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科学观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济慈论文,科学论文,观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济慈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科学事业，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和探讨他的科学观，对于了解这位科学巨擘的内心世界和教育现代青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科学研究的价值和目的
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对于普通群众而言，科学究竟有多大价值，他们并没有多少切身的体验，因此，在本世纪初，由于我国的科学事业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对于科学发展的实际用途尚抱怀疑态度。针对这种疑虑，严济慈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在谈到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时指出：物理学“是一切工程的基本知识：如土木，如航空，是力学的一部分；如电机，如无线电，是电学的一部分。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乃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而工业革命，却改变了人类生活与社会组织。工业本身是静的，是死的，它是需要科学去使它活动，使它进步。特别是在商战剧烈的今日，产业落后的中国，欲求建设而不专为外国制造谋出路，要讲生产而能在世界市场立住脚，则中国工业之发展，将更需要科学研究的帮忙。（《严济慈科技言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32页， 下同）”他还说：“科学进步与技术，是互为因果的。在科学发达的国家，普通技术是由社会来供给实验室，在我国今日，尚有待于实验室里好好训练自己，再灌输到社会去，成为各种工业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关国家建设，人民生计，即在此； 固不仅发表论文增高国际地位而已（113）。”
1935年，在《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一文中，他在介绍了近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之后，说：“有人或许要问，这些研究结果，有无实际的用处。吾人于此只能很惭愧地说，惊人的发现，如大家所希望的火箭或死光之类，却还没有。但一件科学事实，一个宇宙真理，被人发现或明白之后，迟早是能为人类所利用的。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时候，谁也梦想不到今日的电机与无线电。伦琴发现X光， 与居里发现镭的时候，又何曾想象到两者之能医疗病苦，福利众生，有如它们今日在医学上伟大的应用呢！现在全国用在物理研究上的金钱，尚不足一团步兵的军费。我们不能希望国内这数十位的物理学家，立刻发现出什么杀敌救国的好东西，亦正如不能企望一团步兵，立刻去收复东四省一样（131）。”
严济慈还批评了另外一种错误倾向，即对科学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针对这种错误态度，1933年，在著名的科技政论文章《科学是国际的吗？》中指出：“因为科学好象是国际的，所以有些聪明的学者主张我们今日处在科学这样发达的时代，对于科学无庸再自己去研究去发明，只须介绍他人的结果来应用，抄袭欧美的方法来制造，大家就能享受科学之赐了。有些政府的领袖更聪明，觉得现在世界交通既然这样的便利，欧美各国工商业的组织既然这样的周到，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何苦自己再去设计去制造，远不如到外国去买，又好又快又便宜。科学人材我们自己亦无须急于去设法培养，多请几个外国顾问就行了。呵！科学原来是国际的！（ 175）”他认为，科学既是国际的，也是民族的。以物理学为例，“一国有一国的物理，法国人的物理，与德国人的物理不同，与英国人的物理也不同，不过确都是物理就是（176）。 ”“法儒巴斯德Pasteur有言：‘科学没有国家，科学家有国家。 ’朋友！制造科学的科学家既有国家，其制造品之有分别，岂待商标，不过一般外行人不识货，看不出而已（ 176）。”拿来主义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倘若有人以为我国需要科学，但无须自己去做研究；因为即使研究不一定有结果；即有结果不一定有用处；这样一年做几篇论文，到外国杂志去登载登载，真是所谓‘洋八股’，费时耗财，何补于事。这种态度则未免太偏窄而苛刻了。要知道现在真正能懂得‘洋八股’，做点‘洋八股’者，究有几人，恐怕是凤毛麟角，廖若晨星吧。几颗晨星所发出的光辉之微弱，诚无补于现在之黑暗，不过却是一种晓曙的先兆，光明的预告呢！”（131）。他明确指出，要建立自己民族的科学， 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中国尚无现代科学。更无现代的物质科学。今日中国之现代科学，均来自欧美，其来也又多成死的标本。好象一枝花草，粘在纸上，装在筐里，运到中国，束之高阁，并没把它插到土里，设法使它生根发芽，滋长繁荣。假设它能一旦生根的话，以中国之气候，中国之土壤，与欧美均不相同，将来开花结子，自然独放异辉，渐渐成为国产”（177）。“我们黄帝子孙，有很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 与深邃的潜势力，衣食住行又多与欧美人不同，对于各种科学，自当有我们特殊的贡献。但这种独立而重要的贡献，决不能在中国人用中国话说科学、用中国文写科学、用中国人思想的方式思想科学以前发生。我们于此不必气馁，自甘落后，学术工作，亦无捷径可图，只有加倍的努力，与拼命地苦干”（177）。
对于中国科学的未来，严济慈充满信心。他说：“曾经发现过指南针、火药、造纸与印刷术的中华民族，不久当能异军崛起，独树一帜，在各种科学上，占它应有的地位。青年朋友们，大家起来努力建设中国的科学！”（177）。1949年5月6日， 严济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青年与科学》的报告，认为全国的解放，为科学的正常发展创造了条件，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宣布将要发展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说：“有利于中国科学正常发展的大前提是决定了，有利于中国科学加速进步的大条件是具备了，中国科学的正常发展和加速进步，已不仅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自身的愿望问题，而是人民将要迫使我们非这样干不可的问题，……每个科学工作者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不必再怕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所有科学工作者，大家联合起来，建立我们人民自己的科学”（198）。
严济慈认为，科学要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为发展生产服务，要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建国之初，他指出：在“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需要大量的各样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科学研究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发展生产，除发展生产外别无目的可言”（200—201）。在1987年纪念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300周年大会上，先生感慨万千，认为：“300年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短暂的岁月，但这300年来， 人类在建设自己的文明大厦中的卓有成效的功绩是300年前所有历史时期都不能比拟的。 今天，科学和技术正日新月异地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紧迫感和时代感（ 235）。”为了达到科学技术为发展生产和生产力服务的目的，严济慈认为，要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为了提高现有的科学水平，为了很好地解决国家建设中今天或明天的关键性的问题，为了迅速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必须努力从实际工作中提出理论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逐步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297）。”
