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古刹论文,三大论文,布局论文,南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明中叶以降市镇日趋普及原因的讨论，一向是江南市镇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陈晓燕、包伟民曾将市镇出现的直接原因归纳为农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家聚居和从军镇演化而来三种类型，①基本上可以涵盖以往学界的主要观点。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明代中叶并非市镇形成的逻辑起点。如果完全不了解“成镇”之前更早的聚落形态，则很难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的。虽然有学者尝试从水系、地形的变迁、土壤构造等角度考察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②或者从交通角度强调一些市镇的“区位”优势，③但是，除了突出商业聚落多倚河而建的特征外，并未给我们提供更多富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市场的“区位”优势并非简单地用交通便利就能涵盖，经济、习俗和行政制度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样非常重要，交通原则不过是区位理论所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除非我们以具体的市镇为例，通盘考察所有这些要素在其中所起作用，并结合更大的区域背景，否则单单关注市镇设立和缘起与水路交通之间的关联，不仅无法从中看出时间序列，而且多少会显现出一些循环论证的意味。
探讨市镇兴起的原因，除了空间视角，时间上的溯源亦不容忽略。一般认为，宋代是江南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自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开创性研究以后，有关宋元时代市镇起源的探讨，一直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④中国台湾学者梁庚尧曾将宋代新兴市镇的起源归纳为三类，分别是乡村中定期聚集交易的墟集、邻近城郭与交通要道的草市和人口密集的聚落，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并未作进一步的申论。⑤笔者以为，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选取部分市镇作为研究个案，追溯乡村聚落在“成镇”之前的早期历史，对于理解市镇起源的一般形态而言，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遍检现存各类地方文献尤其是江南地区收藏特别丰富的乡镇志，关于乡村聚落和市镇早期历史的直接记录相对匮乏，即便有也仅零星地存在于寺庙类地标性建筑的石刻碑记中。或许正是由于寺庙的建立与聚落初期历史的纠缠不清，使部分学者热衷于论证“因寺成镇”现象的合理性。⑥推测寺庙和商业聚落的孰先孰后，不仅涉及究竟是“因寺庙成镇”还是“因庙会成镇”抑或是“因香市成镇”这样的概念偷换，更无法回避的是“成镇”之前的聚落与寺庙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关联。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任何对于“因寺成镇”的讨论均或成为空中楼阁。全汉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唐宋以降定期市与寺庙类建筑之间的关联，⑦这种关联更多地体现为定期市之“集期”(或墟期)与“庙会”周期时间上的耦合。至于那些非定期市性质的市镇，则很难在此逻辑下与寺庙扯上直接关系。诚如前辈学者的研究所揭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早已摆脱了几日一集的定期集市的模式，自兴起之初，就呈现出“常市”、“日市”的形态。⑧在这种情境之下，如何弄清市镇发展与寺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解释所谓“因寺成镇”的现象，仍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有研究将“因寺成镇”的现象区分为旧聚落位移至寺院形成市镇和寺院主导形成市镇两种形式，进而强调“文化驱动力”乃是传统市场发育的关键因素，⑨或多或少触及了上述难题，但却忽略了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本文在前人基础上，选取在清中叶就明确宣称是“因寺成镇”的嘉定县南翔镇为个案，通过追溯聚落历史的变迁与镇中三大寺庙的兴废，揭示其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的空间型塑过程，希冀对市镇起源和市镇空间格局形成诸问题作出些许回应。
一、南翔镇概况与相关文献介绍
南翔位于嘉定县东南，南临吴淞江，附近有上中下三条槎浦，别名“槎溪”。镇中为十字港，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四条河道交接于镇中心的太平桥南。横沥塘北经马陆通嘉定县城，上槎浦南通孙基港入吴淞江，封家浜沿“隆兴桥下西去，由井亭桥折而南，贯月河，入吴淞江”，走马塘由蕴草浜西达江湾、宝山。⑩四河在吴淞江下游水系中均属主干河道，其中横沥最为重要，且太平桥横跨其上，当地人俗称“市心横沥”。(11)除了四大干河以外，镇之周围东南西北四向各有河湾：东为五圣庙湾，西为侯家湾，南为薛家湾，北为鹤颈湾，颇似佛教中的“卍”字状。这种布局配合镇中南翔寺、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三大古刹，将当地人心目中的聚落布局与佛教的不解之缘发挥得淋漓尽致。至清中叶，镇人已将市镇的历史追溯到了传说中南翔寺建立的“萧梁”时代，并提出“因寺成镇”的说法：
槎溪，古疁地，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名寺。……其地在邑治之南，水脉分流，回环渟蓄，四郊有湾，形如卍字。商贾辐辏，民物殷繁，为诸镇之冠。(12)
一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认为南翔作为一个聚落或许历史悠久，但聚落不一定就是市镇。(13)从农村聚落成长为市镇尚需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见到最早的关于南翔镇的记载出现在正德《姑苏志》和正德《练川图记》中，(14)然而，二志除了标明方位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嘉靖《嘉定县志》首次将南翔镇的历史前推到宋元时代：
南翔镇，在县南二十里，因寺而名，创设于宋元间，莫考其所始。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百货填集，甲于诸镇。(15)
南翔镇的历史早于正德也许不难推断，但除了后人的追忆，目前还没有直接资料显示宋元时代的南翔就已经发展成为市镇。南翔镇像许多在明中叶逐渐粉墨登场的江南市镇一样，一直陷于“出身不明”的尴尬境地。由此，所谓“因寺成镇”，并非仅指寺庙与市镇的同步发展或者次第出现，同时也应涉及人们是如何认知寺庙与市镇之间的关系的。有关这一点，详见后文的讨论。
本文利用的主要材料，除了由乾嘉时期镇人张承先和程攸熙编纂的《南翔镇志》外，(16)还综合参考了正德、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嘉庆、光绪和民国等八个版本的《嘉定县志》。虽然县志里有关南翔镇的材料只存一鳞半爪，但却有不少三大古刹的碑记，甚至不乏宋元时期的文字；《南翔镇志》里也收录了一些如宋代《建山门并桥记》、元代《南翔寺重兴记》和《大德万寿讲寺记》之类的珍贵材料，可为我们了解南翔早期聚落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嘉庆《南翔镇志》卷9《艺文·书目》曾经著录了明正德间僧文寀所辑《南翔寺文录》和清乾隆间筠斋所编《续南翔寺文录》，二书现均已亡佚。从都穆为文寀所题的序看来，《南翔寺文录》一书主要收录了宋元两代名流所遗“寺之诗文”。(17)清康熙间，嘉定知县陆陇其和苏松常镇粮道王
先后途经南翔寺，在寺中浏览过寺记、寺志，里面均录有“寺创于梁天监，盛于唐祥符”等关于寺院沿革的文字，(18)从中可推知历史上还存有一部称作《南翔寺志》或者《南翔寺记》的文献，惜乎该书已经散佚，未知与《南翔寺文录》是否为同一本书。至乾隆间，《南翔寺文录》已不在本地流传，不仅县志未见著录，“编练川(指嘉定——引者注)宋元诗者，亦未见臻录”。乡人汪照在宁波天一阁见到一抄本，“书共二十番十行十九字格，纸墨颇古雅”，将之按原来格式抄录带回。(19)筠斋在见到此书后，有感于“明代诗文尚多遗漏”，“爰就所见元、明及国朝诗文，并寺中沿革，厘为二卷，以补其阙”。虽然以上关于南翔寺的专书今已不见，“寺僧皆不能守，即藏书家亦无存焉”，(20)但这些书籍在历史上的流传与使用，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对于南翔寺乃至南翔镇历史的书写或表达。更进一步说，所谓“因寺成镇，遂以名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正与这些文本的不断“层累”直接相关。
