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二十论文,中国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考古学，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而诞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三个高峰发展期。第一个高峰是1928年至1937年，主要是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连续大规模发掘。第二个高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六十年代前期，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考古工作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蓬勃展开，并在全国其他一些省区也逐步开展工作。第三个高峰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近二十年，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现在，中国考古学逐步走向繁荣，经历着她的成熟发展期，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研究门类众多、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
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学科队伍发展最为迅速、研究成果最为丰盛。考古专业研究人员由原来的不足千人发展至近3000人。1979年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有十多个省区也相继成立了省级考古学会，定期组织学术研究活动，从1984年起逐年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为推进考古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夏鼐等的主持下，编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这两部大型综合性考古学著作的问世，是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近二十年来出版了上百部考古报告专集、专题研究论著和大型资料报告；省级、中央级专业期刊，由原来的三种发展至二十多种，发表了上万篇考古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其中中青年作者的比重逐年增加。
近二十年来，考古学研究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并作为学科发展的主要内容，由此获得的许多重大发现，如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万年左右的农作物，4000年前的一批城址、早商都城、两周诸侯墓地，以及秦汉及其以后的城市、陵寝、大型墓群、宫殿遗址等。同时加强对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进一步应用现代自然科学中年代测定技术、古物成份分析技术、地面及空中探寻古代遗址及遗物的勘测技术，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其中碳十四测年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年代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年代序列研究的重要依据；数学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考古学研究中器物类型分析这一基本方法的内涵；人文学科中人口学研究手段也开始引入考古学研究，以探讨古代社会的人口与组织结构；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使水下考古、微磨损分析与模拟实验考古、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与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下面简要介绍近二十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是研究人类起源、人类体质形态的演变和旧石器文化的发生、发展与传统等问题。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
元谋人的发现，提出亚洲可能与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发祥地。80年代通过多种方法的反复检测，将元谋人的年代确定为距今170 万年左右。1985～1988年、1997～1998 年， 在四川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遗存。这一发现表明百万年以上至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在我国不唯元谋人一例，可能有着一定的分布。在华北泥河湾盆地的连续发掘研究中，于小长梁、东谷坨和岑家湾等地点发现了约100 万年、制作较为进步的小型石制品，是研究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
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北京猿人洞的地层划分与洞内堆积物的形成过程、年代测定、古气候和北京猿人生活的环境、北京猿人的脑容量等六个方面（《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张森水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这两项重要研究成果表明，北京猿人生存的确切年代约为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前，制作的石器以小工具为主。
发现的距今30多万年至5 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和早期智人化石相当丰富。重要的有和县人、郧县人、南京人、洛南人、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银山人、桐梓人、穿洞人等。其中，1989、1990年发现的郧县直立人，突出地表明秦巴山地很可能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极为重要的地区；1993、1994年发现的南京直立人，填补了直立人在江南分布的空白；1984年发现的金牛山早期智人，不仅有较完整的头盖骨，而且还有许多体骨，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演变的重要资料。研究表明，中国迄今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一脉相承的进化特征。
对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是在陕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相继发现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由此认识到：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存在着南、北不同的两大文化传统。发现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有贵州盘县大洞、辽宁本溪庙后山、海城小孤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河北玉田孟家泉、阳原籍箕滩等。其中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而孟家泉旧石器中已萌生的属新石器特征的磨光技术，以及籍箕滩发现的万年左右加工精细的石镞、石矛头和锛状器等，对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石器时代