不仅如此，先生还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科学要造福人类。“我们不论是搞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研究自然界还是研究社会、研究人，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社会和人类本身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256）。”1947年，在《〈普通物理学〉致读者》一文中， 严济慈指出：“物理是实验科学之母。其应用，直接或间接，对于现代文明之贡献已极可观。我们做物理，无论其为研究物理或为研习他种科学之准备，宜求有益人民造福人类（47）。”
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1948年，严济慈在预测原子能的应用时说：“原子能是伟大的，其于人类之贡献，将驾乎电与蒸气而上之。很可能引起工业革命，从而改变人类生活之方式。原子能同火一样，为祸为福，全在吾人之如何利用（44）。”以为“科学误用的结果，非特遭致各种不必要的浪费与灾害，抑且有碍于科学本身前途之发展，惟有在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局面下，科学始能充分加以利用，为人群谋福利。因此，科学工作者所担负的责任，实较一般人民为重大”（187—188）。因此，他积极参加中国科学协会工作者的组织工作，以“促进科学技术之合理运用”为协会的宗旨。他认为，科学工作者对于政治决不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不能错误地以为自己是“超阶段”的第三种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民（194）。指出， 科学工作者要“改变从前脱离人民大众的偏向，加深正确的认识，使科学与民主结合，使科学为人民服务，共同完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进而参加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97—198）。
2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具备的条件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多种社会因素发生着种种关系，因之它的研究和发展也就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为它提供种种必要条件。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早在1935年11月先生就指出：“若未来物理学，在我国之如何能加速度的进展与普及，进而为福国利民之具，端赖我国家大局之安定，政府社会之鼓励，与我物理学界之加倍努力”（147）。旧中国的科学不能发展的原因， 决不是中国人不适宜于科学研究，也不是科学工作者不努力，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系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和我国的民族工业为敌，间接地也就和我国所需要的科学为敌，在这样的双重箝制下，我们的科学只好摆在仅有的几个研究所和少数大学里，作为一种舶来的装饰品了（195）。”所以，“科学自身的发展， 实与民主运动有着血和肉的关联”。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极大地推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正当我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国科学事业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大摧残、 大破坏”， 使“科学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162）。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严济慈在总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为使我国科学事业得到顺利发展，必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1）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67）。“因为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研究又有其连续性的特点，这就要有一个政治上稳定的环境，使科研人员能够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做出成绩，而不能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冲击一切’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168）。
（2）必须充分认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作用， 充分承认和尊重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这是保证科学家能够大量培养和顺利成长发展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条件（132）。1979 年他在回顾三十年来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历程时指出：“能否对知识分子队伍作正确的阶级估量，是能否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基础。”他说：“要对知识分子队伍作正确的阶级估量，充分依靠科技人员。”“实践证明，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大多数，早已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完全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知识分子这种进步和根本的转变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林彪、‘四人帮’更利用这一点荒谬地把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复辟基础’和‘专政对象’，而加以摧残和迫害。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168—169）。
（3）国家和社会要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1934年， 严济慈发表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对法国政府漠视居里夫妇的工作提出批评：“不错，真正的天才，如居里夫妇是能战胜环境的。即在陋室破桌间，也能做出惊人的科学发明。在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固应以居里为模范而自慰自惕；但叫居里夫人终日运用极细的头脑，做着极笨重的工作，……法国政府和社会或全世界人类，应否对此惭愧而汗颜呢？”（118）。在国民党统治时代， 科学只是统治者点缀其统治的装饰品，科研投入极为有限，给科研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先生毫不容情地予以批判和揭露。1948年9月8日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先生发表了《科学工作者的愤慨》的讲演，认为：“目前所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做工作的可能，使更多数的人，能做更多更大的研究工作。安定的环境，浓厚的学术空气，和最低限度的研究设备，都是做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目前是很有限制的”（190）。 “做科学研究的人，为求知，为真理外，谁不愿他的工作在目前就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呢？……北平研究院每月经常费只有十一亿法币，折合三百六十余元金圆券。……。要若干学者凭此来作某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此乃是对学术工作的一大讽刺”（190—191）。