二、“自属地名”的出现和聚落格局的奠定
如前所述，按照清人的说法，南翔寺创建于萧梁，然而，至迟到唐宋时期，这种说法尚未出现。南翔寺的得名，与一则白鹤助缘的传说有关。传说最早的记录者为南宋初年昆山人龚明之(1091—1182)，他在《中吴纪闻》中记载：
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21)
比《中吴纪闻》成书略晚的《吴郡志》也记录了这一传说，除文字略有出入外，意思上并无二致。(22)其时，嘉定县尚未从昆山县析出，南翔寺的创立者“齐法师”亦不知为何代高人。单从这则传说所描绘的历史情境看来，创寺之初，不仅寺址所在地人烟寥寥，周边地区也鲜有聚落，施主需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而齐法师聚徒而居，或是南翔成聚之始。“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之句中的“又”字，透露出南翔自身已成为一村落，否则恐不会表述为“又有村”而只需说“有村”即可。虽然在古汉语的某些文例上，“又”字还可作补充叙述解，但从此段材料中至少可以认定，南翔寺所在的聚落应非白鹤村，而是另外一个村落，至于这个村落当时是否叫做“南翔”，尚可存疑。离《中吴纪闻》年代不太久远的一篇碑记，直接透露了“南翔”地名的来历：
姑苏属邑，粤惟昆山，境土衍沃，俗淳家富。距县百里，乡名曰临江；乡富之聚，地曰南翔。聚有佛祠，祠由地名。(23)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这篇《建山门并桥记》作者康复古的个人履历，更不清楚他生活的具体时代，但从这篇碑记仍将“南翔”归属于昆山县可知，其撰写时间当在嘉定析县之前。材料中明确指出有乡聚名曰“南翔”，并进而将南翔寺的得名归因于南翔村，与龚明之和范成大的说法有较大出入，反映出地名解释中“多系并存”的特点。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作进一步的判断：至迟在南宋初期，南翔已开始具有属于自己的“自属地名”，且地名的由来与南翔寺难脱干系。据中国台湾学者施添福的观点，在某地拓垦之初，并无聚落存在，亦即缺乏一个明确的地名可以使用，而不得不借用现有的邻近地区的名称。随着开发的深入和聚落的逐渐成形，这一地方需要一个专有的名称，以彰显其特别意义。(24)于是出现地名的分化，其标志是新兴的地方拥有了“自属地名”，南翔聚落早期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过程。
如果想将南翔聚落早期的历史继续向前推，有一件相当有力的实物证据或许可供佐证，那就是唐咸通八年(867)动工、乾符二年(875)竣工的南翔寺尊胜经幢。经幢共两根，原立于大雄宝殿前，一直流传至今，1959年移至古猗园，分立于南厅和微声阁前。据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载，经幢正书“乾符二年八月”，后题“建幢主莫少卿”名。(25)明人都穆在《题南翔文录》中也曾提及他亲眼目睹过经幢石。这两根经幢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南翔寺在唐咸通、乾符即已存在；第二，有位名叫“莫少卿”的善士曾经捐助过一对经幢给南翔寺。对于如此重要的物证，后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明清时期不断有人将莫少卿与齐法师扯上关系，并企图和白鹤助捐的传说对接起来。例如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中曾云：“有齐禅师者，戾止于此。日有双鹤侍，行人知其为异人。莫少卿首为舍财，创寺当槎浦之上。”(26)赵洪范《南翔寺免役记》亦称：“唐乾符间，僧行齐重修，亦感白鹤导募之异，而有莫少卿者，尽捐宅，以拓基址，方广一顷八十亩有奇，四水为围，四梁为界，寮舍六十二，僧徒七百余。”(27)在这些文本里，只字不提捐助经幢之事，而是强调莫少卿为建寺院舍财捐宅的事迹。按照常理，有能力捐自宅建寺，自然应为住在南翔寺周边的人士，似乎表明晚唐时期南翔已经发展成聚落。然而，这毕竟是后人的追忆，难免有不少添油加醋的成分。在莫少卿的居址完全不明的情况下，很难推断出任何有关南翔早期历史的片段。几乎可以肯定，当时即使存在规模较小的居民点，也远未达到形成具有“自属地名”的聚落阶段。
咸通、乾符离唐武宗会昌年间不远，武宗灭佛一度给江南佛教带来重创，大量寺院被拆除，与南翔寺同属昆山县的慧聚寺即是其中之一，“兹寺当在毁间”，到宣宗大中五年(851)才得以恢复。(28)尽管元明以后，不断有人将南翔镇的历史追溯到萧梁，但除了将白鹤建寺的传说前推至那个时代，尚没发现任何比莫少卿施舍经幢更早的历史记载。更有意思的现象是，终宋一世，并没有人有兴趣追问南翔寺的前代事迹，反倒是到了元明时代，萧梁创寺的说法才逐渐流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唐武宗之前南翔寺的“历史”多半为后人所建构。嘉庆《南翔镇志》将唐代诗人戴叔伦(732—789)的一首诗《赠慧上人》改名作《白鹤寺访慧上人诗》后，试图把南翔寺的历史延伸到中唐，也是这一思路下的副产品：
仙槎江口槎溪寺，几度停舟访惟能。自恨频年为远客，喜从异郡识高僧。云霞色酽禅房衲，星月光涵古殿灯。何日却飞真锡返，故人邱木翳寒藤。(29)
诗中的“仙槎江”并非南翔附近的槎浦，而是在江西泰和县境内的赣江支流，(30)戴叔伦曾有在抚州任刺史的经历，这首诗完全有可能是在其任期内所作。南翔寺在历史上的确曾叫过“白鹤寺”，但从没有称“槎溪寺”，将戴叔伦的诗移花接木到南翔，显然是由于南翔亦别名“槎溪”的缘故。一旦戴叔伦的诗被人们接受，对于推断南翔寺创于萧梁无疑亦会更加有利。
槎浦是作为吴淞江北岸的“旱田塘浦”之一，首次出现在北宋郏亶的《治田利害七论》中。所谓“旱田塘浦”，系“畎引江水以灌溉高田”者，为五代吴越国时期太湖以东农田水利开发的遗迹。(31)与槎浦南北相接的横沥塘，比槎浦的历史可能还要早些，郏亶称：
今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堽身”。堽身之东，有一塘焉，西彻松江，北过常熟，谓之“横沥”。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贯横沥而东西流者，多谓之“门”。……古者堰水于堽身之东，灌溉高田；而又为堽门者，恐水之或壅则决之，而横沥所以分其流也。(32)
从中可知，太仓冈身以东的旱田塘浦水利系统，乃由南北走向的横沥及与之垂直的众多堽门构成。尽管封家浜和走马塘至元代以后才正式具有专名，但它们在宋代或许就是那些小塘，没有自属称呼，均被笼统地称作“门”或“堽门”，明清时期南翔镇“十字港”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格局上逐渐形成的。南宋和元代是南翔早期聚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水利工程细密化相伴随的，是南翔寺的进一步拓展和大德万寿寺、万安寺的修建。
南宋嘉定七年(1214)，平江知府赵彦橚和提刑按察使王棐上疏，拟割昆山县东安亭、春申、临江、平乐、醋塘五乡二十七都置嘉定县。疏中认为昆山县东乡有三大害，必须加以根治：
争竞斗殴，烧劫杀伤，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会，不伏赴官，至有经年而不可决者，此狱讼淹延之害；滨江傍海，地势僻绝，无忌惮之民相率而为寇，公肆剽掠，退即窝藏，殆成渊薮，此劫盗出没之害；豪民慢令，役次难差，间有二十余年无保正之都，两税官物，积年不纳，只秋苗一色言之，岁常欠四万余石，其他类是，此赋役扞挌之害。有此三害，昆山遂为难治之邑。(33)
姑且不论以上三害是否是地方官为设立新县而刻意编造的托辞，王朝欲强化对昆山东乡的管理当是不争的事实。南翔属临江乡，赵、王的上疏或能从一个侧面印证当地开发的进度。嘉定十年，《创县疏》得到批准，嘉定正式立县。就在设县前一年，南翔寺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九品观堂和僧堂先后落成。临济宗南派宗师北磵居简专门为两堂撰写碑记，其《南翔寺僧堂记》曰：
连长榻，旉广座，容数千指开单钵，必搜梁栋，选柱石，然后可以帡幪震风陵雨。虽然，非古也。古之人，一生打彻于塚间树下。古已往矣。若今食息于琢树，鲜不澒洞观听，曰怪，曰诞，曰奸偷。鬼物啸族呼类，水洒挺逐，使不在吾竟乃已，而奸偷之徒，往往托以沮吾法。……此堂之建，于以见前辈虑后世者若是，作五观法，俾食于堂者作如是观。(34)
