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宸[1]2015年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精神面貌,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008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一步指出,“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就将学风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认识。同时,学风建设作为党建理论宝库中的锐利武器,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也起着辐射与推动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秉承着重视学风建设的光荣传统,在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在全党掀起学习高潮,重整学习风气。90多年的学风建设实践表明,学风端正,前途光明;学风不正,举步维艰。正如习近平所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学风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建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现实且严峻;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紧迫且尖锐。学风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成为应对考验、化解危险的关键环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今后“正风肃纪”将成为新常态。可见,研究学风问题是党对新形势做出的深刻回应,体现了党的建设的高度自觉。党的学风建设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横向上对学风及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行全面的理论阐释,在纵向上遵循党的学风理论逻辑与历史脉络,才能找到当前党的学风建设的理论支撑,才能借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学风建设的创新性成果、吸取经验教训。进而从现实出发直面学风建设的突出问题,从揭示现实背景,挖掘理论基础、历史实践、基本经验、时代挑战、突出问题、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探析,力求为当前党的学风建设献计献策。绪论部分对论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进行了阐述。本文的正文分为五个部分,以党员个体与党组织两部分为学风建设的主体,始终围绕学风的基本内涵——思想立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分析党的学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怎么做”等问题:第一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学风的基本内涵及其相关概念,回答了党的学风“是什么”的问题。首先,阐释学风及其相关概念,延展论述学风概念的泛化使用。在辨析“学风”、“学习”、“文风”、“党风”,“学习型政党”的相关概念基础上,分析党的学风与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学习是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过程,学风是学习的风气,通过学风来反映学习的方法、态度和风格,检验其标准与好坏。本文在学风建设研究中大量的针对党员的学习展开,就是由于它们之间直接相互作用。学风、文风、党风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学风正则文风正、文风正则党风好,学风建设与党风建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学风、学习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叁者的联系,有利于体现学风建设的时代性、科学性。其次,结合党的学风理论,从思想立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叁个维度,详细剖析了学风的基本内涵。思想立场是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的前提,是党员进行思想活动的前提也是学风的基础要素,是党始终坚持把理论联系实践作为学风要义的认识基础;以毛泽东关于学风涵义论断为依据,学风问题是人们看待事物思考事情的思想立场问题,是反映对理论联系实践态度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问题。最后,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习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之一是修身克己,强调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完善自我克服自身的不足。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勤学重道,注重知行结合、勤奋自主、终身学习、注重规律(“道”);在学习目标上追求贤哲治国,注重德育素养、仁政治国;在学习内容上涵盖礼乐人文;在学习方法上注重博约慎思,主张系统全面地学习、学思并重、举一反叁、省察克治。这些思想理念值得在学风建设中加以借鉴。第二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学风建设的问题。分析了我党学风建设理论来源、实践历程,以及党的学风建设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了学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学风概念,但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上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为我们树立了科学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正确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毛泽东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学风建设的理论体系。他从思想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工作态度叁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毛泽东首次提出学风的要义是实事求是:他始终强调要把实事求是作为出发点与根本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要求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对主观主义学风进行批判;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毛泽5东的学风建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使学风建设理论具有了突破性发展,他强调要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将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改革实践统一起来。而后江泽民、胡锦涛的学风思想及建设“学习型政党”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学风建设理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学风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在历史性与现实性辩证统一的角度上把握学习的意义,注重学习理念的更新、科学方法的培育,对新时期党的学风建设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发挥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关于学风建设的理论为不同时期的学风建设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学风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党进行学风建设的实践征程,通过这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整风,坚持了正确的党性原则,树立了学风建设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理论脱离实际造成了学风建设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再一次掀起学习高潮,学风建设成果促进了改革成绩斐然;新世纪以来,建设学习型政党思想的提出,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告知我们,党的发展与学风建设息息相关,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要求赋予了党的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促进了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手段,成为执政党党建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中现实问题的关键。第叁章剖析了目前党的学风建设的时代挑战、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了学风问题的深刻成因,回答了当前党的学风“怎么了”的问题。当前党的学风状况如何?这就需要了解学风建设的现实挑战,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实证分析,并揭示学风问题的深刻成因。首先,时代背景给当前学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形势,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对党员思想的影响上。经济全球化将西方价值观念渗透进来,政治多极化使西方意识形态肆意蔓延,文化多元化使西方文化大行其道,全球化以多种形式作用于党员的思想意识;市场化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市场化来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在市场交易中滋生出党员的贪腐思想,全面地挑战了党员的思想意识;网络化对党员思想具有双重作用,网络化在为党员思想提供新视野的同时,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使人们困惑不已。为了深入了解当前学风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发挥多年负责全国地方党员干部培训的工作优势,利用近一年的时间,向多个省份不同地区的党员干部发放了千份调查问卷并对部分党员进行了访谈。经过分析发现,当前党的学风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表现为入党动机中忠诚度下降、理想信念淡化、党员求利心理加重;二是割裂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表现为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对待学习态度消极、理论脱离实际;叁是歪曲事6实求是的思想方法。表现为拿来主义俨然成风、不注重调查研究、思想方法落后。事物的变化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追溯造成突出问题的深刻成因,不难从心理、文化、社会因素上找到答案。首先,心理因素导致党员意识偏差。如党性心理弱化,影响党员责任意识;社会心理干预,影响党员主体意识;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影响党员宗旨意识。其次,文化因素影响精神信仰。如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思想及当前我国面临的信仰危机。最后,社会因素诱生功利思想。如消费主义刺激下党员社会角色混乱与利益选择的困境。第四章、第五章从两类建设主体出发探讨了党的学风建设的主要途径,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显着特征,也是学风建设的主旨。保持党员思想先进性的关键在于党员个体的努力。第四章从党员个体作为主体出发,探寻建设主体修养内在提升的方法。主张从党性修养、思想意识,主体思维这叁个关键环节入手加强学风建设。首先,党性修养是按照党性原则规范自身的思想与行为,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而世界观是思想立场的表现,因此要坚定思想立场来巩固学风建设,就必须从党员的党性修养入手,具体而言,通过抓党性教育、巩固理想信念、提高自身修养、遵循价值标准等方面实现。其次,思想态度,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党员思想先进性的具体体现。系统思考、终身学习、自我超越、全面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先进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特征,与之相应地,党员主体修养的提升路径,是提升以身作则的政治觉悟、培养终身学习的思想态度、树立自我超越的问题意识、倡导全面学习的科学理念,最终很好地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中,全面学习思想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也展现了当代政党学习的特点,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现阶段除了掌握必备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学习传统文化、历史等能够提升人格力量的文化知识,才能始终保持具有崇高的品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最后,思想方法是指借助思维形式来认识事物,因此要优化体现思想方法的学风,就要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思维能力,关键在于党员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性,并坚守改进思想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发挥主体性创造力的前提与保障,同时要注意发挥主体在创新中的统领作用,在坚持继承与创新科学思想方法并重的前提下,确保主体思维对创新思想方法的科学运用。第五章从党员组织作为学风建设主体的角度,阐发关于学风建设的宏观思考。