考，这与我们今天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完全不同。从历史上看，汉民族也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随着战争、人口迁移、文化融合等不断地变化和扩大，这样，就把很多原来不是汉民族的民族逐渐汉化了。从文化上看，儒学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巫术、道家、佛家、法家、阴阳家、五行之术、谶纬之学，还有其他民族地区的苯波教、藏传佛教、萨满教等，皆为中国文化之构成。谭其骧曾考论历史上中国文化之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某种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便是儒家文化，亦因时、因地而变，“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③。因此之故，从文化上给“中国文学”定位，也是不可能的。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该报从第4号到第95号，连载了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在论及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一诗时，梁启超认为，《锡兰岛卧佛》“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④。这里，梁启超最早使用到“中国文学”一词。他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别文学概念来谈论“中国文学”，不仅给黄遵宪的诗歌以很高评价，同时，还在世界视野中，把黄诗与古希腊诗人荷马，英国诗家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放在一起加以参详。他对“中国文学”的把握超出了传统思维构架下那种古老的“夷/夏”之辨，具备了一种“中国/世界”的现代视野和眼光。 梁启超“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分水岭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由蒙昧、混沌状态而走向清明、自觉。有了这种清明与自觉，才会推动我们对这个对象的认识。设若没有“中国文学”，我们何来“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何来“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中国文学”的批评自觉?1904年，北京大学林传甲和东吴大学黄人相继编写出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能说就是梁氏“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中国文学”自觉，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史。同时，“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在空间形态上，把“中国文学”从过去那种漫漶的“天下之文”，落实到具体的自然地理疆域之内。而在关系形态上，则把“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中国—世界”的文学认知框架和比较视野。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走出自我的内视，开始以西方文学为镜鉴，通过对世界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省察和批判自家的文学，均是得益于这样的世界视野。 近些年来，我们总是在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的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19年，有的则定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有的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有人上移到1902年。种种观点，莫不以“中国文学”的新变革相标榜。然而，如果我们从历史的整体维度来看，则不难发现，无论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很难担当起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界碑之重责。在传统文学内部，时时处处也充满着变革。语言方面，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郑卫通俗、浅白的“淫靡”之声对“郁郁乎文哉”的商周雅言的规避；文体方面，历来有五言对四言、七言对五言的革命，另外，还有唐代的近体诗取代古体诗；文学运动与文学观念方面，唐宋时期韩、柳古文运动对骈文的抵制，汉代的文学观念自觉，均有重要变革意义。或许这些文学“革命”从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等方面，尚不足以与黄遵宪、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的“革命”相提并论，但如说近现代黄、梁、陈、胡等的革命就完成了文学历史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恐怕也说不过去。 我们知道，晚清之际，中国正经历着亘古未有的近世变局。如果说，文学上也有这样的近世变局，那么，什么可以堪当这个变局的地标性之物?我以为，这其中“中国文学”观念由蒙昧而走向自觉就足以堪当。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文学革命，说到底不过是因应时势之变而作出的文学调整，真正的“变”，则是以“天下”崩溃，由法统上的“中国”取而代之的“天”之变。之所以说是这样的“天”之变，是因为它不仅打开了我们想象中国文学的空间，更在一种世界性的尺度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乎“中国文学”的思考。如果没有西方因素的引入，没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参照，黄、梁、陈、胡等的文学革命主张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批判必然就会失去目标与依据。由此而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终不过是因循着“天”变而生发的“道”或“器”之变。用当时人的感受来说，就是“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用”⑤。 二、“中国文学”的朝代叙述与历史疆域问题 所谓的“中国文学”，不过是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的理解，投射到历史当中，对文学历史经验的一种总体性盘整。但显而易见，这种投射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有两个方面的错位：一个是观念方面的，一个是地理疆域方面的。这样的两个“中国”，如何在文学的历史描述和学术研究上完成对接?我们究竟是以今天的中国，作为统领“中国文学”的纲目?还是还原到历史事实当中，以过去变动不居的中国，动态地对“中国文学”进行符合历史原始场景的描述?这是需要搞清楚的。 理论上讲，我们知道，古人没有今人的“中国文学”意识。