从碑记中可见，南翔寺原来可能是没有僧堂的，僧众居无定所，寺的规模也不会很大，到了嘉定九年，建成了能容纳僧人数百的僧堂；而九品观堂自嘉定三年始建，历时近七年方才告竣，(35)规模也当不会太小，由此可推断当时南翔寺之兴旺。作为有数百僧人的寺院，本身就达到了一个中等聚落的规模，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应视为一个聚落而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寺庙。如果是这样的话，讨论寺庙和聚落孰先孰后，事先就假定了两者之间是充满异质性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聚落的形成乃至人口的聚居与寺庙的建立、拓展完全有可能是同步的。如果我们认定有一类“寺庙型聚落”的存在，以上困惑或可迎刃而解。
在宋代，寺院的合法性视有无敕额而定，否则随时可能被政府拆毁或移作他用。除了这一途径外，在寺院规模的“达标”和古迹的冒充上用心思，也可通过所谓“异途”取得合法地位。(36)如果说南宋初期的南翔寺，更多的是通过扩大规模取得安身立命的位置，而到了嘉定建县以后，则学会了在敕额和冒充古迹上做文章。在元朝释宏济的《南翔寺重兴记》中，首次完整梳理了南翔寺的“辉煌历史”：
直嘉定署南一舍，距江五里所，南翔寺在焉。梁天监间，比丘德齐法师开山，时二鹤至止，若有所感然。寺成，鹤乃翩跹而南，地以南翔称，郡志异闻记之为审。旧隶昆山县。案《图经》，光化二年，行齐法师复庵于兵烬旧址。岂两齐公异世同文者欤！唐开成间，锡今额。宋端平，丞相郑公清之为大书其扁。众恒数千指，宫室侈丽，犹石梁方广应真之居。(37)
宏济首先将白鹤助缘的传说断代于梁天监年间，接着把“齐法师”一分为二，一个名“德齐”，一个名“行齐”，分别生活在萧梁和晚唐。德齐开山创寺，而行齐复庵中兴，这不仅解决了南翔因寺名聚的出身问题，而且巧妙地处理了从萧梁到晚唐之间寺庙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强调开成间正式敕额，时间恰好定格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前，相信绝对不仅仅是巧合。宏济是杭州路天竺集庆教寺的住持，对于南翔寺的历史不会如此熟悉，相信碑记中的情况应是南翔寺僧所提供。相比这些有附会虚饰嫌疑的做法，端平间由郑清之书写匾额之事，倒有可能是最靠谱的事。一来离宏济撰写碑记的时间(后)至元三年(1337)仅百年左右，另一方面，伴随着嘉定设县后社会秩序的逐步确立，朝廷赐额给新县的寺庙完全符合逻辑。姚广孝干脆直接讲：“宋端平间，赐‘南翔’额，丞相郑清之书……赐额虽从赵宋造，端乃出萧梁。”(38)或可印证端平赐额之说。自《南翔寺重兴记》撰成之后，有关南翔寺的历史溯源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层累”，明清时代的各种地方文献，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袭了宏济的说法。(39)
伴随着南翔寺的“跨越式”发展，其附近聚落也渐呈繁荣之象。据嘉定十三年某臣僚上书言：位于嘉定县东北部的黄姚税场，“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港、萧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40)其中之“三槎浦”，当指上、中、下槎浦，应涵盖了南翔一带。能够成为黄姚税场的下属之一，其重要性或可见一斑。南宋一朝，在嘉定县境设立的税场只有黄姚、顾迳、江湾三处，将这三场视为“市镇”，学界毫无争议。(41)至于这段材料提及的其他地方，是否可算作“草市”，则不甚明确。即便勉强忝列草市之列，“三槎浦”也不专指南翔一地，更可能对应的是位于槎浦两岸的聚落带。
元代是南翔聚落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时代之一。经历设县后100多年的发展，嘉定已成人烟稠密之区。南翔一带，“民居与绀院琳宫离，立江浒，据要津”，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十字港河道已初具雏形，南翔成为沟通县城与吴淞江的重要交通节点，往来商旅常常会经过此地，“视［南翔寺］廊庑为康庄”，(42)频繁在那里歇脚。尽管如此，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还是对南翔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宋末造，兵饥相蹑，甲第豪门勒于施，室庐圮毁，振复为艰，产殖不能以赡其众，营供务者病焉。等薙染之籍，必输粟若干，补
粥之不足；又不足，则乞诸乡党邻里。(43)
南翔寺的日常经费原来主要是依靠施舍所得的“常住”财产，宋末元初，其经济来源已无法得到保障，转而仰仗僧侣的私财和邻里的周济。从邻里乡亲那里获取周济，多少透露出南翔寺周边已经聚居着数量不少的普通居民，其聚落的规模可能伴随着宋代农田水利的开发而不断扩大。正是凭借既有的物质基础，南翔寺在世祖至元间重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至元二十八年(1291)，大浮屠良珦“疏沦其断港绝湟，以宣潮汐之壅，夷其曲径旁溪，以便轮蹄之役。不数年，生意津然也。乃谋诸大弟子即翁宗具出橐金，倡于众，市膏腴以增岁入，更输粟之制以输上田，较昔之费什之一，力实倍之。于是阡陌日辟，仓库日充，僧堂聚斋，熙熙若众香之国”。通过疏浚河道，广募资金，购置田产，南翔寺得以振兴。至顺末，良珦之徒孙昙证开始出任住持。经过良珦以下三代僧人的努力，南翔寺积累了大笔财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寺院的维修重建上。仅至顺二年(1331)至四年重修大雄宝殿，就花费了30万缗之谱。(44)明代人赵洪范虽然将南翔寺“方广一顷八十亩有奇，四水为围，四梁为界，寮舍六十二，僧徒七百余”的盛况套用到莫少卿时代，但从寺院的实际规模上看，恐怕是依据元朝时的情形作为其蓝本的。
由良珦所创立的“控产机构”，并不只经营南翔一寺便罢，而是将手伸向周边地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大德初，良珦于南翔寺东一里左右，“以一顷为基，环而池之”，另创一寺院，以“已囊土地、年粒入寺，永备营缮之产”。大德十一年(1307)，该寺敕额为“大德万寿寺”。(45)时隔20年，泰定年间，其徒孙义荣又在西南觅得一块地，创立万安寺，“作法华道场、弥陀、观音之殿、说法之堂”等，与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46)
元代已不像宋代那样固守十方寺和甲乙寺的分别，(47)寺院具有独立处置私产和住持承替的权力。《大德万寿讲寺记》中称：“寺之永焉，甲乙传焉，子孙保焉。师(指良珦——引者注)开山祖焉，其嗣嫡圆明、妙智、真觉、即翁大师宗具膺师之心，以宣相力。”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法眷在住持承续优先权上的次序，已与世俗社会无异，寺产亦可以随着承嗣者被继承，经营寺院与做其他“生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这就为俗家插手寺院的“生意”打开了方便之门。良珦本人“俗姓朱……少祝发南翔寺”，(48)宏济的《南翔寺重兴记》中透露，比良珦早一代的紫衣僧了融出身自“里之大姓朱氏”，很可能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而几十年间先后参与南翔寺修建的宗具、昙证、普现、普基、普传诸僧，分别是良珦的“子”、“孙”和“曾孙”。(49)在一定意义上，南翔寺已成为良珦一家的家族产业，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的创立，则类似于家族的“分房”。
三座寺庙在修建之时，均对周围的河道进行了整治，初步形成“四水为围”的格局。这不仅整饬了宋代当地原有的“堽门”水利系统，同时也以三者为“坐标”奠定了明清时期南翔聚落的基本格局。明初这里的地理景观正如姚广孝所看到的，“川原平衍，民物丰庶，寺居其间，为彼植福”，(50)南翔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聚落。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嘉靖《嘉定县志》中所云南翔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市镇范围即发端于元代。尽管尚没有材料直接显示南翔一带在宋元时期已形成“草市”，但作为重要的商贸交通节点，不仅南翔寺中的廊庑成为商旅歇脚之所，大德万寿寺之南也曾“列屋以朝寺，备茗以润行旅”。(51)这些卖茶的小店铺或许就是南翔初级市场的雏形。果真如此的话，嘉靖《嘉定县志》略显武断地将设立南翔镇的历史追溯到宋元时代，恐也不是捕风捉影。然而，即使南翔在宋元时代已经发展成为类似于“草市”的商业性聚落，其性质和产生的机制也与明清时期的市镇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明清时代中长距离贸易背景下涌现出的市镇，相对于宋元时代的商业聚落更像是脱胎换骨，而非简单的延续。(52)
三、南翔成镇，寺据镇中
