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北土地少数民族地区与新疆城乡一体化发展_绿洲论文

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思路和途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思路论文,途径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4-0063-09

       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依次走过了“城乡依存的时代(农业社会)、城市统治乡村的时代(工业社会)、城乡融合的时代(后工业社会)。”[1]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由于过度城市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学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模式或理论，正如逆城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刘易斯·芒福德所说：“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2]因为“城市和乡村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3]即城乡一体化是对城市越来越大、乡村越来越空的现实反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避免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后才提出“城乡一体化”模式，必须未雨绸缪，在过度城市化到来之前就走“城乡发展一体化”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这不仅是对中国沿海和东部发达地区过度城市化的反思，也对没有过度城市化的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有助于建立中国西北陆疆各族人民团结平等的民族关系；有助于促进西北陆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助于缩小西北陆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社会发展距离；有助于传承和发展西北陆疆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但有关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笔于城市化方面，因此本文从西北城乡的发展轨迹和现实问题出发，探讨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路和途径。

       一、西北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历史借鉴

       从大量的汉文史籍来看，作为中华民族起源地的西北东部，是中国最早的城乡混合聚落区域。聚落的规模则有明确的记载：“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4](《乘马》)“邑为民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极其大而言之，则为王都之邑；极其小而言之，则有十室之邑。”[5](卷9《邑考》)也有人认为都与邑有区别：“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6](《庄公二十八年》)随着人口不断繁衍，邑的数量不断增加，比较大的城市出现。如“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大约上等土地80平方里可以维持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四个上千户人口的城镇)。”[4](《乘马》)在此基础上，“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4](《乘马》)都城中不同职业者则居住在不同区域，“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4](《大匡》)。市则有朝市与夕市之分，“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汉代郑玄注：“商贾家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分为三时之市。”[7](《地官·司市》)由此可见，西北东部依然遵循中国城市起源的相似因素，如“聚落中心功能逐渐增强”，“城与郭相连、城与市聚合、城与乡分野”[8]。“古有万国”其实是指由“平时民耕于野”，“战时民保于城”的都邑和周围的鄙组成的小国。国进一步发展就可能由一个都鄙群构成的国向多个都鄙群构成的更大的国发展。[9]因此城乡一体化是中国人早期的宜居形式。

