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首先，我想应该对题目的“中国文学研究”稍加界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意义并不相同。文学创作，重在艺术的创造，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而文学研究则属于科学的范围，要求的是研究者必须具备思辨的能力。（注：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曾说诗词戏曲小说等类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见《饮冰室文集》（台北：中华书局，一九六○年，下同）第十三册、卷三八、页37。王瑶在《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也说：“文学是艺术，但关于文学的研究，却是科学。”见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页110—145。）广义的文学研究，还可以包括具有系统的传笺注疏、鉴赏和批评在内。（注：注释，是帮助读者的一种诠释的活动，也是研究的基础。就中国古典文学或古代文献而言，所谓传笺注疏，是利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基础学问，对作品作资料的整理与解释，用意在寻求作者创作的本意。鉴赏，是透过作品的阅读、体会与感发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和所获得的审美情趣，是读者和作者产生心灵的交流共鸣。批评，是在阅读、理解作品之后，对作者作品的价值判断。鉴赏和批评，有时候因为读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解不同，会流于主观的感受或批评。而研究（狭义的研究）则相对于主观的鉴赏与批评，它重在真理的发现与法则的归纳，因此它必须力求客观，符合科学求真的精神。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强调广义的文学研究，应该包括具有系统具有水准的传笺注疏鉴赏批评的原因。历来研究者，往往忽视传笺注疏之类的研究价值，也往往把鉴赏与批评混为一谈。例如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就这样说：“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一般说来， 文学研究是伴随着文学创作而来的。中国文学因为历史悠久，名家辈出而佳作如林，所以伴随而来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种种研究论著，数量也就相当可观，可谓同样源远而流长，在历代的文坛上，并开而争茂，互相辉映。就前者而言，有如韩昌黎所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就后者而言，也正如陶渊明所说的那样，值得我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文学的注释、鉴赏、批评和研究，都要经过“疑义相与析”的阶段，才能达到“奇文共欣赏”的境界。因此我今天题目所说的“中国文学研究”，讨论的不是历代文学创作本身，而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再批评，中国文学研究的再研究。
十年来，或许由于二十世纪已近尾声，所以在大陆、台湾以至新加坡等地，都分别举办过有关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学术讨论会，对本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不同层面的检讨。（注：以笔者亲自参与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为例，即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办处主办“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一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一九九一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这三年来，大陆出版了很多从前所未有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之类的专著，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做了颇为详细的归纳与分析，并且对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之道，提出了若干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注：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 ）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涉入正题之前，有以下几点补充说明：
（一）、有人说中国古典文学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发生重大的变革，从此文学有了新旧之分。就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但对时间的认定，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是“五四”，而是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或者是庚子事变，也就是一九00年，本世纪开始的那一年；更有人推而上之，以为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的。我以为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不如用“清末民初”一词来加以概括，比较周洽通融。（注：参阅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83—85。该文原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出版。另参阅范宁《略谈“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见《文学遗产选集三辑》（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0年），页14—23。陈燕《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台北：华正书局，一九九三年），页3、页15等， 都强调了此一时期，“新文学思潮的契机既已出现，古文学的反省也自此始”。）因为文学风气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它总有一段酝酿的过程。因此，我报告中常常用“清末民初”这一个看似笼统却反而切合实际的概念。
（二）、中外学者都有人说，真正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从二十世纪才开始的，目前还在垦拓阶段。（注：宋淇译《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James R.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一文中有云：“虽然中国文学具有异常悠久延续不辍的传统，而且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学始终占着崇高地位，中国文学研究本身却是一门新的学问，尚在创垦阶段，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才尝试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一九七三年），页265。此外， 并请参阅刘烜：《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一文，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58—79。）这种说法未必尽人同意。但如果这说的是，采用新文学的观念，有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个人倒是非常赞成，其实，我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范围，也就是这些。
