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7个省份的调查①
齐瑶娣1,3 朱 宇1,2,5王文菲4林李月1,2,3
（1.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7；
2.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007；3.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4. 布里斯托大学，布里斯托 0117；5. 上海大学 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摘要］ 在大力推动新型镇化的背景下，研究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一项2015年对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四川7个省份回流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并通过构建Logit回归分析模型探讨其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女性回流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依旧明显。在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再外出意愿、回流原因、在外职业流动次数及地理区位对两性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均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和抚养压力更多地对男性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家乡耕地、外出时工资水平及村办企业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则更为显著。
［关键词］ 回流劳动力；再就业；性别差异；影响因素
1 引言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渐成趋势[1][2]，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中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省份单向迁移的局面，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格局[1][3][4]。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对流出地的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需要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肖丹教授强调，与普通烟草一样，电子烟的二手烟雾也会带来健康危害。卷烟点燃后会释放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如尼古丁、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含硫气体等，二手烟暴露会导致肺癌、烟味反感、鼻部刺激症状和冠心病。人们在使用电子烟时，也会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当前学术界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这一现象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部分回流后参与过创业的劳动力，对回流劳动力创业的基本状况[5]、创业的影响因素[6]-[8]、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相应的对策[9]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然而在回流的劳动力中，只有少部分在外务工期间积累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农村劳动力能够返乡创业[10]，而大部分劳动力回流后依然以就近就业为主，甚至处于待业状态[11]，因此通过迄今以创业为焦点的研究还难以对回流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尽管一些为数不多的学者已就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基本状况进行了探讨，但他们的研究多是基于局部地区的调查，而且据此得出的关于劳动力回流后再就业状况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如大部分学者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流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劳动力先天人力资本不足的遗憾，其就业竞争力得到了提高[12]-[14]，且回流劳动力可以以务农为最终退路，因此不存在失业的问题，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率较高[9][10]，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具有补偿流出地人力资本的作用，对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1]。但也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仍在外流动的劳动力而言，回流劳动力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回流后大多数劳动力仍然重返农业生产，就业收入低[1][15]，再次外出是大部分回流劳动力的必然选择[16]。
在家庭化、结伴式和往返式的流动过程特征的作用下[17]，越来越多的女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流动人口性别结构逐渐趋于均衡，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8]。女性回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因受自身生命历程、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除了要面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共性问题之外，还可能遭遇性别歧视[19]。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将回流劳动力当作一个同质的整体，缺乏从社会性别差异的视角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进行分析。而事实上，不同性别的回流劳动力心理、生理、家庭角色分工、职业需求不同，由此产生的性别角色观念可能会对两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选择产生影响，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因此，分性别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
基于此，本文将使用一项2015年对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四川7个省份回流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本次调查覆盖了我国从内陆到沿海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在全国层面上对回流劳动力具有一定代表性，据此得出的研究结果对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以改善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促进回流地的稳定与发展。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将自变量分为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禀赋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环境特征及控制变量5类，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自然对数）、受教育程度；家庭禀赋特征包括是否有耕地、是否在回流地购房、是否有在学子女、家庭65岁以上的老人数、家庭年收入（自然对数）；流动特征包括外出时职业类型、在外职业流动次数、在外务工月收入（自然对数）；就业环境特征包括所在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所在村庄是否有村办企业、地理区位；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再外出意愿与回流原因（自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人力资本是附加于劳动力身上且区别于物质资本的一种资本类型，通过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个人能力、健康状况等形式表现出来，且成为影响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劳动力往往具备更强的就业能力，且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受教育程度是表征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及就业选择性[10]。生命周期理论将人的一生划分为少年、中青年和晚年三个阶段，认为一个人的市场生产率（工资）呈“倒U型”生命特征，人们往往在市场生产率较高的中青年阶段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劳动力市场，而人力资本投资、闲暇消费活动则更多地发生在市场生产率较低的少年、晚年阶段[20][33]。实证研究表明，精力充沛、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的中青年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更高[10]，且参与创业的可能性更大[7][8]。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个体特征差异显著，女性回流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除了要面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共性问题之外，还可能遭遇性别歧视[19]。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a：性别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较之男性回流者，女性回流再就业的可能性更低。
假设1b：人力资本因素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回流劳动力更容易实现再就业。
