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词人的忧生之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上引诗人“忧生”之诗例，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第七章，意谓瞻顾四方，道路逼仄，难以驰骋。类引的词例，出自晏殊的《蝶恋花》下片：“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西风肃杀，凋落了一树碧绿。寂寞独上高楼，望断天涯，伊人又在何处？欲托相思于书信，山长水阔，又如何寄达？茫茫然而无所归依，一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其中深蕴着一种人生何处的幽幽慨叹。
富于忧患意识是体现在古代士人身上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颇具文人气质和“原型”意义的美学范畴。与“唐人融合南北胡汉诸审美要素的波涛起伏，汹涌澎湃，汪洋恣肆”不同，“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为静，由浑灏而变为澄清，由惊涛汹涌而变为清波容与”。“其时之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展，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公木《宋代美学思潮序》，见霍然《宋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性格内敛静弱则容易多思善感，自然的晦明变化，人事的递嬗变迁，都能牵惹出文人那莫可名状而又坌然而生的无端哀怨怅惘，此即所谓《文心雕龙·物色》中所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他们很容易将自然与人事进行“异质同构”的比况，由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发出劳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感慨。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人的人生哲学便被纳入帝王政治统治的结构系统之中，“自我”严格受制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曹植《求自试表》），致君尧舜、显达荣亲是士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家族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伦理义务。但是，“自我”是否就该永远被家、国所遮蔽呢？除了责任和义务，他们就没有内在的欲望与要求吗？对于人生的种种缺憾，他们就没有认真思考过？回答是肯定的。翻检历代文学作品，诸如。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秦嘉《赠妇诗》）、“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曹植《浮萍篇》）、“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几”（张华《游猎篇》）、“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白居易《秋山》）等人生喟叹俯拾即是。在宋人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更具“个人写作”性质的词作中，更充满了对自我生存状况、生命终极意义的深沉思考。被词评家目为“古之伤心人”的晏几道，其《小山词》虽以写儿女情事为主，但“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这种光阴促迫、人生无常的感叹在宋词中所在皆是：“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晏殊《木兰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南乡子》）、“叹人生，杳似浮萍”（查荎《透碧霄》）、“堪笑人生如逆旅”（姚述尧《临江仙》）、“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辛弃疾《贺新郎》）、“毕竟人生都是梦”（葛长庚《贺新郎》）……这是悲剧色彩何等浓重的忧生意识！
二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辨人生如寄出处”条云：“苏文忠公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虽和陶诗亦及之，盖有感于斯言。”人生苦难意识的根源在于生命有限而自然永恒的矛盾，这一矛盾横亘于士人心中，无法排解，难以释怀，“人生如寄”反映的就是士人在时间流程中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一旦陷于“世路无穷，劳生有限”（苏轼《沁园春》）的思维逻辑中，士人大都有着难以自抑的人生悲哀。在宋词中，士人忧生之嗟的基调就是由此奠定的。
由时光流逝而引发的人生感慨，是宋代词人忧生之嗟的重要内容。词人们对时光的感受是异常敏锐的，岁月的流动不居，常常引起他们无限的感慨，并进而引发他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柳永《尾犯》）
“太平宰相”晏殊，幼以神童著称，十五岁即赐同进士出身。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他是非常幸运的，一生富贵优游，风平浪静。但我们看他的词作，在一派雍容富贵气象背后，总时时透出一种面对时光流逝而无可奈何的感叹：“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清平乐》）、“朝云聚散真无那，百岁相看能几个”（《渔家傲》）、“重把一尊寻旧径，所惜光阴去似飞”（《破阵子》）、“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破阵子》）、“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清平乐》）、“把酒看花须强饮，明朝后日渐离披，惜芳时”（《酒泉子》）。其《浣溪沙》词云：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此词是怀人之作，但惜时之意更浓。“一曲新词酒一杯”的闲适生活，是在“去年天气旧亭台”这一环境气氛中进行的；但流光移转，又换今年，往日欢情却不再见。“夕阳西下几时回”一句，蕴含着一种哲理的沉思：时光流逝，一去不返。花开花落，燕去燕归，这是自然规律，也是词人对生命递变的感受。词中所流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实际上是词人内在“忧生”意识不自觉的外露——在“小园香径”中“独徘徊”的不正是一个踽踽独行、满怀愁虑的“‘陇生”者形象吗？
