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贫困才能认识中国——评《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现象是伴随着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的减少过程。据统计，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0.7%，到1992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降至8000万人，约有1.7 亿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并逐步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下降为8.8%，下降了21.9%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已经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状况，相当多数的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及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小康水平，少数人口已经过上比较富裕、殷实的生活。这表明，8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性变化，人均收入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社会发展指标明显进步。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贫困发生率（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许多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水平。据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估计，1985年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为33%，其中南亚高达51%，撒哈拉以南非洲47%，中东和北非为31%。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在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将近1.7 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况，这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堪称世界奇迹。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占世界总人口的1/5强，因此， 中国贫困发生率大幅度的显著下降，对于解决全球性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中国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绝对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发展现象，那么形成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当中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不足1/10的时候，中国如何进行反贫困行动？中国的反贫困有哪些宝贵的经验？今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实施更为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康晓光所著《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下简称《贫困》）对这些问题作了有益探索，紧紧围绕着中国贫困反贫困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贫困的现状：人口、地区及阶层
首先，该书是一项专题研究，是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国情调查和国情分析报告。它以中国贫困问题以及贫困人口做切入点，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重大矛盾及其演变，诸如城乡矛盾、地区矛盾、阶层矛盾等，将对这些矛盾的剖析和探讨与对中国贫困这一现实问题的考察研究以及理论分析相结合，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基本贫困状况、贫困成因以及反贫困战略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作者对世界银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贫困人口分布特征的研究做了详细的介绍，鉴于各方面的贫困人口统计口径以及统计指标的差异性有不同的估计，对此《贫困》按恩格尔系数方法对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做了估计。据调查，全国贫困人口约92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7.8%；其中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约12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3.6%；农村绝对贫困人口800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为9.4%； 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3%，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7%。这表明，中国绝对贫困问题主要是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减少或消除中国绝对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贫困人口的分布也突出地表现出这一基本特征。《贫困》又进一步对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中国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特征是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中部和西部省份，这些省份既是人均GDP 水平远低于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的低收入地区，也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 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大部分居住在山区，部分居住在风沙区、沙漠区和干旱区，这说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贫困人口自然分布影响重大。也表明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点是这些低收入的贫困程度深的中西部地区，对这些地区实施反贫困如同为穷人“雪中送炭”。
改革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困人口的阶层分布也不平衡。《贫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在中国阶层性贫困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他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对落后，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其次，是库区移民中的贫困人口和到城市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以及富裕地区的贫困人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缺少社会保障，缺乏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属于弱势集团。
中国贫困的成因
其次，作者独立地提出分析中国贫困成因的理论框架。《贫困》的分析框架是从三个方面，即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阶层性贫困来探讨和分析贫困成因。把分析中国社会重大矛盾诸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矛盾以及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矛盾与贫困成因探讨相结合，把贫困视为这些矛盾突出作用的结果，又通过分析贫困进一步揭示这些矛盾的本质性特征。这是《贫困》的理论创新之点和独到之见。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是城乡矛盾，即城市和乡村居民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社会，它们的贫困问题的产生受作用于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既包括城乡之间的不同收入分配机制，也包括改革前后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改革前，从城乡利益集团内部收入分配机制来看，是典型的平均主义，表现为大锅饭，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但从城乡居民利益集团的不同收入分配来看，又是极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政府设置了许多人为制度障碍，把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保障制度之外，强制性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或者改变社会身份。《贫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明确提出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是造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众多的根源。
改革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民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贫困，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但是1985年以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减缓，这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重新出现扩大趋势紧密相关，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口从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水平较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部门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普遍贫困成为欠发达地区一个突出的经济社会现象。《贫困》从区域性平衡的角度并以贵州、广西、云南为例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一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析了黔、桂、滇三省区的先天不足，这些省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社会基础设施极为落后；二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不平等”的特点。这是指三省区经济发展起点十分低下，“起跑线”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三是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三省区的工业化程度不高，农业比重过大是个重要原因。
《贫困》还从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社会服务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区域性贫困的成因，同时《贫困》又从体制改革方面的差异性、市场机制的差异性分析了这种贫困落后的制度性成因。《贫困》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对这一贫困现象进行反馈回路分析。《贫困》指出反贫困的实质就是要借助一系列社会经济手段，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
