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记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是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14年9月,胡适在日记中,就传记文学的体例、特点诸问题, 作了简要的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传记对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的疏离,而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从此,现代传记创作开始纳入到文学的范畴里来。
一
在西方国家,社会名流撰写自传或回忆录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因而自传早已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极为发达的门类。但在中国,除一些以述志抒怀为主的短篇古代自传,却一直少人问津。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大解放,自传便成了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自古以来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的中国文坛,一改不直接谈自己的习惯,开始大兴自传之风,一批以标举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作品争相涌现。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庐隐的《庐隐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张资平的《资平自传》、许钦文的《钦文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巴金的《片断的回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柳亚子的《五十七年》《八年回忆》、邹韬奋的《经历》等。甚至连日记、书信乃至情书等自传性作品也盛极一时,较有影响的有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章衣萍的《倚枕日记》,鲁迅与景宋的《两地书》以及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等。显然,自传的蜂拥而出,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
这些作品,一方面处于“五四”大潮及“五四”影响下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在作自传的过程中,深受西方传记文学的熏染,尤其是法国伟大的平民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的影响。在《忏悔录》中,卢梭以惊世骇俗的大胆,真实地展现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浊的全部内心生活”。这对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中国作家无疑是一个启示。出于对传记的革命性的认识,中国现代传记作品也自然流露出强烈的自我表现的色彩来。
自我暴露。中国现代自传作者吸取了卢梭大胆暴露的勇气,把自己剥得精光,在自传中毫不保留地揭示自我,袒露自己外在和内在的全部真实。擅于作自叙传的郁达夫,无疑是这种精神倾向的代表。
郁达夫认为写传记应该是自己全人格的袒露,“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1 〕郁达夫的自传作品正是本于这种作传原则来进行创作的。郁达夫是出版日记的始作俑者,也是生前将自己日记发表得最多的一位。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创痕、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记录了许多在当时虽盛行、却不可提到桌面上,更不可公布在文学中的行为,如酗酒、吸鸦片、出入花柳巷等。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这样如此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把自己从内到外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无怪乎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卢梭”。郁达夫的个性也决定了他最可能对自己人性恶的一面作真实的挖掘。他既自尊又自卑,极易冲动。然而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中国人际关系中,这种气质注定要遭到挫折和打击。当现实中有郁达夫从卢梭那儿得到启示,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自我暴露”作为向虚伪社会、虚伪人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2〕他的自我暴露的确具有巨大的攻击力,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通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对卢梭“自我暴露”和批判精神的吸取,使得郁达夫的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熠熠闪光。
自我张扬。和卢梭一样,“五四”后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求形成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崭新人格:即独立自主、强调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人格。与这一追求相适应,不少自传作者塑造了个性鲜明、独立不羁的自我形象。这类倾向的代表当属郭沫若。