       然而中国西北西部的陆疆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途径自古以来因自然与文化特征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以宜于人类生存的绿洲为基础，日益形成分工协作、互相补充的城乡一体聚落。聚落的大小取决于绿洲大小，绿洲规模则完全依靠可以使用的河流或湖泊的水流量。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塔里木盆地边缘城乡一体的绿洲聚落。塔里木盆地“西起喀什东至罗布泊，长约1300km，南北最宽处相距520km。地势自西南向北、东缓斜，昆仑山北麓海拔1400-1500m，天山南麓海拔1000m，东部罗布泊洼地海拔780m，盆地面积约56万km[2]。这个盆地的中央是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的面积有32万km[2]……塔里木盆地的水系，皆源于四周山地，流出山地的河流大小共94条，年径流量368m[3]，其补给都是来自山区降水。平原降水少不能形成地表径流，只有少数较大的河流如和田河、叶尔羌河、孔雀河等汇成被称为‘无缰之马’的塔里木河。在这些河水的滋润下，沿盆地边缘形成了数百块绿洲，成为盆地内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0]这些绿洲，就成为不同族群各自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古代中文文献中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就是指它们。这些城乡一体的绿洲聚落，至今仍存在并成为新疆南疆重要城镇的有喀什、库车、鄯善(楼兰)、吐鲁番等。其中喀什在《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中有记载。“今属喀什噶尔地区的城邦、行国亦仅有疏勒、莎车、蒲犁、依耐、休循、捐毒、子合、尉头等七个国名。”其中休循、捐毒属于高鼻深目多须的欧罗巴人种的塞人行国，莎车则是定居塞人城邦的代表，“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二千三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三千四十九人……有铁山，出青玉”。蒲犁、依耐、子合、西夜、德若则属于“与胡异，其种类羌氐”的蒙古(黄色)人种的羌人城邦或行国。[11]库车古名为龟兹，是比莎车更大的绿洲城乡一体聚落，“龟兹国，王治延城……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12](《西域传》)延城“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13](《西域传》)“所居城方五六里。”[14](《西域传》)唐时“城周十七八里。”[15](卷1《屈支国》)“自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近千年时间，龟兹势力实际统治着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即今日阿克苏、乌什、温宿、阿瓦提、巴楚、柯坪、阿合奇、拜城、沙雅、新和、轮台、库尔勒地区，在西域历史上的影响至为深远。”[16]楼兰(今鄯善)则是深入到塔里木河下游的最大城邦。“从敦煌之西的玉门关或阳关，越三陇沙，过阿奇克谷地和白龙堆，经土垠(居庐仓)或楼兰古城，沿孔雀河岸至西域腹地。”[17](P46)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是连接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枢纽绿洲。“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遣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名其国为鄯善。”[18]以上绿洲城邦均是靠四周山脉水系维系的沙漠绿洲。河流一旦断流或改道，绿洲便不存在。楼兰就是如此。因楼兰“处于塔里木河最下游，是塔里木河、孔雀河水量减少最先受到影响的地方。所以，孔雀河改道，塔里木河断流，其下游的楼兰地区水源枯竭。”[10]楼兰这个绿洲聚落便消逝了。两汉时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从乌垒迁到龟兹，也是因为水源不足以支撑更多的人口在乌垒生存。“乌垒城所利用的策达雅河水流量不过0.28亿立方米，限制了它的绿洲面积。所以乌垒城周围的绿洲面积太小，难于承受西域都护府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而古代龟兹绿洲由于有渭干河和库车河水的灌溉，它的绿洲面积较轮台县至少大五倍以上。”[16]因此班超击服匈奴后，就将西域都护府治所从乌垒迁至龟兹它乾城，此城“位于龟兹王城东40里左右的塔汗其，今属库车县牙哈乡，那里有一城堡遗址，现在只剩下一个角……它的南面还有一个仓库遗址，圆形，小窑，直径一公尺左右，其余窑已湮没不见，看来，古时驻军曾在这里囤过粮。塔汗其一名如根据现代维吾尔语解释为‘织口袋的人’，可是询问周围人民那里并无织口袋的人，可见这是相沿下来的古名，而‘塔汗其’与汉班超所居它乾城音很近似，可能塔汗其是由它乾城的音变而得。”[16]此城遗址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主要原因就是这里仍然是库车绿洲的组成部分。如果塔里木盆地周边山脉水源充足，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即使在蒸发量远远高于降雨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吐鲁番就是这样的绿洲聚落。“吐鲁番地区特殊的环境，形成了水资源的独特条件。盆地内部及南部库鲁克塔格降水十分稀少(仅仅十几毫米)，但北部和西部天山山系的博格达山和喀拉乌成山年降水量却在100-600mm；博格达峰海拔3500m左右的山区，年降水量达800-900mm，具有形成径流的良好条件；海拔4000m以上高山，都有终年融化不尽的积雪带，该两座山合计有总面积139.95km[2]的245条现代冰川。这些山区的降水和冰雪融水是吐鲁番盆地河流径流的主要来源，也是盆地内部地下水的来源。”[19]因此丰富的水源造就的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吐鲁番地区人口承载容量系统存在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研究表明，“极端干旱的吐鲁番地区人口承载容量系统必须保证约占地表水资源量20％的生态用水，重点建设防护林体系，提高农田林网化，使绿洲农田林带覆盖率提高到20％以上，采取积极措施把天然草场采食率控制在65％以下，并且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地区独特的农业自然资源优势，以水利建设为中心发展生态农业和集约化农业。只有这样，吐鲁番地区人口容量系统才能够在将来高质量地承载90-110万人的最大人口规模。”[19]尽管随着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绿洲聚落的数量不断减少，但乡养育城、城存于乡的绿洲聚落则是西北古代城乡发展的特点。

       第二，城乡一体的绿洲聚落发挥着连接驿站和组成国家基层行政管辖单位的功能。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兴盛的若干王朝统治时期，从长安到罗马沿途30里一驿站的定制不仅保障了古代东西文明的畅通，更为中国西北陆疆绿洲聚落的城乡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些驿站，或在原有的绿洲聚落里设立，或依人马体力极限离最近的绿洲而定。从而使绿洲之间靠驿站连接起来，并被纳入国家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如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退出了河西，西汉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到了元鼎六年(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2](卷6《武帝纪》)《汉书·地理志》记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如下：

