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十大突破性探索——读俞正梁教授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梁论文,十大论文,关系学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突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
相互依存时代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已经催产了门类齐全、蔚为大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方法论上的系统论和博弈论、思想流派上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等。〔2〕
如何构建处于相互依存时代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十几年孜孜以求、皓首穷经的目标。但是显而易见，在时代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几重重负之下的中国学者，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国际关系学本身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传统的单一规范研究方法已无所适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依存世界，使得国际合作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主权、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等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复兴成为当今世界极为关切、急待诠释的国际问题；战争根源和未来前景在相互依存的核时代下究竟如何，也需要重新判定，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人们具有透彻分析现实的深厚功力，具有科学展望未来的战略眼光，具有统筹把握全球格局的真实本领。
幸运的是，中国有些学者已以其特有的使命感和崇高的学术良知去迎接这些挑战，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从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的拿来主义，到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的系统述评，从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指点迷津，到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振聋发聩，均已迈出了可贵可喜的一步。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研究状况仍然是介绍批评的多，借鉴吸收的少；局部推进的多，整体谋划的少。现实和未来都在期待有更新、更多、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突破性论著问世。
复旦大学俞正梁教授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便是从整体谋划、在借鉴基础上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俞先生以其过人的学术胆识、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主要以国际关系共性研究为主线，以相互依存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体系宏观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归结，向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凡之作。〔3〕具体地讲， 俞先生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了可贵的突破性探索：
一、以历史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三个层面的指导意义。同时指出，不能用经典作家的现成论述来代替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科学思考，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研究。
俞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武器，但必须反对照搬照抄、僵硬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经典作家现成论述的“替代论”观点。因为，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领域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论述，是被纳入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这一世界革命总战略的，而且基本上是当时历史实践的反映，而今天的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论述，以发展的观点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俞先生在应用和借鉴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运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产力和科技革命是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借鉴恩格斯的“合力论”，提出了行为主体的合力作用是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直接动力；强调加强国际关系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研究；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提出目前国际关系存在着两种运行状态和两种作用机制，等等。
二、在研究方法上提倡体系分析与宏观研究。《导论》成功地运用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宏观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应用水平。俞先生认定国际关系学应包含两大研究层次，即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二者不可偏废。所谓微观研究，主要是研究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动因，它们相互关系的基本状态及其调控，传统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此。所谓宏观研究，是一种新的整体性研究。它把国际关系视为有其自身结构特点和内在联系、不停地运行着的体系，进行系统研究，重点研究结构、功能、运动、动力、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变化的规律等。在国际关系发展越来越显示其整体性特征的今天，宏观研究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宏观层次着眼，从微观层次着手，把这两种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求得对国际关系完整、深入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促进国际关系研究沿着良性的轨道运行。
三、首次提出了国家利益复合两重性的命题。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因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4〕因此，国家利益观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中之重，也是理论的基础与最终归宿。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渐入佳境、不断成熟的过程。由于众所周知的认识上和认识以外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只强调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忽视或相对贬低了它的民族性。8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迁，学者们提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的两重性，这对推动国家利益的研究、促进现实主义外交无疑是一大进步。俞先生在这一两重性的研究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强调鲜明的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质和特征时，着重指出国家利益中民族性因素日渐增长的历史性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国家利益这个两重性的研究，并未全面揭示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在当代尤其是冷战后的深刻变化。