有关明初南翔的情况，因材料所限，我们只能了解少许片段。明王朝曾在嘉定县分设吴塘、江湾、顾迳三个巡检司，南翔墩为江湾巡检司所属的16个烽堠之一，(53)可见当时其战略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召集各地僧耆，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修习。禅指禅宗，讲指禅宗之外的其他宗派，教则包括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类法事活动的僧人群体。据后人追忆，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被归入讲寺，没有敕额经历的万安寺则被算作教寺。(54)然而，洪武《苏州府志》中却只记录了南翔一寺，而未记另外两寺。在对南翔寺的描述中，提到了白鹤助缘的传说，将传说发生的年代定在唐开成四年(839)，并以此作为寺院改称“南翔”之始。(55)姚广孝在《南翔寺修造疏并序》中曾透露：“洪武初，［南翔寺］为欠粮事抄籍官，续奉上旨，拨还僧居，为国祈福。”(56)前朝对待寺院丛林的诸多礼遇政策，在明初被大幅度回缩，想维持原有的寺产不受严苛的赋役之累，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考虑到明初“归并丛林”的力度，大德万寿寺和万安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洪武二十七年，僧庆余重修大德万寿寺，(57)而在所谓“重修”的背后，或可想见修整之前的破败。三大古刹的衰败，多少延缓了宋元以来以寺庙为主导的聚落发展进程。或许可以认为，即便宋元时期的南翔已有成为商业聚落的迹象，至明初也在画地为牢的“洪武型生产关系”(58)的宏观调控下，变得与一般农村聚落无异。
嘉定现存的第一部县志正德《练川图记》，是我们认识明代当地历史最早且最完整的地方文献。该志首次记载了嘉定县的五市七镇，虽寥寥数语，却指明了正德间嘉定主要市镇的具体坐落，其中也包括南翔镇，该镇位于“县南二十四里十二、十三都”。(59)由于没有交代确切的“成镇”时间，我们一时难以判断明代南翔市场发育的起点。从大的制度背景看，宣德正统间，应天巡抚周忱曾在苏州府的嘉定、昆山二县推行过折征官布的改革，实施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虽是为了减轻苏松地区的漕粮加耗，但却间接促发了当地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转换，并带动起一批棉布交易市场。(60)嘉定县的南翔、安亭和昆山县的陆家浜等市镇均是这时兴起的棉业市镇。姑且不论南翔镇的兴起或者复兴与宋元时代商业聚落的初级形式有无直接关联，单从折征棉布所带来的中长距离贸易的商机而言，已足以令南翔镇另起炉灶。(61)从时间上判断，南翔镇在明代出现的上下限，应在宣德至正德之间，与该镇在同一机制下产生的昆山县陆家浜市即号称“创于宣德初”。(62)南翔成镇的时间虽然不如陆家浜明晰，但正统间，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整修，或可从中看出聚落重振的某些迹象：
正统中，而［南翔寺］大圮，司空周忱氏过而慨之，以邑赋之羡粟倡，而诸善知识和焉，其观遂复故。(63)
［大德万寿寺］创于故元沙门良珦，基抅满顷，号为雄敞，逮今二百余年。正统初，虽尝一改新之，顾材久益圮，费浩不可支。(64)
虽然修整规模如此宏大的寺院会感到物力维艰，但如果附近没有积聚足够多的人气和财力，这类“善举”恐怕永远得不到实践。从这个角度说，正统间的南翔多少有了些起复之象。经历了100多年的积累之后，到了嘉靖年间，南翔已发展成“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百货填集”的大镇。富商巨贾纷纷前来购置棉布，将之贩运到运河沿线和九边地区，其中尤以徽商居多。在徽州布商的心目中，南翔的地位相当重要，隆庆间徽州人黄汴所著商用类书《一统路程图记》中曾专门介绍“苏、松二府至各处水路”，“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的线路在其中非常醒目：
松江府，三十里砖桥，四十里陆家阁，四十里南翔，廿里江桥，即吴淞江，三十里至上海县。(65)
从松江府到上海县，本来可走直线距离更短的浦汇塘，之所以沿砖桥进入横沥塘，绕道位于吴淞江以北的南翔，再南折回吴淞江至上海县，是为了涵盖更多的棉织业市镇，“路须多迂，布商不可少也”。(66)另外，同书中“松江府由太仓州至苏州府”的线路也经过南翔镇，功能和性质与“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略同，均可视为布商收购棉布的“专用”航道。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市镇多倚干河而建，不如说航道亦因市镇之固有格局而凸显其重要性。
如前所述，南翔“因寺而名”及起源于宋元的说法均始自嘉靖《嘉定县志》。嘉庆《南翔镇志》承袭了这一说法，进而认为，宋元时代的南翔不仅已经成镇，而且那时市镇的中心也不在清代最繁华的十字港一带，而是大大地偏向西南，“万安寺前至王家桥俱列肆”。(67)万安寺“坐按三槎之浦，前接淞江”，(68)的确比南翔寺和大德万寿寺所在的封家浜和走马塘以北的地区更接近交通孔道吴淞江。如果当年义荣具有这样的“区位”意识，则选址建寺或有“生意”上的考虑，然而，“自是(指元代义荣建寺之时——引者注)以后又历七甲子，至国朝乾隆九年(1744)中，更元明易代之变”，(69)万安寺几乎荒废了四百多年之久，这似乎与万安寺附近曾经的繁华景象有所矛盾。嘉庆《南翔镇志》将明中叶以后万安寺南颓败的状况归为倭乱所引起的火灾，其直接后果是镇中心的东移：
后以吴淞江多盗，西南受侵，居民渐渐东徙。明正嘉间，倭寇叠至，乡邨多被火，万安寺南居民屋宇多熸。(70)
正德嘉靖之际倭乱对于嘉定所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小，据时人回忆，“惟罗店、月浦、真如、清浦残毁为甚，其余皆次之，然穷乡僻壤，靡有孑遗矣”，(71)万安寺一带遭受重大毁坏，绝非没有可能。然而，对照嘉靖间南翔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格局，无论如何，其南界都达不到离大德万寿寺五里之遥的万安寺。(72)从地名学的角度，聚落的自属地名，得名自“南翔寺”而不是“万安寺”，明中叶，市镇的商业中心也的确集中在南翔寺一带，“寺据镇之中，镇以寺重，亦以寺名，其间□□栉比，商贾猥集”；(73)如果之前万安寺附近确实存在街市的话，那么它到底是在南翔镇范围之内，还是与十字港附近的街市不相连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商业聚落，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若是后一种情况，则所谓市镇中心的东迁，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更可能是清中期的人们立足于整合当时的市镇区域所精心编造的“空间故事”。尽管嘉靖间万安寺已与南翔、大德二寺合称为“三大刹”，(74)似乎表明了聚落的整合度，然而，这更多的是立足于三个佛寺渊源角度的表达，并未直接涉及聚落的完整性。即便退一步说，万安寺的确早已处在南翔镇的范围内，全镇的发展亦非是均质的。直至清中叶以前，万安寺南面的河道尚称作新华浦，(75)其后该河道不知何故更名为陆华浦。(76)原来的新华浦，逐渐变成陆华浦以南的另一条河道，(77)这种地名的分化和改变，意味着聚落景观纹理的细致化，(78)其背后对应着地区开发的进展。这一现象不早不晚地出现在清乾隆朝，也就是清《南翔镇志》成书前后，时间上虽配合了所谓市镇的东移，但从空间上看，万安寺前河道的最终成形，似乎要大大晚于宋元时期就已现雏形的南翔寺东侧的“十字港”。既然如此，南翔镇从西南向东北迁移的说法，多少有些经不起推敲。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南翔镇本镇街市的东徙，则原本偏向西边的繁华街道很可能并不是万安寺前街，而是位于南翔寺西的钓浦街。钓浦街虽稍稍偏离十字港，但“明时为大街，直达镇北冈身路”，(79)且紧邻南翔寺，完全符合时人所描述的“寺据镇之中，镇以寺重”的景观形态。
万历初年，随着南翔镇棉布生意的名气越做越响，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其中“歙之公乘里士，行贾不可指数”。(80)他们长期驻镇，与由当地人开设的布行布庄进行棉布交易；布行布庄之间为争取布商，也争斗激烈，有如两军对垒。(81)另有一群市井无赖之徒，俗称“白拉”，他们“私开牙行，客货经过，百计诱致，诡托发贩，悉罄其资，否亦什偿三四而已”。(82)在商利的争夺中，由于布行布庄垄断了棉布的批发环节，客商首先败下阵来，万历《嘉定县志》载：
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有迁徙，而镇遂衰落。(83)