过去的“中国”，如前所述，不过是中原王朝梦呓式的自我表述，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⑥。历史上，不仅边疆地区鲜被视为“中国”，即便楚地、越地、川蜀和岭南等地方，也曾长期被排斥在“中国”之外。如此“中国”，既没有法统的支持，亦无中国或非中国的明确标准，当然不足以作为“中国文学”表述的核心概念和地理依据。我们所讲的“中国文学”，只能以今天的中国观念和地理疆域作为表述的理论框架和空间结构。 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这些方面的问题是很大的。在观念层面上，现如今的文学史，往往把中国文学史切割成“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现当代文学”几个阶段。这里，除现当代文学没有用朝代名称叙述外，其他都是以历史上的王朝来指代中国的，而事实上，由秦汉至明清，这些历史上的王朝和“中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论是主权、治权还是国家地域空间上，它们都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我们总以为秦是中国统一的开始，但像今天福建、浙江、云南、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既然秦政权并不是中国的统一政权，那么秦文学当然就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类似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普遍存在，如唐政权与当时的吐蕃、回鹘、突厥、匈奴与南诏政权；宋政权与北方的辽金政权、西部的西夏政权、南方的大理政权；明政权与当时的鞑靼、瓦剌政权等，均是如此。因此，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用两汉文学、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之类的表述，但是这些表述的有效性只能限制在这些王朝治理权范围内，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学”。 同样的问题，还表现在中国领土和疆域的历史变化上。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地理上描述，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相交处，南至曾母暗沙，西到帕米尔高原，北到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用这样的地理疆域描述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版图，自1921年外蒙独立以后，一直较为固定。但如果据此版图描述此前的“中国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历史上，除清朝统一中国之后，版图能够涵盖今天中国的全境之外，其他王朝和当下中国的地理疆域都相去甚远，有些朝代拥有的仅是今天中国的部分领土，有些朝代则延伸到现在已不属于中国的其他国家领土。像越南北部、朝鲜东部、俄罗斯南部等，都曾是中国历史上某个王朝的领土范围。元代的疆域甚至一度延伸到今天的欧洲、中亚、俄罗斯的南部，东亚的朝鲜东部，西南亚等地。在一个朝代内部，因为种种原因，领土的范围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领土变化，是我们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根本无法处理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史描述，不可能把现在不属于中国领土的其他国家的文学纳入进来，但历史上不属于中原王朝、现在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些地区的文学当如何处理?这在学理上需要搞清楚。 目前学界对如何处理古今中国的不同，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有很多探讨，如张未民就曾提出须注意“现实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的差异⑦；杨义则认为，我们应以大文学观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总体特征，在民族学、地理学的层面上，重构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与方法⑧。但在具体文学史的处理上，学术界显然还犹豫不决，大多数文学史都回避、遗漏了少数民族文学；有的文学史，则会辟出专门章节，对少数民族文学略加介绍。这种以汉语文学为主体，然后拼接上其他民族文学的做法，实质上还是我们内在意识中古老的“夷/夏”之辨的借尸还魂，因为既然是“中国文学”，我们就应该在“中国”这个框架内处理各民族、各区域文学，而不是在民族学的层面刻意制造出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流。 落实到文学史的具体方法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文学史的坐标。纵向上，是文学史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过去以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惯性，因为所有朝代史断代方法本能地就包含着对其他民族、区域文学的排斥，它内在地规定，这只能是中原王朝的文学史，而不是兼容不同时期多民族互动、共生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上，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西式的公元纪元方式。这种断代、分期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广泛地包容某个时间段内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学，同时还可以打破政治分期的硬性切割，找到更具“文学”味道的转折点。有些时候，王朝易姓、江山易主，对文学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可能是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对文学变革的影响更大，如秦汉时期毛笔、造纸术的发明，北宋时印刷术的发明，20世纪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等，都对文学产生了远比很多政治事件更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横向上，我们需要在一个共同体的空间结构中，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把握多民族文学生长、发展、盛衰演变的轨迹。陈国恩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入史时说：“少数民族文学要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宜在文学史著作中单独划出一块来做专门介绍。如果把少数民族文学单列出来，不仅显得突兀，会损害一部文学史的有机结构，而且会在观念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⑨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 三、“中国文学”的板块结构与空间性问题 治文学史者，当有穷究天人、通古今之变的怀抱，虽不能至，但可心向往之。