日本学者青山宏认为，“落花＋伤春”的时间意识是宋词的基调（青山宏《中国诗歌中的落花与伤春》，日本大学《汉学研究》第13、14号），这是颇有识见的研究心得。词人旨在抒写生命悲感的“伤春”情绪与“忧生之嗟”这一情感相近。春天是一岁之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与人生不如意者的悲凉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自身没有、缺少或即将失去欣赏美景的资本，他们在明媚的春光中感受不到勃勃的生机，而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却在无情地比照着他们那充满缺憾的人生，于是，诸如“春愁”、“春怨”、“春思”、“春恨”、“春病”一类的“伤春”情绪坌然而生，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样“干卿何事”的自然现象，也会搅起他们对人生种种不如意、不满足的伤心记忆：“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冯延巳《鹊踏枝》）“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千秋岁》）面对来去匆匆、花开花落的春天，词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人生苦短、青春易逝，虽多方回护，仍徒唤奈何。欧阳修《浪淘沙》词云：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柳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曾抒发过极为深沉的人生感慨：“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草木无情，但人有情。今年花比去年红，明年花当比今年更好，可人生又是何种光景呢？ “年华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欧阳修《玉楼春》），人生易老，正是欧阳修的“百忧”之一。清代黄氏《蓼园词评》以为这首《浪淘沙》词的末两句，“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四册，第3037页），允为中的之评。
与感叹时光易逝相关，“叹老”是宋人忧生之嗟的又一个方面。在宋代，士人已没有汉唐时期那种飞扬跋扈、豪气干云的精神和气魄，他们犹如宠辱不惊、练达老成的长者，偶有振作，也不过是“聊发少年狂”而已。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谓，“唐臣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此偶见也。宋人字名则好用老字”，并列举了几十个以“老”为名或字者（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45页）。这种取名时尚所显现的正是一种普遍具有的老成持重的时代心理。在宋人的文学作品中，“老”字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以词为例，“老”字出现在苏轼词中五十九次，黄庭坚词中三十三次，晁补之词中三十八次，朱敦儒词中五十四次，辛弃疾词中一百四十九次，张炎词中九十五次（童盛强《宋词中的生命意识》，《学术论坛》1997年第5期）。这些词中的“老”字，其义项很多与“叹老”内容相关。
一般而言，“叹老”或者是人之生命里程已过大半后的一种情怀，是人在垂暮之年对已逝青春的怀恋，或者是饱尝人生艰辛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宋人的“叹老”也基本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但也有例外。还以晏殊为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晏殊一生风平浪静，富贵荣华，几乎没有大的波折，但他却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叹老”情怀的人。我们虽然不能将其词作进行严格的编年，但可以肯定，充溢其词中的那种“叹老”情绪，绝非都是垂暮之年的产物，而主要是词人感于外物所产生的一种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慨叹，这种慨叹贯穿于其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也老去了人的朱颜，这大概是人生最平常也是最无奈的事情。晏殊《珠玉词》中的“叹老”情绪，总是与感叹时光的流逝紧相关联。如“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采桑子》）、“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渔家傲》）、“日夜声声催箭漏，昏复昼，红颜岂得长如旧”（《渔家傲》）、“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颜依旧”（《秋蕊香》）、“不觉星霜鬓边白，念时光堪惜”（《滴滴金》）、“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清平乐》）等等。晏殊一生富贵，歌儿舞女，诗酒风流，他自然觉得欢娱时光过得特别快，“不觉星霜鬓边白”。但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个善于哲理性思考的人，他深知繁华散尽后必定是难耐的冷清，所以，他之“叹老”实际上是潜沉的忧生意识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态。
在南宋爱国词人那里，“叹老”的意义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感叹英雄迟暮、壮志未酬。无论是辛弃疾“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老去情怀，还是陆游“身易老，恨难忘。尊前赢得是凄凉。君归为报京华旧，一事无成两鬓霜”（《鹧鸪天·送叶梦锡》）、“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的叹老意绪，词人的生命之“忧”与国事之“忧”是紧紧纠结在一起的。