的确，从国家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这一两重性。然而，从国际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又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所谓特殊性，是指世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社会等诸种国内因素和外部环境，产生了各国特定的国家利益，即国家利益的个性。但是个性之中有共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在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均应享有获取合理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同时也应尊重他国同样享有这种权利，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互为条件的，在调节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上，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利益的个性或特殊性，是核心。但相互依存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国家利益的国际系统和过程意义急剧上升。全球化趋势日益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迅速扩展其经济活动，国家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和广泛，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度及其最高形式国际一体化表明了国家利益的普遍性，雄辩地证明了国家利益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蓬勃发展的国际一体化是国家利益普遍性或共性日益增长的最好证明。
冷战的结束，使一度被扭曲的国家利益逐步恢复了本来面目，展现出越来越多的普遍性或共性，多渠道的跨国合作深入发展，并且大规模采取国际组织的形式，国际合作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环境、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难以奏效，也不能遵循损害他国利益的思路去寻求解决办法，必须摒弃传统的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从全球角度即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来思考问题。全球利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新的生长点。完整的国家利益观不仅是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同时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国家利益复合两重性界定吸取了两重性界定的优秀成果，是相互依存时代的产物，标志着国家利益观的基本成熟。
四、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的独创性研究。从《导论》到《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5 〕俞先生对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这一基础理论问题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主权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以民族国家存在为客观基础的，因此，主权必将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与变动中的国家利益相适应。当代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已基本形成，由于科技革命而加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全球性问题，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造成相互依存、国际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以及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具有多样性，跨国联合的利益冲动已使主权的有限让渡与限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主权问题上所作的选择之一——自主限制，即自主适应。这种自主限制具有双向性、互动性和独立自主性，它是行使主权的结果，是以确保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性为“度”的，是对主权本质的坚持。当然，俞先生十分强调国际环境的嬗变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制，主权仍然是民族国家活动的基石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坚持和维护主权对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
五、关于战争根源理论的突破，即提出在当代战争根源问题上，不仅要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而且要重视包括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作用，唯其如此才能全面深刻地解释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发生的战争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战争只能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列宁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些论断仍是今天考察当代国际战争根源的重要依据。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巨大发展及其带来的复杂化、多样化，当代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已经不能完全用现成的结论来解释，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理论的考察，求得科学的解释，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当代国际战争根源而言，教条式地从阶级斗争和经济基础角度来分析，已无法有效地解释以下三种现象：
（1 ）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因争夺世界霸权而爆发世界大战的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强对峙一度缩小了西方强国间的战略分歧；美国的超强地位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发达地区是全面相互依存占优势地区；殖民体系的崩溃使得西方大国更多地采取经济等非战争手段争夺第三世界；当代科技革命的直接作用。“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已不再是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唯一概括，和平竞争已成为西方大国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形式。
（2 ）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发动战争的问题，曾是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已不能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以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于国际社会，必然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工人阶级不是以阶级作为行为主体来发挥作用，而是以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推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追逐霸权，就会走向战争。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 与私有制有不解之缘。
故此，在探讨当代国际战争根源时，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又要重视包括民族主义异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作用，便显得尤为必要了。
六、将“逐步建立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列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当代国际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强大趋势，促进了国际关系中共性的增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强化了国际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同时，21世纪将是全球问题的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人类将首次面临众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必须逐步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与凝聚力，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全人类利益优先的原则，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从而在倡议和协调重大国际行动、进行全球治理方面起重大作用。
七、将国际竞争概念提高到与合作和冲突同等重要的地位，以三分法代替二分法，来划分国际关系基本状态。
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传统上国内外皆遵从冲突与合作的划分模式，不同的是现实主义重视冲突，而理想主义偏爱合作。俞先生将国际关系基本状态一分为三，且将国际竞争置于合作与冲突之前，实为另辟蹊径之举。这种划分是以国际关系所处状态的客观性为依据的，其意义在于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都是通过国际竞争、合作与冲突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在于揭示国际关系基本状态的特征、强度、范围及其相互关系与转化。