客商不仅在棉布的价格上受土著商人的挟制，若遇漕粮阙兑或赋税拖欠，还时常有被地方权势转嫁赋税责任的可能，万历九年(1581)嘉定县的漕粮就是靠着“借商民”才得以完成。(81)面对诸多重负，部分客商不得不选择暂时退出利益的角逐。万历初，南翔寺大圮，寺僧拟大力倡修，其时虽商贾云集，却应者寥寥，“若某某辈然，不能十之一”，仅有徽商任良佑“独弁髦之，悉竭其精力”，捐资白银二千余两，才勉力修好大雄宝殿。(85)而供僧人居住的禅堂，直到天启元年(1621)方告落成。(86)此事一方面表明，以徽商为主体的行商群体，因户籍不在本地，对地方事务的兴趣非常有限，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徽俗以赀为命”的形象已根深蒂固；(87)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部分客商的无奈，为了生存，或者分出一杯羹，或者捐出一笔善财，如果不选择和当地人士合作，将会继续受到排挤。南翔镇在万历中期的一度衰落，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行商与土著在很多利益分配上难以达成一致。除了万历《嘉定县志》所概括的，其时“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织作几弃于地”。(88)由于北方有了自产布，南翔附近所产的棉布对于客商的吸引力不再像之前那样大，恐怕也是市镇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时隔不久，徽商重新确定了棉布的标准，改贩“标布”为“中机”，(89)南翔镇再度兴盛，至康熙初，又恢复到“多徽商侨寓”的状况。(90)南翔与罗店镇成为清代嘉定县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市镇，有“金罗店，银南翔”之名。(91)
四、市镇的“内涵式发展”与“因寺成镇”说的出炉
明清鼎革，并未过多影响南翔镇的繁荣。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至清中叶，该镇“生齿日繁，里舍日扩，镇东附近新街南，黄花场北、金黄桥外，渐次成市”。(92)黄花场正好位于南翔寺南面，由于市廛日益兴旺，大大抬高了这一带的地价。南翔寺附近自成镇以后一直都是商业中心，自明后期始，寺基不断遭受各方势力的蚕食。先是寺之东北隅，“不知何时鞠为园蔬”，后又改作三官殿。(93)嘉靖十四年(1535)，知县李资坤分南翔寺址建槎溪小学。(94)除了官用和民用，寺基挪作商用的更不在少数。崇祯间人赵洪范为恢复往日之寺产僧舍，曾仔细核算过唐宋以来南翔寺“所捐之域”，可无论他怎样努力，还是无法说服俗众退还已占的寺产，最终不得不接受“除俗占而外，非殿址则僧居也”的既成事实。(95)
入清以后，南翔寺的原有地盘越变越小。顺治年间，寺僧慧心欲选取云卧楼旧址建七佛阁，“但其地向属西房，因将寺前廛屋相易，而且称贷倍价以得之”，(96)寺院的沿街房屋正是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逐渐沦由市井割据。至康熙朝，南翔寺虽获赐御书“云翔寺”的匾额，(97)各色人等对寺产的敬畏之心却并未随之增强。康熙二十六年(1687)和四十一年，寺院的核心区域先后被惠民书院和留婴堂侵占，而且均建在大雄宝殿的中轴线附近。(98)由于寺前的房屋早已被占殆尽，人们于是开始尝试在建筑的密度上做文章，“山门前后左右及报济桥面皆民居，直逼天王殿前”。(99)报济桥正对南翔寺的山门，又名“香花桥”。(100)在狭窄的桥面上，竟然能挤出一些空间容纳违章搭建，可以想见南翔寺附近聚集了多少人气。乾隆三十一年，桥面民居失火，延烧至天王殿，从此地面廓清，“民房基址各捐于寺”。(101)南翔寺虽多少收回一些失地，但与宋元时期的强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经过不断拓展，南翔镇的商业街市逐渐突破十字港的限制，东有走马塘南岸街、北岸街、新街，西有封家浜南岸街、北岸街，南有白鹤寺南街、太平桥南(西岸米巷街)、横街、黄花场街，北有横沥西岸街、东岸街、钓浦街，另有41条弄堂与大街和十字港相通，(102)共同构成了南翔镇的基本格局(见封3图1)。除此而外，连接街道弄堂的还有70座左右的桥梁。乾隆中，镇人程虔五以己之力，修建桥梁50余所，几乎横跨了整个镇子的所有水道。(103)除了完善镇内交通，从万历至乾隆，为加强周边河道的通航能力，地方官和镇人还多次组织疏浚走马塘和封家浜，横沥和槎浦虽也时有疏浚，但频率远不如前两者。(104)这主要是由于吴淞江挟带黄浦口的浑潮，时常从蕴草浜自东向西倒灌进入嘉定南部各内河，容易使走马塘和封家浜淤浅，南北走向的横沥和槎浦相对少受影响。
虽然康熙间的南翔镇已“市井鳞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甲于诸镇”，(105)但从嘉靖到光绪，南翔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格局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并非意味着市镇经济的长期停滞，实际情况应是，在基本格局大体奠定之初，市镇内部的民居当有疏密之别，其后随着住宅密度的增长和桥梁的修建，越来越多的聚落缝隙被填充，市镇内涵式发展才逐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聚落原来特征非常鲜明的“寺庙”空间内涵逐渐被“市镇”空间内涵所取代，市镇与周围四乡的景观“异质性”也愈发凸显。南翔镇人由此更加坚信南翔寺和南翔镇唇齿相依的关系：“寺居镇之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盛衰”。(106)随着街市的稠密化，又在这种关系中移植进三大古刹的要素：
嘉定为吴下邑，邑之南二十余里曰南翔镇，川原平衍，民物殷庶，甲于嘉邑。然地滨海，近吴淞，受东西南三面潮汐之汇，无高山大麓障蔽其间，形家以镇之佛寺，鼎立三方，谓能襟带群流，控压巨浸，为萃秀钟灵之所，非祗浮屠氏精蓝栖息处也。原三寺，白鹤创于梁，大德、万安两寺递建于元，其规制宏远，庄严华丽，实成一镇巨观。(107)
配合时人对全镇景观的诠释与塑造，“因寺成镇”的说法开始取代“因寺名镇”并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与其将之视为市镇历史的“无限”延长，不如理解为是对现实空间尺度的合理解释和适度构建。
清代的南翔镇，仍是客商采购的首选地之一，“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为花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其间”。(108)在诸多货物中，以棉布最为出名：
棉布，有浆纱、刷线二种。槎里只刷线，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109)
据西嵨定生的研究，清代徽商不仅在贩布的客商群体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而且通过直接开设布号，雇佣专人负责收购和会计等环节，逐渐突破了以往布庄布行在交易市场上对利润的垄断。(110)南翔镇出产的棉布因品质优异，吸引了大量的徽州客商。除了棉布业，稻米也是南翔镇日常交易的大宗。自明中叶以降，“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111)乃嘉定县棉织类市镇最基本的商业形态，南翔镇也不例外，“东西南北，除杂货外，米之上下，动以万计”。(112)正是在棉织业和米粮业为主体的商贸活动的驱动下，南翔镇的持续繁荣才得以保证。随着人口的大量聚集，治安问题愈发重要。“脚夫、乐人聚伙结党，私画地界，搬运索重直，婚丧勒厚犒，莫甚于南翔”。(113)有鉴于此，雍正中，设南翔巡检司，并置把总一员，专任南翔防务，分巡封家浜、黄渡、纪王庙等地防务。(114)乾隆三十四年，又以“地当繁杂，窎远治城”，移驻县丞分防南翔。(115)
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南翔镇各种“半自治性”的机构也在清中叶陆续建立起来。先是康熙四十一年，南翔阖镇士商建留婴堂，“铺户暨各镇量输，以足其费”，“收送里中弃儿”，后改称“育婴堂”。(116)嘉庆十三年(1808)，朱抡英等又在文昌阁设振德堂，施棺代葬，并收养过路孤苦老人。(117)直至民国初年，两堂均是南翔镇权力运作的中心。从嘉庆镇志的《南翔镇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析出分防署、文昌阁和育婴堂均建在南翔寺的基址上。在寺庙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受到严重蚕食的情况下，南翔寺的空间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非南翔寺本身而是南翔寺原来所占据的地点，真正扮演着市镇商业中心和展示官方权威的舞台的角色，这与该处有无寺庙并无直接关联。
南翔寺唯一遗留的宗教之外的重要功能，只剩下举办公益活动了。崇祯十二年(1639)岁歉，羌世隆父子三人“以麦八百石磨
作饼”，在南翔寺前鸣钟集众分发；(118)康熙四十四年和雍正十一年(1733)，南翔镇施粥的场所均在南翔寺内。(119)
清政府降低了商人入籍的门槛，使徽商增强了对南翔镇的认同，(120)更多地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这与明代的情况大相径庭。前述程虔五即是其中的一员，他除了修建桥梁外，还担任过育婴堂的董事。(121)出任两堂董事的徽州人绝不在少数，据《南翔陈氏宗谱》载，休宁人陈燧也曾任育婴堂的堂董。(122)除此而外，徽商对其他公益事务亦颇为留心。歙县人罗采在镇开设有踹坊，雍正十一年岁祲，“同人奉文公捐煮赈，采独力设厂广福禅院，赈至三月余而止”。(123)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徽商的全面参与，南翔镇至民国初年已成为“纵跨横沥，横跨走马塘，街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的嘉定县第一大镇。(124)光绪三十一年沪宁铁路开通后，车站距镇仅二里左右，有专门的马路与火车站相贯通，交通极其便利，大大促进了南翔寺前商铺的进一步发展：
