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目的论文,现实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研究，过去几十年在人为设置的框框中，片面强调一致性，竭力回避实际存在的分歧与斗争，使人误以为鲁迅晚年仅仅是现代民众革命的追随者。近二十年来，有关人士冲破重重阻力，回顾三十年代的斗争，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重新理解鲁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和见解。今天，对鲁迅在左翼阵营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学术界已经能够进行较为自由的探讨了。但是，通观近几年来的研究，感觉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否认现代民众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将鲁迅倾向左翼看作“走入误区”（注：张梦阳《〈阿Q 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或者将鲁迅跟其他左联人尤其是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与现在的反专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鲁迅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或与民众专制、革命专制的对立，斗争的目的是为坚持知识分子的个人独立性，反对专制主义（注：李新宇《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 另见《读书》1998年第9期，《人间鲁迅》一书座谈讨论摘要中有关发言。），等等。这些议论，虽均有其相当的启发意义，但实际上等于把鲁迅关在了左联的门外，也就是无形中把他划出现代中国革命之外。这就曲解了分歧和对立的性质，抹煞或降低了鲁迅为维护人间正道而奋斗的深远意义。也有研究者因为鲁迅是左联人，就把尖锐对立看作纯属左联内部个人之间的问题，如个别人对鲁迅不尊重，压制等等。以为鲁迅是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为争个人自由、个性伸张而斗争的（注：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这种解释也不免表面化。
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看，鲁迅早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左联的态度，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鲁迅对左联有丝毫的三心二意；从团体内部看，分歧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前就预料到。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完全作专制、压迫与反专制、反压迫式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抬高了鲁迅，实质上也是低估了他。等于把一个伟大的先觉者对人心的深邃洞察和革命的高瞻远瞩，视同现代一般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的梦呓。笔者认为，鲁迅终于站到左翼阵营，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鲁迅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反映着鲁迅的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
鲁迅珍惜看重左联
无可讳言，鲁迅始终不满意左联。但是，以中国之大，他却无处另寻战斗的伙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自左联存在的那天起，他一直作为左联坚定的一员与革命的敌人战斗，而且完全出于自愿，是明明白白的。研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只强调一致和只强调对立都是片面的。如果说，鲁迅上海十年为左翼文化事业奋斗的业绩，因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目前研究界的众说纷纭，还不能使人豁然明了他对左联和革命的积极态度的话，那么，鲁迅在左联成立时不计个人恩怨，无条件地与那些刚刚围攻、侮辱过他的左派青年联合，而且就在他们决定解散左联时，鲁迅还要继续联合下去，坚决反对解散，则足以表明他对这个组织的看重和珍惜。鲁迅是一个可能被愚弄一时、但不可能屈从的人。即便他的旧式婚姻，也不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屈从于母亲，而是他甘愿背起这个包袱，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这是觉醒了的个人对他人负责的精神。1930年，若不是他个人心甘情愿，就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愿意加入左联。现在有人认为，鲁迅加入左联，是为了解脱孤独（注：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也有人说是因同情民众、感情冲动（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然而，就在加入之初，鲁迅曾向友人解释自己的这一行动：“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注：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8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可以明白地看出，鲁迅决定这一行动时的清醒的自我牺牲意识，没有什么冲动。受一种神圣使命的召唤，为他人，为中国，牺牲个人，而且似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符合他的一贯精神。鲁迅的孤独是先觉者的宿命，不可能依靠左联解脱。他认可了梯子之论，甘愿被人利用，也就是相当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在左联是孤独的。