针对当前学风存在的突出问题,探析党组织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要义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始终是学风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党的学风问题的突破口。因此,通过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力推进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将理论与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相结合,掀起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之风,才能着力解决理论脱离实际、偏离思想路线的学风问题;思想纯洁性作为学风建设的另一主旨,需要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优化和把控。通过明确党员干部奖惩激励机制、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改进党员的学习组织方式,激发党员学习动力保持其思想的纯洁性,进而解决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学风问题。同时,制度保障是学风建设的重要一环,改善学风的有效方法需要有效机制来保障。融合学习型组织兼学别样、扁平式结构、自主管理等学习模式,引用社会学中制度的构成要素——规范系统、组织系统、设施系统,从规章制度、组织制度、资源保障制度叁方面展开制度建设研究。首先,学习规章制度的设立是“从严治学、从严治教,弘扬务实之风”的基本保障,因此必须形成严格的、成型的、规范的规章制度。如用严谨的学习档案制度来记录党员的学习情况;用严明的学习考勤制度来管控党员学习的参与程度;用严密学习宣传制度来倡导党员间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合规性。其次,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的加强和改善,能够巩固它在学风建设中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有效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规范的学习资源保障制度,把学习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党员提供广阔的学习平台,保证党员学习上与时俱进;完备的物资保障制度,为推动党的学风建设提供良好的载体保证和资金保障。党的学风建设制度体系能够促使党员先进的思想方法的形成,为当前学风建设的持久性和长效性提供有利保障。
邢文婷[2]2016年在《天然气期货影响因素及定价模型研究》文中提出天然气单位热值高、排污少,是一种绿色环保洁净的优质能源。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天然气。但天然气具有运输不便及存储成本较高等特点,其供应无法满足季节性需求,即天然气价格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另外由于受政策政治因素、供求关系及飓风天气影响,天然气价格波动常常出现跳跃性。近几年来,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对美国天然气期货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天然气期货价格是天然气期货交易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天然气期货市场运行状况的反映。合理、有效的天然气期货价格形成,不仅可以起到预期、先导作用,弥补现货价格滞后性的不足,而且能够引导投资和保值,使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因此研究天然气期货定价模型及影响因素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天然气期货价格的影响因素及价格序列的检验方法;其次考虑了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间的动态关系,采用了Copula函数来度量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间的非线性相关性;然后考虑天然气价格波动的跳跃性,提出了带有跳跃性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模型,采用高斯化滤波器处理非高斯分布变量;最后将金融领域的产品定价理论应用到天然气期货市场,分析天然气期货市场的不完全性及期货价格受季节性影响的问题。本文的主要工作与创新如下:(1)针对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序列联合分布问题,目前现有文献常常假设天然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并利用相关系数法来度量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相关性。但研究表明天然气价格收益率具有显着的尖峰、厚尾和异方差现象,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收益率序列间表现出强烈的非线性特征,因此相关系数法无法捕捉天然气价格序列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和尾部相关性。本文结合GARCH模型和Copula函数优势,考虑了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间相关结构的时变性,构造了天然气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收益序列的时变SymmetrizedJoe-Clayton Copula(GARCH-Normal、GARCH-GED和GARCH-t)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天然气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进行分析。(2)对于天然气期货价格受跳跃性因素影响的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引入跳跃过程描述天然气价格的变化。本文提出了与天然气随机便利收益模型等价的叁因素模型。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价格的跳跃性,并建立了带有跳跃性的天然气期货价格模型。采用高斯化滤波器处理非高斯变量。在此基础上,利用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天然气期货日常价格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模型相比,考虑价格跳跃性的期货定价模型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和预测能力。(3)针对天然气期货价格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的问题,本文考虑了天然气期货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季节性因素,建立了不完全市场具有季节性因素的天然气期货期限结构模型。以短期偏离、中期偏离、长期均衡和季节因素满足的微分方程为切入点,将这四个因子导致的波动率分为不完全和完全两个部分,建立状态空间转移方程(可用于处理服从马尔科夫过程且不可观测的变量),利用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天然气期货日常价格数据,通过卡尔曼滤波和极大似然函数法估计短期偏离、中期偏离、长期偏离和季节性因素导致的天然气期货市场不完全参数及模型的其它参数。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天然气期货市场的不完全性而造成的现货价格的波动主要归因于短期偏离、中期偏离和随机季节性因素;天然气价格具有随机季节性,且季节性周期为一年。
汪宁宁[3]2017年在《考虑消费者行为和市场扰动的策略定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营销组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定价问题不管是在企业运营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选择最优的定价策略可以给企业带来利益和成功。众所周知,苹果公司凭借它的高价策略在手机市场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和它的竞争对手相比,苹果公司在最初推出苹果手机时,决定以一个高的零售价来销售它们的手机产品。通过推出高价值和差异化的手机产品,苹果公司以一个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零售价格,轻而易举地就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尽管苹果公司后来稍微降低了它们的零售价格(相对竞争对手产品而言,降低后的零售价仍旧是个高价),却依旧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争相购买它们的产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沃尔玛公司,该公司凭借它们的低价策略不停地发展和扩张。和苹果公司采取的高定价策略不同,沃尔玛公司专注于研究选取哪些产品以及如何降低这些产品的价格。沃尔玛公司认为,定价策略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在于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多少,而是在于利润增加了多少。从这两个截然不同但都取得成功的定价策略中,我们发现,不只一种策略可以实现企业的盈利,关键在于企业如何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定价策略。Noble and Gruca(1999)对于给定的实际情况,划分了四种定价的情况并概括了十种不同的定价策略。此外,他们在调查了目前产业中的定价实践后,给出定价实践是如何与理论上的定价策略相匹配的。Ingenbleek and Van(2013)指出,定价策略一旦存在问题,就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在研究中也总结了叁种定价的情况,并提出在价格制定的过程中,如何选取定价策略的建议。在选定一个合适的定价策略时,一方面,企业面临着各种定价策略以供选择;另一方面,从产品和分销渠道的角度考虑,企业在选择定价策略时,所面临的产品和渠道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首先,由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商品市场,甚至是服务市场,都出现了大量的替代产品,这导致产品之间的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其次,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产品的分销渠道从线下延伸到线上,这就给分销渠道之间的竞争也带来了挑战。一般而言,分销渠道之间的竞争可以如下几种不同的模式出现。一种模式是,制造商通过直销方式直接在线销售它们的产品,对他们的线下零售商或其它线下零售商造成了竞争。例如,当其它个人电脑市场都还在通过传统线下渠道销售时,戴尔公司则开始通过直销方式把它们的产品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这种分销渠道的变革不仅帮助戴尔公司削减其供应链上的成本,还给该公司提供了终端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戴尔公司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库存。另一种模式是一些线上公司之间的竞争。例如,2014年11月,当亚马逊正计划对约8000万个产品进行调整价格以便为后面节日做准备时,其它零售商,包括沃尔玛和百思买,纷纷宣布调整价格,实施价格匹配计划。很显然,虽然亚马逊只是为了季节变动来调整价格,但是由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导致沃尔玛或者百思买的消费者以一个意外的低价购买到心仪的产品。由此可见,产品和销售渠道的多样性给提供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潜在的好处。因此,企业的定价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为了具体探讨企业的定价问题,本文研究主要聚焦于时尚品供应链。区别于一般供应链,时尚品供应链具有以下四个显着特征:(1)销售周期相对较短,快速响应能力比较强,且销售周期中通常会存在促销活动;(2)竞争激烈,包括产品之间的竞争以及线上和线下渠道之间的竞争;(3)消费者购物行为容易受到各种行为因素影响,如策略等待行为和参考价格效应对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4)需求不确定性高,市场波动大。本文把这些显着特征考虑进去,利用理性预期均衡和博弈理论来解决时尚品供应链上的定价问题。理性预期均衡是由穆斯(1961)首次提出,并被广泛应用到供应链研究中。该概念强调经济产出应该和人们期望的产出系统地保持一致。这一概念应用到本文中,成员A和成员B的理性预期均衡应满足以下叁点:(1)在给定成员B的信念下,成员A做出最好的响应;(2)在给定成员A的信念下,成员B做出最好的响应;(3)每个成员的信念都和均衡结果保持一致。对于博弈理论,它最初是用来研究理性决策者之间的合作与冲突的数学模型。如今,博弈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供应链研究中,尤其是在研究多个成员且这些成员之间利益相互影响以及目标冲突时的决策中,并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本文利用这两种方法,从模型的角度系统研究了这几种特征对企业定价决策的影响。具体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叁部分。本文第叁章研究了考虑策略消费者行为的最优定价策略。策略消费者是指一个理性的并且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这类消费者往往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跨期决定购买决策(PapanastasiouandSavva,2017)。通常情况下,对于短视消费者而言,只要他们的意愿支付价格高于产品的市场价格,他们就会立即购买;而策略消费者由于可以预见产品价格未来走势及其产品在不同阶段的可得性,他们会策略性地在当期购买和推迟购买之间做出选择。消费者的这种策略等待行为正在影响企业的定价决策。另外,由于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越来越强,消费者往往在不同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后再进行购买,消费者的这种策略选择行为也给企业的定价带来了挑战。本章节考虑了在时装和纺织工业中,存在两种类型品牌的商家,即快销品牌和奢侈品牌。本章认为快销品牌和奢侈品牌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通常情况下,奢侈品牌的产品质量较高并且在整个销售期间,倾向于保持一个恒定的零售价格来维持它们的品牌形象。