家庭分工理论认为，家庭内部成员会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来进行分工，以获取家庭产出的最大化[21]。已有研究表明，赋闲老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为了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父母会协助其子女料理家务、看护孩子，从而放松其子女的时间约束并增加他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22]。研究还表明，相对于无子女的回流劳动力来说，有子女的回流劳动力更倾向于参与再就业和创业[8]。此外，家庭收入对回流劳动力就业和创业意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0][11]。然而，传统的家庭分工使不同性别的回流劳动力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因此，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影响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a：家庭经济状况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2b：家庭抚养压力有利于促进回流劳动力再就业。
前述二元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就个体特征而言，性别、再外出意愿都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看，性别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的影响显著，男性回流者再就业的发生比是女性的1.70（e0.528）倍，这表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占据更多的优势，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吻合[10]。可能的解释在于：第一，男性在体能和精力上更具优势，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回流后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更大[29]；第二，对女性择业的传统偏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回流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1a。
回流劳动力在回流前已经有着长期循环流动的经历[23]，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足的遗憾。已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时的就业状况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曾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力回流后更容易实现再就业[10]，此外，在外务工时的工资收入是其回流后创业的基础，在外务工收入较高者更倾向于回流创业[12]。由于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原因、在外务工经历等流动特征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可能对其回流后的再就业行为造成差异性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流动经历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
假设3a：较之蓝领工作者，白领工作者回流后更容易实现再就业。
分离立交桥梁施工过程根据《公路桥梁分部分项工程》划分，主要可分为：基础及下部构造、上部构造预制及安装、桥面工程、附属结构及引道工程五大类，然后根据这五大类对此进行下一步细分，分解得到WBS树，如图2所示.
都说现在社会竞争激烈，甚至有人鼓吹生命的诞生就是一场竞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女儿的竞争意识差一点，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困扰我的难题，在我看来，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的任务不是向外延展寻找自己的竞争对手，而应向内积累学会接纳自己。低龄阶段的儿童如果不能接纳他人，其实本质上是不具备接纳自己的能力。
假设3b：外出务工时收入较高者回流后更容易实现再就业。
假设3c：外出时职业流动次数与其回流后再就业的概率成正比。
此外，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行为，还可能受流出地的劳动力市场特征等就业环境因素的影响。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一些失业劳动力对于找工作持悲观态度，因而主动放弃寻找工作，从而成为了“沮丧的工人”，导致周期性失业的劳动力剧增，然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失业劳动力则明显减少[24]。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市场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且能为回流劳动力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11]。研究还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还受到家庭所在区位等区域因素的影响，如果农村劳动力居住在就业机会较多、就业信息通畅的经济较发达地区或城镇附近[25]，他们实现就业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依此逻辑，这同样适用于解释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现象。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就业环境因素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
此外，就月收入来看，实现再就业的回流劳动力月收入为4741.21元，其中女性回流劳动力为2662.92元，男性为5781.99元，将近是女性回流劳动力的两倍，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中男性流动人口在外务工收入高于女性的结论相近[32]，但本次调查回流后月收入的性别差异更大。这表明对于女性回流劳动力而言，地理位置的改变并不能使其摆脱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其就业层次较低，而这不利于其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显然，尽管流动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非农化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但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率低，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回流后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农村劳动力资源闲置现象突出。此外，女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的比重更高，女性的月收入明显低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等事实值得引起重视。
4b：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回流者更倾向于再就业。
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回流劳动力，指的是外出务工一年，从外地回到家乡（包括县城和乡镇），且在家乡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5年4-8月在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7个省份对回流劳动力的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各省每省抽取3个县，再根据村庄的地理位置及距最近城镇的距离在每个县选取5个村庄，最后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15个样本，共发放问卷1632份，其中男性1032份，女性样本600份，剔除回流后工作信息存在缺失的样本后，共回收有效样本1624份，回收率为99.5%。调查内容包括回流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状况、迁移和回流决策、在外流动经历、回流后再就业状况等详细信息。
3.2 变量选择
3.2.1 因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认为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的结论不相符[10]，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流出地就业机会较少、就业信息不通畅，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率不高，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中青年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其二，受教育程度较高、中青年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可能是暂时的，他们可能会选择再次外出，因此自愿失业。上述回归结果拒绝了假设1b。
本文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考察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回流劳动力是否实现再就业”是二元变量，本文根据问卷中“回流后您是否一直没有工作（指稳定的工作，不包括短期临时工）？” 这一问题，将选项中的“否”视为“再就业”，赋值为1，将选项中的“是”视为“没有再就业”，赋值为0。
以往的河道整治工程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对河道加以影响和作用。一是采用固化的方式，通过固定边岸的方法影响河流的流势。二是控制水流的方式，影响河道上游与下游水势的变化。三是通过几何断面设计的方式，利用河流冲击形成自然的断面。护岸材料的铺设会影响河道自然变化；改变河道的形态及坡度虽然利于航运的进行，但限制了水体生物的物质传导；断面的几何设计改变了河岸的断面结构以至于改变了水体生物生存的环境及它们的食物来源。
3.2.2 自变量
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是个体因素、家庭禀赋因素、流动因素和就业环境因素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谷子:① 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的粮食作物;② 谷子的没有去壳的籽实,也叫粟,有的地区叫粟子。(注:②中的“谷子”应该改为“这种植物”)
4 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基本状况及性别差异
[2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8-49; 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Spring 1994), pp. 313-344.