      

       这些郡治地点都在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人口较多、地理位置重要的绿洲，并有系统的驿站体系。河西四郡设立后更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河西四郡自汉武帝派驻了大量屯戍军队后，由于军队吏卒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离不开市场商品交换，遂使得这一地区的市场发展起来。这里的市场除像内地一样设置于郡县治所及地方一些乡里外，在某些屯戍吏卒聚居的大坞壁及一些交通要道上的邮驿亦设有市。屯戍吏卒大量参与市场的买卖活动，使得该地区市场商品琳琅满目，商品交易比较繁荣。”[20]在河西四郡的西部，则是著名的玉门关和阳关。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关隘和驿站。如“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趋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21](卷40)但由于水源不断减少，绿洲面积随之不断缩小，“自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玉门关东移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该关进一步东移今嘉峪关市石关峡”，当然“敦煌西北原有的旧玉门关并未随之废弃，仍在丝路交通中发挥着不易替代的重要作用。考其未废的原因，即在于敦煌一地作为西域门户和丝路交通枢纽的地位自汉到宋未有改变或明显改变，因而作为由敦煌前往西域的必经要口——旧玉门关自然不会罢废弃置。”[22]现在的玉门关和阳关已经变成沙丘，尽管因旅游业的兴起恢复和重建了汉唐关隘，但工作人员白天在两关工作，晚上回敦煌居住①。因此水源和绿洲是驿站和关隘能否存在的关键因素。新疆的一些城镇也是如此。如疏勒被称为汉城，它是班超率领汉军的主要基地。后来班超移治龟兹它乾城，但其副手徐干仍驻节疏勒。在汉军的影响下，疏勒的经济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疏勒国增户加丁，已拥众2100户，胜兵3000余人。[11]唐朝时期，随着“侯君集平高昌国，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23](卷73)直接管辖西、伊、庭及稍后的焉耆地区。而交河作为高昌国的首府，早已是城与乡融合一体的绿洲聚落，也是东西使节、商旅补给、休息的驿站。关于此点，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交河故城遗址中有关外交部门及其驿站居所的遗址中看出。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三年(658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24](《地理志》)而龟兹作为丝绸之路北道最重要的绿洲聚落和驿站，最终成为中原王朝在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和城市。在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的绿洲于阗，唐朝则设置于阗毗沙都督府，属下十个州，“其中六城、西河州、东河州、河中州等四个州的地望和辖区可以考定。六城由Cira(质逻；Tib.Jila)、Birgamdara(拔伽；Tib.Bergadra)、Pa、skūra(Tib.Osku)、Phama(潘野；Tib.Phanya)和Gaysāta(杰谢)组成。分布在达玛沟河(Domoko river)沿岸南北走向的狭长灌溉区中，地域与今和田地区策勒(Cira)县辖境大致相同。西河州(Tib.Shel chabgongma)位于喀拉喀什河(Kara kash)以西，辖区大致在今和田地区墨玉(Kara kash)县一带。东河州(Shel chabgongma)位于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以东，辖区大致在今洛浦(Lop)县一带。河中州(Tib.Shel chabdbus)位于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的中间地带，即今和田县辖区。另有猪拔州见于新出土和田汉文文书，但地望尚不得而知。其余五个州，一在东部坎城(Kh.Kamdva；Tib.Kham sheng)和蔺城(Kh.Nīa)地区，地在今克里雅河(Keriya)至民丰一带；西部吉良镇(Tib.Gyil yang，今克里阳/Kilian)和固城(Kh.Gūma；Tib.Kosheng)镇所在的地区有一或两个州；西南以皮山城/镇为中心有一个州；北部以神山(Kh.Gara；Tib.Shingshan，今麻扎塔格/Mazar Tagh)为中心有一个州；另外一个州在南部或东南部。”[25]由此可见，在于阗(今和田)境内，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大小不一的绿洲，其治所一般有城和市，与以绿洲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互通有无，构成自成一体的国家基层单位，对外则发挥连接中亚和南亚国家的驿站功能。