相反,快销品牌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并且在季末的促销阶段会降低零售价以清理库存。近年来,对于大多数快销品牌的产品,其相对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类似于奢侈品牌产品的设计。因此,一些高端消费者会被这些快销品牌的商品所吸引,进而转向购买这些快销品牌产品。由于快销品牌产品对奢侈品牌产品的这种替代性和竞争性,任何一方有必要在定价时把另一方考虑进去。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经常购物和以往的经验,他们对各种品牌的定位以及定价策略都相当熟悉,这使得他们在购买时会在品牌和购买时机之间变得具有策略性。因此,本章研究的策略型消费者包括策略等待行为和在品牌间的策略选择行为。本章通过一个两阶段的纳什博弈来研究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定价策略。在该博弈中,快销品牌在第一阶段确定一个初始价格,然后在第二阶段调整价格进行促销。然而,奢侈品牌却在两个阶段都保持相同的零售价。策略型消费者不仅可以在两个品牌中进行选择,同时还可以选择在哪一个阶段购买。经过研究分析,该章节得到以下两个结论:(1)消费者的策略型行为不仅对利润产生一个负面影响,甚至对产品的零售价格和销售量都会产生负的影响;(2)奢侈品牌的边际成本决定了市场结构——太高或太低的边际成本都导致市场上只有一种类型的商家存在。本文第四章研究了考虑参考价格效应的最优定价策略。根据形成原因,参考价格可以分为内部参考价格和外部参考价格。前者是指消费者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判断力,比如上次购买的价格,在脑子里形成的一个参考点(Gabor etal.,1980;Thaler,1985)。例如,消费者在常规销售阶段时以10美元购买了一个产品,当到了促销阶段时,产品的价格调整为5美元,此时,消费者的心里可能会产生一个内部的参考价格(10美元)。和内部参考价格相比,外部参考价格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外部信息,比如不同商店的广告价格(Biswas and Blair,1991),情境效应(Rajendran and Tellis 1994;Hardie et al.,1993)或者其它方面的信息线索。例如,某产品A售价是10美元,替代该产品的产品B售价是8美元,这时,当消费者准备购买产品A时,外部参考价格(8美元)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该章节将外部参考价格应用到一个双渠道供应链中,考虑水平参考价格效应的影响。该章假设除了线下商家外,还有一个线上商家,这两个商家销售的产品是可替代的。一般而言,线下商家是被授权的分销渠道,他们往往以广告价格或者正常的价格来销售他们的产品。由于被授权的线下分销渠道的产品更容易被消费者信服,因此,该章在研究外部参考价格时,选取线下零售价格当做消费者的参考价格。消费者一旦把线下零售价格作为参考价格,那么当他们在线上渠道购买时,就会把这个参考价格当做比较标准。当消费者在线上商店购买产品时,如果线上商店的零售价低于线下商店的零售价,消费者除了产品所带来的基本效用外,还会获得一个额外的正效用。另外,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因其自身的特征,可以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购物体验和感受。由于面临着这两个渠道供消费者选购,该章假设消费者对不同的分销渠道有着不同的偏好,并运用霍特林模型来描述消费者的这种偏好。把上述两个因素(即渠道间的参考价格效应和消费者对渠道的不同偏好)加以考虑,该章节探讨了线上和线下两个商家在斯坦伯格博弈和纳什博弈下的最优定价。该章首先研究这两个商家在斯坦伯格博弈中是怎么确定他们的最优零售价。在该博弈中,线下商家是领导者,线上商家是追随者。然后,该章又考虑这两个商家在纳什博弈中是如何定价。在纳什博弈中,线下商家和线上商家同时但独立地行动。经过研究分析,该章节得到以下叁个结论:(1)在斯坦伯格博弈中,当线上产品和线下产品差异很小时,线下商家可以利用他的先动优势;(2)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的博弈,该章发现线上商家和线下商家之间的竞争在纳什博弈的情况下更加激烈;(3)随着对参考价格敏感度的增加,线下商家的零售价和需求都相应的降低了,相对而言,线上商家的需求却相应提高,但是零售价的变动却不一定。本文第五章研究了考虑市场扰动的定价策略。针对时尚供应链市场波动大的特点,本章研究了市场需求存在扰动情形下供应链如何定价以及协调的问题。和过去的产品市场相比,现代产品市场受到外界扰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例如突发的政治、经济事件,自然环境的变化,乃至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变化,都会造成市场需求的扰动。这就使得产品的定价和供应链的协调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在供应链中,一旦成员在需求不确定前做出自己的决策,必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基于上述"市场扰动"的背景,本章根据供应链成员谁来承担供应链风险,考虑了两种简单的批发价契约,即拉动批发价合同和推动批发价合同。在拉动批发价合同中,制造商在需求确定前就确定自己的批发价和生产数量,而零售商则在需求确定后,再来确定自身的最优订购量和零售价。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承担了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相反地,在推动批发价合同中,制造商在需求确定前,只决定自己的批发价。与此同时,零售商决定自己的订购量。制造商只需要按照零售商的订购量进行生产即可,这就把供应链的风险转移到了零售商身上。而在需求确定后,零售商则可根据实际需求再来确定自己的最优零售价。经过研究分析,该章节得到以下叁个结论:(1)当市场需求扰动幅度比较大的时候,拉动批发价合同要比推动批发价合同要好;相反,当市场需求扰动幅度比较小的时候,推动批发价合同则更具吸引力。(2)在这两种批发价契约中,为了规避风险,制造商更倾向于推动批发价合同,零售商更倾向于拉动批发价合同。(3)由于这两种契约都不能协调供应链,本文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契约模式,还考虑了收益共享合同。结果发现尽管市场存在扰动情况,基于这两种模式的收益共享合同仍旧能使得供应链协调。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了研究企业具体的定价策略,本文基于时尚品供应链,识别出该供应链上的一些特征,并针对时尚品供应链上的这些新特征,利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这些新特征对供应链的定价问题是否有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基于这些新特征的定价理论研究不仅拓展了现有的定价方面的研究范围,也为企业实际运作中的定价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相关的参考意见。其次,本文第叁章研究的是时尚品供应链上出现的一个新的竞争问题。随着商品的多样化,快销品牌走进了消费者的视线。这类品牌产品的出现,对奢侈品牌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和影响。本文第叁章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用博弈理论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定价,同时也把消费者的策略等待和选择行为考虑进去,以便研究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和先前大多数文献研究的内在的参考价格不同,本文第四章基于线上分销商店和线下分销商店之间的竞争,提出消费者在面临这两种渠道时,会产生一个外部的参考价格效用。本文重点研究了这种参考价格效应对线上线下商店之间的定价问题会产生哪些影响。第四,针对时尚供应链市场波动大的特点,本文第五章专门研究了市场需求存在扰动情形下的供应链定价问题和协调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两种简单的批发价合同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实现最优定价以及如何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协调,对时尚品供应链在市场存在扰动时如何合理的定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廖继胜[4]2015年在《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性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加以谋划和推动。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就需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快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更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突破口。而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为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持。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导向,同时顺应文化产权交易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文化产权交易所这种新型市场交易平台在我国应运而生。2009年6月15日,我国第一家文化产权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揭牌。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的设立标志着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文化产权交易市场被视为我国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的重要突破口,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通道。然而,在文化产权交易所数量激增、市场热情不断膨胀的同时,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甚至缺失,因而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不小的阻力。随着《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国内正如火如荼崛起的文化产权交易所陷入何去何从的窘境,其发展需要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指导。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是我国产权市场中的新生事物,是在我国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出现的一项制度创新。目前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其认识及发展方向还比较模糊,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加强。因此,对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与实践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以探寻能够用于指导其实践的发展规律。这不仅可以促进文化产业领域产权交易市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可以为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客观依据。基于此,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制度创新为主线,循着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是一项什么制度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制度创新、为什么要推进制度创新以及怎么样推进制度创新这样一条逻辑思路而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将其用于指导发展的实践。围绕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这一主题,本文主要就以下五方面内容展开了研究:(1)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内涵及特征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是进行文化产权交易的场所。对文化产权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这既可以为文化产权的顺畅流转及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后续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起点。基于此,需要首先对文化产权的概念进行剖析。而要弄清文化产权的概念,关键是要厘清产权的概念,还必须理解什么是文化。在此基础上,再分别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界定与文化产权相对应的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内涵。此外,还要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构成要素及特征进行分析。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有别于证券市场的特征,也反映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2)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对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不仅可以从马克思与西方诸多学者的各种经济理论中汲取理论精华以获得相关启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必要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与实践中去加以总结和阐述。从历史的视野看,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迄今大致经历了兴起、快速扩张、清理整顿和新探索四个不同阶段。因此,在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经济理论作一阐述后,结合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与实践,着重从制度创新的内动因和外动因两个角度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形成的影响因素。