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体系———种关于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的观察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体系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 人。1926年11月8日被法西斯政府逮捕，遭到长期监禁，1937年4月27日在罗马病逝。葛 兰西在被监禁期间写有《狱中札记》，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的这部札记表达了一种以 实践哲学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历史主义”
在葛兰西那里，“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他用“实践哲学”代替直接的 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有其避免在狱中检查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的考虑，又表明他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认识。
“实践哲学”这个词“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惟一有影响的意大利理论马克思主义者 安东尼·拉布里奥拉传入的”。拉布里奥拉被看作是一位带有黑格尔主义“独特痕迹” 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看作是它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所确立的独 特联结，并主张哲学和历史的统一；他主要通过强调具体关系对意识的首要性来使自己 和黑格尔流派区别开来。”在拉布里奥拉那里，“实践哲学”一词“进入到一种具有特 殊的反唯物主义趋向……的用语中”。(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 0年，英译本导言第2页。)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理解是受了拉布里奥拉的影响的。
无论是在拉布里奥拉那里，还是在葛兰西那里，实践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它还是 他的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它首先是一种哲学。葛兰西的 实践哲学的核心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的一元论”。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以下简称《通俗教材》)中的机械论倾向，在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和辩证的性质的同时，阐述了一种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 义”的观点。
葛兰西批评布哈林在《通俗教材》中没有关于任何种类的辩证法的论述，而“实践哲 学”正是通过辩证法才实现了对旧哲学的超越的。他认为，布哈林的《通俗教材》中的 理论由于缺乏历史的辩证的因素，不能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学”，一种 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即只适应于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注：葛兰 西：《实践哲学》，第130、161页。)葛兰西特别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的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揭露和批判布哈林的无生气的“机械的 历史唯物主义”。布哈林在《通俗教材》中教导我们的总是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每一 个波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基础的直接表现的东西。对于这种理论主张，我们只能把它作为 一种“原始的婴儿病加以驳斥”。用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就既可以避免唯我论， 又可以避免机械论。(注：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1、1 6页。)
葛兰西对作为方法论的历史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指观察的具体性和发展的 观点，即在对现存事物、现象的理解中与“抽象—思辨的”方法对立起来的“历史—具 体的”方法；其二、指“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化”，(注：葛兰西：《实践哲学 》，第130、161页。)即把一切事物、过程的发生都看作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社会历史 现象。在多数情况下，葛兰西坚持历史主义的第二种理解。它构成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世界观基础。
葛兰西认为，历史主义方法具有说明现实一切现象和过程的普遍性功能。客观上，世 界上的一切现象都具有历史性质。他说：“在事实上，每一个实在的历史阶段却要在尔 后的阶段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前者的最好的文件。历史发展的 过程是时间上的统一，因此现在的东西在本身中包含着一切过去的东西……”。(注：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1、16页。)葛兰西把历史主义 原则贯彻到世界观、规律性、人、领导权、创造性、现实关系、科学与生活的统一、理 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广泛领域。
葛兰西主张，要真正理解现实的哲学、文化和世界观，就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 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就哲学家对世界观的认识而言，能够认识世界观的历史性， 是能够设想这个世界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以及要成为一位具有批判的和融贯的世界观的 哲学家的先决条件。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葛兰西及所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葛兰 西特别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实现看作为一个自觉的和历史的过程，认为统一不是作为 一种既定的状态和作为机械的原始的论据而存在。就实现“统一”的认识过程而言，它 要经历由以几乎本能地认识到理论与实践彼此之间的“差别”、“破裂”和互不关联到 实在地和完全地掌握一套完整的和统一的世界观为止这样一个过程。实现“统一”的历 史过程性可以从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透视出来。他认为，领导权的实现不仅是 实际政治行动中的进步，而且表明了巨大的哲学进步。(注：葛兰西：《狱中札记》， 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91、16页。)所谓哲学进步，实际是就对社会及其运动的 规律的认识而言的。葛兰西把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认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 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统治阶段。所谓经济—团体阶段，从客观的方面讲，是无产阶 级斗争的发展仅仅停留在争取和保卫其经济地位的阶段。而无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超越了 这个阶段，才有可能进入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取得领导权的阶段；从主观的方面讲，它 是无产阶级对于斗争的认识尚处于非自觉的和非辩证的状态，即尚未提到无产阶级政治 意识的高度。而无产阶级的意识能否达到这个阶段对于目标的实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认识提高到领导权阶段，而其前提则是发挥理论 的作用。轻视理论，坚持实践这一要素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的主导作用，表明运动还 没有脱离相对原始的阶段，还停留在经济—团体阶段。为了实现从经济—团体阶段到领 导权阶段的过渡，葛兰西除了一般地诉诸理论的实践意义以外，还在具体性上强调知识 分子、政党的作用。政党被其视为理论的具体化。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党的作 用在于“把理论同作为实在的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实践熔于一炉”。(注：葛兰西：《狱 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36、36、37页。)