       从中国西北陆疆城乡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西北陆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以水源和绿洲为基础，形成城乡一体的绿洲聚落，对内构成生产生活自保的社会体系，对外发挥驿站和国家基层行政单位的功能。这种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绿洲聚落，不仅是西北陆疆自古以来城乡建设的特色，更为我们今天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二、当前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问题

       为了摸清中国西北陆疆城乡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以下三个调查区域。之所以称为调查区域，主要是因为进行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研究必须在城乡都有的一个特定区域内做调查。第一个调查区域是一市三县，即喀什市与周边的疏附、疏勒、伽师三县；第二个调查区域是边境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及其所属口岸乡镇；第三个调查区域是曾为陕甘宁边区的甘肃省合水县县城及其所属固城和段家集两个乡镇。其中第一个调查区域是中心调查区域。喀什市作为中国中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已经将疏附、疏勒纳入其城市建设范围内，伽师县则是距喀什市最近的外围县，以便在研究中进行内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比较研究。第二个调查区域则是包含一个一级公路口岸和两个二级公路口岸的塔吉克族自治县县城塔什库尔干。作为一个与三个国家相邻(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线长达888.8公里的边境县，它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关系到国家西北陆疆的安全与稳定，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性。第三个调查区域是甘陕交界处的合水县城及其所属的固城和段家集两个乡镇。虽然我们的研究重点在西北陆疆，但西北东部地区不仅是华夏文明起源地，也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最早的地区，把西北东部与西部陆疆民族地区的城乡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西北陆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特点和如何根据特点设计出相适应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当然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典型区域也成为研究的比较对象。

       根据从三个调查区域获得的数据，本文认为中国西北陆疆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第一，没有深入考虑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长远深刻影响。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总结了历史上中国西北陆疆地区城乡发展特点，这些特点是西北各族民众长期在与缺水的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在规划或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时充分吸收。既然水资源的多少决定了绿洲或草场的大小，以乡村牧场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为基础构成市并逐步形成由分工更加细致的各个行业支撑的城镇规模就必须考虑水的因素，西域三十六国中，许多早已不见记载的绿洲城邦的命运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的绿洲如喀什、和田、莎车、库车、吐鲁番、若羌、且末等也因水资源减少而面临面积缩小的严酷现实。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在第一个调查区域的三个绿洲县城打井的深度越来越深，十年前这里的水井普遍在50米及其以下，但现在有一半井的深度达100米左右，所有河流不仅水流量减少，而且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②。目前塔什库尔干暂时不缺水，而且也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纯净水公司零成本的水资源来源地③，但不断上升的雪线和不断减少的河流则是县城不断扩大规模或其他乡镇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之一。相比而言，居于西北最东部、黄土高原中南部破碎的沟壑交错地带的合水县城及其两个乡镇因水源相对丰富、降水相对多，城与乡人口密度、乡镇的规模都比喀什地区大④，因此以水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是制约西北陆疆地区城镇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分散在绿洲上的以水量多少决定的乡镇一体的聚落应该是符合西北陆疆实际情况的选择。“城乡一体化应是这样的一种境界：城市没有制度上的堡垒，乡村没有政策上的栅栏，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的高境界。’”[26]可以说，城与乡是我们人类对大自然所提供的宜于生存的生态资源环境的加工与分类，但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总是在城乡之间追逐，而忘记城乡能够建立和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这才是城乡能够立足的基础。