(3)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机理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提升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从逻辑上说,在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效率分析之前,需要先认识其作用或功能。基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文化产权交易市场通过这些影响因素能否作用于文化产业发展,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对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机理分析,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其二是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4)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实现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的交易平台,这种对接的效果和程度还有待检验和判断。这就需要从效率的视角来考量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和作用效果,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高低决定着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作用的大小。而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评价与测度,又是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的客观依据。因此,在分别从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的视角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衡量进行理论剖析后,还要进一步构建影响和反映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获得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的相应启示。(5)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也是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必然趋势。通过对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进行理论剖析与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实际效率如何,受哪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哪些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从而为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提供依据和思路。根据实证结论,为提高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需要从交易制度、监管制度、组织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而在实践中,每一方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又该如何推进呢?对此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简而言之,本文以文化产权为研究起点,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作用机理、效率及制度创新等方面,探索和研究了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以实现其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作用机理、效率及制度创新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可见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实质上就是要积极有效地推进制度创新。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出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它对文化产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出来,这取决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高低,效率越高,其作用会发挥得越充分;而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又是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的客观依据,为提高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需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以利于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2)在对产权与文化的定义分别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并根据从文化到文化产权的演变路径的分析,提出了文化产权新的定义,即文化产权是指通过文化资源等文化生产要素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在其产权归属被界定后形成的文化财产所具有的相应权利,它是以特定的有形或无形文化财产为载体的一组权利的集合,包括狭义所有权或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等权能。(3)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动因可以从制度创新的内动因和外动因两个角度进行剖析。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的内动因是金融制度难以满足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外动因包括投资者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和分享文化成果的需要、筹资者破解文化企业融资难题和转化文化成果的需要、政府加大金融对文化产业发展支持力度的需要。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资源状况、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规模、科技因素以及政府政策。(4)实证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则为文化资源生产要素和资本资源生产要素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机制,它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源、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文化资源、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又通过作用于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主要环节,从而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影响。(5)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可以利用IE效率分析法即分别从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的视角进行衡量。实证结果表明,市场供给能力和市场交易成本是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为提高文化产权交易市场效率,需要从交易制度、监管制度、组织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创新。(6)过度的规制会弱化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因此,对于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选择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转向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创新,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中,这一选择对于推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制度创新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但同时,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引导、监督和保障等作用。本文最后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积极有效地推进制度创新,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的持续性发展之梦才可能得以实现。
张汀[5]2017年在《双渠道下的市场营销策略》文中研究表明该博士论文研究了双渠道背景下的市场营销策略。在传统供应链中,制造商通过独立的零售商销售产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制造商不仅通过传统的线下渠道销售产品,也开始通过网络渠道销售产品。这种制造商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销售产品的供应链被称为双渠道供应链。一些制造商(例如苹果、华为、雅诗兰黛)通过自己的线上渠道进行直销,而另一些制造商(例如花王、Topshop、耐克)则通过独立的线上零售商来进行网络销售。双渠道会对供应链中的每个成员产生不确定的影响。第一,双渠道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销售途径,利于触及更大范围的消费者。第二,双渠道会引起线上和线下的竞争,进而可能引起渠道冲突。第叁,线上线下渠道各有优劣,理性的消费者为了最大化自己的消费者剩余,可以利用各渠道的优势并规避各渠道的劣势,表现出更加策略性的行为。考虑到这些影响,如何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是吸引消费者,提高销量,避免渠道冲突,增加利润和提高供应链效率的重要问题。虽然已有大量关于双渠道的研究,但是双渠道下市场营销策略的研究仍旧不充分。而且,基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就更为罕见。为了填补了以上空缺,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双渠道中的消费者行为如何影响各渠道的销量和线上线下之间的竞争;第二,线上线下之间的竞争如何影响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交互关系;第叁,在双渠道中,供应链各成员的有效市场营销策略是什么,有哪些关于供应链效率的管理学意义。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推导均衡,分析管理学意义,重点考察了市场营销领域的叁个重要策略,即:定价策略,分销策略和广告策略。本文的第一部分研究了考虑展厅现象和沉没成本效应影响的定价策略。我们建立了单个网店和单个实体店之间的价格竞争模型。消费者在购买之前不确定产品价值,其中,一部分消费者喜欢该产品,一部分消费者不喜欢该产品。喜欢该产品的消费者比例越大,意味着产品价值不确定性越低。假设网店不允许退货,那么,消费者如果直接从网店购买,他们可能损失钱财而获得一个不喜欢的产品。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消费者可能先去实体店体验该产品,了解产品价值。此后,他们如果喜欢该产品,就从网店低价购买该产品;如不喜欢该产品,就放弃购买。这种"先看后买"的现象通常被称为展厅现象。与之前的文献不同,我们考虑了该行为受沉没成本效应影响。沉没成本效应是人群中广泛存在的难以消除的一种非理性现象,指先前投入的时间、金钱或其它资源会影响人们随后的决策。具体地,沉没成本效应在我们的模型中表现为:消费者在付出一定的交通成本到达实体店后,可能会不愿意放弃实体店而选择网店;且沉没的交通成本越高,消费者不情愿转移的程度越高。我们假设消费者到实体店的距离服从均匀分布。距离越大,交通成本越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离实体店距离最远的消费者将直接从网店购买,离实体店距离适中的消费者去实体店体验产品且在实体店购买,离实体店距离最近的消费者将先去实体店体验产品再到网店购买。我们给网店和实体店的定价决策提出了以下建议。虽然网店的销量来自两种类型的消费者(即直接购买者和先看后买者),网店在定价时,放弃其中一种消费者比同时考虑两种消费者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同样地,虽然实体店与网店在两处竞争(实体店需同时吸引消费者访问和打消访客转移到网店的意向),实体店在定价时,放弃某一处的竞争比同时在两处竞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具体来说,当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效应较高而交通成本较低时,网店应只考虑先看后买者,实体店只致力于打消访客的转移意向而不必考虑吸引消费者访问。反之,当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效应较低而交通成本较高时,网店应只考虑直接购买者,实体店只致力于吸引消费者访问而不必考虑打消消费者的转移意向。当处于中间区域时,网店应同时考虑两种类型的消费者,实体店既需要吸引访客又需要打消访客的转移意向;因此,在此中间区域时,网店和实体店之间的价格竞争最为激烈。我们还发现以下与直觉相反的结论。第一,到实体店的交通成本较高可能对网店和实体店都有好处,甚至可能为实体店带来比网店更大的好处。其原因是,高的交通成本会带来较高的沉没成本,进而提高了访客不情愿转移的程度。实体店可利用该沉没成本效应索取一个较高的价格。第二,产品价值不确定性低(即消费者喜欢该产品的概率高)可能会损害实体店和网店的利润。直觉上,产品不确定性越低,总人群中喜欢该产品的消费者多,可以对各方都有利。但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直觉相反,原因如下:当产品价值不确定性低时,更多的消费者将不体验产品而直接购买;这些消费者在购买时不确定是否喜欢该产品,网店无法对他们索要高价,从而使得网店和实体店陷入价格竞争。第叁,展厅现象中的沉没成本效应可以缓解网店和实体店之间的价格竞争。沉没成本效应会增加访客对实体店的粘性,显然对实体店有好处。令人吃惊的是,沉没成本效应对网店也有好处。其原因在于,沉没成本效应可增加消费者访问实体店的倾向,使得网店的销量更多来自于"先看后买"者。由于"先看后买"者已经确认自己喜欢该产品,网店可以向他们索要一个较高的价格,从而获得较高的盈余。