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过程中，阶层性贫困成为突出的现象，这些贫困群体具有不同的贫困特征和致贫机制，它们是中国社会中的弱势集团，又是社会应该给予格外关注与帮助的集团。《贫困》通过深入贫困山区“访贫问苦”，调查和了解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包括生存环境、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资产、就业方式、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家庭收入和支出、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
《贫困》在研究阶层性贫困成因时，专门谈及少数民族人口贫困问题，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10%，但少数民族农村贫困人口为3200万，占全国贫困人口的40%；全国共有592个贫困县， 其中少数民族地区有257个，占总数的44%。《贫困》的研究表明， 中国的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在少数民族的人口贫困问题中表现得最充分、最集中。
中国反贫困：政策及其实施
《贫困》积极地探讨了90年代反贫困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反贫困问题上应当发挥的哪些作用呢？一是直接作用，政府通过制订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计划，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直接向穷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营养和计划生育、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穷人今天的福利水平和明天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二是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工具对贫困状况发生间接影响，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可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等等。
《贫困》明确地提出，当一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比重下降到10%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绝对贫困状况。但是只需用社会的一小部分财富就能够使这部分贫困人口过上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例如只要拿出1%的GDP就可以使我国目前的9200万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况。为此《贫困》提出我国贫困战略应进行三大转变：一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这意味着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应设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专门的经费，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指导并约束这些机构和经费使用。二是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重点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的种植业、养植业和相关的加工业，发展能够大量安排贫困户劳动就业的资源开发型企业。有组织地组织劳务输出，推进开发式移民，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三是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
《贫困》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见地但又是有争议的口号：扶贫首先不是“扶县”，而是“扶民”，即国家扶贫工作的主要直接受益者不应是扶贫地区的各级政府，而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要使反贫困行动收到更好的效果，应当以贫困农户占绝大多数的自然村为对象。
为了实现中国反贫困战略的三个转变，《贫困》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在反贫困领域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这包括制订和实施《反贫困法》；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贫困监测系统；建立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资金和扶持贫困人口的资金分流制度；成立扶贫开发政策性银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如何有效地实施反贫困战略？《贫困》在分析了中国贫困状况的基本特征之后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
一是结构性反贫困战略，这就要求逐步消除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清除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城乡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居民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向城乡居民提供统一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最低标准的公共设施，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乡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
二是区域性反贫困战略，它是针对各个贫困人口高度集中的贫困地区实施的一种区域性反贫困战略。首先是扩大收入战略，打破区域性贫困陷井，扩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其次是转移人口战略，避开区域性贫困陷井，有组织地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发达地区去工作或定居，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地区实行开发性移民，这就需要利用发达地区的高速增长为贫困地区人口创造相应的发展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劳务输出也是有成本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了外出打工的门槛。《贫困》指出贫困人口流动性十分低下是因为存在劳务输出的最小成本，即一个在家乡种地的农民如果在外地找到一份工作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当这个农民外出打工的准备资金低于这个数额时则无法实现外出打工的愿望。因此帮助贫困人口跨越这个“门槛”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贫困》的调查发现劳务输出是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之路，“一人外出，全家脱贫”；“全家打工，全家致富”。对少数民族而言，开展劳务输出有助于少数民族人口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
三是阶层性反贫困战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使他们有效地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提高自身的劳动力素质，增强他们利用经济机会和就业竞争的能力；为贫困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给那些因丧失劳动能力、因不可抗拒的自然或社会灾害暂时地或永久地陷入贫困状况的人，诸如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提供基本的需求保证。
四是综合性反贫困战略，它既包括反贫困的发展战略，也包括反贫困的制度创新，《贫困》尤为强调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行政机构管理体系的改革是反贫困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官僚机构实行消肿，改革现有的组织机构，提高扶贫人员的素质等。
题外的话：了解贫困 了解中国
作为一名中国青年学者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治学之路与人生之路呢？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个人的意愿与爱好，而且还应取决于社会的需要与发展。虽然身居中国科学院这个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但要走出“宝塔尖”，立足本国，面向现实，参与实践，深入研究。康晓光自愿离开北京，深入到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这种治学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周光昭院长曾说过：“中国科学院要交穷朋友，帮穷朋友”。康晓光正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1994年下半年康晓光到广西贫困地区挂职，并提出利用此次实地调查的机会，就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和分析中国贫困的特征及其成因；从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议方面提出未来时期我国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反贫困计划。这种主动性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过程中，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的问题。
我过去曾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当我到贵州、广西、云南等贫困山区调查时，发现其贫困的程度甚至超过我20多年前插队的农村时，十分震惊，感慨万千。我在想，建国工业化建设已经4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这些地区仍保留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仍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改革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只有了解中国的贫困问题，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我想康晓光所写的这部书的意义正在于此。今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愈突出，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就愈令人关注，它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就愈明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实行优惠政策和大规模的多方面投入，搞好几个特区，赶上“四小龙”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何使分布广大的不足全国1/10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状况，进而解决温饱， 实现小康是中国最为困难的工作，显然作者提出了中国的这个“老大难”问题，无论是对领导人而言，还是对学者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是一部对我国80年代以来的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深入总结的专著，又是一部对我国今后反贫困战略和行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我们并不期待着这部书给出最后的“答案”，而期待着全社会能够共同关注这一十分紧迫的问题，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雪中送炭”。我想，这正是作者写作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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