郭沫若在不同时期陆续写下的百万字的《沫若自传》,它的最大长处在于充分展示了传记的个性气质,塑造了具体的、不可替代的自我形象:重情感甚于理性、易兴奋也易消沉、热情敏感而略显脆弱的扩张型天才知识分子。最能使郭沫若自我形象呼之欲出的是他的自信气质。他申称:“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出了一个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3 〕郭沫若的毫不自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4〕郭沫若是不愿做凡夫俗子的, 他信奉英雄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他看重天才,渴望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性人物。这种追求完美的特点在自传中得到传神的表现。郭沫若另一重要性格,乃叛逆精神:对旧式教育制度的反叛表现为逃学、喝酒、打架、罢课,对旧式婚姻的反抗是出走,并毅然与安娜恋爱、同居,1915年后的叛逆精神则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热情……。郭沫若在自传中尽情张扬自己的叛逆性格,从而使他的自传不仅清晰地实现了他那个“自我”,而且也对中国社会束缚个性的旧传统、旧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和批判。
当然,郭沫若的自我张扬与泛神论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我即是神”的泛神论气魄,使他个性意识不仅要求确立自我、肯定自我,更带有自我扩张、自我崇拜的性质。泛神论使郭沫若不仅专注于自我的独特性,而且使他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自我,而把追求重心移到高于实我之上的那个理想自我,那个与社会、宇宙和自然合为一体的“大我”。在某种程度上言,郭沫若的崇拜自我,是崇拜那个神化了的我,而不是具体实在的我。这种倾向是郭沫若能够得心应手地继承卢梭的自我崇拜而在自我中将自己的个性张扬到极点的重要原因,也是郭沫若自传魅力的主要源泉。
自我剖析。卢梭善用人性原则对自己一生作深刻剖析。可以说,《忏悔录》精细的分析、深入的挖掘、无情的审视和严格的自责给中国现代作家以极大的心灵震颤。一部分人从它那里吸取了勇气,也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灵魂思想进行审问评判。他们在自传中对自我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否定,以达到认识自己、净化自己,最终超越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就是这一类自传作者中的范例。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于1935年5月22 日在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的自传性遗言。作者以理性的手术刀,深刻细致地剖析了自己的灵魂,挖掘自身的矛盾以及这矛盾的根源。瞿秋白无情地分析了自己对政治兴趣的薄弱和这方面工作能力的不足。他首先找出了令他困窘终身而无法摆脱的最大矛盾——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瞿秋白及大多数文人的性格。瞿秋白以辩才著称,然而他揭示出这种表象下他从没有“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以及“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瞿秋白指出他一生都在“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种结果是既无益于他的政治工作,也耽误他的文学事业。自传还披露了他自身的另一重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与其它异己意识的矛盾。瞿秋白是最早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之一,但他自认为只是“一知半解”地“知道一点皮毛”。同时,瞿秋白出生于书香世家,后来又一直处于领导层,缺乏直接的革命实践,所以他始终没有除尽自身的绅士阶级的积习。文人、绅士的意识、情感在他身上还根植很深。瞿秋白一生都处在既信奉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无法克服自身根深蒂固的其它异己意识的矛盾之中,因而感到异常疲惫。他只能空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无力彻底改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瞿秋白严酷无情地剖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过失和教训。瞿秋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他的自我剖析坦率、真诚,又清醒、冷静,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多余的话》是作者在铁窗底下同世界的谈判,风格深沉、哀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二
为他人立传,也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落入人们视野并引起注意的,往往是继承古典行状传统的回忆性作品。如30年代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等名篇,选择典型片断,以省俭的笔墨,勾划出师友的神貌。鲁迅先生逝世后,各报刊争相辟出“纪念鲁迅先生专辑”,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诸多人士,纷纷著文纪念这位文坛巨星,从各个方面追述先生的嘉言懿行以及生活琐事,把先生的高风亮节、精神风采留著纸上,综合起来,不啻是一部丰富的“鲁迅传”。其他如纪念章太炎、庐隐、刘半农、徐志摩、梁遇春的,哀悼亲人故旧的,追忆青少年生活的,都属于回忆记亡类。然,现代人物他传并非限于片断、零碎的记叙性回忆文,从某种意义上言,这只是现代传记的一个分类。“五四”以后的人物他传,主要是在文人传记、历史人物传记以及当代人物传记上显示出它的内涵。
文人传记。现代传记创作,往往择取那些在中外文化发展中作出一定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作为现代传记的真正传主,从而使文人传记声誉鹊起。
郁达夫曾为中外文化史上的许多文人写过传记,有的是全面介绍传主生平和著作,有的是择定传主生活中的几个片断,有的是突出传主对中国和世界之影响等。曾被郁达夫作为传主的外国文人有施笃姆、赫尔岑、须的儿纳、托尔斯泰、尼采、卢梭、萧伯纳、屠格涅夫、查尔·劳伦斯等;中国文人有郭沫若、鲁迅、成仿吾、徐志摩、刘开渠、曾孟朴、王二南、徐悲鸿、刘海粟、许地山、胡适、黄仲则等。郁达夫似乎对卢梭情有独钟,仅在1928年1月就写有《卢骚传》、 《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洋洋万计的传记文。传记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记述了卢梭的生平事迹,从盛赞卢梭落笔,然后详尽记述了他的家庭出身、童年生活、流浪经历、初恋、与伐兰夫人的纠葛、与政敌的较量、成名、因迫害所致的精神病突发而去世。作者优美而传神的笔墨与传主本身所独具的浪漫传奇色彩,共同塑造出一个集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于一身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样,使郁达夫的文人传记带有作者明显的情绪色彩,极富文学意味。