近二十年来，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出版了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主要研究成果还有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5））、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文化三个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3））等。其中苏秉琦倡导的区系类型研究理论，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影响最大，具有指导意义。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数量还相当少，仅有华北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华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庙岩、甑皮岩下层和邕宁顶蛳山下层等地，其年代距今万年以上至9000年左右。其中，仙人洞遗址发现了在年代与文化内涵上相衔接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证据，玉蟾岩遗址发现了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谷壳，对其研究的进展将确立中国是世界上水稻作物最早栽培区的地位。
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遗存。有分布于河南和冀南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分布于两湖平原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皂市下层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地区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存，分布于燕山地带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等等。这时期的聚落已初具规模并处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状态。如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全面揭露出一座有环壕圈围的村落址，内有半地穴房屋近百座；在湖南澧县八十档遗址则发现了壕沟与墙形堆土护围的村落址及地面建筑址；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地全面揭露了当时的墓地，墓葬数量达百余座至300余座。当时栽培的农作物有稻、 粟、黍、油菜等。其中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有许多储蓄粟粒的仓穴，在南方的八十档遗址发现了数以万粒的古栽培稻，位于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亦发现了古栽培稻。饲养的家畜有鸡、狗、猪、牛、羊等。手工业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发现了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的精心制作品。另外，贾湖墓葬出有利用骨管制作的笛形乐器和契刻有符号的龟甲，水泉遗址出有男根崇拜象征物的陶祖。
对距今6000年前后的社会形态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研究基础较好的黄河流域。一方面是对当时的聚落址或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如河南邓州八里岗揭露出条形成排的房址，山东兖州王因揭露出近千座墓葬的墓地。另一方面是详细地分析聚落址或墓地的布局，并引进人口学研究的方法，动态地考察经全面揭露的聚落址或墓地所体现的当时社会组织结构问题，如对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址房屋布局的分析，提出了姜寨聚落址是由5个氏族组成的胞族聚居地，其人口约有450～600人； 对发掘资料较为科学而全面的华县元君庙墓地的研究，认识到当时社会活动的基层单位是由5～8个小型家族组成的一种两级制的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55 ～100人；对姜寨广场墓地的研究，还识别出当时的另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即三级制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180至200人。
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近二十年来，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文化层次较高的重要遗存。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殿堂式”建筑址；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与玉器；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址上的大型建筑址，以及环中心聚落址分布、随葬品非常丰富的祭坛墓地；河南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四川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城头山等近30座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山西襄汾陶寺和山东临朐朱封等初具“王气”的大墓；以及这个时期的青铜冶铸品，精美的玉器、漆器、成套的礼器、文字等；不断地修正着学术界对这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1983年，夏鼐提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探索中国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探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与特征的内容。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还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文明要素，如礼器所代表的礼仪制度。现在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一些基本要素或标志，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有力地表明“龙山时代”正经历着中国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中国历史时期的那种以中原为主体的文化格局，大概是在这时期形成的。
三、夏商周时期
近二十年来，在夏文化探索与早商文化研究、商代西周和东周列国的都城及其主要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边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商周时期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