总的来说,这部分内容通过建立实体店和网店的价格竞争模型,为实体店和网店在展厅现象和沉没成本效应下的定价提出了有效建议。本文的第二部分研究了产品垂直差异(即质量差异)化下的分销策略。不少制造商都生产差异化产品,例如宝洁、华为。在存在双渠道时,差异化产品的分销策略变得更为微妙。例如,全球领先的制造商雅诗兰黛公司,在中国市场建立了线上直销渠道后,将自己的护肤品牌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和悦木之源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将自己的香氛品牌祖马龙、唐纳·卡兰和汤米·希尔费格只通过线下渠道销售,将自己的护肤品牌的高端产品线汤姆·福特通过线下销售而低端产品线芭比波朗通过线上销售。据我们所知,之前关于双渠道的研究大多考虑单个产品的供应链,我们的研究是唯一在存在差异化产品的供应链中讨论分销问题的研究。本部分试图回答以叁个问题:为何不同的渠道会销售不同的产品,线上线下渠道应该分别销售哪种产品,考虑到线上线下渠道可能选择不同的产品组合,制造商是否应该引入线上直销渠道。为了回答以上叁个问题,我们考虑一个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制造商生产具有垂直差异的两种产品,即高端(高质量)产品和低端(低质量)产品。假设高端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高于低端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消费者对质量的偏好是异质的,假设服从均匀分布。在传统供应链中,制造商通过线下零售商销售产品。制造商也可以引入线上渠道向消费者直销,建立双渠道供应链。当消费者从直销渠道购买时,由于对产品的疑虑、网络安全的担忧等,面临效用的损失。损失比例越小,意味着直销渠道的接受程度越高。供应链成员间的博弈顺序如下。在第一阶段,制造商决定是否开设直销渠道。在第二阶段,如果制造商在第一阶段开设了直销渠道,那么制造商决定直销渠道上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数量,零售商同时决定零售渠道上各个产品的数量;如果制造商在第一阶段没有开设直销渠道,零售商决定零售渠道上各产品的数量。第叁阶段,消费者以最大化消费者剩余为目标,做出购买决策。我们利用逆向求解的方法推导出均衡结果。我们的结果揭示了以下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在传统供应链中,当单位质量成本较低时,零售商同时销售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反之,则只销售低端产品。在双渠道供应链中,不同的渠道可能销售不同的产品组合:当高低端产品的成本差小而直销渠道的接受度高时,零售渠道只销售高端产品,直销渠道同时销售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反之,当高低端产品的成本差大而直销渠道的接受度低时,零售渠道同时销售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直销渠道只销售低端产品;当高低端产品的成本差和直销渠道的接受度处于中间区域时,零售渠道销售高端产品,直销渠道销售低端产品。第二,我们还发现在产品垂直差异化下,引入直销渠道总是有利于制造商。先前基于单个产品供应链的研究通常指出,在某些条件下(例如直销渠道的接受度较高),制造商才应该引入直销渠道。而我们的结论与之前不同,原因如下。当制造商生产多种产品时,产品之间存在竞争。虽然引入直销渠道会引起渠道冲突,但可缓解产品竞争,从而有利于制造商。但是,引入直销渠道会降低零售商的利润。对整个供应链来说,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引入直销渠道是有利的:其一,高低端产品的质量差较小,即产品竞争激烈;其二,高低端产品的质量差较大但直销渠道的接受度较高。总得来说,这部分研究给出了垂直差异化下制造商的渠道选择的建议和各个渠道产品组合的建议。本文的第叁部分研究重点为双渠道下的广告策略。长期以来,广告被广泛应用于刺激需求、提高企业销量。品牌制造商常常通过全国性的媒体广告来影响大量消费者,塑造品牌形象,提高产品价值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随着双渠道的发展,线上线下竞争日渐激烈。网店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消费者不信任网店的产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网店开始寻求与品牌制造商合作,力图借助品牌制造商的全国性广告消除消费者对网店疑虑,改变消费者的渠道偏好。这种新兴的联合广告已流行开来。例如,日化制造商巨头欧莱雅在全国性电视台的广告中,宣布自己的产品在网上零售商京东超市有售,鼓励消费者到京东超市搜索和购买该产品。虽然这种联合广告有利于网店,但会对实体店的销量和利润造成威胁。为预防制造商和网店的联合广告,实体店可采取以下措施:向制造商承诺,若制造商不与网店结盟,在全国性媒体上只为产品广告,那么实体店可承担一部分全国性广告的成本。这种模式被称为广告成本分担。在双渠道背景下,这些新兴的广告模式虽然已在现实中流行开来,但还没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的第叁部分研究填补了这块空白。我们考虑一个双渠道供应链,该供应链中存在一个制造商、一个网店零售商和一个实体店零售商。我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讨论了以下叁种广告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全国性广告,即,制造商通过全国性媒体为自己的产品打广告。这种广告可提高产品价值。第二种模式为联合广告,即,制造商为自己的产品和网店同时打广告,网店为制造商分担一部分广告成本。这种广告既可以提高产品价值,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对网上渠道的偏好。第叁种模式为成本分担,即,制造商只为产品打广告,实体店为制造商分担一部分广告成本。与第一种广告类似,这种广告只能提高产品价值,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渠道偏好。通常来讲,联合广告的成本高于全国性广告的成本。这部分额外成本越低,意味着联合广告的成本效应越高。我们推导出这叁种模式下的均衡的分担率、广告的努力程度、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并比较了这叁种广告模式的绩效。我们得出了以下叁个结论。第一,在联合广告下,随着联合广告成本效益的增加,网店将增加广告成本的分担率,制造商将提高广告投入,直到制造商广告投入达到最高有效水平。此外,当消费者对网店的初始偏好较高时,网店倾向于分担更大比例的联合广告成本。第二,通过比较联合广告和全国性广告,我们发现当且仅当网店的分担率超过一定水平时,制造商才会采取联合广告。此外,网店也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愿意与制造商进行联合广告,该条件为:广告的潜在规模较大,联合广告的成本效益较高和消费者对网店的初始偏好较低;或者,广告的潜在规模较小,联合广告的成本效率和消费者对网店的初始偏好均较高。值得注意地是,消费者初始的渠道偏好在广告的潜在规模大小不同时对网店采用联合广告的意愿的影响不同。此外,相比全国性广告,联合广告会降低实体店的利润。尽管如此,如果消费者对实体店的初始偏好较高,较高的网店成本分担率和较高的联合广告效应可有利于实体店。其原因是,联合广告对实体店有两个相反的作用。正向作用表现为:联合广告可以提高产品价值,扩大市场。反向作用表现为:联合广告将改变消费者的渠道偏好,使得一部分原本偏好实体店的消费者变得偏好网店。如果消费者对实体店的初始偏好较高,那么高效率的联合广告对实体店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第叁,通过比较联合广告和成本分担,我们发现,网店不一定非得采取联合广告,网店可以搭实体店分担全国性广告成本的便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联合广告的成本效益和消费者对网店的初始偏好较低,所有的供应链成员在全国性广告成本分担模式下的利润都比在联合广告模式下高。总得来说,这部分通过研究叁种广告模式(全国性广告、联合广告和成本分担),给出了实体店和网店广告策略的建议。以上叁部分在双渠道背景下分别讨论了营销组合中的叁个重要问题:定价、分销和广告。总的来说,双渠道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来使用这把双刃剑。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叁点。第一,我们强调了在制定市场营销决策时考虑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性,给出了关于有效市场营销策略的建议。第二,我们研究了双渠道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博弈和相互影响。第叁,我们通过定价、分销和广告叁个策略举例说明了市场营销决策将对双渠道供应链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郑李卉[6]2016年在《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搭配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搭配作为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习者的搭配行为和搭配能力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语言研究者的重视。Pawley&Syder(1983)指出,学习者若想获得接近本族语的选词能力和接近本族语的流利性就必须掌握大量的搭配结构。然而,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研究却发现其在语言使用中普遍存在搭配知识缺乏的问题。而语料库(本族语语料库和学习者语料库)的出现使得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大规模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为人们重新审视语言使用中的搭配模式及其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基于"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Spoken and Writ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借助语料库检索工具 WordSmith Tools5.0,采用对比中介语分析和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的主要方法,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搭配行为。其中对比中介语分析用于比较中国英语学习者和以英语为母语者的搭配使用(即搭配错误的判定和同/近义词的语义韵研究)以及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搭配使用情况,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则用于对搭配错误的描写和诊断分析。本研究从SWECCL的口语子库(SECCL)中抽取总计821,644词的口语语料,建成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两个语料库:SECCL_TEM4包含中国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口语语料,SECCL_TEM8包含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口语语料。于其中提取出六种搭配类型:动词-名词(Cl),形容词-名词(C2),名词-动词(C3),名词-名词(包括名词+of+名词)(C4),副词-形容词(C5),动词-副词(C6),共计34,051项并对其中的搭配错误进行标注,以此为依据,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搭配使用进行深入探究:六种类型搭配及搭配错误在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的总体分布及频率,搭配错误的历时发展,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搭配行为的异同,不同类型搭配错误的特点及原因,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搭配使用的异同,以及学习者搭配行为中体现的语义韵特征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英语学习者搭配使用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从而为改善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搭配教学提出实质性建议。首先,对六种类型搭配及其错误的定量分析显示,在总计34,051项搭配中,判定为错误的搭配有4,476项,这其中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和名词-名词这叁种错误类型在所有搭配错误中所占比重最大,尤其在SECCL_TEM8中,这叁类错误合计占搭配错误总量的90%以上,而所占比重最小的搭配错误是副词-形容词,其在SECCL_TEM4中占所有搭配错误的1.10%,在SECCL_TEM8中则仅占0.58%。与此同时,每种类型搭配的错误率也不尽相同,其中,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的错误率最高,错误率最低的是动词-副词。由此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类型词汇搭配的掌握情况和使用能力不尽相同,出现频率最高的错误类型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和名词-名词错误,这其中对学习而言难度最大的是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而学习者对动词-副词搭配的掌握情况最好。更具体地说,根据语料库中每一类搭配的平均错误率对所有六种词汇搭配进行排序,难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和动词-副词。此外,对SECCL_TEM4中11年(1996-2006)的语料的历时分析结果表明六种搭配错误的数量11年来既有增加也有减少,但总体来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卡方测试结果(LL=172.166,p<0.001)显示搭配错误的数量在这期间显着性增加。由此可初步推断,我国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搭配使用能力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取得明显提高,搭配知识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也说明搭配教学仍是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第二,为考察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搭配使用情况,即学习者的搭配能力是否伴随其整体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本研究对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中搭配错误的标准化频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SECCL_TEM8中每一类搭配错误的数量均显着性多于SECCL_TEM4,这就意味着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其正确使用搭配的能力似乎并没有优于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反而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出现了更多的搭配错误。