在国际关系基本状态中，如果说国际合作与冲突处于两个极端的话，那么不同程度上的国际竞争则游移于这两者之间，是国际关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状态，是大量存在的。国际竞争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在国际领域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的状态。
在当代新的国际条件下，国际竞争有了新的特点，即具有最广泛性，竞争重点转移，竞争的作用发生变异。
八、较为完善地创立了国际合作理论构架。
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俞先生对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内容、形式与特点，以及国际合作的前景进行了较为完备的探讨，理论体系构架初具规模。仅举其中一二为例。
关于国际合作的基础。俞先生认为，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最一般、最普遍的状态，在当代其基础条件是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利益的兼容性、互补性和共性增强。相互依存的强化以及全球化下的国际机制密集运作，逐渐克服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面临的“共同悲剧”、“免费搭车”和“零和对策”三大陷阱，国际合作成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诺亚方舟。〔6〕
而国际合作有四种层次不同的形式。第一层次，有关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彼此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存在某种一致或可以相互确认或互相协调。第二层次，某些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彼此产生对合作和协调的强大利益预期。第三层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为达到某种共同目标而达成技术等物质转让协议。第四层次，处于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间的合作，是一种大范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渐次递进，代表了当代国际合作的发展趋势。
与历史相比，当代国际合作呈现出四大特点：（1）主动性， 即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各国争取生存与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国观念上产生了主动行动的强大动力，这种主动性是当代国际合作的一大特色； （2）稳定性，即国际合作已达到相当程度和规模，涉及所有领域，这种状况已难以逆转；（3）机制性， 即通过建立国际机制来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4）超意识形态性， 即摒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的僵硬对峙，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不以意识形态异同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
九、精辟阐述国际一体化条件与过程。
国际一体化趋势是当代国际关系相互依存发展的产儿，目前集中地表现为猛烈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势头，代表了国际关系的一种强大发展趋势，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的以自愿的方式，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和结果。然而，无论是联邦主义还是功能主义，无论是新功能主义还是新联邦主义，都无法完全解决国际一体化的问题。民族国家结构的生命力远比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国际一体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就其条件与过程提出真知灼见。
俞先生认为，国际一体化展开与保持的一般条件是：作为民族国家的联合，必须建立在尊重各成员国主权基础之上；各方利益基本一致或经协调可以基本一致；各方对利害得失的预期是正面的、肯定的；具有集团效能，即整体优势，它所带来的利益一定要比各国单干得到的利益要大，而且，利益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
而国际一体化开展和完成的条件，则需要比一体化展开和保持的条件高得多，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历史文化背景大体相同，主要价值观相互兼容，最重要的是一体化利益剧增，成员国利益高度统一；成员国之间保持通畅、持久、全面的沟通，迅速传递和处理信息，及时实施或修正决策，角色间相互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从而确保一体化的迅速进展；内部逐步建立起健全的和完善的协调机制；在物质基础上逐步形成共同的意识与权威，各成员国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信任转向共同体。
十、大胆提出并肯定国际和平维持机制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理论界对国际和平维持机制展开激烈争论。新自由主义学者对之推崇备至并寄予厚望，而新现实主义者们则嗤之以鼻。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争的现实是，国际和平维持机制在军事政治经济范围内对战争危险发挥着直接抑制作用。俞先生并未落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而是独树一帜，提出了目前国际和平维持机制主要具有五重因素：
一是国际法作用的强化。
二是集体安全。当代国际集体安全体系是一种复合型的安全结构，主要由全球性（联合国）和区域性集体安全保障体系所组成。冷战后时期，健全区域安全调控机制是大势所趋，尚未建立的正在就此进行对话、磋商和酝酿，已经形成的正在强化和完善。冷战后时期国家利益共性的发展，促使国际社会向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大步迈进。
三是核威慑。核威慑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战争风险，换取最大的威慑效果。在冷战时期，核威慑建立在核战争的基础之上。在冷战后时期，核威慑才开始真正与避免核战争联系在一起。
四是军备控制与裁军。随着冷战的消逝，战后延续数十年的军备竞赛势头开始出现根本转折，军备控制和裁军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停止军备竞赛，在公平、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基础上，实行有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使各国只保持足以自卫的低水平军备，是维护国际安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
五是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与行动。
俞先生的《导论》内容丰富，断非为十个方面所能涵盖。俞先生注重的是对冷战后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的探讨，较深刻地吸收了西方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的精华，对人类发展的共性和国际合作情有独钟，甚至在国家利益这个现实主义的概念上也大胆地予以共性分析，故不免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但是，在中华民族迅速复兴的今天，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对21世纪进行超前的理论构建，“理想主义还是有魅力的”。〔7〕同仁们一定会有同感， 这种理想主义与三四十年前的理想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
注释：
〔1〕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2〕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3〕理想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国际关系学主要学派， 其主要特征是相信人性本善；认定世界的本质是和谐与合作，强调促进国际合作；注重国际道义与国际法对战争的制约。理想主义在近代和20年代都归于失败，但7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形式重新崛起，对现实主义学派构成严峻挑战。其核心是注重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国际机制和全球利益共性在促进国际合作制约战争诸方面的重要作用。理想主义学派在中国的出现是个客观现象。另可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第54页， 转引自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5 〕俞正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复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6〕布鲁斯·拉西特：《世界政治》，W·H·弗里曼出版公司，1992年，第454～459页。
〔7〕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