三
由感慨于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导致的一种生命形态是“及时行乐”，这是宋人忧生意识的别一种表现形式。人生苦短的思维逻辑，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最本能的反应和最普遍的做法是求仙学道，祈求长生不老，但实践的结果却使理智者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苏轼《和陶神释》）“莫炼丹难。黄河可塞，金可成难。休辟谷难。吸风饮露，长忍饥难。 劝君莫远游难。何处有、西王母难。休采药难。人沉下土，我上天难。”（辛弃疾《柳梢青》）炼丹辟谷、求仙采药以求长生久视，或礼佛修行以冀度入西方极乐世界的祈望与努力，都是愚妄和虚无的，远不如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来得实在。“人生几何，如何不算、珍重此生？”（陈著《沁园春》）既然人生如此短暂，又何不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及时行乐呢？“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惜清欢，又何妨、沉醉玉尊前。”（晏殊《拂霓裳》）“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张昪《满江红》）
唐人也追求及时行乐，但与宋人的态度有所不同。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写在一个花好月圆的春夜，与诸从弟在桃花园中饮宴、幽赏、清谈、赋诗。其中虽有“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感慨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但飞动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的情绪和充分享受人生的积极态度。而宋人的及时行乐则或多或少带有消极、颓废的成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载：韩维任许昌太守时，“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这种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是典型的忧生惧老心理的反映。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五载：“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夕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帏翠幕，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奢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愒。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同样的情况还有宋祁的“不晓天”。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二载：“宋子京好客。尝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具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席罢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增加宴饮的情趣，但也不排除这样的心理：一旦天明，自然会宴终客散，“酒阑人散忡忡”（晏殊《清平乐》），“酒醒人散得愁多”（晏殊《浣溪沙》），接踵而至的便是无尽的冷清和寂寞。如果帘幕密遮，不辨昏晓，那么客人们就会一直沉浸在歌舞宴饮的“夜生活”中，延长了黑夜，也就等于延长了欢乐。透过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我们不难体会宋人那种抓住眼前时光及时行乐的心理：“人生乐事知多少，且酌金杯。管咽弦哀。慢引萧娘舞袖回。”（晏殊《采桑子》）“少年不管。流光似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宋祁《浪淘沙近》）“白发戴花君莫笑，六幺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欧阳修《浣溪沙》）“乐事赏心易散，良辰美景难得。会须醉倒，玉山扶起，更倾春碧。”（黄庭坚《雨中花》）敏感于美好年华行将逝去却又无可奈何的紧迫感，促使士大夫们不得不刻意为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享受人生欢乐的虚拟环境。
翻开宋人的词作，“人生行乐耳”（方岳《风流子》）的消极行乐思想随处可见。据唐圭璋《全宋词》统计，含有“行乐”的词句，就达一百五十多处（杨海明《从“享受人生”看唐宋词人个体价值的“升值”》，《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如“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朝中措》）、“人生无事须行乐，富贵何时且健身”（米芾《鹧鸪天》）、“受用现前活计，且行歌行乐”（朱敦儒《好事近》）、“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辛弃疾《水调歌头》）、“长生药，有分神仙难学，人生聊复行乐”（刘辰翁《摸鱼儿》）……人生路上，不管是得意者还是失意者，都不约而同地唱着“及时行乐”的调子。但宋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却实在并不潇洒、轻松，这是人到中年后阅尽人间沧桑、惟恐老之将至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是深沉的忧生意识异化而成的一种略带畸形的生命形态。
（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8BZW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