造成上述学习者英语水平与搭配使用能力之间负相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TEM4和TEM8 口语考试中试题的性质不同,前者为描述性试题,后者为论述类试题,难度较前者大,对学习者口语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其二,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英语专业大四学生)在口语搭配中与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相比更多地使用了频率相对更低、难度更大的词。用词汇分析软件RANGE分析比较不同水平学习者的词汇使用情况发现,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使用词汇的多样化程度明显高于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故前者在口语表达中使用了更多样化的词汇,也创造了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这其中不乏低频的难词。同时,对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中搭配的数量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SECCL_TEM8中的搭配数量显着性多于SECCL_TEM4。可见,高水平学习者在口语中使用的搭配数量也更多。然而,更多搭配错误的出现却说明,尽管在口语表达中使用了更多相对较难的词汇,创造了数量更大,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但对这些学习者来说,了解一个词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可以准确找到与之相搭配的词,搭配知识的不足使得搭配错误不可避免。这说明,学习者搭配知识的增长速度要落后于其词汇量的增加速度,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搭配能力并没有伴随其整体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也是造成相对高水平学习者在口语表达中出现更多搭配错误的直接原因。第叁,为深入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语搭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本研究在对语料库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类型搭配错误进行描写和诊断分析,以期揭示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及造成错误的原因。描写分析采用James(1998)提出的对学习者错误的组合分类法,根据不同类型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将每一类错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类型,并对每一类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显示,搭配错误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习者在使用某一词项的搭配时忽视或者没有充分掌握该词项的语义特征、搭配限制以及语义韵,而具体的错误不仅出现在构成搭配的某一词项上,也存在于搭配整体中。在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名词,副词-形容词,和动词-副词搭配中,给学习者造成难度最大的成分分别是动词,形容词,动词,作修饰语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对六种类型搭配错误的诊断分析发现,搭配错误主要由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造成,据此可以将其分为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两种。前者主要由母语迁移(直译)造成,后者则可进一步归因于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自造词,以及对目标词用法的片面掌握。尽管造成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上述原因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换句话说,某一具体搭配错误的产生可能是几个不同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对六种类型搭配错误而言,其产生的原因各有异同,其中母语迁移和同/近义词误用是最普遍的原因(适用于全部六种搭配错误)。现将每种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及原因概括如下:描写分析将动词-名词搭配错误(CE1)分为动词误用、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动词所带介词误用、限定词误用、词不达意、冗余、难以界定类错误共7类,其中动词使用不当是CE1的主要特征,与动词有关的错误(包括动词误用和动词所带介词误用)在所有CE1中所占比重达到了 56.14%。诊断分析发现,造成CE1的原因主要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以及过度概括;形容词-名词搭配错误(CE2)分为形容词误用、表语形容词用作定语、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词不达意、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6类,其中由形容词使用不当(包括形容词误用和表语形容词用作定语)造成的错误所占比重最大(55.57%),是CE2的主要特征。造成CE2的原因则包括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和自造词;名词-动词搭配错误(CE3)分为名词误用、动词误用(包括动词语态误用)、主谓不一致、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5类,其中由动词误用(包括动词语态误用)造成的错误占所有CE3的49.32%,是CE3的主要特征。诊断分析将CE3进一步归因于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及对目标词用法的片面掌握;名词-名词搭配错误(CE4)包含做修饰语的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做中心词的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名词+名词结构替代名词+of+名词、名词+of+名词结构误用、冗余、赘述、词不达意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8类,这其中做修饰语的名词误用造成的错误所占比重最大(34.69%),是CE4的主要特征。而CE4的出现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副词-形容词搭配错误(CE5)分为副词误用、形容词误用(包括形容词比较级误用)、形容词和副词语序错误、冗余、词不达意和难以界定类错误等6类,其中形容词误用(包括形容词比较级误用)是CE5的主要特征。造成CE5的原因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和过度概括等;动词-副词搭配错误(CE6)包含动词误用、副词误用、动词和副词语序错误、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5类,而由副词误用引起的错误占所有CE6的57.62%,是其主要特征。造成CE6的原因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和自造词。第四,为比较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词汇搭配使用的异同,确定口语搭配区别于书面语的特征,本研究从SWECCL的口语(SECCL)和书面语(WECCL)子库中各抽取一个样本建成样本语料库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用于实证对比研究,同时将本研究关于口语搭配错误的特点与原因的发现与前人对书面语搭配错误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出现了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搭配错误,而搭配使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搭配错误的数量上:口语中每一类搭配及其错误的数量均显着性少于书面语。同时口语中搭配的总体错误率(11.04%)也明显低于书面语(18.09%),这说明学习者在口语中对搭配的使用情况要优于书面语,对学习者而言,在写作中做出恰当搭配选择的难度似乎更高。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口语和书面语自身性质的不同,即口语的不可规划性(unplanned/unplannable)和书面语的可规划性(planned/plannable)。在口语表达过程中,对说话者来说通常很难在保持口语输出流畅性的同时兼顾词汇使用的多样化,换句话说,为了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想法连贯地表达出来,说话者常常不得不放弃使用更多样化或者说难度更高的词汇及其搭配。本族语者是如此,英语学习者更是如此。口语的自发性(spontaneity)大大限制了学习者在口语中能够使用的词汇及搭配的数量和多样性,他们在口语表达中更加依赖于那些习得较早、难度较低、使用起来更简单的词汇及其搭配。另一方面,在书面语写作过程中,学习者有较多时间用于安排写作的内容及其具体的表达方式,故而能使用更多样、更难的词汇用于创造更加多样化的搭配形式。然而,更多搭配错误的出现反而凸显了其搭配知识的不足。上述推测在对书面语和口语语料的定量分析中得到了证实:首先,比较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中的类符/形符比(Type/tokenratio)发现,前者(6.03)明显低于后者(7.75),说明学习者在书面语中词汇使用的多样化程度高于口语,因此也创造了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其次,用词汇分析软件RANGE分析比较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词汇使用特征,结果显示,其在口语中更倾向于使用难度较低、习得较早的高频词(口语中一级和二级词汇的比例高达94%,其中更有近90%是一级词汇),而在书面语中相对更多地使用了较低频、难度也更高的词(书面语中一级词汇只占约85%)。尽管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中六种类型搭配及搭配错误在数量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搭配及其错误的总体分布、错误搭配的特征及其成因均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搭配是形容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最低的是副词-形容词;而对学习者而言难度最大的都是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学习者掌握最好的则是动词-副词搭配;同时,书面语中的六种搭配错误均表现出了上述口语搭配错误的特征,也可归因于同样的原因。第五,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词汇层面,为进一步揭示其搭配使用的语义特征,本研究从同/近义词的语义韵入手,对比分析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口语搭配中所体现出的语义韵特征的异同。通过对cause(包括CAUSE,AROUSE,LEAD to,RESULT in/from,BRING about)和 happen(包括 HAPPEN,OCCUR,TAKEplace)这两组同/近义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总的来说,学习者对这两组词的搭配使用呈现出与母语者相似的消极语义韵特征,这些词均被普遍用于表达消极语义。然而,仔细对比每一个词/短语的语义韵特征后发现,学习者过度地将OCCUR,TAKE place,和BRIN Gabout用于消极语境,而将AROUSE和HAPPEN用于中性和积极语境,因而出现了因"语义韵冲突"(prosodic clash)而造成的异常搭配,甚至搭配错误。尽管已经掌握了有关同/近义词语义韵的基本信息,但这些信息显然不足以帮助学习者区分每一组同/近义词中每一个词项或短语的具体语义韵倾向并将它们准确地使用于搭配之中。而造成上述"语义韵冲突"的主要原因与母语负迁移及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方式有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告知某一词项/短语的词义外并没有提供足够与语义韵及搭配规约相关的信息,故而使学习者错误地认为这些词义相同或相似的词也具有同样的搭配行为。例如将CAUSE,AROUSE,LEAD to,RESULT in/from,和BRING about 全部等同于汉语中的"导致"或"引起",而将OCCUR,TAKEplacR,和BRINGabout等同于"发生",忽略了这些词各自不同的语义选择倾向和语义韵,从而因违反语义韵和语义选择倾向而产生异常搭配。语义韵冲突也存在于本族语者的口语表达,与学习者不同的是,他们通常是有意识地利用语义韵冲突来创造特殊交际效果,以表达某种"言外之意",如反讽、幽默等。而分析学习者语料中的异常搭配则发现学习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搭配行为已经违反了搭配规约,也不是在试图表达某种"言外之意"。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归因于学习者搭配能力的不足,对有关词汇搭配规约和语义韵知识掌握不充分。这样的异常搭配可以被视作是语用失误的一种,其比语法错误更容易在交际行为中造成误解甚至交际中断。因此,要提高学习者的词汇搭配能力以及语用能力,有必要在外语教学中引入语义韵概念,借助语料库证据,帮助引导学习者分析概括所学词项在搭配行为中的语义倾向,以便做出恰当的搭配选择。最后,在对本研究的发现作总结的同时,也就该研究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意义做了探讨,即如何根据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具体特点来进行搭配教学,并提出了改进大学英语搭配教学的具体方法和策略。