（4 ）国家和社会要鼓励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思想的自由交流和争鸣，以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严济慈在1955年指出：“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蓬勃而健康地开展起来，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保证我国科学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过程中，迅速地、健康地成长和发展起来”（285）。1979年他再次指出：“对科学技术的领导， 主要不是靠行政的办法，而是要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加强学术上的领导。学术领导的主要方法是发扬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都是研究各种物质运动特殊规律的。实践是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对于各种学术观点不能简单地贴上什么主义或那个阶级的标签，更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去支持某一学派，压制其他学派。国际国内的经验都已证明，这样做是阻碍科学发展的，因而终于是要失败的”（169）。
（5）要理解和尊重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特点。30年代， 社会上存在着对科学研究工作不切实际的或盲目乐观的想法，对此，先生指出：“今日在国内，从事物理研究，物质与精神，双方均感困乏，政府当局与社会人士，以为他们现在毫无成绩的，请不要企望过急；以为它们已有些许成绩的，请不要乐观过甚；乐观过甚与企望过急，对于科学研究，都是不很卫生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最需要的是宁静的学术空气；不过这种空气在今日中国之难能可贵，正如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狂风怒号的沙漠地， 需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而不易得一样”（132）。在1957年那样的极“左”岁月里，先生提出了“尊重科学家”的口号，他说：“除了帮助他们自我改造，党还需要特别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有一技之长与一得之见。解除他们的顾虑，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意图，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困难这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一个在实验室里工作久了的科学家很容易有些‘怪脾气’。又由于科学分工愈来愈细，研究愈钻愈深，片面性往往成为与专家联在一起的一种通病。但对某些老科学家，还不妨从这些缺点中就其可以作为‘长处’的一面来加以利用。譬如鼓励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来解决当前的专门问题；把他们出色的本领全部传授给下一代。这就需要十分耐心细致地了解他们，同情他们，使他们乐于靠拢党，而感觉党的温暖”（ 221）。
（6）国家和社会要重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 大力培养科技工作者，扩大科学家队伍。在我国解放前夕，先生就及时地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工作者队伍。他说：“在目前，无疑的，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量的方面是非常微弱的，……，激发成千成万的青年献身于科学事业，自觉地组成一支强大的科学生力军”（199）。 而要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技队伍，一是要重视教育工作。粉碎“四人帮”不久，严济慈指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基础在教育。作为科学研究机构来说，不仅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242）。“我们国家要建设， 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需要大量的高水平的建设人材。而人材的培养，必须从小打好坚实的基础。学习科学技术也必须循序渐进，从小积累，”（224）。十年后，他又指出：“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 需要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才能不断繁荣发展”（270）。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需要有意识地从少年开始培养科技工作者，才能繁荣科学事业，振兴中华。”（269）。 在重视教育工作注意人才培养的同时，严济慈还认为，要善于发现人才。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并勇于创新的人才，是不可能进步的。而人才的出现，不但需要培养，也需要发现，更需要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358）。早在解放以前， 他就意识到发现人才的重大意义。他在一个报告中，向与会者介绍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戴维发现法拉第的故事，认为：“戴维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在科学上有很多的发现，但是哪一件发现能和发现一个法拉第相比呢？”（203）。因此，有地位的科学工作者，“对于好学的青年， 不要单因为没有文凭的缘故，便拒人于千里之外，相反地应该鼓励他们，扶植他们，不致埋没了天才”（204）。
3 科技工作者成长的主观素养
一个人要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科技工作者，离不开主体的主观追求，离不开主体的科学修养。在这方面，严济慈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
（1）热爱科学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永不满足的求解欲， 这是科学家之成为科学家的极其重要的品质。严济慈说：“世界上大多数有造诣的科学家、发明家，都是从小就爱科学，好探索自然现象的本质；这种爱好甚至是酷爱，达到入迷的程度。随着知识的增长，对某个事物和问题产生某种推理和想象，促使他执着地去寻求答案”（269）。
（2）赋于创造精神。科学就是探索，就是创造。 它要求科学家们不能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和别人的结论，而要不断地求解创新。“科学研究工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探索未知，科学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科学研究工作是指那些最终在学术上有所创见，在技术上有所创造即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有所创新的工作。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总之，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完全是你自己和研究工作的集体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247）。为此，严济慈认为， 科技工作者应该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实验操作能力。“科学研究，除有形的设备如仪器图书之外，最要紧的一是思想，二是技术。思想指示研究的问题，技术实现研究的工作。故思想技术实是科学研究的灵魂，那仪器图书可说是科学研究的肉体”（113）。 “要进行一项深入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掌握先进的实验技能”（241）。