       第二，没有充分考虑城乡资源的互补性，并根据互补性的资源建立城乡互补性的产业，加快城乡融合的步伐。古代西北是以农业和牧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在以农业为生的地区，“耕种农业使人类控制了自己的食物供给，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总量，使人类能够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而更多的剩余粮食刺激了分工的发展，又使更多的人能够脱离粮食生产，从事其它工作。而城市正是那些因从事农业生产已非必要而改干别的工作的社会成员的集中的居住地。”[27]所以，耕种农业是农业地区城市诞生的经济基础。在以牧业为生的地区，牧业发展带来的剩余牧产品自然也是城市兴起的基础，如新疆北疆的伊宁。但无论以农业或牧业为基础的城市，均是同一产业发展和不同产业相互交流的结果。这从成都的兴起中可以看出：“考古发掘中，不论三星堆遗址还是成都诸遗址群，都出土不少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城市地域内相当一部分属于农田，城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农民。这些农田和农民，是在城市聚合和扩大过程中被组织在城市地域之内的，也反映了城市功能体系与结构的一个方面。”与“首先是作为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城市起源即以此为基本条件并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中原城市相比，“东周时代蜀地的若干新兴城市，其起源主要同成都平原农业经济、城市手工业经济与盆周山区畜牧业或半农半牧业经济的交流有关，或与南丝路国际贸易有关。”[28]因此城镇的发展是在农业发展基础上多种产业支撑和多种因素联动的结果，如有研究者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平粮台、王城岗、城子崖、后岗四个古城遗址，西亚的苏美尔早期城市欧贝德遗址，欧洲地中海克里特文明中的克诺索斯、费斯托斯、马利亚等王宫遗址为例，认为：耕种农业是城市诞生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位置是城市初现的地理选择；政治需要是城市诞生的直接动力[27]。在拉丁美洲，古代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农牧业。如玛雅文明在公元前后出现了城市，在公元后的8个世纪中，玛雅人共建立了100多个城镇。印加人在15世纪创建了一个长约3000公里、宽约300公里、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帝国，其首都库斯科在被西班牙征服时约有5万人口。这些城市的兴起与广大的乡村和牧场支撑密切相关。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6世纪中叶，拉美兴起了一系列新城镇，如哈瓦那、卡塔赫纳、利马、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兴起的原因不仅与少数殖民者统治者集中定居形成城镇有关；也与西、葡殖民当局为了在行政上对拉美殖民地实行高度集中控制，16世纪欧洲实行重商主义、港口的地位十分突出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有关；更与拉美黄金和白银等贵重金属开采地区被殖民者建立为城镇有关。进入20世纪，尤其二战后是拉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1910-1960年，拉美人口增长了1.8倍，而5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5.6倍。60年代以来，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中等城市也有了高速发展，这与拉美各国工业化、国民经济现代化及农村贫困化高度相关。[29]因此我们从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均看到农业、商业和工业在不同时代成为城市兴起的支柱产业。中国西北陆疆也不例外。根据我们的调查及与西北最东部的城乡一体化产业进行对比发现，虽然疏附县城打造物流中心、疏勒县城建立百万吨钢厂、伽师县城上马十万吨铜加工厂、长庆油田也将输油管道埋进了固城乡镇管理的各个村庄里⑤，但传统农业与牧业及其现代化仍然是西北陆疆广大乡村和牧场的支柱产业。因此在西北陆疆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在乡村和牧场，仍以农业和牧业为主导产业；在城市，以依次兴起的商业、工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产业，在城乡产业互补的过程中，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第三，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也不是以乡村和牧场为中心，而是城乡并重。尽管内地或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以城市为中心，古代西北城市兴起时是以乡村和牧场为中心。但中国西北陆疆从乡到城的历史发展轨迹，目前已经形成城乡普及陆疆的事实，因此当下的城乡一体化就必须因地制宜，城乡并重，在功能互补中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在乡村方面，“有选择地截断区际资源流动，削弱极化效应对外围乡村地区的不利影响，同时赋予乡村地区更高程度的自主权，增强扩散效应对双方的有利影响，形成自主的、具有自成长能力的、以乡村为中心的区域单位，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平发展。”[30]在城市方面，尤其要吸取伯克所研究的印度尼西亚的个案教训。如“当时的印尼——原荷兰政府的殖民属地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种是殖民主义输入的以发展现代工业为主的非农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另一种是印尼社会本土的传统农业活动，一般集中于乡村，两者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迥然相异，反映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即表现为工业的现代性与农业的传统性、城市的先进性与乡村的落后性的矛盾与冲突。”[2]这样的教训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因此必须看到以农牧业为基础的乡村牧场对以商业、工业为主的城市的支撑。正如农村偏向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乔根森所说：“第一，一国经济由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构成，但是农业部门的发展是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第二，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增长的前提条件和规模限度。没有农业剩余存在时，就没有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劳动剩余一旦出现就促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就开始增长；农业剩余越大，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越大；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工业增长也就越快。第三，农业剩余出现之前，劳动力都从事农业生产，此时任何从农业中出去的劳动力都具有正的边际产出，在转移过程中，农业部门总产出会受到影响，工业发展会以牺牲农业产出为代价。”[31](P633)因此“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26]但在我们选择的三个调查区域中，传统的农牧业仍然是适应生态环境的支柱产业，工业化的导向使得这三个区域的支柱产业正处在转型过程当中，如塔吉克县的铁矿业、伽师县的铜矿加工业、疏附县的物流业、合水县的石油产业等等。如果传统农牧业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以工业为基础的城镇不但生活资源受到影响，而且将使传统文化以及未来能够支撑边疆发展的文化产业失去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过度城镇化埋下了种子。因此对于西北陆疆民族地区来说，必须以城乡不同产业为基础，促进城乡并重，最终才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第四，没有吸取国内外过度城市化的教训。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过度城市化问题很多，如交通阻塞、城市空气污染，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小城镇方案，这一方案的主旨是：“信息化使大城市外围的小城镇由于受中心城市信息传播的影响而加速发展。各小城镇依托信息与地缘优势，逐渐形成了一定功能特色和发展优势，社会经济综合势力较一般地区的小城镇有较大的提高。”[32]又如郊区方案。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化的兴起，使一部分城市人口或主动或被动地从城市中心区迁往城市的近郊地区，“甚至在少数特大城市，已经进入了城市郊区化阶段。”[33]对于中国西北陆疆民族地区的城镇来说，均存在老城不断扩建、新城拔地而起的情况⑥。虽然老城扩建和新城涌现是人口不断增多的结果，但确实也存在新城较空、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虽然西北陆疆民族地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尚处于开始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城大城满、村大村空的程度，我们就应该珍惜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对和谐的城乡和谐局面，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开始阶段就强调走小城镇大乡村的道路，那么西北陆疆将成为宜于人居的地方，戍边不仅成为光荣之事，也是幸福之事。