首先,改进搭配教学的前提必须是提高英语教师和学习者对搭配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难度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在课堂教学和课后自学过程中对搭配的重视程度和搭配教学的自觉性。仅仅提高搭配意识显然是不够的,要减少语言使用中搭配错误的数量就必须将搭配知识融入词汇教学过程,使搭配成为词汇教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一个词可以和那些词相搭配是需要教的,而词汇教学也不能只停留在词的意思层面。具体的搭配教学可按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选择一个目标词,并确定其词级;2)在搭配词典中找出该目标词的所有搭配形式及搭配词,并确定这些搭配词的词级;3)根据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语言使用的不同目的所需的词汇量,结合搭配词的词级,确定词汇教学需保留哪些搭配词;4)将需要教学的搭配词根据不同的搭配类型呈现于"搭配网"(collocational web)之中;5)设计相应的练习来强化学习者对以上搭配的掌握。最后,为保证搭配教学的系统性,提高搭配教学的效率,英语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汉语和英语中的词汇搭配作比较,指出其异同。由于母语迁移是造成搭配错误的主要原因,无论在教材的编写还是实际的词汇教学过程中都需强调汉语与英语的差别,让学生了解到哪些搭配在汉语和英语中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直译,哪些搭配是不可以直译的,而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后者。同时,汉英之间的如下差异也给学习者做出正确搭配选择造成了困难,因而也需要在搭配教学中特别指出:汉语中没有名词单复数这一概念,没有限定词或冠词这一语法分类,汉语中存在大量意念/无标记被动句,汉语中的形容词和副词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第二,重视同/近义词的搭配教学,可借助搭配网格(collocational grid)。学习者时常忽视同/近义词的搭配限制及语义韵,在搭配使用中将其混淆,因此在教学时可将同义词及其常用搭配呈现于网格中,如有必要,也可在网格中提供有关这些词的语义特征、搭配限制、语义韵等信息,帮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同/近义词在具体搭配使用中的异同;第叁,搭配教学既需向学生提供搭配使用的正例,也需提供反例,即教学内容也需包括学习者的搭配错误。搭配错误能够很好地反映学习者对搭配知识的掌握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学习者口语表达中出现的搭配错误,适时加以提醒和指正,并对错误进行记录。同时可以借助语料库工具,建立小型的学习者语料库,对其中的搭配错误进行标注、归类和诊断,再将语料库运用到搭配教学中。如此,在搭配教学中除了告诉学生一个词可以与哪些词搭配外,还可明确指出其常见的搭配错误,帮助学生在语言使用中避免犯类似错误;第四,搭配教学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而将语境融入教学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本族语语料库。学习者需要习得的不仅是词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词的用法,教学过程中可以借助本族语语料库,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真实的词汇使用环境,了解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搭配限制。这就要求教学大纲的制定者、教材的编写者,以及英语教师确保词汇及搭配教学中所使用的实例必须来自真实的语境。此外,对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教师可以帮助其学会如何利用语料库软件从语料库中提取数据、检索搭配,提高其自学的能力和效率。最后,也是搭配教学必须坚持的基本策略是搭配能力的提高必须经过反复地练习。搭配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将其对搭配的接受性知识(receptive knowledge)转化为产出性知识(productiveknowledge),即能够在具体的口语和书面语表达中准确使用大量的搭配结构。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确保学习者能在课堂教学及其课余生活中不断反复地在练习和真实的英语使用过程中运用所学到的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所学知识,并最终提高其搭配能力。这也再起强调了搭配练习的重要性,教师必须在教授搭配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和组织足够的练习和交际活动,从而强化学习者对所学搭配的掌握,提高其搭配使用的准确性。本研究是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搭配行为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尽管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搭配习得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据此为改进搭配教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希望能够借此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教师对搭配教学的重视,并通过采用本研究所提出的搭配教学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搭配教学的效率,从而促进学习者搭配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提升。
Vinod, Kumar, Chandola[7]2017年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后来者进入印度的市场渗透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现有国际化进程理论在解释“新兴经济”企业渗透其他新兴经济/市场的策略方面研究成果较少,本项研究聚焦于探讨专长于智能手机的中国科技企业迅速进入印度市场进程中的成功战略和策略。笔者借鉴了有关后来者和新建国际企业方面的文献,开展了两个子项研究。根据被广泛借鉴的基于多案例研究创建理论的方法论,子项研究一从实地采访4家主要中国手机公司相关负责经理的结果中提炼出各家渗透印度市场成功战略的共性要点。发现这套定性的研究结果能够支持笔者构建的“中国智能手机公司进入印度市场成功要素概念框架”之后,笔者开始了子项研究二,即实证研究。该子项研究开发了另一个题为“印度消费者智能手机购买意愿构成框架”的模型,以期从消费者的视角进一步验证子项研究一的企业成功要素概念框架。笔者设计了一套测试购买意图框架内含的各个构念间关系的调查问卷。经过对问卷的预测试后,笔者通过互联网对印度消费者开展了问卷调查,又按照合规的统计方法分析了回收的问卷。这些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了营销沟通对顾客购买意愿影响的正向关系,由此进一步支持了子项研究二的理论框架。即使该战略框架内的可获性也得以显示,分析结果给人更为突出的启示是,公司虽能用产品和价格战术和现有竞争对手抗衡,但更为有效的则是基于顾客参与的定位战略。这一点可谓外国市场后来者进入战略的一个新的洞识。总之,本项系列研究意在为进入其他价格敏感且仍处于碎片化,竞争激烈的新兴国家市场的后来者企业重建成功战略要素组合模型,结果表明研究基本实现了目标,并对现有的国际营销学术文库做出了一点贡献。
侯县平[8]2016年在《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以及危机频繁爆发的大背景下,危机通过传染效应迅速从起源国家(经济体)向其它国家(经济体)蔓延。在危机的传染渠道中,金融传染已经成为危机传染的主要渠道。金融传染效应事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与金融的安全与稳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是证券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自建立以来,不断探索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传染。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爆发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金融传染效应,对于了解中国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制定风险控制策略和相应的金融经济政策,深化金融改革和扩大金融开放,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维护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明金融传染效应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上海股票市场、深圳股票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四个市场,基于动态VaR风险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首先,本文对传染机制进行了分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考虑中国市场结构,分析了投资者行为,发现金融危机后股市与债市之间存在着安全投资转移,且这种安全投资转移行为具有基于市场结构的差异性,投资者行为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间不完全相同。其次,本文对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动态VaR在统一框架下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1)胖尾和有偏分布模型比正态分布模型更加准确的测度了市场风险,因而胖尾分布和有偏分布比正态分布能够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在风险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2)杠杆效应不是风险测度的关键,因而刻画杠杆效应的GJR模型并没有表现出必然比传统的GARCH模型更高的精度。因此,可以忽略杠杆效应对证券券市场风险测度的影响。说明杠杆效应在证券券市场的风险测度中不能提供更多的有效信息。(3)最优风险测度模型为在某一覆盖率水平下Backtesting检验的p值最大者,这是因为p值大的模型比p值小模型准确度更高,更加精确的刻画了市场的波动特征和风险状况。这也就是说,要想更加准确的测度风险,应该从众多的波动模型中通过检验来选择最优模型。再次,本文在动态VaR测度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结果表明：(1)整个样本区间,股市与交易所债市、银行间债市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具有很大的不同,而债市与上海股市、深圳股市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没有不同。(2)金融危机显着加强了股市内部、债市内部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3)无论金融危机前还是金融危机后,股市与交易所债市、银行间债市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不同。(4)金融危机前,仅有股市对债市的传导,金融危机后,不仅股市对债市有传导,而且债市对股市也有传导。金融危机显着加强了股市与银行间债市间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也加强了债市对股市的风险传导能力。(5)股市与银行间债市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和金融传染效应非常稳健。(6)交易所债市与银行间债市间的金融传染效应,交易所债市、银行间债市对深圳股市的金融传染效应,以及银行间债市对上海股市的金融传染效应都非常稳健。(7)交易所债市、银行间债市之间的差异,在它们与股市间的动态风险传导关系中,实实在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造成了它们与股市间动态风险传导关系的不同,而上海股市、深圳股市间的差异,仅在较低风险时它们与交易所债市间的动态风险传导中发挥作用,造成们与交易所债市动态风险传导关系的不同。这说明债市间的差异大,影响大,股市间的差异小,影响小。总体来看,无论是债券市场内部和股票市场内部,还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金融危机前市场间的动态风险传导总体较弱,而金融危机后市场间的动态风险传导明显加强,关联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表明金融危机显着强化了中国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动态风险传导关系,市场间存在着金融传染效应。交易所债市、银行间债市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与股市间动态风险传导关系的不同,表明债市间的差异造成债券市场间的资金、信息等还不能充分有效的流通,两市仍处于一定的分割状态。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股市与债市间的动态风险传导及金融传染效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外,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分析了传染机制,发现因市场差异的存在,投资者行为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间不完全相同。最后,本文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建议：(1)金融监管首先都必须充分考虑金融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特别是重大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以保证金融体系才能健康平稳运行。其次,要充分考虑债券市场在受到冲击后的对外风险溢出能力。债券市场在受到冲击后变成股票市场乃至其它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源,不考虑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将可能低估风险,造成监管措施不当,引起金融系统动荡。再次,要提高监管措施的协调性和针对性。金融市场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关系与冲击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必须提高政策的统筹协调性,兼顾各个市场间的变化,同时,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要针对不同的市场特别是不同的债券市场,充分考虑市场间的差异,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2)不同债市与股市间的风险传导不同,表明债市间的差异造成债券市场间的资金、信息等还不能充分有效的流通,两市处于一定的分割状态。分割状态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不利于债券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债券市场建设力度,建立统一互联高效的债券市场,建立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强大债券市场,使之成为股票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缓冲器,特别是对重大危机的风险缓冲作用,对于维护中国金融市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对投资者而言,金融传染效应使得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效果降低,因此,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也必须要考虑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特别要考虑面临重大危机时的金融传染效应,才能进行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以便有效的分散投资风险。