（三）、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也相信，古代文学的发展在经历不同阶段时，无论是创作或研究，一定也难免有其不同的困境。清末民初以前，历史虽久，却千百年如一日，变动较小；清末民初以后，虽然时间还不长，却日新月异，变化较大。因此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研究，无论是观念、理论及方法，其种类之繁、牵涉之广、转变之快，以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一定也较以前为多。王维诗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底下就分别从文学观念、理论系统、研究方法几方面，来谈这些问题。
二
先从文学观念说起。
古人所说的文学，可以泛指一切文章，是一种经史子集可以无所不包，甚至包括一切文字的“大文学”的观念。古人虽然会有文笔之分、骈散之分的讨论，可是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有人（像章太炎）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注：见章炳麟《国学论衡·文学总略》。此据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国学概论》本，页78转引。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等文亦可参看。页88—104。）显然和现代人所谓的新文学，颇不相同。 清末民初之后，新文学的语言，以白话取代了文言，要求通俗易懂，不再以典雅相尚；新文学主张文学应富于感情，长于叙述，重视想像力，不排斥虚构，不像旧文学那样主张徵实尚用，因此，将古代策论、奏议之类的议论文、应用文，赶出文学的范围，也把经史百家等历史哲学之类的著作，摈弃在文学之外，而把古人视为末技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地位提得很高，迎进文学的殿堂，几乎凌驾于传统的正统文学诗文之上。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一书，对“五四”前后旧文学观念的变革有颇详明的分析。例如说：旧文学把“中和”之美看成最高的审美规范，“五四”新文学却打破了这一规范，主张要正视人生，正视现实，于是悲剧才有了一席之地。凡此皆可供参考。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 581）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同时，提倡新文学的人，受到欧西等外来文学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接受了新的文学分类法，把中国文学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有的另加文学批评一类。其中散文和小说的分类观念，与传统观念差别最大，也最容易引起争论。
先说散文。古人所说的散文，指散行的文字，因此，与韵文相对，也与骈文相对。这是从用笔形式来下界说的，因此古人有人把小说归入散文一类。至于散文的题材，以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例，就分为《论辩》、《书说》、《序跋》、《奏议》等十三类，可以想见内容的庞杂。这跟现代人所说的散文当然不一样。
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半农早在一九一七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所谓散文，亦文学之散文，而非文字之散文”。（注：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一九一七年。此据《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11—125。）一九一八以后，傅斯年等人更将散文与小说分开，而与诗歌、戏剧并列。他们强调文学应该是抒发情感，讲求艺术技巧，而非只是文字的堆砌。甚至有人（像周作人）以为只有明清小品之类的作品，才可以算是散文。（注：参阅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一书中《中国现代散文观念研究》，页98—128，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 581）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其中所引周作人说的：“中国新散文的源流， 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以及朱自清说的：“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著，小品和杂文都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可供参考。）他们认为散文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和实际生活体验，和小说多出于虚构是不同的，所以二者应当分别观之。
事实上，现代人这样的散文观念，是无法概括中国古代散文的。譬如说，古文中章表奏议之类的文章，像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谁能够说它们不是抒发真情实感、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文学作品呢？可见用现代人的散文观念，会“一刀切”，把中国古代很多优秀的散文作品拼弃在外。而且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本来就有其独具的形式和特质，像辞赋和骈文这一类的作品，非诗非文，亦韵亦散，连美国著名汉学家Janes R.Hightower也说这种形式是西方文学中找不到的，无法以西方的文类观念来归纳。（注：宋淇译《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James R.Hightower: 〈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有云：“虽然中国文学具有异常悠久延续不辍的传统，而且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学始终占着崇高地位，中国文学研究本身却是一门新的学问，尚在创垦阶段，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才尝试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一九七三年），页265。此外， 并请参阅刘烜：《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一文，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58—79。）更进一步说，经史古籍中像《左传》之善于描写战争，《史记》之善于刻画人物，诸子百家中《孟子》、《庄子》、《韩非子》之善于取譬说理，又何当不合乎文学散文的要求？
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论著中，关于诗歌、小说、戏剧的理论批评极多，而涉及古文理论批评的，相形之下，却少之又少，这是不是跟现代人对散文观念尚未厘定，而范围又画地自限，缩得太小，有密切的关系呢？
至于小说的观念，清末民初以来，也一直未能看清。古人所说的“小说”，从《庄子·外物》篇开始，一直是“小道”、“残丛小语”的意思，（注：《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换句话说，是末技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儿。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如此解释它的：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宏一案，应作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注：《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页1745。所引孔子之言，据今本《论语·子张》，当为子夏之言。或系班固另有所本。）可见班固把小说家摆在“诸子”九流十家之末，聊备一格而已，是明显的视之为不入流。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纪昀把古代小说归纳为“叙述杂事”、“纪录旧闻”、“缀辑琐语”，都是一脉相承的观念。起先，古人将它归入子部，后来又归入史部，也正说明它的性质杂而不纯，难以归类。说它是子书，却不像孟子的善辩、庄子的奇肆；说它是史书，却又常常“真假相半”。（注：《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因此一直被徵实尚质的古人冷落在一旁。虽然从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开始，叙述委婉，作意好奇，近于现代人所谓的小说，但文白韵散，兼而有之，也因此，按古人的韵散分类，它会被视为散文；按近代的分法，它又一度与戏曲、弹词等混为一谈。（注：如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虽然名为“小说”，实则兼指戏剧而言。）被现代人奉为古代小说名著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等，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都还没有把它们列入小说的著作之林。