       三、西北陆疆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路与途径探索

       根据古代西北陆疆城乡发展特点和当前城乡发展一体化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城乡一体化思路和途径。

       1.思路

       以保障国家陆疆安全为前提，乡村牧场以农业、牧业为主导产业，城市以商业、工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产业，城乡并重，最终实现族群和谐、城乡互补、边疆安全的“众多小城镇点缀边疆大乡村”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

       作为国家实体边疆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北陆疆城乡一体化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达到西北陆疆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如何尽快缩小西北陆疆城乡不同族群、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水平差距。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主要由城乡不同产业互补决定。城乡产业互补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城离不开乡，乡离不开城，最终就能形成城乡并重的格局。具体来说，乡村和牧场以农业和牧业为主导产业，并加快农牧业现代化步伐。这样城市中从事工业的不同族群和职业的人即可以获得必不可少的粮食、蔬菜、肉、蛋、奶等食品，棉、麻、皮等制衣原料，甚至工业原料；在城市中则以商业、工业和文化产业为主导产业，从事商业、工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群体则为自己也为乡村和牧场的族群和职业者提供生产工具及各类物质或精神消费产品。从而使城乡不同族群和职业的边疆人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城乡一体化的生产生活格局，亦即城乡并重、城乡互补的城乡一体化格局。正如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所说：“不能绝对地将人类的活动空间人为地割裂为城市与乡村，而应该作为一个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关系统一体。”[34]在这个城乡并重的关系统一体中，不同民族、职业、界别的人因为生产生活互相需要而结成团结和谐的关系，西北陆疆自然就形成安全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2.途径

       城乡一体化的具体途径是：公路铁路口岸所在乡镇与乡村牧场一体化发展与戍边相协调；所有边境县辖区乡镇与乡村牧场互补发展；避免县城、地州、省区城市过度城市化，走小城与大村并重的发展之路。