葛兰西把历史主义的方法用于对党的形成的认识。他把党的产生和能够有一个成熟的 党的领导看作为群众运动成熟的标志。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党的成熟及其成长需要一 个过程。在党的成长问题上，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所谓“党的自满”比历史学家维科的“ 民族自满”有更大的危险。所以，鉴于历史发展在不停地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这个事实 ，有必要坚持“党永远不会彻底形成”的观点。而所谓“党的最终形成和完成”，就是 党由于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而到了终止自己的生存之时。对于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划 分的党来说，它的发展的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正是阶级的不再存在。(注：葛兰西 ：《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36、36、37页。)
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上的历史主义，是葛兰西关于其方法论思想阐述得最完整、最鲜 明的部分。葛兰西把“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称为“哲学中的头一个和基本的问题”，( 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36、36、37页。)认为它的 主要之点，“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是什么，特别不是每一个个别时机的每一个个别的人 是什么”，而是“人可以称为什么，也就是人可以不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可以 不可以‘造就’自己，创造他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说，“人是一个过程，确切一些 说，是他的行为的过程”。(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 、36、36、37页。)葛兰西认为，对人是什么的回答，不能不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和人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天主教的教义“把人当作一个完全完成了的和受限制的主体 来看”的观点，认为必须改造传统的和天主教的关于人的观念，也就是“必须把人作为 许多积极的关系(作为一个过程)来考察”。(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125、 34、34—35、36、36、36、37页。)他指出，人总是在其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 自己的本质的。所谓人的本质、本性形成中的历史过程性，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改造自 己和改变自己，其程度正如他改变和改造那整个一套的相互关系”。(注：葛兰西：《 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36、36、37页。)而就哲学家的成长和历史 责任来说，他认为，“实在的哲学家正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积极改变周围世界也 就是改变每一个个人都参加的一切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人”。“如果说个性就是这些关系 的总和的话，那么创造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认识这些关系，而改变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 改变这些关系的总和。”(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 36、36、37页。)以上不难看出，葛兰西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是严格遵循了马克 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思想的。葛兰西并且在以下两个方 面使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具体化了：一是他把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与理论和实践 的统一的问题、与理论家(哲学家)与实践家(政治家)的关系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二是 他指出“仅仅认识关系的总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认识它们的发生，在形成过程中认 识它们。”“因为关系在当时是作为某一种已有的体系而存在着”，“因为每一个个人 ——这不仅是一些现存关系的综合，而且也是这些关系的历史，也就是全部过去的总结 。”(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125、34、34—35、36、36、36、37页。)
“绝对的历史主义”作为葛兰西的哲学和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首 先表现在他关于世界的认识，关于客观性、现实性的理解中。这种理解所得出的一个根 本性的结论就是所谓“实践的一元论”。
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一元论”
把“绝对的历史主义”贯彻到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葛兰西并没有把结论停留在现实 是一个过程这一点上，而是把现实全部看作为人的现实、社会的现实，坚持没有人的现 实世界就是不可思议的观点。在对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总的看法上，他提出：“实 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 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新线索。”(注：葛兰西：《实 践哲学》，第161、29、135、140、162页。)
葛兰西用“绝对的历史主义”解释现实，坚持“人的现实”观念，并把这种现实看作 是实践哲学具有创造性特征的根据。他说，实践哲学之所以是创造性的，“也是因为它 指出并不存在本身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现实’却始终存在于同那些改变它 的人们的历史的相互关系中等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29、135、1 40、162页。)这种人本主义的现实观，即对现实的此岸性理解，与他对“外部世界客观 性”的看法是一致的。葛兰西一般地反对理论上提出“外部世界客观性”问题，并把唯 物主义哲学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的观点与不可知主义关于“自在之物”的看法和康德 的“本体”概念错误地联系起来，认为它纯粹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他认为，如果公众提 出这个问题，并且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会产生这个相信的根源是什么、“ 客观地”一词的决定性价值是什么、谁是判断这种客观性的法官、谁能使自己采取这种 “宇宙本身的观点”等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不能够回答的。