云翔寺前东街、南街最繁盛，大小商铺四百数十家，晨间午后，集市两次。往昔布市绝早，黎明出庄，日出收庄，营业甲于全邑。近年贸布多在昼市，销路又为洋布所夺，此业遂不如前。大宗贸易为棉花蚕豆米麦土布，鲜茧竹木油饼纱鱼腥虾蟹蔬笋之属亦饶，自翔沪通轨，贩客往来尤捷。士商之侨寓者又麇至，户口激增，地价房价日贵，日用品价亦转昂，市况较曩时殷盛。(125)
伴随着铁路对水路交通的冲击，南翔镇终于突破了明中叶以来内涵式的发展模式，街市开始大幅度地向位于南部的火车站靠拢。“镇以寺始”和“因寺成镇”的古老故事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结论
探讨市镇形成之前聚落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的成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材料所限，前人基本上忽略了对市镇聚落的历史回溯，即便有也多拘泥于明清以后人们的种种猜测。如果我们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或可发现一些聚落形成初期的蛛丝马迹。以南翔为例，聚落的发展一直与南翔、大德、万安三大古刹纠缠不清，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南翔寺更是成为当地人构建聚落历史的“晴雨表”。唐宋时期，有关南翔的主要信息几乎全被南翔寺所填充。从保存至今的唐代经幢来看，当地有人居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唐武宗灭佛之后，然而，当时聚落的专称还没有出现。南翔首次拥有“自属地名”始自南宋初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旱田塘浦的开发。在聚落早期开发的过程中，僧人的聚集和寺产的拓展本身就是聚落从起源直至达到一定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为了迎合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属地名”不同版本的解释，而将孰先孰后的论证强加于寺庙和聚落之间，则显得苍白乏陈。元代南翔寺的兴盛和大德、万安两寺的创立，一方面使南翔演变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大聚落，一举奠定了明清两代市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南翔寺始建于萧梁时代的说法，并逐渐得到后人的广泛认可。纵观宋元时期南翔的历史，十字港格局虽在北宋就已显现端倪，但在商业聚落未正式形成之前，无论三大古刹修建得多么宏伟铺张，其区位优势亦无法充分展现。南翔一带至多不过是行旅商贾的茶歇之所。
明初对佛寺的打压，大大延缓了原本以寺庙为主导的聚落发展进程，甚至导致聚落的分崩离析。直到正德前后南翔正式成为嘉定县七大镇之一，十字港的区位优势才开始显现出来，南翔、大德等寺也稍许恢复了些元气。明中叶以后，当市镇空间达到一定规模，平面式扩展渐趋停止，商业中心始终不离南翔寺及其周边的十字港一带，这并非是出于南翔寺的主导作用，恰恰相反，伴随着南翔镇的日益发达，南翔寺的原有寺基不断遭受各方势力的侵蚀，这块方圆不足二顷的地方，因地理位置的优越，建筑之稠密已达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逐渐由单纯的宗教中心发展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直至晚清，南翔镇的范围也没有突破明代的既有格局，从这一意义上，其发展路线或可概括为“内涵式”的发展类型。这种发展类型并非意味着市镇实体空间近乎不变，而是体现为聚落景观纹理的细密化和十字港四周的空间垄断倾向。与之相应，市镇与周围四乡的空间“异质性”愈发突出起来。
配合“内涵式”的发展线路，南翔镇和南翔寺唇齿相依的关系一直被当地人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先是强调“因寺名镇”，意在彰显地名的独特个性；在内涵式发展告一段落后，又出于解释现实空间尺度的需要，制造出“因寺成镇”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清人眼中的“因寺成镇”，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市镇起源问题并不处在同一话语系统之下。明中叶以降，在江南特别是太湖以东地区涌现出大量以经营棉业和米业为主的“专业市镇”，它们在贡赋体系中“改折财政”的带动下不断壮大，同时为满足中长距离贸易的需要，已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定期市”的模式。这些市镇每日开市，既不受集期限制，也不迎合庙会或者香市的周期。所谓“因寺成镇”，更大程度上是在聚落景观纹理细密化的背景下对“自属地名”加以过度诠释的产物。
在太湖以东市镇兴起之初，有一种“主姓创市”的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具体说来，就是一些市镇由某一大姓创立，并由该大姓掌控市镇的支配权。例如，同位于正德间嘉定县七大镇之列的娄塘、罗店二镇，即分别由王璿和罗升所创。(126)这类市镇多以创市之日作为聚落形成的起点，从罗店镇的命名上或可窥见些许痕迹，它们不像南翔镇有更早的聚落历史可以追溯。从形成的机制上看，这两类市镇或许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明清以前南翔聚落的发展脉络，将注定无从理解南翔镇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的历史型塑过程，进而会在探讨市镇起源乃至市镇空间构成的时候陷入“顾名思义”的错觉之中。明清时代，人们之所以会留下“寺据镇中，镇以寺重”的印象，不单是出于表达南翔寺周边认知环境的强烈愿望，更具有标明市镇中心相对位置的功用。寺庙固然参与或见证了市镇兴起到日趋繁荣的历史过程，但绝非形成市镇的主导力量，这具体表现在，十字港的区位优势在南翔寺最为兴旺的年代并不突出，反倒是在其日呈式微之际才渐露峥嵘。探索市镇的缘起、动力和性质等问题，应在充分了解传统市场运作机制的前提下，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理解经济现象，若是不假思索地以“文化驱动力”或“宗教驱动力”等概念去想象和解释传统时代市场的发育形态，就难免会导致削足适履的简单化错误。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承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表谢忱。
责任编审：李红岩
注释：
①参见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5—149页。
②宋家泰、庄林德：《江南地区小城镇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海津正倫：《中國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と市鎭の立地》，森正夫編：《江南デルタ市鎭研究—歷史學と地理學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2年，第27—56頁。
③川勝守：《長江デルタにおけゐ鎭市の發達と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曆記念中国水利史論集》，東京：国書刊行會，1981年，第219—248頁；林和生：《中國近世の地方都市の—面—太湖平原の鎭市と交通路にっぃて—》，京都大學文學部地理學教室編：《空間·景觀·ィメ一ジ》，京都：地人書房，1983年，第135—159頁；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台北)第102卷第4期，2001年。
④加藤繁：《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10—336页。
⑤梁庚尧：《南宋的市镇》，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0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0年，第53—119页。
⑥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本田治：《宋代の地方流通組織と鎭市》，《立命館文學創刊500號紀念論集》，1987年，第382—404頁。
⑦全汉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第28—29页。
⑧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97页。