当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左联领导机关的人主张解散左联时，正是鲁迅反对解散，而且态度坚决。鲁迅一生组织和参加的团体不少，或因同人热情减退，或因内部闹翻，或因当局压迫，差不多都是半路散伙。对此，他也有惋惜、有愤慨，但从未有如对左联这般，在内部矛盾重重之时，也宁可忍辱负重，不同意解散（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8—98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林贤治《人间鲁迅》下卷。）。对此，有人解释说，鲁迅以为解散左联，就是向国民党示弱，他因不愿示敌人以弱才不同意解散，这也有道理。但如此解释之所以有道理，正是因为鲁迅认为左联还有力量，能战斗。否则，连自己都不看重，国民党怎么会看重？拿谁都不看重的团体向敌人逞能，就是阿Q一样的只满足于精神胜利了。鲁迅不是这样的人。 况且，他曾向冯雪峰表达过对左联解散的惋惜，并由此对解散它的人毫不看重这战线异常愤慨：“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注：冯雪峰《回忆鲁迅》。）
左联后期因白色恐怖加剧，内部又“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中削弱着自己的力量。为此，鲁迅曾主张暂时不再发展新作家加入，而把他们团结在左联的外围，于事业会更有利。这是为了保持进步力量，使革命少受损失（注：徐懋庸《我和鲁迅关系的始末》，见《鲁迅回忆录》（散篇）第972—973。）。在答复胡风问及萧军是否参加左联的信时，他写“现在不必进去”（注：鲁迅致胡风信，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11页。），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若由此引申出鲁迅后悔过去加入了左联，并因此要新作家将来也不再加入左联，从此再不希望左联有大的发展，这恐怕就想多了。鲁迅的文字公认为严谨准确，特地写上“现在”一词，不会毫无意义。所谓“现在”，既不指过去，也不指将来。鲁迅与左联后期一些领导人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是因为他弄明白了，“现在”的这些领导者并不爱惜左联，他们其实只是在利用这个组织为个人打算。而他自己才是真正爱惜左联的人。左联的所有令人痛心之处，都没能改变鲁迅对这一组织本质的肯定。左联解散后，他还在怀念它，痛惜它的完结。那么，现在有人觉得几乎毫无是处的左联，为什么会让眼界极高，又“不好合作”的鲁迅珍重？
鲁迅珍重左联的原因
首先，关于左联的历史地位。左联是现代中国作家的革命团体。尽管实际上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但它本质上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文艺组织或下设支部，而是现代文学界反暴政的联合战线。非党参加者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靠拢或追随共产党，而主要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即不满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才参加进来的；即使在党的参加者，加入的目的也各不相同。由于受到当时共产党的“左”倾路线影响，这个联合战线不够广大，左联有关门主义是真，但这实在是其不足，是其应该克服的局限。左联还存在其他许多局限，但无论如何，似乎不可将其缺陷理解为组织的本质。中国知识分子该看重左联，因为有史以来，读书人自觉自愿地结成反抗暴政的联合战线，左联是空前的、唯一的。虽说最后只剩下少数真正的战斗者，但笔杆子不屈服于屠刀，毕竟显示了我们文坛前辈的勇气和傲骨，向历史展现着现代中国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无论如何不能抹煞，尽管左联作为一个团体是那么不如人意。
左联实际上又是一个用笔参加现实阶级斗争的文艺团体。其行动纲领称：“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注：见《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盟员就是参与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战士。那么，今天如何理解鲁迅和左联以争取被压迫的农工大众翻身解放为目的的斗争？是不是“历史已经证明，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是错误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人，由于不可超越的历史和时代局限都“走入误区”（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 年第10期。）？
如果左联参与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意义是可以否定的，那就等于说，是苏联的社会革命理论给中国呼唤来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现代中国，本来是可以避免或并不存在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就是从现实看到了阶级斗争的真实存在和不可避免，才去研究并最终认可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认为：“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唯一的现实生活”（注：[日本]圆谷弘《与鲁迅谈话》，见武德运编《国外友人忆鲁迅》，第178页。）。他多次表示， 是当时实际发生着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向他展现了作为统治者帮凶的现代青年的凶暴残狠和卑鄙无耻，轰毁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进化信仰，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蛊惑了他。尽管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之说被质疑，但所谓进化论到阶级论其实并不是瞿秋白的发明，而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可以说，由过去的相信青年必胜过老年，到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就是事实轰毁了他原来对所谓社会自然进化法则的盲目信仰，并使他确信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才是历史的公道。