就“中国文学”而言，所谓的“天人”关系，我认为就是要从不同的区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差别出发，勾勒不同区域、民族文学与各文明形态的关系，从中发现“中国文学”的共相与特性，找到中国内部各民族、区域文学内在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轨迹。有鉴于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去探讨。 (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学的空间发生学问题。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如果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自然就会认识到，它是由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复杂板块。从地理学上看，中国有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和沙漠等各类地形；在气候方面，则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寒带、高原山地等气候类型。不同区域，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物产等的差异，孕育出的文明形态，文明的演进路向均各有不同。 这种文明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各区域间相异的文学起源、进程与文学性格。以中原地区论，《诗经》何以产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论者多与黄河做直接联系。刘毓庆认为，春秋中叶(公元前602年)黄河历史上第一次改道之前，基本上是安稳、平静的，“正因为它的安稳、平静，黄河流域才能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⑩。但实际上，黄河流域成为中原文明的起点与黄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取决于该流域的黄土分布。据考古学研究，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由历史上的干冷气候风化而成。至《诗经》时代，恰逢处在温度上升的“气候的高潮”，“在这段‘气候的高潮’(climatic optimum)之内，华北平原的高地上，有不少地方可能生满密林与灌木丛，林内林间，沼泽密布”(11)。《诗经》里多有沼、泽、薮、池的描述；在述及植物生长环境时，则多有原野、山坂、隰等地形名称。温暖适宜的气候，发达的水系，再加上富含矿物质的黄土层，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生产遥遥领先于中国当时的其他地区。黄土区域农耕文明的发达程度，在《诗经》中即可得到印证，单就《诗经》所叙写到的木本、草本植物与水生植物看，就多达150多种(12)。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若不论上古神话，这个“中国文学”的起点，比屈原代表的长江流域的楚文学要早五六百年。作为吴越之地的浙江，迟至两汉时方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作品问世。与中原地区相比，其他边地民族文学的成熟期，则相对晚了更多。总览今天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族群文学，尽管我们很难以现在的行政区划去描述彼时的文学发生情况，但大致而言，它们的文学发育都比较晚。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21年就第一次初步完成统一，而边疆地区因为长期的分裂，很难形成统一的语言和文字。藏族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维吾尔族则在经历过阿尔泰语、匈奴语、突厥语、中古突厥语和察合台语等阶段性演化，与蒙古语、土耳其语的分分合合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语言和文字的滞后，的确影响到这些民族文人文学的发育，但却反过来推动了他们的民间文学和口传文学的发展，藏族和蒙古族都先后在漫长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民族鸿篇巨制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格斯尔》、《江格尔》，这显然是得益于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 总的来说，“中国文学”作为综合体，因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在时间、类型与质态上均有很大差别。其中，既有生发的共相，亦有各自的特点。从共性上来讲，各民族的文学都经历过从神话、传说、故事等文学初始形态过渡到民间文学、文人文学的发展阶段；都有早先原始宗教对文学的渗透，如中原地区“天”的思想对文学的塑造，藏区苯波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等；都有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作家文学互动、共生的现象，像中原地区的诗、词、曲和小说创作，皆有民间与文人的互动。藏族著名的《米拉日巴道歌》亦有对民歌的诸多借鉴，17世纪的《仓央嘉措情歌》则直接以民歌为体。而从特殊性上看，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诗经》奠定了中原文学对自然的敬畏、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尊重和极强的写实能力这个传统。屈原的《楚辞》、《离骚》，因长江流域特有的“巫”风而浸润着浓郁的神话色彩。蒙古族文学则因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原始部落间激烈的征战，早在13世纪时，他们的历史文学、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里面，就充满了对英雄、勇士与抗争的精神崇拜。各民族文学的联动与变奏，其间的潮起潮落、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以不同的和声，谱就“中国文学”的宏大乐章。 (二)区域和族群间的文学接触、交往、冲突与融合问题。 晚清以来，我们讲“中国文学”，常常讲中西冲突。这个冲突，是在现代“世界”展开后“中国文学”的必然遭遇。如果从传统“中国文学”来看，自商、周时代中原核心文化圈形成后，随着核心文化圈的移动，不同板块文学的接触、交往、碰撞、冲突直至融合，一直就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一方面，汉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周边其他民族有着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因生态破坏、自然灾害、商贸、战争、移民、谪戍等带来的社会流动，导致各种文化接触。雷海宗把中国历史分两周，“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13)。由周至秦汉是中原汉族的扩张时期，荆楚、川蜀、吴越、岭南等相继归化或被汉化；而383年淝水之战，则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的序幕。 中原与西部、北方民族既有和平的文学交往方式，也有因为战争而实现的文化融合。