       西北陆疆的边界地带聚集着大小不一的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从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盟到新疆与西藏的交界一共有13个陆路口岸，它们分别是：内蒙古策克公路口岸、甘肃马鬃山口岸、新疆塔克什肯口岸和老爷庙口岸与蒙古对接；新疆都拉塔口岸、霍尔果斯口岸、阿拉山口口岸、巴克图口岸、吉木乃口岸为与哈萨克斯坦对接的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吐尔尕特口岸是与吉尔吉斯斯坦对接的口岸；与塔吉克斯坦对接的是卡拉苏-阔勒买口岸；红其拉甫口岸与巴基斯坦对接。这些口岸历史上都是地理位置相对重要而方便的货物贸易和人员交流之地。有些口岸的前身就是集市或小镇。它们的基础仍然是广大边境地区的村庄或不同季节的牧场。从陆疆安全的角度来说，如果仅仅依靠口岸的应急力量去戍边，肯定无法全面固边。因为口岸虽然作为边疆要地需重点防守，但口岸与口岸之间的广大乡村和牧场不仅是各族人民的家园，也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这些疆土必须依靠居住在这里的各族民众守卫。他们在这里为生存发展农业和牧业，同时供给口岸上的各类职业群体基本生活必需品，口岸作为集市和乡镇则为乡村和牧场的居民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或产品提供了方便。因此各类公路与铁路口岸和边境乡村牧场互相协调，形成戍边与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格局。

       西北陆疆所有边境县所属乡镇与乡村、牧场之间形成互通有无、公平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格局。西北陆疆涉及的边境县(包括自治县、市、旗)共有36个(从内蒙古阿拉善盟经甘肃到新疆与西藏交界处)，下辖边境乡镇共314个(含17个民族乡)，还有11个苏木、18个街道办事处和14个农牧场。西北陆疆所有边境县所属乡镇的规模取决于县城、乡镇所在的乡村和牧场的生态环境、产业、人口承载率及能够向乡镇输送的农牧产品的最大值。因此边境县的所有乡镇建设的重点不在规模和面积，而在于乡镇各类族群和职业群体的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和镇与乡村牧场生活水平差别的不断缩小。只有镇与乡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的时候，边境县各族各界各职业群体就能够安居边境，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对于西北陆疆民族地区来说，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县城扩建或在老县城附近修建新城、地州城市和省区城市持续扩建。这一方面源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产业发展到能够支撑城市的扩建，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国家对边疆地区的大力支援。但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陆疆城市来说，城市人口承载率受水资源、沙漠气候等多方面自然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当人口规模和产业能力不能支撑过大城市建设时，即使依靠外力强行建设，也会出现新城即空城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在西北边境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西北东部地区大量存在，说明西北的城市建设没有考虑到西北的特殊情况，更没有吸取东部及沿海城市因过度城市化带来的霾天气、水污染、病流行的教训。为了防止西北边疆过度城市化而威胁边疆安全和稳定，我们必须把边疆县城以上的城乡一体化工作转移到提高城市质量方面。众所周知，城市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人口密集，官、士、农、工、商，各种社会成员被社会的有机性联结在一起；第二，构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宗教、礼仪与军事的中心；第三，有坚城、深池、设施、建筑、作坊、街道、墓地、供水与排水系统，构成了城市有形的硬件；第四，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它也是各个时代文明荟萃的地方。[35]现在西北县城以上的城市虽然规模已经具备，但基础功能及其联动功能并没有发挥好；城市与广大乡、镇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别仍然很大；城市内部的产业构成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疏远。对于这些问题，国外相关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如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将原来密集的城区分成一个一个的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联系起来，并使各个城镇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所隔离，但从区域角度看，则是一个城乡差距较小的城乡区域均质体”。[36]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设计理论则认为：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融合的社会”。他强调，不能用城市“侵入”农村，按现有城市的建设办法来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思路去实现城乡融合。他呼吁人们重新重视长期被忽视的农村的作用，指出“农村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全生态系统”，还有许多衍生的作用，如国土资源的持续利用，国土保全，水资源涵养以及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功能等。[37]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西北特殊的生态地理条件，在避免过度城市化的同时，提高西北陆疆城市建设质量。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公平正义发展。中国作为多民族发展中大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在进行过程中，不仅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城乡发展的好想法、好做法，也要根据国内不同区域走殊途同归的道路，最终实现全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对于西北陆疆民族地区来说，小城大村，即众多小城镇点缀边疆大乡村，也许是集发展与戍边于一体的良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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