那么，中国现实真实存在的阶级斗争，如何“轰毁”了鲁迅的进化论，“事实的教训”，又如何使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注：《二心集·序言》。）？在1927年之前，“阶级”一词于鲁迅的语言中很少出现，阶级地观念却已存在于他的思想中。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是给他巨大震惊，并促使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进行痛苦思考的关键事件。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杀人的。这等于说，与他所经历过的满清、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相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坏到顶了。这样的杀戮，即使对于动物，也是暴殄天物。更可怕的是，杀人者还在尽情玩着“血的游戏”，从虐杀取乐。（注：参见《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这还能算是人吗？靠如此残暴地屠戮同盟者和滥杀无辜维持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反过来说，现代中国人如果连这样非人的统治也愿意忍受，或无力推翻，那中国也就真的毫无希望了。“临下骄者事上必谄”，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是任谁都可以践踏蹂躏的。而即使没有外敌，自己也会把自己糟蹋完。所以，鲁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极期”，不远将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就是说，如果过去还能维持不死不活，此后却不能了。中国将不是由此走向新生，就是由此走向灭亡。那么，假如中国还有走向新生的希望，希望在什么人身上呢？毫无疑问，应该在奋起反抗的被压迫者身上。他觉得共产党人应该复仇。宽恕尽管是美德，但是，在人性堕落到如此可怕程度的今天，要杀人者偿还血债，就是公道；复仇虽然并不就是革命，但对作恶多端者讲宽恕，就等于纵恶，帮助邪恶势力。因而，对恶势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较之忍气吞声、引颈就戮的忍让和宽恕，更有人气，也就较有希望。他清醒地看到，旧军阀虽然已经打倒，但革命果实却被新的有枪阶级侵吞，人民大众依然被盘剥压榨，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的革命。因此， 为了探讨中国将来的命运， 1927年以后，鲁迅多把注意力转向共产党人和他们信奉的主义。他说，国民党“清党”，是由于国民党的权力者确知，他们的权力、财产和姨太太绝不能从“共产”增加，反而只会减少。（注：《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他以为，在革命时代，因干革命而失掉了个人的财产甚至性命的人，才可能是认真的革命者，而只为自己革来了权力、地位、财产的蒋介石辈，是革命奸商。因而，即使国民党靠屠杀巩固了他们的统治，鲁迅的良心也使他无法与这些统治者合作。这样的屠杀者有什么资格组成代表中国的政府？他既不能像胡适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那样，遵照统治者的法律，认为推翻这样惨无人道的统治就是犯罪，就该被镇压；（注：胡适《民权的保障》等文，见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关胡适部分。）也不能像外国的人道主义者那样，反对向杀人者报复。因为中国的压迫者向来并不理会人道主义的唠叨；现在的统治，更逼得人道主义者不得喘息。就在共产党与蒋介石展开血战的日子里，鲁迅支持“革命互济会”、加入“自由同盟”、加入左联，公然向这个世界亮出自己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作对，支持造反的“匪徒”。
鲁迅思想是现代中国最生动、最深刻的思想，有极强的现实生命力。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其鲜明的执著现实的实践特性。即，因其与中国历史的现实行进密切相关。就客观历史走向而言，阶级斗争在现代中国达到了白热化，鲁迅在1927年血的教训中已看到。因而，如果说鲁迅思想存在转变，那是历史的变化使然，是社会客观情势变化的实质，被鲁迅不抱任何成见地把握了。这本身就是他的思想。在他过去的思想中没有出现，是因历史还没有行进到这里。也可以说，他之所以赞成共产党人信仰的主义，并不是先验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无缘无故地膜拜西哲。而是因为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在中国的客观现实中得到了验证。至于这理论体系中那些与中国无关的东西，他并不一定表示赞成或反对，也许竟不在意。只要对中国社会改革有用的理论，鲁迅就会“拿来”，这本是大中华的气魄。然而，即使鲁迅接纳了阶级论，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些范畴，而是独有其不变的特性和发展逻辑。如他所说，吃了牛羊肉，也不会就变成牛羊的。譬如，创造社一派主张一切都非依唯物史观来著作不可，他就很不以为然；（注：鲁迅致韦素园信，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29页。）而在他那有名的关于中国脊梁之说中，被他肯定为中国脊梁的人物，多数难以贴上被统治阶级的标签。这些被研究者说成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思想，就更可以见出他独特的历史观。当然，鲁迅宁愿相信社会进化，对现世有执著的人道关怀，而其人道关怀又表现为反抗社会的黑暗，指望通过现实斗争实现社会进步。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变革和终极追求上是有更多相通之处的。但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现实斗争总是指向社会的精神革命（不等同于思想革命）。他认为，与其他任何的改革和革命相比，人的灵魂的改造才是社会的根本改造。任何反抗黑暗、改造现实的斗争都能够洗刷人的精神污垢，但绝不是哪个阶级夺取现实斗争的胜利，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因而，鲁迅的精神革命，在其现实性上，自然成为一切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部分，或者竟是其先导，其中包括以争取被压迫阶级的翻身解放为内容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内；从其终极意义看，因其指向个人的精神自觉，所以又成为一切社会改造学说和运动的终极目的。