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中国的“万里长城”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极其吻合，一旦北方的年降雨量不足，则极易导致游牧民族生存环境恶化，从而引起南侵(14)。但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方式，这些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交往都给文学带来丰富的变化。从文体上看，像词、边塞诗、变文、志怪小说等，就得益于民族文化交往。比如说词起源于燕乐，而燕乐则主要来自于北乐系统的西凉乐和龟兹乐(15)。没有那些“胡部新声”，就不可能有盛极一时的唐宋词。而边塞诗，则直接与民族军事防备、战争相关，它本身就是民族与区域冲突的产物。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诗歌、小说、戏曲、绘画、音乐的影响，则是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常识问题，此处无须再论。 这种民族文化的交往、冲突与融合，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是文体方面的，同时还影响到中原作家的文学风格、审美精神。在和边地民族的长期文化接触过程中，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游侠气质渐渐进入到中原文学中，不仅改写了中原文学纤细、绵密的文学气质，使得中原文学融入了刚健、雄浑、阔大，甚至发展到后来，很多作家身上都出现文化溶血现象，如李白和蒲松龄，一以胡人浪漫、癫狂、豪气纵横的游侠仙气注入诗歌，博得“谪仙人”的美誉；一以北方女真人血统，颠覆汉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清规，创造出充满奇思妙想、专叙鬼狐花妖的《聊斋志异》。在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构想时，杨义曾经谈到要以少数民族文化“边缘的活力”，激活中国文化整体的想法，因为“中华文明绝对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关起门来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汉族和诸多古民族、少数民族几千年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16)。此论甚为精妙。中国文学是个整体，其中各板块间历史上的勾连与联动、渗透与消融，是中国文学史最具张力之所在，内里所包含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处理今天的文学民族关系、中国文学与异域文学之间的关系，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中国文学的中心移动与历史演变脉络问题。 中国文学自《诗经》到现在，始终存在一个因“中心”迁移而引发的区域性文学盛衰问题。就其大致脉络而言，从《诗经》到唐宋之交，中国文学的中心一直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是唐以前中国出作家最多的省份。据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统计结果分析，在隋唐五代以前，上述五省有作家774名，占全国总数的47.54％。而隋唐五代以后，中国文学的中心明显南移到长江流域，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当之无愧执掌全国文学之牛耳。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上述五省作家总量分别占全国作家总量的60.34％、63.01％、74.7％、70.06％。四朝期间，浙江的作家数量是宋以前的5.52倍，江苏是2.63倍，安徽是3.45倍，江西、福建更是达到了20.64和13.38倍。相反，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作家增幅则很小，有的省份还出现减少现象，比如河南，宋以前的作家总数为251名，之后四朝却只有187名；陕西在宋以前各朝有143名，之后四朝却只有76名(17)。 这种文学中心的移动现象，原因殊为复杂，单就历史的大趋势而言，我们知道，中原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故而早期文学中心出现在北方。然而，随着战争对中原的破坏、黄河屡屡泛滥、北方少数民族带来的边境安全压力，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南移，这是历史的必然。特别是北方战事频繁，导致许多人口迁移到南方，其中的技术人才和社会精英，给南方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文学自然随之走向繁荣。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8)隋亡是否因为开凿京杭运河这里不作评论，但皮日休却不知道，若无此河，若无南方通过此经济动脉给北方中央政权源源不断地输血，后世元、明、清几朝的生存都成问题，又哪能有所谓的“经文纬武，寰宇一统”(19)的局面?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这个南方文学中心绵延千年直至晚清，到鸦片战争之后，却再次出现了北移。晚清至民国初年，珠江流域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苏曼殊等，吹响了中国小说、诗歌、文学理论变革的号角。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等长三角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创作的风向标，可谓独领风骚。到1937抗战爆发以后，南方作家逐渐退到历史的幕后，黄河流域作家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直至今日，从“陕军东征”到“文学豫军”、“文学鲁军”，陕西、河南、山东作家全面突起，历史完成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这里面的原因的确值得细致分析。尽管我不是历史环境决定论者，但文学、文化与文明都不过是再造之物。在中国文学的这个巨大轮回中，文学盛衰所折射出的因缘与命理，它们与时势的共振关系，其中隐含的基本经验值得从文学史学的角度去深入研究。 四、“中国视野”与“中国文学”的反思 既然“中国文学”并非仅仅是中原文学与汉文学，那么，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把握、分析与评价就应该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中国视野”之中。我们过去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认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首先是“中国文学”的理论系统问题。过去一提到“中国文学”的理论系统，在诗学层面上，大致都离不开诸如“情志”、“形象”、“意境”、“神韵”、“感悟”等。那么，这样的文学理论系统，能否周全其他民族的文学呢?反过来说，如果把其他民族的文学纳入到现有的“中国文学”理论系统之中，会不会带来现有理论的突破?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知道，所谓“言情”、“言志”，并非汉语文学特有现象，而是人类文学共有的特征。用近代学者刘永济的话说，所有的文学均为“感乐”与“慰苦”(20)。