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道路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一生，是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道路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却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反复的历程。但是，毛泽东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的伟大功绩，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作出的理论上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探索起步阶段（从1956年到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该时期毛泽东在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就显著。首先，明确地提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要以苏为鉴，少走弯路。他后来追述说：提出十大关系实际上就是“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其次， 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趋势作了初步分析。毛泽东在1954年，1955年曾三次谈到我国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 国民经济原来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可以打下一个基础，但要建设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大约得十个至十五个五年计划，即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2〕1957年7月进一步指出，再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也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以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当时虽未认识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对社会主义社会将经过建立、建成、高度发展的历程的思想是可贵的。再次，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第一次用“一个是穷，一个是白”的形象说法，概括了我国国情特点。最后，他思考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提出了改进经济体制问题，强调企业要有一定独立性，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值得研究，民主管理很重要。农民集体化后要有一点自由主义；提出要把地下工厂合法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开夫妻店，可以发展自由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实际上已突破一些传统模式，接触到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体制和市场机制等问题。
探索失误阶段（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前）。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曾力图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愿望，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开一个新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头，轻易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使“左”的思想很快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并占了上风，从而发生许多失误。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这个时期的探索一开始就是从反复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开始的，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想性和冒险性。由于思想“左”的骄傲自满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发展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倾向。其次，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在1958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行总结出一些办法和经验，也可以考虑一个首先进入共产主义。在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二至五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甚至提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再次，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以单一性代替了多样性，急于向高级形式过渡。毛泽东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好，分配方式越平均越好，消灭私有残余越彻底越好。搞一大二公三纯。他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比合作社更好，有共产主义萌芽，是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层单位。
探索反思阶段（1958年11月到1962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前）
这个时期的探索两头较好，中间有曲折。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后，最后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得不少。11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带头提出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并先后召开六次纠“左”会议，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受到遏制。然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会后的“反右倾”运动又打断了纠“左”的进程，造成近一年的波折。1960年上半年，“大跃进”已难以为继。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 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与反思，认识到出乱子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承认他自己犯了错误。此后，他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对“左”的错误逐步加深了认识，许多弊端得到相当程度的克服。当然，这些都是在维护“三面红旗”、“左”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升级，这种思想的矛盾性，使这个时期的探索呈现复杂的曲折性和两重性。首先，加深了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艰巨性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3〕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又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固有的规律。”〔4〕他倡导大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要把1961 年变成实事求是年。其次，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带头降温，在1959年底到1960年2 月读苏联《政治学》教科书时，就更为清醒些，他认为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太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到1962年1 月则进一步认识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 〕说明他已从国情特点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上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此后再没有提出搞“大跃进”问题。再次，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问题上，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批评了企图过早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用算旧帐的办法克服”一平二调”剥夺农民的错误。后来强调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为基础，允许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探索曲折阶段（从1961年9月到1966年5月“文革”之前）
随着调整政策的深化和中苏争论的激化，毛泽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较为慎重，针对人民公社体制公有化程度过高，管理过分集中，在调整中采取缩小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废除供给制，取消公共食堂，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针对“大跃进”以来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失控、下放企业过多过急的现象，加强了国民经济管理，制定了农业、工业、科技、文教等各行各业的条例，加强生产岗位责任制。上收了大型企业，试办些托拉斯，待国民经济好转后，又逐步扩大一些地方管理权限。但企业的自主权仍很小，农村的可贵探索如包产到户也遭到否定。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而使探索出现波折。首先，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提出反修、防修问题，并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继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口号。1965年1月，进一步把所谓“党内走资派”作为社教运动的重点对象， 从而深深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搞政治批判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 先后写了两个对文艺界的指示，认为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于是政治批判运动从文艺界开始，迅速扩大到学术界，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混乱，紧张的气氛严重影响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探索严重失误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他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严重失误。从“阶级斗争为纲”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于把马恩列斯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更具理论色彩，加之林彪、“四人帮”蓄意破坏，使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毛泽东长期以来执著地追求实现一种完美而纯洁的社会主义。他在《五·七指示》和1974年12月底关于无产阶级谈话理论中，体现出这种思想的蓝图。即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既批判资产阶级又参加斗争，既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又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组织。这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由于严重的动乱和极左错误的干扰，这个时期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动，往往重复发展了“大跃进”时期的种种错误作法，“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6〕
毛泽东在二十年的艰辛和曲折的探索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乃至完全错误的理论与教训。归结起来，其探索的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人际关系上有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任务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向自然界开战”。
他遵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实际设计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他在政治建设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实现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逐步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思路，通过群众路线和科技革命，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以造福于人民。中国要以农业为基础，用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强调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对农民只能等价交换不能剥夺；他主张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要有一点市场调节；他主张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地方和企业可以搞点“独立王国”，农村可以搞点大集体小自由；主张“按劳分配”，但差别不要过于悬殊，尽量体现公平的原则。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倡导共产主义思想风格，让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思想阵地。党员干部必须清政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都要自觉地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造成纯洁的，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他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现象，注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重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着力于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毛泽东在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错误，主要是脱离中国基本国情，追求高速经济发展战略；企图在生产力落后的低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绝对公平，平等，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把无限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作为实现这种理想王国的基本途径。从总体来说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是违背探索初衷的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20年艰辛探索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7〕就是那些失误，经过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8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238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4〕《党的文献》，16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6〕〔7〕《邓小平文选》，2卷，86、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