表1 样本的描述统计
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率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回流后就业稳定的男性劳动力比重为65.18%，女性劳动力仅为55.69%，比男性回流劳动力低了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回流后再就业率偏低，其中女性回流劳动力更为明显，验证了假设1a（见图1）。
图1 回流劳动力就业参与率及其性别差异
回流劳动力的就业地点主要以乡村为主，所占比重达56.41%，其次为乡镇所在地，比重为31.60%，而在县城就业的比重最低，仅占11.99%。对实现再就业的回流劳动力的户籍所在地和就业区位分布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差异明显，仅4.22%的回流劳动力户籍所在地为乡镇所在地或县城，但近半数的回流劳动力选择在乡镇所在地或县城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趋势，但这一趋势还有待加强，迄今仍有半数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回乡不进城”，选择在乡村就业。此外，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区位选择这一现象性别差异不明显。
表2 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基本状况及性别差异
由于长期耳濡目染城市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回流劳动力大多不愿意重返农业生产，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流劳动力仅占就业回流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左右，回流者更倾向于从事制造加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此结论与以往研究的实证调研的结果相近[26]，这表明流动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职业非农业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劳动力回流后所从事的职业依然具有集中、低端的特点，就业空间较为狭窄，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等技术含量低的职业。此外，回流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回流劳动力中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比重略高于女性，但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比重显著低于女性。
4a：村办企业数量有利于促进回流劳动力实现再就业。
姥姥没接她的茬。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年全是我做的主，今天我就再做主一次，也不跟你爸你妈商量了，全告诉你吧。
5 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5.1 人力资本存量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振捣混凝土要运用振捣棒进行振捣，通常二次振捣要在混凝土初凝前完成，对于混凝土泌水在粗骨料、水平钢筋下部生成的水分和空隙要进行排除，这样混凝土与钢筋的握裹力才会大大提高。而且在沉落作用下混凝土会出现裂缝，出现内部微裂的情况，提高了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所以其抗裂性也有所提高[3]。
胃憩室为胃壁囊样膨出，是一种发病率非常低的消化道憩室类疾病。据文献报道[1]，通过上消化道造影发现胃憩室的概率仅为0.04%，在尸体解剖检查中胃憩室的检出率为0.02%。其发病机制及原因尚不清楚，据文献报道[2]可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以先天性为多见。胃部肌层的先天性发育不良而引起胃壁的膨出是先天性胃憩室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后天性多因病理性原因引起，如胃的周围性炎性粘连、机械牵拉或溃疡造成胃壁黏膜组织收缩变形或各种原因导致胃局部内压增高所致。先天性胃憩室多发生于胃后壁，其次是食道与胃连接处下方区域，憩室壁为胃壁的三层组织学结构，但获得性的胃憩室缺乏胃肌层组织[3]。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不容乐观，返乡至少一年的劳动力中，就业（包括务农） 稳定的回流劳动力比重仅为61.69%，即使加上一部分（12.95%） 有过创业经历、但其创业行为不构成稳定就业状态的回流劳动力，在家乡有过就业经历的回流者也仅占74.64%，一直处于待业状态的回流劳动力比重高达25.35%，这一比重明显高于魏凤、薛会会（2013）对陕西省回流劳动力再就业调查结果中回流劳动力7.4%的失业比重 [11]，也高于马芒（2012） 对安徽省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研究结果中回流劳动力18.2%的失业比重 [10]。由于前述12.95%的回流者其创业行为不构成稳定就业状态，同时本次调查的多数指标仅针对就业稳定的回流者，故而，本文主要聚焦于具有稳定工作的回流劳动力。
5.2 家庭禀赋特征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及性别差异
由于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家庭内部成员更注重家庭的整体利益，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决策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直接目的[1]，是个人决策与家庭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家庭因素往往也是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家庭禀赋因素中，是否有耕地、是否在回流地购房、是否有在学子女、家庭年收入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均有显著地影响。
在近几年，我国开始加强基础工程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工程监理制度的管理工作，并对工程监理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中通过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进行描述，明确监理工程师接下来的工作中的重点。
其中，家庭耕地仅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显著，对整体样本和男性样本并无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家庭有耕地的女性回流者实现再就业的概率比无耕地的女性回流者高0.55(e0.435-1)倍，这可能是因为有耕地的女性回流者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因此失业的概率较小，这表明农村土地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回流女性的再就业。此外，在回流地的购房情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均对整体样本和男性样本影响显著，对女性样本则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已在回流地购房、家庭经济收入较高的男性劳动力回流后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大，显然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对男性回流者再就业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究其内在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已经购房、家庭条件较好的男性回流者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10]，因此相对于没有购房、家庭收入低的男性回流者更具优势上述结果验证的假设2a。与此同时，是否有在学子女这一变量也仅对整体样本和男性样本影响呈正向显著，并不构成女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来看，有在学子女的男性回流劳动力实现再就业的概率比无在学子女的男性回流劳动力高0.53（e0.423-1）倍。这表明抚养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男性回流者再就业的动力，家庭有在学子女的男性劳动力，需要承担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家庭负担更重，回流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成为其减轻家庭负担、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出路，假设2b得到验证。
