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理论职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职责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成就震撼了世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已成为世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应该承认，中国理论工作者在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中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起步；正是市场经济的讨论，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时代，中国的发展更加迫切需要精神和学术的支持，需要理论界提供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理论界应当承担起时代、民族所赋予它的历史职责。
一、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3位；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中国成功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中国模式”的成功崛起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也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立足于走自己的路；就是着眼于以自己为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消化自己的难题。这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充满着困惑与争议、在曲折中走向胜利的过程。此时，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即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在理论思维的层面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是要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从时间的维度上说，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现代转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经典作家基本上是通过“批判”、“革命”、“斗争”的话语来展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而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转换“革命”、“批判”和“斗争”的话语，建立“和平”、“发展”和“建设”话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这种转换的实现，既需要理论工作者面向现实，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中凝练、升华出理论结晶，也需要他们面向文本，深度挖掘经典作家表层话语之下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涵，从而构造具有时代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从空间的维度上说，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是生成一种属于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转换的实现，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起时代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马克思主义才可能逐渐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品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中国人才能对中国新时代的新矛盾、新问题作出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解决。
2004年初，党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决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党最根本的思想建设”。①这一工程，就是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作理论上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模式”的一次理论升华，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理论要求不断提高， 自觉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不断增强。自这一工程实施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总结和阐释、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不同的理论层面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的过程。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自我发展的根本的总的行动纲领。理论地再现这一行动纲领，是理论工作者当下的具体职责。理论工作者既要用学术化规范性的语言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还需要把这些理论具体化，以应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从而完整地承担自身的理论使命。
二、保持理性思考，坚持科学发展
2009年12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发香港《大公报》刊发的《为“中国崛起热”降降温》一文，该文在盛赞新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提请国人在欣喜、自豪之余，还要冷静，因为“中国崛起”带给别人可能是恐惧，带给自己的恐怕是别人强加而自身国力不可能承受的责任。
2007年， 《新华文摘》刊发一文，提醒国人冷静对待国外对中国发展充满复杂心态的赞誉，如“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领袖之一”、“2020年世界将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等等，要求国人“不要被中国超越美国论忽悠了”。这样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认为，理论界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虽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8年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比此前专家学者的普遍预测提前了两年，但人均仅排在世界第104位，仅相当于美国的5%，日本的6%，韩国的10%左右。在世界财富总量中，我国仅占5%，欧盟占31.4%，美国占29.1%，日本占10.3%。对此，党中央非常清楚，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强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所以，理论工作者要在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在进行中，“中国模式”还是未完成时，中国的发展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解决。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理论界所承担的种种责任和种种现实的理论研究，归结起来，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提供理论的解决，或者说，是为从现实走向理想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图景，以期为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创新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实质性要求。这一要求，作为理论研究的规范性前提，应当成为理论工作者的自觉。
理论界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可能真正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此，理论界首先应该在理论思维的前提层面警惕或破除几种错误的观念或思潮。
其一，极“左”的学术立场。极“左”思潮往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站在一个绝对理想的高度，以经典作家对理想社会的理想规划为依据，通过夸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或过去遗留下来今天仍未解决的矛盾，来否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否定改革开放。以理想对抗现实，以教条对抗创新是极“左”思潮的实质特点，说到底，还是拒绝对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极“左”思潮不具有实践性，中国以往革命与建设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极“左”思潮因其绝对的伦理立场，因其对教条的坚守，经常给人以正义、正统的印象，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其二，“全盘西化”的学术思维。无可置疑，中国的学术界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学术来构造中国发展理论的学理支撑和理想图景，则是可疑的。因为在这种“全盘西化”的学术思维的引领下，学者们会想当然地把西方的发展理想视为中国的发展目标，从而放弃对中国发展理想的追寻；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从而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把现实中的中国传统视为发展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从而放弃对中国传统的深入研究。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做切实的关注，也就放弃了对中国的现实和发展作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理解的需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存在无立场的学术思维。学术思维的“全盘西化”， 隐含着研究者割裂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而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另一种表达。所以，学术思维的“全盘西化”，不仅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还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动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最终伤害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
其三，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为当前党和国家有关发展的政策和实践进行辩护，通过学理上的合理性构造来阐释当下政治选择的正当性，对于政策和举措的宣传推广具有现实意义，因而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和职责，体现着理论研究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目标。可是，如果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是学术与政策的绝对的直接的同一，研究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说明政策与实践的正确性，就是一种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因为这种旨趣经常是引导学者片面地论证政策与实践的积极意义，甚至常常是把这一辩护推到极致，而政策与实践的局限性和未来的转变发展则避而不谈。尽管不能否认在具体政策的框架内学术研究可以有一定的发展，我们还是要看到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的消极作用。毕竟，创新是实践对学术的基本要求，超越当下的实践，探索可能的实践才是学术研究的本己职责，而这一职责只能实现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相反相成或否定性同一之中。也就是说，只维护当下的政策和实践而不关注其未来发展的学术研究不是发展着政策和实践所需要的。以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为导向的学术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少自主性的品格和学术忠诚，永远是围着现成的政策转，跟着已经展开的实践跑，既不是真正对政策负责，也没有太大实践价值。