故，文不论古今，诗不论汉藏蒙维，莫不出自人之喜乐与哀苦。另一方面，因文化气韵与脉络不同，不同区域的文学，在言什么情、言什么志，以及如何言情、如何言志等方面，也会各有不同。汉语诗学，之所以多谈形象、意境、境界、韵致和感悟等，乃是源自农耕文明敬天、敬自然的传统。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我们的叙事经验和诗歌美学，渐渐形成对自然的觉悟，与自然的会通。在自然中感知人伦，在人伦中体味自然。如此，水态山容，春花秋月皆可入诗，诗文中自有日月山河的气象，渔樵闲话之中，随之也有了天意和人心。如陶渊明的《饮酒》，诗人悠然采菊于东篱之下，不经意间抬头所见之山，其实不过是一种情意、一种怀抱、一种态度的寄托。所谓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诗人于有中求无，于无中见有。此中的意思，全不似维族诗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气象虽是阔大，然其所见的牛羊却是实实在在的“有”，就是牛羊，少了些汉语诗歌里面若有若无的味道。 这里没有给两种文学分高下的意思。不过，既然我们以“中国视野”观照“中国文学”，那么，就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学”内部不同美学经验的整合，就须在“中国视野”中，对中国的诗学思想作综合处理。 其次是对“中国文学”的总体估量。如果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综合体，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很多认识，都需要去重新确立。在这个方面，当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我择其要者，略述一二。第一，中国有无史诗问题。自黑格尔提出中国没有民族史诗这个观点以来，中国学者对黑格尔的观点就多有辩驳，陆侃如、冯沅君、陈子展、杨公骥等，均将《生民》、《公刘》、《皇矣》、《绵》、《大明》视作中国的史诗。这些作品能否算得上史诗，此处不作详论，按照杨义所说，如我们把少数民族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还有纳西族、瑶族、白族、彝族的史诗《梅葛》、《阿细人的歌》、《苗族古歌》等都算进来，那么，便可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不仅有史诗，且还是史诗大国(21)。第二，“中国文学”的文体问题。现在我们描述“中国文学”的文体状况，多以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这样的西方分类知识来表述，但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类却异常丰富。《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诗赋、奏议、铭诔、书论四科八种；《文赋》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心雕龙》分为诗、赋、赞、颂、檄、移、铭、诔等。这些文体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兴废，都饱含着复杂的文学史经验。然而，如果我们把少数民族的文学类型也纳入进来，那么，像藏族文学中的谚语、卜辞、碑铭、格言、道歌，蒙古族文学里面的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寓言，维吾尔族文学中的谚语、笑话、寓言、神话、传说、谜语，民间说书、民间弹唱，以及回族文学中的花儿等，都应该构成“中国文学”文体家族的重要成员。第三，民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汉语文学还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一个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的关系问题。汉语文学当中的诗歌、小说、词、戏曲、小令等，都是发端于民间，然后为文人所经典化。因为文学有个“宗经”传统，以及等级制社会凡事都要分个尊卑贵贱的习惯，所以汉语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以至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陈独秀等都还在拼命为“白话文学”、“俗文学”争取地位。相反，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来看，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和回族等，民间文学则始终是他们的主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是从起源阶段就形成的，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始终；从文学创作的总量积累来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十之八九皆为民间文学，总量远远大于文人文学；从文学相互间的影响来看，少数民族的文人作家，可以说无不受到本民族的民间文学影响。民间文学的地位，显然要远远超出文人文学。 再次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因为长期存在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很多时候，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矛盾，都是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文学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黍离之悲”、“亡国之恨”之类的诗文，并有很多作家和作品被贴上“爱国主义”标签，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何把握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学术界有不少相关论争。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家作品，只是当时“中国视野”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认知相去甚远。如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中所谓的“九州”，不过是沦丧的中原，而远非今天的中国。诗人的悲情，站在他的那个时代，和陆游自己的国家情感上讲是合理的，因为陆游毕竟是大宋的子民，他以大宋王朝的遗民自居，遂有“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之叹(22)。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无论是宋朝女真入关，还是后来蒙元、满清入主中原，都不过是民族政权的轮替，而不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沦丧。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批评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给中原地区带来的破坏，但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历史事件的积极作用。