⑨竺暨元：《太湖以东地区“因寺成镇”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10年，第41—45页。
⑩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域·水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11)民国《嘉定县续志》卷4《水利志·笔治迹》，《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华中地方第170号，第249页。
(12)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里·沿革》，第1—2页。
(13)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543页。
(14)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市镇村附》，正德刻嘉靖续修本，第23页；正德《练川图记》卷上《乡都·市镇附》，民国17年徐光五校正本，第12页。
(15)嘉靖《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市镇》，嘉靖三十六年刻本，第16页。
(16)按：现今存世的清《南翔镇志》是由乾隆四十一年张承先纂、嘉庆十一年程攸熙续纂而成。
(17)都穆：《题南翔文录》，嘉庆《南翔镇志》卷9《艺文·书目》，第122页。
(18)陆陇其：《嘉定白鹤寺记》，《三鱼堂文集》卷10《记》，清康熙刻本，第12页；王：《白鹤南翔寺蠲赋碑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1页。
(19)汪照：《文录后跋》，嘉庆《南翔镇志》卷9《艺文·书目》，第122页。
(20)筠斋：《续南翔寺文录跋》，嘉庆《南翔镇志》卷9《艺文·书目》，第132页。
(21)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王稼句编纂：《苏州文献丛钞初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22)范成大：《吴郡志》卷46《异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1页。
(23)康复古：《建山门并桥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46页。
(24)参见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县“文化局”，2000年，第264—270页。
(25)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4，嘉庆七年刻本，第28页。
(26)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5《独庵稿·书题跋》，清钞本，第21页。
(27)赵洪范：《南翔寺免役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0页。
(28)辩端：《慧聚寺圣迹记》，淳祐《玉峰志》卷下《寺观》，光绪三十四年(1908)太仓旧志汇刻本，第11页。
(29)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42页。
(30)据李贤《明一统志》卷56《吉安府》：“仙槎江，在泰和县，东南流入赣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史部，第231册，第136页)
(31)范成大：《吴郡志》卷19，第277页。
(32)范成大：《吴郡志》卷19，第266—267页。
(33)《宋知府赵彦橚提刑王棐请创县疏》，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建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第208册，第679页。
(34)居简：《南翔寺僧堂记》，《北磵文集》卷2《记》，宋刻本，第11页。
(35)居简：《南翔寺九品观堂记》，《北磵文集》卷2《记》，第12页。
(36)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54、160页。
(37)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8页。
(38)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5《独庵稿·书题跋》，第21页。
(39)参见正德《练川图记》卷下《寺观》(第2页)、嘉靖《嘉定县志》卷9《杂志·寺观附》(第12页)、万历《嘉定县志》卷18《杂记考下·寺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9册，第131页)、康熙《嘉定县志》卷13《寺观》(康熙十二年刻本，第10页)、乾隆《嘉定县志》卷12《杂类志·寺观》(乾隆七年刻本，第30页)。其中康熙志和乾隆志将赐额的时间定在北宋绍圣年间，恐为南宋绍定之误，绍定为端平前一个年号，同在宋理宗朝，年代相近，嘉庆《南翔镇志》和王世贞的《重修南翔寺记》均将赐寺额的时间定在绍定年间。
(40)《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册，第5122页。
(41)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2—453页。
(42)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8页。
(43)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8页。
(44)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8—139页。
(45)贯云石：《大德万寿讲寺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2页。
(46)虞集：《万安寺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4页。
(47)按：甲乙寺和十方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住持承替和寺产继承制度的差别上。在甲乙寺制下，住持承替乃寺内之事，优先权按血胤亲疏或嫡庶长幼定其次第，寺产的私有权受到官方的承认和保护；而在十方制下，寺院住持由官府或朝廷决定，创寺僧对财产的私有权也变为公有。(参见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第270—273页)
(48)嘉庆《南翔镇志》卷8《人物·方外》，第118页。
(49)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9页。
(50)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5《独庵稿·书题跋》，第21页。
(51)贯云石：《大德万寿讲寺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2页。
(52)按：此处并非质疑江南市镇发展历程中从南宋经元代到明初的历史承续性，而是想强调明初朱元璋在江南所建立的以小农为主体的“画地为牢”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经历了永乐都城北迁和周忱主持的财政货币化改革以后所遭受的巨大冲击。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出现的农产商品化、中长距离贸易的兴起和本地市场的发育等诸多新气象，均与此相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两宋时期财政货币化程度超过了明前期，但对于尚在开发中的江南地区而言，当时的赋税压力仍比不上以“重赋”著称的明初，加上宋代没有面临永乐北迁以后“加耗”剧增的局面，即使存在类似的“改折财政”机制，亦因“财政基数”(原额)远逊于明代，对于中长距离的财赋转输以及当地市场发育所起的刺激作用相对有限。(参见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76页)
(53)正德《练川图记》卷上《防卫》，第10页。
(54)正德《练川图记》卷下《寺观》，第2页。
(55)洪武《苏州府志》卷43《寺观》，《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华中地方第432号，第1756—1757页。
(56)姚广孝：《南翔寺修造疏并序》，《逃虚子集·类稿》卷5《独庵稿·书题跋》，第21页。
(57)嘉靖《嘉定县志》卷9《杂志·寺观附》，第12页。
(58)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章。
(59)正德《练川图记》卷上《乡都·市镇附》，第12页。