夏文化探索主要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与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与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对登封王成岗、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重点发掘论证等。其中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可能为宗庙址的二号大型建筑址及建筑址后部的大墓、年代早至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线索、延续约300年之久面积近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 随葬品丰富并含朱砂的墓葬等；这些发现进一步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为王都的性质，建立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发表了《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重要资料。同时还对夏文化的辩认和夏商文化分界展开了重点探讨，形成了多种看法。其中邹衡力主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安金槐和郑光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者均属夏文化范畴，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盛期可能为汤都“西亳”；赵芝荃则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三期，可能与太康和桀所都斟寻有关。
1983年，在离二里头遗址约5 公里的塔庄一带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偃师商城。城为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墙夯筑、 已发现城门7座、城内道路11条。 近年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偃师商城的大规模发掘与研究表明，偃师商城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有宫城、内城与外城，其中宫城与内城的始建年代早于外城，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宫城内宫殿址左右对称分布。这对夏文化探索及夏商文化分界研究以重大推进。
对夏商文化分界相关的讨论，还涉及到郑州商城性质的问题，形成有郑州商城为隞都和亳都两种看法。郑州商城主要发现有内城外的两批青铜器窖藏及外郭城墙，发表了城内三座宫殿基址的发掘资料。引人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附近的小双桥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宗庙”遗址，年代与郑州商城大致相当，为郑州商城的系统研究和隞都的进一步探索，增添了重要资料。此外，还发掘了山西垣曲商城。
夏与早商时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获是，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的确定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的进展。1979年对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的发掘，确立了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命名；九十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发掘确认龙山文化城址上叠压有建筑技术较为进步、规模宏大的岳石文化城墙；近年在豫东地区的发现表明，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带呈犬牙交错分布。对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主要是发现了上千处石块墙圈围的遗址，其年代约距今4300—3600年；首次系统公布了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800余座墓葬的资料， 这一夏时方国的一处完整墓地出土了一些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质礼器，某些彩绘纹饰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令人深思。
安阳殷墟近二十年来又有许多重要发现。小屯东地的宫殿基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历年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在盘庚至武丁以前的宫殿址。郭家庄160号墓葬出青铜器280余件，是继妇好墓之后殷墟墓葬的又一重要发现。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出甲骨近1600片，约600 片有刻辞，其中完整刻辞卜甲近300版，刻辞多的一版达200余字，年代属殷墟一期，是殷墟成批出土刻辞甲骨中，年代最早的一批，对甲骨断代与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宫殿宗庙区外大防卫沟，其东南和西北两端与洹河相连，形成近长方形的宫殿，宗庙区的防卫系统，使殷墟的布局更为明晰。近年来，三家庄殷墟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殷墟的商文化研究开阔了领域。专题研究方面还加强了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论证了殷墟是盘庚始都还是武丁始都的问题，探讨了殷墟墓葬资料所体现的当时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与血缘亲属关系。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以及由郑振香、杨锡璋等人对60年来殷墟发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殷墟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加强商代方国的考古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商殷时期考古又一重要进展。发现的商朝王畿周围的重要遗址有陕西西安老牛坡、河南罗山蟒张、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方国贵族墓地，桓台史家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遗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宫长氏墓葬，以及陕西城固出土一批重要青铜器等。它们与商殷文化有较多共同特点。周边地区的重要发现，主要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及两座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甲字型大墓。这两地都出土了十分丰富、精致夺目的青铜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铜器器型硕大，前所未见，地方特征鲜明，也有受商文化影响的因素。它们的发现，改变了以往对商代方国文明估计偏低的看法。
西周时 期考古，则是以丰镐遗址的持续发掘、对先周文化的探索、对西周王朝主要封国考古工作的有计划地展开为其主要内容。
豐镐地区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沣西面积约1800余平方米4号“T”形建筑址及早至文王作邑于豐时期的遗存最为重要，另有新旺村青铜器窖藏、沣东大型建筑址等。先周文化探索，主要是发掘了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武功郑家坡等居址与墓地，分辨出一批早于西周的文化遗存。此外，在周原黄堆村发现一批贵族铜器墓和车马坑，扶风北吕发掘了280多座周人墓葬，等等。