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则是一部富于史料价值的、客观化的人物传记。传主丁文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胡适的挚友。胡适称丁文江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该传记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记述传主一生中几个重要的阶段,既写出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处世美德,也写出了丁文江矛盾的政治观点。胡适对亡友的感情十分真挚,他收集了相当丰富和完备的材料,如丁文江的文章、信件、作品以及有关他的资料,进行剪裁和组织,虽材料罗织然仍塑造了丁文江这一有个性的地质科学家的形象。
另有像蔡尚思作的《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传记》这样的学术传记,融会了中国旧传记和西方传记的某些成分,而带有浓厚的“学术性评传”的色彩。据蔡尚思称:“本书名为‘学术思想传记’,约有几个意义:第一,是表示包括了‘学术思想’与‘传记’两个部分。第二,也可以解释为‘侧重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种传记’。第三,本书虽以学术为范围,而在实际上却仍侧重思想(广义的思想)。……第五,因本书到处涉及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而非专限于先生一个人,故以‘蔡元培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为副名,总之,该传是用历史的态度,社会的眼光,来论述先生的一切。”这类传记,可谓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学术思想评传的新路子。
历史人物传。那些曾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帝王将相式的历史人物,也经常作为现代传记的对象,以期在历史人物中,获取当今社会所需的意义。
据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有两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朱元璋传》和《张居正大传》。直到今天,这两部作品仍排列在中国历史传记的榜首。
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叙述了明朝第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生。作者着力刻画了朱元璋如何由出身贫贱的下人参加农民起义、从普遍士兵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经过,十分注意对朱元璋性格的塑造。吴晗对朱元璋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显然,这部以朱元璋政治活动为基本线索的历史传记,并非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角度着眼,而是有意识地使之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目的旨在政治批判。恰如朱东润谈到的那样:“政治味特别浓重,我读过的第一句话是,‘这是蒋介石论’”。〔5〕政治影射昭示无遗。《朱元璋传》具有丰富的资料,共有500多个注释,且正史和野史共存,互相辩正,几乎每一段之后均有一个注释说明资料来源,“做到无一事无出处的地步”。一直到今天,仍以其学术、史学成就而倍受重视。
与《朱元璋传》所不同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为的是寻找政治理想。在朱东润的笔下,一度遭人误解的张居正是个理想的政治家,“他底志愿是把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在他的治理下,“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荅屈服了,土蛮虽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的里面,安定到没有一点波浪”。此传作于抗战时期,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朱东润很注意传记的学术性,传中内容,大抵都有史实依据。作者在《序》中也称“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即便是人物对话,也大抵出之有据。在具体的表述形式上,又相当突出其美学技巧因素,即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描述事件、刻划人物等各个方面,大都吸收和借鉴了文学方法。该书虽为历史人物立传,内容中也多有令人陈旧的东西,但借助文学笔法,整部作品摆脱了史学著作的探索味,而获得了审美层面的永恒。
当代人物传。大量的当代人物专访和人物速写的出现,为当代英雄立传,也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趋势。
显然,这是新闻文体与传记文学发生密切关系后的产物。它具备传记文学的基本要素,只是对于传主的生平事迹的反映是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并且以当前事实为重点。换言之,不少兼着新闻记者职业的作家也都习惯以某种新闻文体来写传记作品。如刘白羽、王余杞合作的《八路军七将领》(其中《任弼时》、《彭德怀》、《彭雪枫》、《萧克》为刘白羽所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丘东平的《叶挺印象记》,沙汀的《随军散记》,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的《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何其芳的《记冼星海同志》、《记王震将军》、《记贺龙将军》,丁玲的《彭德怀速写》,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杨朔的《毛泽东特写》,赵超构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等,皆是为活人立传的较有影响的作品。
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即《我所见之H将军》, 以人物为本位,由人物派生引发出故事,在故事的开展中,调动一切文学手法去描绘刻画人物,以展现人物的性格,是抗战时期不可多得的伟人传记。全传以贺龙为中心而引出故事,作家正是通过一个看似平常实际上又不平常的故事,展现了英姿勃勃的贺龙形象的。作品中纷繁的故事是由贺龙生发开去的,反过来这些故事又充分表现了贺龙的性格。这样,一个驰骋战场的豪情英雄就生动地凸出来了。