更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之入主中原，有没有今天中国的统一，有没有统一的中国，这都说不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文学史上那些“爱国主义”诗人、诗作，我们确实需要在一个新的论域和价值视野中作出重新审视。古人与今人，在爱国的情感上可以说是相通的，但古人所爱之国确非我们今天之国。过去我们对这些诗人、诗作的评价，多少有些“汉族中心”思想在里面，然而从民族平等角度来看，像岳飞的《满江红》渲染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23)之类的民族仇恨，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总的来说，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把握，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中国”认识上。应该认识到，所谓的“中国”与“中国文学”，都不过是历史演变的产物，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而所谓的“中国文学”，也只是一个总体性的命名。其间，包含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错位式发生，以及相互之间的联动式发展。在“中国文学”这个总体框架之中，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经验，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这种历史的、多元的把握“中国文学”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尊重。有了这种对历史的尊重态度，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深入到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之中，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文学”基础上，去充分认识“中国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面性。 目前，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不是说目前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史，这些年来，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但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专门史，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如何把那些少数民族文学史整合到“中国文学”这个总体框架当中，凸显它们的“中国学”意义，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强化“中国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我们需要去研究中国文明内部，各个不同的文明里面不同类型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开展作家与作品的比较研究。20世纪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也早就建立起来，但是在“中国文学”内部，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还十分欠缺，这显然是很遗憾的，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民族间的文学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更是建构“中国文学”，推动民族融合，增进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 注释： ①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②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③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5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 ⑤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 ⑥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24页。 ⑦张未民：《何谓“中国文学”?》，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⑧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⑨陈国恩：《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⑩刘毓庆：《〈诗经〉地理生态背景之考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1)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片》，转引自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专刊，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版，第31页。 (12)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专刊，第39页。 (13)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第三卷，第1525页。 (14)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0页。 (15)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页。 (16)(21)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 (17)有关统计数据，参见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 (18)《皮日休诗文选注》，申宝昆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19)赵尔巽等：《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5页。 (20)刘永济：《文学论 默识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 (22)《陆游诗文选注》，孔镜清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23)《满江红》词【怒发冲冠】何人所作，学界久有争论。余嘉锡、夏承焘、张政烺等人皆认为，此词系明人假托岳飞之名所作。不管《满江红》是否岳飞所作，此词为汉人之作，是不争的事实。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地理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诗经论文; 艺术论文; 地理论文; 中原论文; 革命论文; 现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