西周主要封国遗址，重要的有山西曲沃曲村晋侯墓地的全部揭露，其中有8级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大墓完好无损，年代起自西周昭穆时期，止于两周之交，连续八代晋侯历时200余年， 是发现的西周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处。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9座大墓中， 有两座为国君大墓，分别为虢仲与虢季，进一步确认了争论已久的两周之际虢国的地望；虢国国君兆域区的发现，还进一步充实了两周时期“公墓”制度的资料，成为研究姬姓贵族葬制等级最为典型的资料。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附葬大型车马坑，城址内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证实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墓地都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
西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和纸坊头发掘一批文献失载的
国墓葬，山东滕州滕侯墓，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河南南阳申国铜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遗址与墓地、江苏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四川成都指挥街西周时期蜀文化遗存等；同时还展开了殷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研究等。
对东周时期考古研究，主要是对三晋、楚、秦的考古研究最为活跃。同时出版了十多部发掘报告，是东周考古资料公布最为丰富的时期。
近二十年来，进一步勘察了侯马晋国新田故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
近二十年来对楚文化研究主要是在湖北潜江龙湾发现了楚章华台宫殿遗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重要的有出土丰富丝织品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4支音律名竹律管的雨台山21号墓、出土了440 多支竹简的荆门包山2号大冢、当阳甲字型大墓、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 出土年代最早使用失蜡法青铜器的河南淅川下寺楚贵族墓群、淮阳楚都陈时的大墓及车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湖南临澧九里乡墓群，以及对湖北荆门纪山寺楚国陵园的勘察等。基本解决了楚墓的分期断代和等级问题。
秦国考古以秦都雍城、秦国三处君王陵园的勘察发掘最为重要。雍城考古进一步探明了城址的范围，发掘了位于马家庄的宫殿与宗庙遗址，调查发现了雍城南郊的蕲年宫及凹里遗址。三处陵园分别是甘肃礼县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时的秦陵、临潼芷阳秦都咸阳时的东陵。其中雍城秦陵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探明了十座陵园44座大墓（包括圆形陪葬坑），并历十年发掘了秦景公大墓。秦东陵已发现4座陵园。
东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有出100 多件铜器的江苏镇江谏壁山铜器墓、出大批刻纹青铜器的淮阴高庄大墓、丹徒北山顶大墓、苏州真山大墓、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和坡塘306号越国贵族墓、 出一套5件有铭砝码的湖南沅陵木马岭106号墓、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380 余座西周至春秋墓、四川绵竹150座巴蜀船棺葬、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群、甘肃庆阳可能为匈奴族的墓葬和车马坑、宁夏固原于家庄诸戎墓群等等。
商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其中一些矿冶遗址的发掘，如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南陵县与铜陵市大工山～凤凰山、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铸遗址，河南西平酒店战国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等，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研究的空白。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亦因出土物的丰富而空前活跃。综合性著作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等；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16卷本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对出土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等。
四、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考古，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历代都城及重要城址的发掘研究、陵墓制度的研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宗教遗存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最为重要。
对秦朝以往的考古研究工作较为薄弱。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其研究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在京畿之地发掘了秦阿房宫，调查论证了秦汉离宫、勘察了秦直道、发掘了秦汉骊山汤遗址及咸阳任家嘴秦墓、临潼秦砖室墓等。京畿之外地区，主要是发掘了位于渤海湾的大型秦汉行宫，湖南沅陵秦黔中郡故址，广州秦造船遗址，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北宜黄公路杨家山、云梦龙岗秦墓，以及对秦长城的考察等。秦始皇陵园研究，以兵马俑陪葬坑发掘为契机有系统的展开，发掘了1、2、3 号兵马俑坑、陵墓封土西侧大陪葬坑及其两辆彩绘铜车马、北侧的寝殿基址，以及陵园内外的建筑址、府藏坑、劳役者墓地等。放马滩、杨家山、龙岗秦墓都出土了一批涉及秦代法律、田律等内容的秦简，前者还出土了木板地图等珍贵文物。
汉长安城的发掘，已历时四十年。近二十年来对未央宫、长乐宫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究明了东市、西市及北宫的位置，勘察发掘了城内手工业作坊址。其中在未央宫内发掘了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三号殿址）、宫城西南隅角楼等基址，明确了未央宫的布局，在三号殿址上出土了数以万计记录各地向中央进贡时系在物品上的骨签。对汉代其他地区城址的勘察发掘有：陕西华阴汉京师仓，山东高密城阴城、辽宁建平汉右北平郡治、四川广汉东汉雒城、福建崇安汉城，可能为闽越王城的福州新店古城、广东广州番隅城南越国宫署遗址与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以及甘肃敦煌汉悬泉置、汉武威郡“塞外列亭”、新疆奇台疏勒城等。其中京师仓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粮仓城址，悬泉置出土了5000余简牍，疏勒城的发现与确认对研究新疆地区汉代交通有重要意义。