5.3 流动经历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及性别差异
流动经历是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重要变量，回流劳动力在外多年的流动经历使他们区别于普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获得了资金、信息技术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城市津贴”[30][31]，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先天不足的遗憾。回归结果表明，外出时工作的职业类型、在外职业流动次数和外出务工月收入均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
在外务工时的职业类型对整体样本再就业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外出时为蓝领工作者的劳动力，白领工作者回流后更容易实现再就业，假设3a得到验证。这与其在外积累的工作经验有关，相对于白领工作者，蓝领工作者大多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外务工期间积累的工作经验有限，因此相对于蓝领工作者，白领工作者在回流后也就有着更广阔的就业选择空间和更高的就业可达性。此外，在外职业流动次数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影响存在性别共性，在外职业流动次数越高的劳动力回流后失业的可能性越大，拒绝了假设3b。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外务工过程中就业较稳定的劳动力积累了更多的工作经验，因此其回流后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再则，外出务工时的工资收入对女性劳动力回流后的再就业存在抑制作用，在外务工时月收入越高，回流后待业的可能性更大。针对这一现象，家庭分工理论给出了解释，家庭分工理论认为，一个人可以利用的时间分为市场工作、家务劳动、闲暇三个部分，有效率家庭的内部成员会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来选择个人最佳的时间利用方式，以获取其家庭福利的最大化[20]。当家乡就业收入明显低于外出务工收入时，女性回流劳动力更倾向于主动失业以照顾家庭和料理家务。假设3c成立。
5.4 就业环境特征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及性别差异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就业环境变量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地理区位对两性回流劳动力均影响显著，所在村庄是否有村办企业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影响显著，所在村庄距常去县城的距离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并无统计学上的意义。具体来看，村办企业是缓解女性回流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所在村庄有村办企业的女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发生比更高，假设4a成立。此外，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回流劳动力，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回流劳动力实现再就业的概率更大，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具有更多的潜在就业机会以及更高的就业待遇，因此，较之西部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回流劳动力更容易实现再就业。假设4b成立。
5.5 其他控制变量对回流劳动力存在就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再外出意愿对整体劳动力和两性劳动力再就业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有再外出意愿的劳动力较之明确无再外出打算的劳动力更不易实现再就业。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打算永久回流的劳动力需要依靠就业以获取稳定的、可持续的家庭生计来源，因此积极参与再就业，而有再外出意愿的劳动力在家乡滞留时间较短，更倾向于主动失业。回流原因对总体样本、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均有显著的影响，且对女性回流劳动力的影响更大。较之因家庭等原因而自然回流的劳动力，因个人发展等原因而主动回流者更容易实现再就业，可能的解释在于，主动回流的劳动力具有明确的目标，在回流后更积极地参与创业活动以实现自我就业，因此失业的概率较小。此外，婚姻状况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并无统计学上的意义。
6 结论与政策意义
本文使用一项涵盖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四川7个省份的回流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的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从个体特征、家庭禀赋特征、流动特征和就业环境特征4个方面对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1]，这种达不到尊重的工作方式和态度让基层员工感到自己没有尊严，即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使得基层员工容易对工作感到乏味甚至厌恶。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这样极大的落差感导致了职业倦怠的产生。
表3 回流劳动力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第一，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引导和推动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成为当务之急[32]，而稳定就业是城镇集聚人口的基础，因此，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流出地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回流劳动力的外出流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非农化，回流后重返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较低，但其再就业率偏低，且实现了再就业的回流劳动力的就业层次仍不高，此外，半数以上的回流者“回乡不进城”，选择在乡村工作，城镇化的趋势仍有待加强。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回流后在流出地的再就业状况总体上不容乐观，流出地无法吸纳大规模的回流劳动力就近就业，流出地对回流者的吸引力有限，促进回流劳动力在流出地就地城镇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虽然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迁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但“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并不会因现实情境的变化而同步变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现实情境[27]。尽管流动经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但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在回流后依然明显。