三、应对理论质疑，扩大世界影响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回应西方学术界的质疑和挑战。
目前，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成功发展的事实，认为中国模式确实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但是不承认中国发展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认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偶然，甚至认为未来发展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麻烦”甚至是“灾难”， 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或示范作用，被当成是“中国威胁论”、 “军事威胁”、 “经济威胁”、 “间谍威胁”及“文化入侵”，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在西方理论界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性解读。如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异端论”、“唯意志主义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非毛化论”、“经济决定论”、“后社会主义论”、“实用主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科学发展观研究中的“混合论”、“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论”，等等。这些观点作为包裹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既是对中国政治价值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挑战。面对并回应这种挑战，国内学术界应当详尽地阐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关系，考察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历史意义，加强对于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些现代思潮的根本界限，从而消解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曲解，反击西方对中国思想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挑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构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必要思路。也就是说，出于吸取教训借鉴经验以发展自身的考虑，出于和平发展的愿望，国内的理论研究不是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而应当保持着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尊重与开放。
当代世界，各种各样的理论、主义、思潮层出不穷，相互激荡。我们应当承认，种种非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同程度上的理论自觉，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时代性、世界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其间也存在着某些合理性的内容。仅就发展理论来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的《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法国社会学家佩鲁的《新发展观》、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等所关注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如何可能的。他们的立场或观点不是我们可以全然接受的，但是，他们的思路、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对于我们来说，有些还是具有“拿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是中国模式内在的、长期的、客观的需要，这就从客观上要求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前提下，吸收、包容它们的合理性因素来丰富自己的时代性内涵。
更主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受到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世界推广价值，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中国特色的开放道路、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建设道路、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等等，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越出国界，引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此情境中，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学术层次上的表达阐述方式，既是完善自身理论的需要，也有助于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升华整个世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而扩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因而也就是理论工作者的对国家对世界应尽的重要职责。
四、坚持理论创新，关注发展主题
中国发展需要直面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创造性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理论界本己的职责。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走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种跨越式发展，是通过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来实现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遗留、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阶段，将是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简单地说是矛盾的凸显期、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的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绕过不能拖延需要现时着手解决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当代世界的发展又是充满冲突的、不平衡的、没有把握的探索过程。当下的情况是，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相互制约，历史性问题与现实性问题相互纠结，种种矛盾紧密交织，错综复杂。于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需要有现实的视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有历史的视野；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全球的视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有中国的视野；解决现实问题需要有未来的视野，构造未来需要有现实的视野；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显然，这些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只是政府或其他实践者的责任，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中的学者应当有自己的担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思维方式的坚守与维护，对本国和外国实践经验的整理与反省，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前瞻，对党和国家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解读，是学术界本己的责任。做不到或做不好这一点，就是学术界的失职。
目前，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政策研究层面，一是学术研究层面。政策研究层面的研究，即对政策的理论解读往往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更加关注现行政策的根据、来源、体系构造、意义作用等的分析，有极强的实证性与鲜活的现实性。对政策的理论解读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大众化、通俗化。学术研究层面，即以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专业知识为平台，面向文本，面向现实，通过学理关系的考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最高层次的学理支撑，并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可能的道路与方向。学术层面的研究虽然也与“中国模式”的实践活动有着内在联系，但形式上却相对独立，有极强的思辨性与厚重的历史感。
坚持理论创新，既是解决现实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因而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前者主要体现为制度、操作等实践层面的探索，后者主要体现为概念、理论层面的创新。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缺一不可。缺乏理论支持的实践探索不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同；缺乏实践支持的理论创新毕竟还只是停留在思维的层面，往往只会被当作是没有实际价值的空洞的意向。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只有同步展开，才可能有它们的相互促进。
当然，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不是直接或机械的同一。理论研究是从逻辑上分析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形势、条件的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内容的普遍、客观与逻辑的完整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具有理想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实践研究则是在现实具体条件下对理论研究成果的操作与运行，或者是基于实践本身的探索与创造，可操作性与目的愿望的达成是实践研究的基本要求，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正因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有所不同，才可能有彼此间的相互需要、相互修正、相互选择。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重心、发展动力、发展条件、发展战略等是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重心。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理论工作者在寻找或构建一种符合中国发展实践需要的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同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是中国发展研究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自我解放、自我追求幸福生活的意向的理论表达。这就要求对于发展的理论研究，首先是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是对大众幸福生活的真情关切。同时还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大无畏追求真理精神，这种精神与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相对立，是一种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是一种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甚至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只有这样的理论研究，才能保障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科学的道路通达人文的目标。
注释：
①李长春：《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