王小凤[9]2017年在《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初中英语教学设计是初中英语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体现了英语老师思考教学要达到哪些目的、教授哪些内容、组织哪些活动、运用哪些技巧、利用哪些资源等去达到教学目标。一份准备充足的英语教学设计是一堂好课的前提,同时也体现了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能提高英语教师的自信。总而言之,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在英语教学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由包括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四个部分。英语课堂教学设计要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导思想,即教学设计每个环节都要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最终指向学生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和学习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的研究在国内现在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导致目前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也吸引更多学者对此领域的关注与研究。本文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人本主义、全人教育,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课堂观察法和访谈法,通过分析15篇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10次对初中英语的课堂观察,访谈5位初中英语教师,探究总结出当前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存在以下问题:1.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过多关注语言知识;2.初中英语教学设计内容不完整,多数缺少学情分析和总结;3.情感目标牵强生硬,放之四海而皆准。基于调查研究,归纳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有:1.应试教育的影响;2.部分初中英语教师没有重视课堂教学设计;3.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属于新概念,还没有广泛推广。针对以上问题与原因,作者提出了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建议:1.初中英语教师应该积极学习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加深理解;2.在初中英语教学设计中关注内在逻辑和关联,注意提炼和整合内在知识结构;3.在初中英语教学目标中体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4.设计的教学活动要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相结合。另外,作者也设计出不同课型(听说课和读写课)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案例,以期更好地解释说明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的建议,最终希望为初中英语教师在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设计方面提供一些参考。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研究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士进一步探索分析。
王帕坎（PRAKAN, PHUKET）[10]2016年在《旅游业:34.2*100.056;收入:6*7.14123;代表:3.6*3.90773;旅游产业:34.2*100.056;财政管理:6*3.57062;旅游资源:10.8*18.0244;旅游城市:10.8*36.0488;经济增长:28.8*17.3811;泰国:22.2*60.0449;篇长:1865》文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不仅体现在他的产业规模,而且体现在其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及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质量上,在考虑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差异性经济的基础上,相关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本国单一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而是要全方位的综合分析。泰国是一个千年历史的佛教寺庙国家,人民友好善良,混合印度、欧洲和美国文化,是一个宗教信仰和天然旅游资源丰富国家。旅游业在整个泰国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泰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其带来的直接效应也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同时政府也十分重视本国的旅游产业,并大力支持各旅游行业的投资发展。目前,泰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在东南亚国家中已名列前茅,同时在世界排榜中位置也不断上升。借此,本文在构建了旅游业发展"规模、结构、质量"这一核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旅游业、泰国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泰国旅游业发展的情况,讨论其中的利与弊,利用发展优势增长的模型,通过理论研究与计量分析结合的办法,对泰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不仅验证了旅游业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地位,同时近一步揭示了影响这种关系的实质性因素。本文利用2005-2014年泰国各城市旅游发展数据,包括国内恐怖突发事件、政治动荡、金融危机、社会发展等变化,十年中旅游业和经济增长的历程具有不同的模式和规律。本文以分析泰国当地整体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事件,以时间为轴线,对旅游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进行总结性演变。随着2002年泰国成立旅游部,公布旅游法之后成立的52个城市旅游部门的新旅游城市,新旧旅游城市之间的游客流出现高速增长,为旅游行业开发新市场和商业创造了更多机会。2008金融危机对全球旅游业破坏力度也直接影响泰国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2-2014年泰国内部政治动荡两次重大事件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实征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首先,本文将泰国旅游城市分为1旧旅游城市和新旅游城市,旧旅游城市代表旅游业规模较大的经济发达地区,新旅游城市代表旅游业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地区,为了更好的处理不同城市间数据问题,本文在时间排列样本较充足的前提下采用了异质面板技术,其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和旅游两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种协整关系,应用面板ECM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所有旅游城市和经济增长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新旅游城市只存在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个结论对泰国制定相关旅游业发展政策具备一定的启示作用:对旧旅游25个城市来说,只要经济保持均衡发展,旅游业自然会从中受益,所以,资源分配不一定要向旅游业倾斜很多;对新旅游52城市来言,如果政策制定能够倾斜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话对整体经济的促进是较为明显的。再者,本文对泰国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结构特征的四个核心旅游业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和各个旅游行业之间均存在长期关联性,并且呈现了不同的因果层级关系;酒店业作为核心产业与餐饮业、旅行社、航空业双向促进发展。餐饮业和其它行业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受到其它行业影响较大,但对其它行业影响有限。从刺激旅游各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酒店业的主要核心地位和对其它行业的带动性可视作相关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的经济和旅游待业间短期因果层级分析结果对旅游相关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启示作用。进而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备和预测行为发展周期可能存在的事态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最后,本文在进行门槛回归之前首先检验旅游业发展质量代表的旅游专业化程度的门槛变量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为结果显示77个城市在门槛水平值水平上划分为叁个组别,每个组别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呈现不同的趋势。从国土面积、人均GDP、服务业占GDP比例和森林占国土面积的数据来进一步讨论,从统计结果来看,占地面积较小并且人均收入分布较为分散的城市,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存在强烈关联;而在人均收入不髙的中小型城市,如果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以及森林占国土面积比例都较低的话,旅游业发展会较难推动经济的发展。本文实证检验结果:旅游收入和旅游业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存在高度关联性。假设把旅游业投资的增长率作为自变量、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旅游收入和旅游投资之间,还是经济增长、旅游收入与旅游投资叁者之间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由此可见旅游业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旅游发展的带动性是十分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研究[D]. 陈宸.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2]. 天然气期货影响因素及定价模型研究[D]. 邢文婷. 重庆大学. 2016
[3]. 考虑消费者行为和市场扰动的策略定价研究[D]. 汪宁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4]. 文化产权交易市场发展研究[D]. 廖继胜.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5]. 双渠道下的市场营销策略[D]. 张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6].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搭配行为研究[D]. 郑李卉. 浙江大学. 2016
[7].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后来者进入印度的市场渗透战略研究[D]. Vinod, Kumar, Chandol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
[8]. 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的金融传染效应研究[D]. 侯县平.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9]. 基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设计研究[D]. 王小凤. 合肥师范学院. 2017
[10]. 旅游业:34.2*100.056;收入:6*7.14123;代表:3.6*3.90773;旅游产业:34.2*100.056;财政管理:6*3.57062;旅游资源:10.8*18.0244;旅游城市:10.8*36.0488;经济增长:28.8*17.3811;泰国:22.2*60.0449;篇长:1865[D]. 王帕坎（PRAKAN, PHUKET）.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