(60)吴滔：《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61)据嘉靖《嘉定县志》卷3《田赋志·物产》：“邑之货莫大于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富商巨贾积贮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辽蓟山陕，动计数万。”(第31页)
(62)正德《姑苏志》卷18《乡都·市镇村附》，第10页。
(63)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61《文部》，明刻本，第9页。
(64)徐学谟：《重修大德讲寺记》，康熙《嘉定县志》卷22《碑记》，第49页。
(65)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66)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7《江南水路》，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第266页。
(67)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里·沿革》，第2页。
(68)虞集：《万安寺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4页。
(69)沈元禄：《重修万安寺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4—155页。另按：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虽记载了明永乐间有僧人法永重建万安寺(第153页)，但康熙以前各个版本的方志均没有提及该寺的任何一次重修。
(70)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里·沿革》，第2页。
(71)嘉靖《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市镇》，第18页。
(72)嘉靖《嘉定县志》卷9《杂志·寺观附》，第12页。
(73)冯梦祯：《重修白鹤南翔寺大雄殿记》，柴志光：《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0—141页。
(74)嘉靖《嘉定县志》卷9《杂志·寺观附》，第12页。
(75)嘉靖《嘉定县志》卷4《水利志·运河》，第9页；康熙《嘉定县志》卷13《寺观》，第10页。
(76)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桥梁》，第23页。
(77)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域·水道》，第10页。
(78)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第268页。
(79)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街巷》，第21页。
(80)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61《文部》，第10页。
(81)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640—643页。
(82)乾隆《嘉定县志》卷12《杂类志·风俗》，第8页。
(83)万历《嘉定县志》卷1《疆域考上·市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第690页。
(84)徐学谟代：《(万历十一年)吁部请折状》，程銛辑：《折漕汇编》卷1，光绪九年刻本，第1—2页。
(85)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61《文部》，第10页。
(86)唐时升：《白鹤南翔寺新建禅堂记》，《三易集》卷12，明崇祯刻清康熙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第3-4页。
(87)王世贞：《(万历八年)重修南翔寺记》，《弇州山人四部续编》卷61《文部》，第11页。
(88)徐学谟代：《(万历十一年)吁部请折状》，程銛辑：《折漕汇编》卷1，第1页。
(89)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46页。
(90)康熙《嘉定县志》卷1《市镇》，第6页。
(91)光绪《罗店镇志》卷1《风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6页。
(92)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里·沿革》，第2页。
(93)徐时勉：《南翔寺七佛阁记》，康熙《嘉定县志》卷22《碑记》，第58页。
(94)嘉庆《南翔镇志》卷3《小学》，第26页。
(95)赵洪范：《南翔寺免役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0—151页。
(96)徐时勉：《南翔寺七佛阁记》，康熙《嘉定县志》卷22《碑记》，第58页。
(97)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38页。
(98)参见石松：《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王鸣盛：《重修惠民书院记》，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书院》，第15—16页。
(99)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47页。
(100)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桥梁》，第24页。
(101)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47页。
(102)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街巷》，第21页。
(103)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桥梁》，第22—25页。
(104)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里·开浚》，第11—12页。
(105)彭定求：《留婴堂序》，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坛庙》，第18页。
(106)钱大昕：《重修敕赐云翔寺大雄殿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41页。
(107)叶昱：《修建万安禅寺殿阁记》，嘉庆《南翔镇志》卷10《杂志·寺观》，第155页。
(108)参见石松：《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书院》，第15页。
(109)嘉庆《南翔镇志》卷1《疆域·物产》，第12页。
(110)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49—650页。
(111)徐行奏，殷都代：《(万历二十三年)永折民疏》，程銛辑：《折漕汇编》卷2，第2页。
(112)参见石松：《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书院》，第16页。
(113)嘉庆《南翔镇志》卷12《杂志·纪事》，第186页。
(114)光绪《嘉定县志》卷10《兵防志·兵制沿革》，光绪八年刻本，第2页。
(115)嘉庆《南翔镇志》卷4《职官》，第29页。
(116)张鹏翀：《育婴堂序》，嘉庆《南翔镇志》卷2《营建·坛庙》，第18—19页。
(117)光绪《嘉定县志》卷2《营建志·公廨》，第11页。
(118)嘉庆《南翔镇志》卷6《人物·孝义》，第50页。
(119)嘉庆《南翔镇志》卷12《杂志·纪事》，第185页。
(120)据《紫阳朱氏家乘·序文》：“紫阳一脉，系出安徽休宁，白鹿传经，前徽具在。清乾隆中叶，第世高祖玉鸣公迁居嘉定之南翔镇，服贾于斯，入籍于斯，绵瓜瓞于斯，厥后继继绳绳，分而成族。”(民国6年疁南紫阳恒敬堂石印本，第15页)
(121)嘉庆《南翔镇志》卷7《人物·耆德》，第78页。
(122)李赓芸：《松岩公墓志铭》，《南翔陈氏宗谱·墓志铭》，民国23年刻本，第1页。
(123)嘉庆《南翔镇志》卷7《人物·流寓》，第89页。
(124)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疆域志·市镇》，第87页。
(125)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疆域志·市镇》，第87—88页。
(126)嘉靖《嘉定县志》卷1《疆域志·市镇》，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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