从鲁迅写于左联成立前后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他确信，现代无产者和人民大众的现实要求，既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又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正是古人所谓的民心就是天意。鲁迅从不对真正的社会革命冷眼旁观，他站出世间，就是要对社会尽个人的力量，对近代以来的变革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无论有没有左联，他都会参与这场革命。事实上，在左联成立之前，他个人就早已参与这场革命了。譬如，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是。惯于表面看问题的人们，往往以为鲁迅是批评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其实不对，批评的是他们利用革命的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革命文学家”并不真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是有些“朦胧”，是脚踏两只船。他不是批评他们主张革命文学，更不是希望他们不作革命文学，而是对那种有害于革命的投机心理所作的精神批判。他正告他们，也提醒读者，他们的东西不是革命文学。他们只有两脚都踏上革命之船，这才可以写出革命文学。他真正反对的是，这些“革命文学家”鼓吹革命文学，目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把革命作为文艺的武器”，即挂革命招牌，赚取革命作家的名声，便于推销自己的作品。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应是把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不会只有“革命文学”的空嚷嚷。（注：参见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文坛的掌故》等文。）为了对革命文学加以帮助引导，他不顾无聊之徒“转向”、“投降”之类的嘲讽，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以及苏联的创作，进行革命文学的着实建设，让读者明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情形，使有志于此的作家（包括自己）有所借鉴。（注：参见鲁迅《译文序跋集》：《〈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新时代的预感〉译者附记》等文。）而且他认为这些努力，促使左翼作家作品“更加坚实而有力”（注：《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
左联的成立，与鲁迅上述努力不是没有关系的。左联的宗旨是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正符合鲁迅对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的思考，也与他向来的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吻合。鲁迅发起并加入左联，是自然而然的。既不是感情冲动，也不是解脱孤独，而是对历史进步怀有热切的期望，并愿意为此尽个人之力。这是一个觉醒了的个人对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理性自觉。因此，明知和他在同一阵线里的那些人，少有出色的人才，少有坚定的人物，他还要联合。因为中国当时的文艺界就只能产生这样的人，能对黑暗现状有不平反抗之心，也可以联合。更优秀的新人是在战斗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得慢慢纯洁壮大，只要干起来，总比不干有希望。在左联成立前后，他特别推崇法捷耶夫的《毁灭》，并翻译介绍过来，该是基于同样的在血与火的革命中铸造新人的理想，和在毁灭中孕育新生的辩证思考。因此之故，尽管左联战斗的实绩不能令他满意，内里矛盾重重，而且终于真的毁灭了，鲁迅还是对它有所肯定，并惋惜它的溃散。
关于鲁迅与左联人的一般分歧
鲁迅与左联其他人，特别是左联上层的一些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且越到后来越尖锐。在今天，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就成了理解鲁迅与左联，进而与共产党、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关键。
鲁迅与左联其他人的矛盾，宜分别为分歧和斗争两类。一般的分歧，由于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差异，在任何团体内部都会有。而鲁迅这样卓越的思想家，与一般见识距离更大，因此，他的意见在哪个群体里也不会是多数。但只要确认自己的意见不错，鲁迅就不可能随左联的那帮头脑发热的人去瞎想蛮干。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尽量给人以正确影响，纠正和抵制一些领导者或指挥家及一般盟员的错误。这既是对左联及其每个成员负责，又是对中国负责。鲁迅不是以组织为依靠的人，却是这组织能够依靠的人。这是一个最热诚、最合格的盟员以大局为重、对其所在的组织及其组织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