可见古代的“小说”观念，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也可见它是多么的“小”！这和清末民初陶曾佑、梁启超等人，推举小说为文学之最，说它“感人也易”、“入人也深”、“化人也神”、“及人也广”（陶曾佑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梁启超语）（注：陶曾佑一九○七年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梁启超一九○二年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仅是笔者信手拈举的例子而已。当时标举小说的人，不胜枚举。参阅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郑大华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学问家》第一章（青岛：青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蒋英豪《近代文学的世界化》（台北：台湾书店，一九九八年），页151—170。 《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所引诸书，并请参阅。）把小说当作开启民智、救国淑世的利器，置之于一切文学之上。这种观念的转变，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虽然后来新小说的发展，没有梁启超等人所说的那样伟大，但毕竟成为文学中的一大类别，足与诗歌、散文等相提并论。问题是：受了西方小说观念洗礼以后，研究者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评论古代的小说呢？如果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岂不是又像汉儒说《诗》一样，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教化的附庸？这不就是新文学提倡者最反对旧文学的理由之一吗？如果按照后来的小说观念，认为小说和散文的不同，在于散文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小说除了必须具备人物、情节、环境等条件之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它的虚构性。（注：参阅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页20—37。）那么，虚构性又成为小说的特徵之一了。
可是，一旦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回头去省览古代文学作品时，就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譬如说，《史记·淮阴侯列传》写蒯通私下劝韩信叛变刘邦时，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注：见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页2623—2626。）说辞长达一千五百多字，当时左右无人，事极机密，司马迁从何得知两人的谈话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这是司马迁根据史料，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作合理的推测之词。但这是不是就有虚构的成分呢？（注：除上举蒯通说辞之外，例如同卷（页2627，同见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写汉高祖采用陈平之计，到云梦会合诸侯时，传中说韩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这种内心活动的描写，也应该是司马迁所作的推测之词。）如此则这篇作品算不算小说呢？此其一。又譬如说，被现代学者收录为唐传奇小说的《吴保安传》、明清短篇小说的《马伶传》、《李姬传》等等，（注：《吴保安传》，收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年），页241； 《李姬传》等则收入卜文编《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台北宏业书局影印本。）我们核对其他资料，应是真人真事，是写实之作，并非虚构。那么要不要把它们剔除在小说之外呢？此其二。
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四年问世之后，整理、研究小说的学者，大多遵循其说。可是，鲁迅没有厘清的小说观念，却很少人进一步去作彻底的探讨。（注：笔者并不是说鲁迅之后，没有人做过进一步的探讨，而是说迄今尚未有人能作彻底的解决。例如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第一章“走出浑沌”即对小说概念的产生及其演化多所辨析，见《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我们又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个研究上的难题呢？
有人说研究中国小说的观念，古代可以从宽，现代则应该从严。（注：这是齐裕琨教授在一九九七年八月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主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小说研究又不是松紧带，怎么可以忽松忽紧呢？
三
其次，说理论系统。
这可从两方面讨论。一是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系统来说，一是从外国传进来的理论系统来说。
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古人原有“述而不作”、“疏不破注”的传统，（注：参阅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绪论部分，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 581）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页9-16。）因此按道理说，对历代名家佳作的鉴赏批评，很容易产生一套用来诠释的理论系统。但是，或许由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读者本身也往往就是作者，习惯于互相感发志意，互相印证心得，以自己的直觉经验来参与作品的美感创造；也可能是因为国人的天性，本来就不像西洋人那样善于思辨，精于分类，因而很少有擘肌分理的解说和历史归纳的考察。即使有所评述，也多只重史料的考证，或用三言两语的批注，点到为止，少作原则方法的归纳和理论系统的建设。（注：徐中玉为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所作的序文，对此曾有一段批评文字，可供读者参考。他说：“对中国古代文论，经常听到一些菲薄之辞，便是零碎、片断、缺乏系统、不成体系、大都为体知而非认知、随意性大等等。……而且往往因此便断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简单，思辨能力很差。我已多次斥责这类狂妄或无知的谬论，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由于它太不科学。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审美情趣，各民族都有某些特点，差异可以互补，如何便可武断高低？古人多尚简要，使人自悟，思而得之，论文谈艺，往往寥寥数语即切中肯綮，而且意蕴深永。既是理论批评，常常同时是精美的创作。”见《庄子·外物》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此与《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自是同义之辞。而东汉桓谭《新论》所说的“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据李善注《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注引），则是以“短书”与高文典册相对。皆可徵见古人对小说并不重视。参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其它如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等等，并可参看。笔者在本文第五节中也有补充的说明。）
