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实质、普适性及未来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实质论文,性及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05-0010-06
目前，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并努力从中国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探索加快本国发展的途径；而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上，既有比较公正和客观的评价，也有的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影响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既有以西方模式为圭臬否定“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价值和意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的偏颇观点；也有出于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模式”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真正从世界历史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中认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论探讨还比较少。因此，正确辨识“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合理评价“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对于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模式”：世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解读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主要障碍等问题。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1968年）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问题。
在西方的研究著作中，有许多用来形容“中国模式”的词汇，例如市场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雷默于2004年5月11日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描述中国独特发展途径的研究报告。在这份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的报告中，雷默描述了当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基本心态和主要看法。根据雷默的观点，“北京共识”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对于改革的创新和持续不断的试验的承诺；第二，是拒绝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唯一的进步指标，应同时考虑持续性发展与平等要求；第三，是对于自决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应该保障自己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并抵御强权的干涉。雷默宣称，“北京共识”显示了对于美国霸权所代表的现状的一种对抗，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鼓励创新、提高生活品质与经济成长并重以及提供平等的环境以避免社会动乱，并维护了其独立和自决的地位，拒绝了西方强权施加其意志，而获得发展上的成功。[1]总之，雷默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雷默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发表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5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2004年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远东问题》第5期发表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他列举了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意义的主要标准，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近两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当然，国际社会对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认为，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独立自主是“北京共识”的三大基本特征。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韩国经济学家全成兴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模式”更多地运用政府力量干预经济。显然，“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不过都是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道路的解读而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议论，无疑对中国人认识自己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实质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看法。[2]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蔡拓教授也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龙闪研究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进行了区分，把这些重大区别作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理由。他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学者庄俊举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指导地位，正是“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思想母乳。从某种意义而言，国外一些媒体的文章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
关于“中国模式”的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没能完整地揭示出“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从字面上理解，“中国模式”就应该是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将“中国模式”的实质解释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解释为“中国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的确抓住了“中国模式”的时代性特征。但“现代化发展模式”一说却弱化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制度性特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实现。[3]从社会政治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模式”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道路，它坚持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简单以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诠释“中国模式”也不能完全地表达出“中国模式”的全部实质性内容。“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两者的参照系不同，“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以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的解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中国人的立场、感情和语言对自身发展的观察和解读；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更抽象。我们知道，“模式”或“道路”是指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国人立足于本国国情，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对“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使用。
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我们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既是本土的、独特的，又是世界的、普遍的；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又是应对全球化、发展现代化的。一方面，“中国模式”不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泛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模式和战略”，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鲜明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起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成功经验就在于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其伟大成果就是和谐社会共建共享，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也不是纯粹的和狭隘的地方策略，而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必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是一种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社会实验和价值创造，它对应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的出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性集体行动，它具有明确的未来社会指向。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适性问题
雷默的研究报告引发世人的广泛关注，不是由于作者的身份，而是由于适逢其时，契合了世界希望解读中国成功之路的强烈愿望。无疑，世界想了解中国，不但想了解中国成功的“秘诀”，更想知道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就向世人提出了一个颇有理论意味的问题，人类是否能够成功建构一条非西方标准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这些不同的表述却同时表达着同一个意思，针对着同一个对象，蕴含着一个同样深刻的价值指向，即“中国道路”已经超出中国的意义，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涵。
“中国道路”是否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呢？“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借鉴的发展模式呢？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中国模式”问题的自然延伸，因为“模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普遍性，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在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适用性。然而对于这一点，学者们却有着不同意见。
在国际上，对“北京共识”的共识并不比对“华盛顿共识”更多。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快速经济成长已经使中国成为在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模式之外一个耀眼的例外，并且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遵行的范例。诚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指出的：“从越南到叙利亚，从缅甸到委内瑞拉，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正赞扬并模仿一个可能被之称为的中国模式。”[4]“中国模式”已经对试图给非西方社会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这一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北京共识”的有效性。美国学者斯考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认为“北京共识”只是一些迷思，因为中国从未严格遵循“北京共识”的核心要素。其根据如下：首先，中国并非创新领袖，且“华盛顿共识”也同样支持创新，创新的承诺从未成为中国成长的核心，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并没有本质的创新之处。其次，中国正在追求永续和平等发展的证据是有限的。充其量，这只能被看作是未来的目标，尚未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主流。虽然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采取重要的步骤打造控制污染的基础建设，但是一旦遇到环境和成长之间的矛盾时，经济成长的考量总是占据上风。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平等正在逐渐加大。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并不是独特的，中国的政策和发展轨迹与许多国家有类似性，绝大部分中国经济改革的智识源头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经验，而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也从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5]