这个关于客观世界 存在的“信仰”，在事实上，“具有宗教的根源”。(注：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 61、29、135、140、162页。)他指出：“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并且“我们 只是在同人的关系中认识实在”。只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才把“客观的”理解为“存在 于人之外的客观性。”(注：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29、135、140、162页。) 葛兰西也以同样的思想谈到对“物质”这一概念的理解，认为“物质”既不可以按照自 然科学给予它的意义来理解，也不可以按照各种唯物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来理解。对构 成物质本身的物质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力学的等等)属性的考察，也只能在那些属性 成为生产的“经济因素”的时候。而对于物质本身的总体上的考察，则必须把它作为社 会地、历史地为生产组织起来的东西来考察。(注：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61、29 、135、140、162页。)这种观点当然是十分武断的。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是在谈到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时明确提出他的“实践的 一元论”的。他主张，我们应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法律的、 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等意识形态形式与物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之 间的关系的思想，来理解认识的“客观性”。他认为，认识的“客观性”虽然并不限于 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但它一定不是超越于社会历史之外而远离人 的现实的东西。在这里，“‘一元论’这一术语将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 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 是与某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 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这是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注：葛兰西 ：《狱中札记》，第58页。)按照一般哲学常识，在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之 外是无所谓哲学的一元论问题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的一元论，彻底的唯心主义 坚持意识的一元论。如果在这一意义之外谈“一元论”，不是坚持一种虚假的“一元论 ”，就是有意识地取消“一元论”问题。其真实的结果是构成对唯物主义的冲击。
在现实论的范围内，葛兰西谈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看作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人们几乎本能地认识到理论和实践彼此之间的“差别”、“破 裂”和互不关联，到实在地和完全地掌握一套完整的和统一的世界观。在具体性上，这 个过程恰如群众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葛兰西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在运动 的自觉过程中才能实现，所谓自觉，就是群众获得一种“政治的认识”，亦即阶级意识 。这涉及知识分子、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涉及领导权问题。葛兰西关于这些问题的 阐述，回答了如何理解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在葛兰西看来，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在现实运动中表现为知识分子、政党与群众的有机结合，表现为哲学与政治的同一。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这种向着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中心的运动，表明了它的“不再是 以唯物主义和经济主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这种与唯物主义和经济主 义相分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正是葛兰西的“现实论”。(注：[意]戴尔·诺切： 《革命的自杀》，参见[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 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
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从《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到“领导权”和“阵地 战”
葛兰西把他的实践哲学运用于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实践，产生了他的革命发展道路理 论。这个理论以他的领导权思想和“阵地战”战略为核心。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 思主义者在理论上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革命的合理性，是革命该不该发生的问题。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不应该发生。葛兰西做出了与此相反的回答 。这种回答的最早形式见于其发表在1917年12月24日《前进!》(米兰版)上的《反对<资 本论>的革命》一文。葛兰西欢呼革命的发生，对革命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
葛兰西在为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辩护时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理论之间的关系存在 着一定的误解，但从对革命理论基础的认识来看，他对列宁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 为他是站在列宁立场来看待这场革命的。
葛兰西是从一种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来观察俄国的这场革命的，因此其意义超 出了对于革命的评价本身，而具有一般马克思主义观的意义，特别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 理论的问题。葛兰西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种种事件，不如说是 种种意识形态……。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 ，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 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 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 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 ，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 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 被想象的那样僵硬。”(注：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70、170—171页。)葛兰西认 为，决定俄国革命冲破“历史公式”得以发生的直接条件是“人们的意志”。