像《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等，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所谓“言志”，所谓比兴寄托，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等等理论主张，都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理论主张是有了，明显的系统则未建立。这对一般研究者而言，很容易引起歧解或争论。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批评中所用的术语，歧解争论更大。清末民初以来，一般研究者对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理气、神韵、风骨、性灵等词，已经鲜加注意，而多采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及术语，因此在分析比较时，多影响模糊之附会，而少鞭辟入里之解析。
以沈德潜与袁枚为例。他们是清代乾隆年间论诗主张互相对立的两大诗家。袁枚标举“性灵”之说，故其标榜“性情”的重要，自不待言；但奇怪的是，沈德潜标举“格调”之说，却在讨论时也一再标榜“性情”。一般研究者对此往往是含糊其词的，甚至避开沈德潜的“性情”不谈。
事实上，他们虽然都畅言“性情”，但他们所说“性情”一词的涵义，却不相同。沈德潜所说的性情，是《毛诗序》以下所谓“诗言志”传统的那种关系人伦日用、淑世济民的情志；而袁枚所说的“性情”，虽然他也会引用“诗言志”的话，但那是障眼法，实际上他所说的“性情”，近于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是朱熹《诗集传》所说的那种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情。明白他们二人的诗学理论系统，才不会对他们论诗主张有所困惑。（注：参阅笔者所著《清代诗学初探》第六章“格调说”及第七章“性灵说”（台北：牧童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同样的道理，明朝末年的公安派袁氏兄弟和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同样反对前后七子崇古卑今的拟古主张，同样标举真性情。但历来研究者，也很少人能够指出来公安、竟陵二派所说的“性灵”，究竟有何不同。事实上，公安、竟陵两派，虽然都是标举性灵，但他们所指陈的对象及用法是不同的。请看公安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和竟陵钟惺《诗归·序》所说的：“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以及谭元春《诗归·序》：“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等等的说法，比较之下即可明白：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用性灵来说明文学创作时，要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才不会迟滞呆板；竟陵派钟、谭等人，则用之于鉴赏古人的诗作，认为看前人作品，贵在能从纸上字里行间，看出古人的真性情，而产生共鸣。同样谈“性灵”，公安派谈的是创作论的范围，竟陵派谈的是鉴赏论的范围。二者判然有别，是不容相混的。（注：参阅笔者所著《清代诗学初探》第六章“格调说”及第七章“性灵说”（台北：牧童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参阅拙著《清代诗学初探》第一章“清代诗学的背景”。竟陵派论性灵，系就鉴赏的观点而发，这一点郭绍虞早已论及。他说钟、谭等人为了求古人真诗，“强欲于古人诗中看出其性灵”。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台北：明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页 285。）所以，不能看出这些理论系统的不同，就无从了解相关批评用语的含义了。
再从外国传进来的理论系统来说。
一般来说，相较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从外国传进来的文学理论是较具系统的，都比较善于思辨，精于分析。从潘树广等人合撰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文学、精神分析学说、原型理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西方阐释学等等外来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先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值得注意，我们就以它为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已传入中国，但被普遍利用来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与政治的结合而大力展开。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非其他理论所能望其项背。据大陆学者的考察，由于当初中国学者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取径于苏联，而彼时苏联学界已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严重的庸俗化，所以中国学界用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并非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许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来，多少研究者用唯物史观、阶段斗争的观点来诠释、讨论古代文学作品。（注：参阅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第七章至第十四章。同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
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
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 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 ）等等，页87—90、页357—363。文中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学者研究古代文学时应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观的弊端，多所检讨。事实上，我们从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胡念贻《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陆侃如《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等书中，俱可看出从五十年代开始，文史学者如何致力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像上述陆侃如书中《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一文（页87—99）就明明白白地这样写著：“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而且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