在国内，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则认为，给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中国模式”赋予一种普适价值是不恰当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当然不存在一种可以被普遍仿效的“中国模式”。归纳起来，其主要论点是：第一，新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条件决定了不可能模仿或重复中国的发展道路。第二，“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三，与相对成熟的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相比，“中国模式”远未成熟。“中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及美国模式的最大不同是“中国模式”的成长性，这是其当前最显著的特征。因此，“中国模式”只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但它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许多具体的做法还需要各国结合本国国情去探索。
在“中国模式”的意义问题上，强调“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地方经验或强调“中国模式”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都是非辩证的观点。实践证明，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关于“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的普适性问题，最重要的是应当避免把中国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与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启示意义和价值对立起来。[7]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模式’他国可以效仿”的结论，还是“‘中国模式’不好推广”的观点，都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的意义上所得出的简单化的结论，其中都隐含着把某一种发展模式视作唯一正确的或合理的发展模式的理论预设。过分强调某一模式的特色和不可复制的唯一性，就会把这一模式变成纯粹的和狭隘的地方经验及地方知识，而过分强调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又会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事实，用某一种作为真理化身的模式去剪裁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内涵。显而易见，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消极和有害的。
四、把中国道路放在世界历史视野中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研究“中国模式”就要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放在世界文明历史之中，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发展的特点，才能正确阐发“中国道路”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认真梳理中国同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几个主要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同新世界秩序的关系，看到中国历史对新兴世界秩序的影响，才能阐释中国对世界体系建构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他的《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一书中这样描绘当今世界：世界最高的建筑在台北，下一个将出现在迪拜；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在北京；世界最大的炼油厂正在印度兴建；世界最大的客机由欧洲制造；世界最大的投资基金在阿布扎比；世界最大的电影工业是印度宝莱坞，而不是美国好莱坞；世界最大的赌场在澳门，那里的赌博业收入去年已经超过了拉斯维加斯；全世界十大富翁只有两个美国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称，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人类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力量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那时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革命，还带来了西方世界长期的政治优势。发生在19世纪末的第二次转变是美国的崛起。工业化后，美国很快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可能构建的组合还要强大。在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全球经济加速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推动了现代的第三次力量转变：他者的崛起。在2006年和2007年，世界上有12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4％，这其中包括超过30个非洲国家。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工业化西方之外的国家以过去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未来世界上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中，巴西、墨西哥、韩国、中国台北各有四家，印度三家，中国两家，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和南非各有一家。这与被美国社会大肆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相比，范围更广泛，这是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这些情况反映了世界力量和态度的巨变，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所以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西方之外迅速成长中的国家的代表。
如果从未来的国际关系史来看，中国崛起也许会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经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模式”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方面遵循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时序、路径、方式、手段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点。探讨“中国道路”问题，既要有“中国向度”，也要有“世界向度”。因为任何本土问题同时也是世界问题，任何世界问题同时也是本土问题。而在当前，我们尤其要从全球化的视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对“中国模式”加以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而不能孤立地讨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那种缺乏自觉的“世界视野”，单独在中国的语境中解读“中国模式”，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本来应当是“中国模式”研究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但在实际的研究中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这两个向度的分离问题。目前，我国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而明显缺少自觉的“世界向度”。具体说来，在我们的“中国模式”研究中常常缺少自觉的国际比较和全球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变成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这样无疑大大降低了我国在事关人类社会进步和全球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模式”是西方学者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加强在世界语境中研究“中国模式”问题，才能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五、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的轮回、挫折和失误之后，中国的现代化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实现了历史性腾飞。“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30多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的历史性跨越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但现实地看，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前面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
在经济发展上，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至少还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当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面临着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比如自然环境严重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官员的腐败问题未得到有效遏止，内需也没有得到有效拓展。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加上尚未解决的政治社会问题，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当然，更大的困难和挑战也许还不在经济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从国际视野看，经典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路径依赖性，受历史文化和地理条件等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英国和美国现代化是由民主化和工业化推动的；法国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现代化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的现代化模式与德国相近。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也要选择先工业化后民主化的路径。而政治民主化较之工业化而言，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能力，都是更大的考验。
从深层上说，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未来挑战，还表现在自身文化、文明是否为世界认同的问题。当一个文明的主流文化不能为外人所接受、所认同时，这个文明就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这个国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文化就要有更多的普世性。[8]2009年5月，汤一介先生在一次题为《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的演讲中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社会”可能的“共通价值”的看法：“前现代社会”是“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类型的社会；“现代社会”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类型的社会；“后现代社会”是“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类型的社会。[9]这一观点显然是大大高估了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现在的中国文化在影响力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还不能被普遍认同并有效影响世界。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影响世界的独特方式，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感化人的能力，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是很多文化所没有的。然而，这种包容性在他人看来也不完全是好事。西方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不讲原则，只讲利益，而他们大都有一个明确的是非标准。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用“大而化之”、“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或许可以化解掉西方人的“原则”，但是不可能无限地化解。对于外国人来说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宗教信仰是化解不了的。世界最终能否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认同中国文化和文明，既取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也取决于中国文化和文明在伦理价值层面能否得到普遍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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