例如，鲁迅反对左联的“关门主义”，主张联合战线应扩大，苦口婆心地劝人团结同路人、甚至路边的看客一同前进，这的确是大众解放事业成功的关键。与毛泽东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谋而合，是被共产党珍视的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左联成立前，鲁迅就反复向人们提出了，这是思想家式的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为占中国大多数的被压迫最深最苦的工农大众的利益而斗争，也就是对全中国的社会改造运动，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整个社会的变革力量来参与这一社会改造。也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有望成功。一般见识浅陋、心胸狭隘的革命者，难以理解如此深邃的思考、如此博大的胸怀。他们以为只有自己几个人就可以包办革命，甚至假洋鬼子似的不准别人革命。鲁迅当然不能因为他们不理解，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坚持，尽管也是坚持着个人独立性，但目的不是为“不放弃他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是完全出于为中国、为大众之心。为远大目的而奋斗，他不在乎也不计较个人在团体内外的得失，这体现着为大众负责的牺牲精神，不是为着坚持自居于大众之上或之外的个人独立精神。
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鲁迅与当时流行的论调差距更大。他特别强调，左翼作家应该首先是个革命人。真正的革命人，其一呼一吸就附合着革命脉博的跳动，那么无论写什么，就都是革命文学；否则，即使写了革命，也不是革命文学，还可能把革命写歪。所以他主张，作家的精神与大众和革命融为一体是决定一切的，至于题材，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非得写自己一点不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等。鲁迅注重创作、翻译、理论研究，不赞成把主要任务定为搞飞行集会、贴壁报、散传单等所谓政治宣传活动。因为他头脑清醒，深谋远虑，当然不会赞同那帮陶醉于虚幻的革命高潮的狂热分子，把革命和革命者的时间与性命当儿戏。左联那些急功近利的革命者，既看不清现实的黑暗，也听不到民众的心声，可以说既不懂革命，又不懂文艺。因而，才会轻视艺术，专事标语口号式空洞无物的“赋得革命”之作。鲁迅独具慧眼，二十几岁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谋求社会的根本变革，就是看到了文艺对于社会改造有着任何物质力量都不能替代的巨大精神作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越高，感人的力量就越强。因而，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改变人心的作用，唤起蕴藏已久的变革社会的巨大能动力量，应该致力于培养创作人才，提高作家的艺术修养。表面看起来，鲁迅是在跟左联的规定、决议唱反调，跟组织闹独立性。但实际上是，鲁迅所坚持的，才最符合组织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这也就是民族乃至人类的长远利益，鲁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的。所有这些，是鲁迅高于通常的革命家之处。一般人不必说，从近代孙中山、章太炎到现代的陈独秀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没能达到鲁迅的见识。毛泽东直到四十年代才关注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也没有超出鲁迅思想的境界。辛亥革命前，鲁迅自以为叫喊于无人的荒野；左联时期，也少有知音，只因曲高和寡。但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境界、秉性气质、甚至个人品行等诸多原因，曲高和寡往往容易被误以为唱反调、闹独立性、个人意气，甚至革命不够坚决彻底，只是“同路人”，正常分歧变得不正常了。这些小肚鸡肠是中国社会通病，不独左联为然。同是中国人，革命阵营也在所难免。
如果不以唯权力之命是尊而以唯革命之命是尊，作为合格的革命战士的标准，那么鲁迅就是左联最合格的一员；如果不是庸俗地将“领导”的意义理解为“管”，而是按其本义理解为方向路线的把握引导，那么，鲁迅就是左联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如果在这个意义上，也说是共产党员领导着左联，只令人觉得寒碜。认为鲁迅“不尊重领导，不团结同志”，目的仅为了坚守个性主义者的个人独立性，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那时的共产党组织弱小得很，无力强迫一个非党作家；即使能够，对鲁迅也无用。个人独立性既是如此的至高无上，退出左联不就完了，何必找人闹闲气？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组织或参加革命文化集团，就是为了有效地反对文化专制和文化奴役，结果在集团中又遭遇了新的文化专制”，他反对左联这个集团的文化专制者和奴役者，是遵循文学的内部规律，争取作家的个性伸张和创作自由（注：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这样讲当然也不算错， 但如果认为这是鲁迅的直接和唯一的目的，也显得奢侈而渺茫。鲁迅坚持，左联应该以一个作家团体而不是政治团体参与革命，并不是要坚持作家个人不革命的权利；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并非仅仅为了艺术本身，从现实需要考虑，为了使艺术作品更加有力量，也该这样做；不赞成题材决定论，也肯定不是为争取不写革命题材的自由，而是不同意作家单为表示其革命，去硬写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因为那时的确不具备作家熟悉革命实际的主客观条件，闭门造车，对革命有害无益。鲁迅对文学史和当时的文坛的评论，总在告诉人们，自有文明以来，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的自由，他也从未声称自己的创作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称“遵命文学”。左联人是一群不甘做奴隶的人，生存的权利都必须豁出性命去争取，哪能先照顾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从革命文学创作的直接目的来讲，该是喊出民众的心声，表达被压迫者的悲哀与愤怒，唤起更广大的奴隶反抗的力量，并给这种反抗力量以健康向上的精神引导。所谓创作，也就是战斗，既是战斗，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因而，鲁迅不至于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向左联去争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鲁迅清醒地知道，他的命运是为后世子孙争自由，并且还得为此连自己那点残剩的自由也牺牲掉。鲁迅虽然热爱文艺，但他最关心的却不是文艺，而是人。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他不是在文学中追求没有国家或民族的抽象的人和人生”，“而是把最大的关心，放在中国社会首先应当要求什么，这样一个比文学更为重要的社会基础、或者叫作历史的现实的问题上”（注：[日本]增田涉《我的恩师鲁迅先生》，见武德运编《国外友人忆鲁迅》，第74页。）。