（3）勤奋不息的好学精神和不畏艰苦的实干性格。 严济慈说：“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很费力而耗时的，一分神来，九分汗下”。又说：科学创造，实际上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你能够克服这个困难，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克服困难越多，你解决的问题、得到的结果越重要，你的创新也就越大。所以我们讲一个人能不能独立地做研究工作，就是讲他有没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决心和信心。”（248—249）因此，“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250）。
（4）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伟大理想， 这是成为一个杰出科学家的动力源泉。严济慈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爱国的传统。从本世纪以来，就有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情到外国去留学和考察。……如果说老一代的科学家曾经期望以科学救国，而现在青年们所面临的任务，则是用所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来建设祖国”（268）。在《致CUSPEA ——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同学的信》中，希望他们“尽早学成回国，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中华之光〉序》中，“希望新中国的青年，永远不要忘记祖国屡遭列强侵略和蹂躏的血泪近代史，要用辛劳和汗水，用智慧和创造，建设繁荣富强、科技进步的新中国”（357）。
4 科学发展要注意科学体系的完整性
1949年5月，在中华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上， 先生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完整的科学体系的设想：“我们所需要建立的科学，不是点，不是面，而是立体的。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提高科学研究，同时要普及科学知识；我们要加强科学发展，同时要扩大科学基础，……各科各门的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合作，不能象从前那样的孤立；理论的、实用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工作者，要互相配合，不能象从前那样的散漫，要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有步骤集体工作，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科学”（199）。 为达此目的，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应用研究。 要强调科学为生产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强调应用研究而忽略理论研究。“有人或者会怀疑：若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发展生产的话，那末，在中国将有农、工、医等应用科学，而不会注重到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纯粹科学的研究了。这种怀疑是不对的，所谓应用科学，事实上只是科学的应用而已，纯粹科学的研究，是推动生产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则又回过来促进科学的再研究，再进步，其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 201）。70年代，严济慈明确指出，要建立一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的体系。他说：“基础研究，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脱离实际而加以忽视，“四人帮”更诬之为“理论妖风”。……基础研究的任务是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积累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它不仅对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发展新技术，对于培养科技人才，对于更好地吸取其他国家的长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改变那种把基础研究看成“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观点，高瞻远瞩，不断地给予应有的支持，并努力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170—171）同时，“应用研究是大量的，而且可以直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在当前，我们更要化很大力量来加以发展。我们还需要努力加强目前还十分薄弱的发展研究（包括中间试验、推广试验和生产试验等），并从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上，鼓励产业部门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争先应用科研成果，使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我们讲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这是客观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客观存在的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还需要各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否则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171）。
（2）要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的关系。1949年， 在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科学普及的问题。他说：“更有不可忽略的，是普及科学对于发展生产之重要性与积极性，……我们应该从事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开展一个普及科学知识的文化运动，我们从现在起就应当大规模开展破除迷信的科学运动”（202）。
（3）要处理好各科研单位的协调关系。 在建国初期的科学领导工作中，严济慈就注意到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协作问题，认为“这是一桩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我们的协调工作要做到从听取各单位的研究报告、总结上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开始；检查各单位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使其能互相衔接而又彼此补充，既要避免重复，又要避免重要项目的遗漏与无人承担，做出下一阶段的统一计划；最后为实现下一阶段的统一计划，向有关部门提出必要的具体措施的建议，使科学院、高等学校与产业部门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98—29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重新强调这个问题，以为“要把全国科技力量的精华和骨干队伍，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克服许多不必要的重复现象，以及互不协作，各搞一套的做法”（170）。
综上所述，重视科学为发展生产服务，科学要用于人类和平的目的；政府和社会要为科学发展创造条件，在制订科技发展的方针时要正确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要大量培养科技工作者，为科技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等等，是严济慈对于科学的最基本的思考。
收稿日期：1997—05—20
* 严济慈科技言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