近二十年来对汉代陵墓的发掘，数量达万座，对一些重要的墓地或墓群进行了全面揭露，如西安北郊40多座汉墓、河南新乡110座汉墓、 山西平朔2000余座秦汉墓、辽宁袁台子近50座汉墓等。对帝陵的勘查发掘，主要有西汉帝陵的勘探和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勘探与发掘，发掘了茂陵东一号陪葬坑、景帝阳陵丛葬坑等。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庆柱《前汉皇帝陵的研究》一书。发掘的诸侯王墓数量较多，重要的有广州南越王墓、河南永城梁王墓群、山东长清西汉济北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群、高邮广陵王墓、长沙近郊王室墓等。普通官吏及平民的墓葬更为丰富，如出1000余支竹简的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28件一套木工工具及一批保存完好、工艺极精漆器的安徽天长祝漳村汉墓群，出一大批漆马及经络俑的四川绵阳汉墓，以及江苏徐州缪宇画像石墓、河南密县后士郭大型画像石墓、新野樊集画像砖墓、荥阳苌村大型东汉壁画墓、偃师杏园东 汉壁画墓等。各地汉墓中出土的四合院模型、陶船模型、乘法口诀、遗嘱实物“先令券书”、量器及算筹、记载汉初算赋人口迁移的木牍、中国早期玻璃制品、反映井盐生产场面的画像砖、汉初纸质地图、与早期造纸有关的工具模型画像，以及记述道教内容的石刻等，为研究汉代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发掘的边区少数民族的重要墓地有，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地，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吉林榆树鲜卑墓地，出一批丝织品和佉卢文的新疆楼兰附近的墓群等。
出版的概论性著作， 有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居延汉简甲乙篇》、《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均中华书局出版）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重要收获是探明了在历代都城规划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该城平面为长方形，以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北部的宫苑衙署区、南部的里坊居民区，出现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轴大路，并重新确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等三台的位置。还考察了孙吴武昌城、六朝建康城、晋陵罗城、北魏平城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洛阳市北郊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北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近年在湖南长沙市出土了10多万枚孙吴纪年简牍，是本世纪出土文献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批，对三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必将以重大的推进。
隋唐及其以后时期的城市考古，重点勘察发掘了都城内的一些重要遗址。如隋唐长安城皇城含光门、大明宫清思殿、三清殿、含元殿朝堂和含耀门、青龙寺、西明寺遗址等；长安城外隋灞桥遗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临潼唐华清宫；洛阳隋唐城中皇城应天门、宫城内武则天明堂和九州池附近的亭榭遗址及白居易故居和官营烧窑遗址等；开封东京外廓城及洛阳北宋衙署庭园遗址；南宋临安城；金中都水关遗址等；并全面勘察发掘了繁华商业城市唐宋扬州城，解决了唐宋扬州城的范围和布局。发掘的重要墓葬有西安唐昭陵陪葬墓、长安县韦氏家族墓地、咸阳贺若氏墓、宁夏固原南部隋唐墓地、黑龙江宁安渤海国大型石室壁画墓、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西藏洛扎县吐蕃贵族得乌穷家族墓地、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契丹贵族墓，耶律羽之家族墓、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河北张家口市下八里张氏墓地、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墓族地等，都出土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此外，还勘察北京房山金陵，以及辽宁绥中元代沉船水下调查等。
近二十年来，瓷窑考古发掘开辟了古代瓷器制造业研究新领域。经大规模发掘的重要窑址有江西丰城洪州窑、陕西铜川黄堡镇耀州窑、河南宝丰汝官窑、浙江龙泉窑、杭州南宋官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建阳水吉镇建窑、宁夏灵武窑、内蒙古赤峰市缸瓦窑等。
宗教考古方面，主要是应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云岗、龙门、莫高窑、响堂山、天龙山、巩县、新疆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佛教石窟寺、以及寺院塔基进行调查、发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及宁夏贺兰宏佛塔天宫发掘，获得许多绝世文物；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大批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群；新疆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发掘，填补了该地区佛寺形制及塑像壁画资料的缺环。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和《中国石窟》等著作。
五、结语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的基石；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系统地获取新鲜的研究素材，是考古学发展的源泉，一个考古学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没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精品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丰富研究手段以获得更多的研究信息，产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吸取国外考古学研究的先进经验，并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实践、总结与提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以上这些方面，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的发展中需要发扬光大的。
我们还发现：在七十年代末，中国考古学是以整理、总结新中国考古研究三十年的成果，明确研究方向和当前课题，探索发展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所以，及时地系统整理、总结近二十年来、甚至是近八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与经验，进一步探索对考古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可以预见，现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分别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将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完善，则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