鲁迅与其他左联人一般的分歧，大多是这一类。站在现实的、大众的立场考虑，这是关系到民众革命成败的现实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鲁迅反对争取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相反，与那些主张超现实、超功利、纯粹而绝对自由的论调相比，正是鲁迅的主张，事实上最终指向了个性自由和创作自由。所谓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鲁迅坚持的个性主义，与普通所理解的个性主义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致力于群体的个性自觉。因而，对实现个性自觉和个性自由的途径，他也与一般人认识不同。从鲁迅的著作中我们应该看到，他认为个性自由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个人的觉醒，即是向内求的，要求于每个人自己的；而不是向外求的，向自己以外的他人讨还的。也等于说，妨碍个性自由的首先是每个人自己。阿Q之所以一生被人欺侮， 弄到稀里糊涂“大团圆”，首要原因是自己不争气。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不知道如何做人，怎么能够指望别人尊重？鲁迅批评“五四”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个性解放的通病，就是只知道要求解除社会和他人加给自己的束缚，而不知道自己对社会和他人负有责任，实际上是子君式的个人主义。子君的口头禅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是她这类知识者的信条，也是他们理解的个性解放的全部。这其实是现代中国那些没有勇气直面人生、而又自私自利的知识阶级对个性主义的根本曲解。不管社会和他人，只努力寻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到头来只有重新依附黑暗，堕入灭亡的深渊。所有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欺欺人，正如子君那张脸一样苍白无力。因为他们连真正觉悟了的个人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连个人也还没有，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自由。
“立人”是鲁迅一生不变的宗旨，民族、国家、社会、文化，一切的一切，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怎样才算觉悟的个人？也就是说，鲁迅所谓“真的人”、或者说人的本质、应然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近年来研究界一直在探讨。然而，不管什么主体性、个人独立性，还是人的解放，自由、自觉、自主创造，这一切的实现，应该是每一个人完全的无我和彻底地利他。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的不自由是人自己造成的，只要各人都为自己打算，每个人就都是自己和他人不自由的原因。因此，如果说应然状态的人是自由的，那么，人的本质就应该是无我和利他的。如果这样理解鲁迅“立人”的主张还不算错，那么，在现代觉悟的个人，即“真的人”，就绝不是竭力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由”，而对民族、社会、他人不负责任的个人。因为个性自由、个人尊严不是恩赐的，他不是竭力守护着自己的“自由”就能够实现的。在连每个人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中国，为争取大多数人的生存权而斗争，是目下的当务之急，也是真正觉醒了的个人的使命。也就是说，先要能生存，而后才可谈其他。而生存的权利，就必须用流血牺牲才可换来。争取生存权利的战斗，要能够进行、要得胜利，也是以牺牲战斗者的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因此，真正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为自由而舍弃个人的一切（包括个人自由和创作自由），就是必然的，清醒的，自觉的。也因此，如果说鲁迅坚持的是个性主义或曰个人主义，那么，觉醒了的个人主义者的使命，就不是在现社会里争取自由的个人权利，而是致力于群体的个性自觉。人类全体的个性自觉到来之日，才是个人解放实现之时。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现代社会，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命运一样，如果他们真要坚定地信奉各自的主义，就必然要遭压迫；而要捍卫他们的主义，也只有首先与压迫者斗争，暂时搁置各人的主义。他们的使命，只能是与反抗压迫的被压迫者一道，为维护起码的个人生存权利而奋斗。这奋斗，对奋斗者个人来说，是个人的牺牲。以个人为群体牺牲，实现自己作为先觉者的个人价值。这觉醒了的个人，在为群体奋斗而牺牲的征途上，就客观地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士。对现实斗争中不自由的自觉承担与对个性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着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就作为作家的鲁迅来说，他执笔得“听将令”，作“遵命文学”，这当然不自由，也就是与个性自由的对立；然而，这“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遵命”而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这正体现着与个性自由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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