它表明俄 国的无产阶级在事件面前，并没有用导师的著作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他们实践的是那种 被“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外壳”玷污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中的 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 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注：葛 兰西：《实践哲学》，第170、170—171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不重视或不承 认革命可以没有或实际没有它的客观基础。他承认这种基础的存在，但并不认为这个基 础是纯粹的经济事实，而认为它是三年欧洲战争所造成的历史形势和战争对人民意志的 “刺激”。同时，葛兰西对于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宣传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正是这种宣 传“能在顷刻之间戏剧性地把无产阶级的历史带到生活中”。(注：葛兰西：《实践哲 学》，第171页。)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和他被捕前的其他著作中阐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他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一些研究者认为，“领导权”概念是葛兰西著作中的一个 主要的而且可能是最具独创性的概念。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与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他 认为，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截然分开是毫无意义的，人们没有必要去争辩哪一方是“ 首位”，更不必假定依靠“基础”去创造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在葛兰西的理论中 ，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或叫“道德政治”)、组织和意识、主观和客观、自由 和必然、暴力和舆论等的复杂的辩证关系、它们的历史的统一，被特别加以强调，认为 如果强调革命过程中单方面的因素，看不到辩证整体中的有关的另一方，势必破坏马克 思主义战略上的统一性，使革命走进死胡同。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比较，就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中的各个因素对于革命发展的意义而言，当代意大利著名学者、政治哲学 教授贝托·博比奥认为，在葛兰西的著作中实现了两种颠倒：第一种颠倒是上层建筑凌 驾于经济基础之上；第二种颠倒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意识形态凌驾于组织结构之上。
葛兰西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正好在于对资产阶级关于意识形态控制和操纵的 作用缺乏了解。这种与镇压相结合的控制、操纵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它往往具有许 多微妙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又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领导权的观念有助于弥补这 种缺陷。它使人注意到，那些为延续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和组织原 则不仅在国家和生产范围内起作用，而且还通过教育制度、宣传媒介、文化、宗教、家 庭和日常生活发挥作用。它们是已经深入人心的由信仰体系、价值观念、神话和习惯组 成的流行的意识形态。这种见解构成葛兰西关于革命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领导权一词并不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它最初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普列汉诺夫和俄国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指工人阶级为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需要同农民结成联盟。 后来列宁把这一术语的涵义作了发挥，它不仅指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而 且指工人阶级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起的主导(领导权)力量的作 用。列宁还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对象是农民，阐述了无产阶级要实现其领导权就必 须保持严格的阶级独立性、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等，从而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权思想。葛兰西赞同列宁关于领导权问题的观点，但对此也做出自己的特殊理解。具体 说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领导权”。列宁在阐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时，并没有对领导权的 具体形式做出明确区分，它就是指政治领导权。葛兰西在接受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 观点的同时，还对领导权的具体形式做了区分，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一般 说来，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领导权包括政治领导权、经 济领导权、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狭义的领导权指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对 群众的知识和道德的指导。由于葛兰西本人通常很少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所以，人 们所说的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指的就是他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思想。
第二，领导权是一个过程。葛兰西还把领导权理解为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发展的一定 阶段。他把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和统治 阶段。所谓领导权阶段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自觉和成熟阶段、是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 一的阶段。具体地说，它是破坏敌对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并在社会、权力关 系、生产、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破坏旧的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革命阶级取得相应领 域的领导权的阶段。
第三，“同意”和“意见一致”是实现领导权的基本途径。葛兰西着重思考的是无产 阶级怎样取得领导权的问题。在这种思考中，他把领导权和统治权做了区分，认为统治 权是与强制和国家的作用相联系的，领导权则是与“同意”和各阶级的平等相联系的。 也就是说，统治权(政治领导权)的取得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领导权的取得则不能依靠 强制和暴力，而只能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他指出，对于革命阶级来说“同意 ”和“意见一致”并不意味着排斥必要的思想斗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