三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传记作品主题、价值的重视,看重的是传记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是现代传记得以存在和流传的灵魂。
显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文学,契合“五四”的时代精神,重在对“个人主体”的建构,对新的个性的张扬。这种传记往往从“五四”开倡的现代科学、理性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出发,力图以不同于传统的传记观点和立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反思,以此达到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要求“人的解放”的目标。这类传记力图对传主个人经历进行思考、追问,来重塑中国人的人性意识,批判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压抑性,寻找新的人性意识的生长点。胡适的《李超传》、《丁文江的传记》,非常明确地表现出这种意识。《李超传》是为一位无名女青年立传。该传刻划了一位背叛封建家庭、外出求学,但因受旧家庭经济、伦理等的多重压迫,最终郁郁而死的20世纪中国失败的娜拉。全文大量引证李超与她的亲属的通信,勾画出这个普通女性平淡无奇的一生。但正是这个普通女性的一生却映出了传统社会对个人的无情压抑,“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基于对这种“个人主体”遭压抑状况的批判性思考,使得胡适提出了一种新的传记美学的选择:“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6 〕《丁文江的传记》则塑造了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人的成长。胡适的这两部传记,一篇是对被压抑被损害的深切同情,一篇是对理想人性的写照,最终归于一题的,无疑是对“个人主体”、个性独立的肯定。
实际上,对个性、人格的肯定和张扬,一直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潮流。像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等,也一样寄托对于现代个体建构之实现的呼声。这些传记可用沈从文在《记丁玲》的《跋》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这种对于传主“最人性的一面”的发掘,一直成为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主流。
“五四”以后的现代传记还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群体需要出发,寻找足以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把他们看作是“民族国家”这一群体的精神象征。这些人物或可作为中国思想与精神的源泉,或以其行动或思想为建构新中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或以道德或情操的高尚性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爱戴。这些人物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忠臣良将,而他们认同的“国”亦非传统概念所能包容的。正如有人分析传统的“国朝之国”与现代的“民族之国”的区别时明确的:“国朝之国本植于帝室,求姓之绵延;民族之国本植于人民,求全民之荣华。同谓之国,固有异趣存焉。”〔7 〕这一“求全民之荣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便成了现代传记创作的前提和条件。这种传记一方面包括像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韩愈》、《孔子的故事》等对古代人物的重新阐释和理解,出新意而为当前社会需要服务;一方面,则是对当前社会所出现的英雄人物的发现,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沙汀的《随军散记》以及对毛泽东、朱德、关向应、白求恩、陈赓、任弼时等伟人的立传。显见,这些人物都是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而出现的。即便是抗日战争和斗争第一线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先进模范人物为传主的作品,如丁玲的《民间艺人李卜》、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杨林的《小翠也自由了》等,也均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感情丰富了此类创作。显然,传主的个人经历与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存在,而且更是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人们产生“认同”意识的对象即楷模。
不难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一直是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之双重寻求中求得发展的。这些传记的共同目标乃是现代“理想人格”的建构,而这一“理想人格”正是中国现代启蒙与救亡工程中最关键的环节。这种以“立人”为中心观念的“伟大叙事”,一直支配着现代传记的写作,一直到现今。
注释:
〔1〕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
〔2〕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 《郁达夫文集》第7卷。
〔3〕〔4〕郭沫若:《沫若自传》第404、1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朱东润:《我学习传记文学的开始》。
〔6〕《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7〕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
标签:郁达夫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郭沫若论文; 人物传记论文; 多余的话论文; 忏悔录论文; 朱元璋传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丁文论文; 自传论文; 历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史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