第三，与以往研究中得出的有关回流劳动力再就业与其个体特征因素密切相关的结论不同的是本文得出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影响因素更侧重于家庭禀赋因素、流动经历、就业环境因素。在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再外出意愿、回流原因、在外就业稳定性及地理区位对回流劳动力的影响存在性别共性。首先，较之可能再次外出的回流劳动力，明确无再外出打算的回流者实现再就业可能性更大，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可能再次外出劳动力的管理，鼓励其参与就业，以免其在赋闲期间滋生事端、聚众赌博，对农村的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其次，相对于自然回流的劳动力而言，主动回流的劳动力回流后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大，被动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概率较小，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大力扶持主动回流的劳动力创业的同时，还应制定政策保障被动回流劳动力的被雇就业；再次，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态与回流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回流劳动力，东部和中部地区回流劳动力回流后再就业的概率更大，因此西部地区要加大力度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加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当地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回流劳动力在家乡发展的信心，最终在家乡获得就业机会。最后，在外职业流动次数较高的劳动力回流后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更小，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外出流动过程中不稳定的就业经历还将继续影响其回流后的再就业状况，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保障本地劳动力稳定就业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在外务工的流动人口的就业引导，提高其在外就业稳定性及工作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表征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因子，但对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均无显著的影响，这表明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回流劳动力在流出地没有取得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因此，相关政府部门需加强对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回流者的关注，并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避免因其再次外出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流失。
第四，影响两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也存在性别差异。具体来看，家乡耕地、外出时的月收入以及村办企业仅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影响显著，而家庭经济条件因素和抚养压力更多地对男性回流者再就业产生影响。首先，家乡的耕地作为女性回流劳动力的退路，对女性回流后的再就业起到了一定的保障的作用，但由于农村不规范、无保障的土地流转制度可能会导致回流劳动力收回流转出去的土地困难，因此，还需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以保障农村土地流转的自主性和有序性；其次，女性在外务工时的月收入对其回流后的再就业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这需要女性本身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念，适当降低回流初期就业的工资要求，积极参与再就业。再次，村办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回流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而家庭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对男性回流者再就业产生影响，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对一些有创业意愿，但缺乏资金支持的男性回流者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方面的创业服务，鼓励其兴办村办企业，促进回流劳动力就近就业，提高回流劳动力家庭的收入，跳出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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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Home Returning Labors'Re-employment and Its Determinants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7 Provinces
QI Yao-di1,3， ZHU Yu1,2,5，WANG Wen-fei4，LIN Li-yue1,2,3
(1.Institute of Geograph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2.National Laboratory of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Ministry of Education,Fuzhou 350007；3.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4.University of Bristol,Bristol 0117；5.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urvey in Guangdong,Anhui,Hunan,Hubei,Henan,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in 2015，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ome returning labors’ re-employment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differences by logit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returnee is not optimistic,and female returnees are particularly in disadvantage in the labor market.Amo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turnee’s re-employment,the intention of emigration,return reasons,the frequency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and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returnee’s reemployment.The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 and the pressure to support the family have more impacts on the reemployment of male returnees,while the farmland in the hometown,wages level gaining from migration and the village industries have more impacts on the female returnees’reemployment．
Key words: Returnees,Re-employment,Gender differences,Determinants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 04-0037-12
①[基金项目]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项目“城市向乡村的回流迁移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影响及其对越南的启示”（Grant Ref: ES/L00570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口多阶段流迁的时空过程和机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41471132、41501163）。
［收稿日期］ 2019-03-21
［作者简介］ 齐瑶娣，女，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主要从事人口与城乡发展研究；朱宇，男，通讯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王文菲 （Wenfei Winnie Wang），女，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高级讲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和城市地理、健康地理、人口老龄化和定量方法；林李月，女，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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