第四，“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从革命的各个环节的横向联系看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总体。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革命，而 且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而思想、文化的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重要前提。他认为，这一点特别适应于西方国家。从 纵向联系看，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是划分阶段的，对群众进行组织和教育，是实现无产 阶级统治的一个必要条件。葛兰西认为，就革命发生的条件、道路而言，西方工业发达 国家不能采用俄国工人阶级首先从政治上夺取政权的形式，前者要求的是更为复杂、更 为长期的另外形式的革命战略，就是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取得文化或意识形态 的领导权，然后再建立经济和政治的领导权，否则无产阶级将不能赢得政治上的统治。 现代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资产阶级和教会的文化中争取自己的精神上的解放，通 过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吸引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为最终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创造必要 的条件。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领导权思想是一个发展，表现为：第 一，它由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策略提升为运动的一般原则；第二，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 领导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思想的具体化，实际提出了领导权结构的思想。葛兰西 把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纳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总体革命”范畴，并把它当 作“总体革命”的内在环节和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个发展；第三 ，在如何建立领导权问题上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性 和团结一致是取得领导权的基本条件，葛兰西则强调无产阶级的“同意”和社会一致原 则，强调吸引方法，强调知识和道德改革及日常生活批判，并把它看作革命发展中的一 项长期的和复杂的工作。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和建设的理论更加 全面。
四、“阵地战”的革命发展战略
葛兰西总是以一个革命理论家的姿态，超乎狭义历史分析和经验描述，探索粉碎资产 阶级统治的道路、战略和行动方案。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既是一种变革的辩证法，又是关 于有机性的革命转变的设想。这一设想特别集中在“阵地战”的战略构想中。
“阵地战”是一个军事术语，运用到政治学上，则指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所应选择的战略。这就是把市民社会作为首先的和正面的攻击目标。他认为，市 民社会是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防御无产阶级进攻的坚固阵地。“在先进的国家中…… 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难性‘袭击’(危 机、萧条，等等)。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现代战争 中往往有这种情况，猛烈的炮击似乎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但实际上只是摧 毁了外线工事，在发动总攻冲锋时，进攻部队会发现他们仍然面临着一道十分坚固的防 线。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政治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注：昆廷·霍尔编译 《葛兰西<狱中札记>》，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1978年，第235页。)与阵地战相对应 的另一种战略叫做“运动战”。这是1917年俄国革命运用的战略。“运动战”在军事上 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上和大的战区内从事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葛兰西认为，运动 战的战略适用于国家政权比较集中，市民社会比较薄弱的东方社会。其正面攻击目标是 国家政权。国家政权这个外线工事被摧毁以后，由于市民社会比较薄弱，或者说内线抵 御力量比较薄弱，因而无产阶级能够不断扩大战果，取得最后胜利。
葛兰西关于选择革命战略的总的原则是依据一定国家一定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而这 些条件的基本内涵则是市民社会的状况。他说：“真理在于不能依照自己的愿望选择某 一种作战形式”。(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77、180页。)他特别强调在选择适 当的战略之前要“侦察领土并查明市民社会中那些可以起到类似堑壕和堡垒作用的因素 等等”。(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77、180页。)他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 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即“运动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不能照 搬俄国的经验，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国情。“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 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国家一有风吹 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的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 大的碉堡工事网，不用说，这类工事哪个国家也有，只是多寡不一。”(注：昆廷·霍 尔编译《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38页。)如果把适用于东方的战略硬搬到西方来，即 集中于前线攻击，或者说直接攻击资产阶级国家，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所谓阵地战的发展战略，具体地说，就是立足于意识形态或文化 领域的长期作战，首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打开缺口。这种战略需 要传播意识形态的形形色色的复杂机构，一直进行渗透和颠覆工作。战争的特点是攻克 一个接一个的市民社会的机构(例如，中小学、大学、出版社、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工 会、家庭等)。总之，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即在外线进攻之前，先从内线开展精神文 化革命。
葛兰西关于革命发展战略问题上的“阵地战”思想的提出，针对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 以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在西方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和实践，以及1928年以 后所谓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内由联合阵线向“左”的政策转折。由于种种原因，这一 思想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但是，应该承认，它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革命发展道路问题的 一种探索有它特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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