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体制60年嬗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体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建立
1.私营出版体制的改造
（1）私私联营
在建国初期，私营出版业在我国整个出版业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国家采取了过渡、引导的方式，允许并鼓励他们的发展。如1948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就指出：“……二、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等书店属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也属此类。其中官僚资本应予没收者，须经详细调查确实报告中央。再行处理。”[1]
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对私营出版社要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随后，在私营出版社中开始推广“私私联合，集体经营”的道路。
（2）公私合营
1950年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出版界的公私关系问题，强调公私出版社应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对于“目前出版业存在相当严重的无计划、无组织现象”，提出出版业实现专业化和计划化的要求[2]。出版分工专业化不仅使得出版与印刷、发行分开，而且要求每个出版单位在出书范围上也按一定的专业方向发展。出版分工专业化客观上限制了私营出版社的发展，因为大型私营出版企业的出版、印刷与发行向来是相互依存的。私营出版社的私私联营的出版体制必须向公私合营这一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转变。
此外，建国初的出版形势开始好转，一些小型私营出版社激增。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出版了大量质量低下、内容粗俗的通俗读物，甚至还竞相出版各种歪曲政策的文件、材料和学习手册等读物。针对这些不法现象，1952年7月，全国开展了对私营出版社的治理整顿工作。私营出版社的治理整顿不仅完善了新中国出版机构建设和管理制度，还促进了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壮大。
1954年8月，中宣部对出版总署批示：“继续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社，并争取在1955年将除宗教出版单位以外的私营出版社基本上整顿和改造完毕。”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书稿以及纸张等生产原材料控制的措施。大多数私营出版社经营困难，到1954年底，私营出版社全部提出要求公私合营的书面申请。至1956年底，我国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全部纳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2.新华书店的迅速崛起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出版体制是在新华书店从分散到统一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来的。没有新华书店，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建设。
（1）分散发展
193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创办了新华书店。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写了党内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新华书店，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从此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了新华书店。这些新华书店不仅发行图书，也出版图书，办印刷厂，还发行报刊。在战争环境下，各地新华书店分散经营，独立作战，各自为政，出版物的质量不一，他们主要是宣传机关，而不是企业[3]。到1949年9月，全国新华书店分支店735处，职工8100多人。
（2）集中经营
1949年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召开，胡愈之在开幕式上说：“我们过去是分散的，我们的工作是局限性的，现在全国快要完全统一了，我们必须由分散走向集中，由面对局部趋向于面对全国。因此，怎样使新华书店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领导，集中经营，这是这次会议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我们今天还不仅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出版工作，而且站在国营企业的地位，要领导全国公营私营的出版事业，要团结他们，并在全国出版业中间起带头作用。怎样才能加紧团结和领导全国的出版事业，这是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4]
会后一致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议》。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于1950年3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正式公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国新华书店必须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担任国家的出版任务，发展人民的出版事业。出版内容应着重：（一）各级学校教科用书；（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译著；（三）国家建设、文化建设所需要的著作；（四）工农通俗读物。发行工作应以城市为重点，继续深入农村。”新华书店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企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实体。
3.国营出版体制的建立
（1）人民出版社的建立
1950年8月2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专业化分工的问题，提出把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的新华书店划分为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独立的企业单位，并尽快成立中央和地方的人民出版社。[5]1950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出：“书籍出版、印刷、发行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分工。”[6]
从1951年起，新华书店的出版与印刷部门剥离出来，出版部门由新创建的人民出版社经营管理。人民出版社是体现我党意识形态功能和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出版单位，直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
从1951年到1956年，全国省级行政区域的人民出版社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各人民出版社内设政治、科技、教育、少儿、古籍、美术等编辑部。
（2）专业出版社的建立
同一时间在北京，以人民出版社为主成立了按学科、对象和文种分类的专业出版社。按学科分类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等；按对象成立了中国妇女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农业出版社、战士出版社等；按文种成立了民族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北京盲人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
上海曾经是中国出版的发祥地，到1960年，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
到1961年，全国出版社基本保持在中央30多家、地方50家左右的规模。到“文革”前全国有出版社87家（不含副牌社），其中中央级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7]。
4.科技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兴起
“文革”期间，出版单位大多被精简、合并或关闭，截至1970年底，全国出版社减少至53家，编辑总共剩下1355人……[8]如上海文革前有10家出版社，至1970年10月被合并为一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了扭转“文革”造成的混乱，1977年12月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出版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国家出版局、教育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召开全国教材出版会议、编辑工作座谈会。国家出版局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送了《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于是在1978年到1980年间，全国成立了一大批科技类出版社，全国大多数省级区域都成立了地方科技出版社。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工作对图书特别是教材出版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于是成立了一批大学出版社。
地方出版社也逐渐由一家综合性的人民出版社分化为数家专业出版社，如地方的教育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
二、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体制的转变
1.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局社脱钩
由于国家出版管理机构的多次变更，我国地方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基本上是事业编制，既从事出版管理工作，又承担出版经营的任务。地方上绝大多数的出版局都曾经与出版总社或地方人民出版社合在一起，一套人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地方出版管理机构属于事业编制，自负盈亏。
党的十四大以后，为了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新闻出版局脱离事业单位，纳入政府系列。到2008年，除西部少数几个省区外，全国大多数省级新闻出版局都完成了“局社脱钩”，实现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2.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
自1980年开始推行出版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几乎全部采用企业管理方式。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出版社的改革问题，正式提出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对出版体制改革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开创了地方出版工作的新局面[9]。
1988年5月6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布了《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肯定了哈尔滨会议的精神。该《意见》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出版社改革的第一份文件。《意见》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为适应这种转变，就需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等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3.地方社工作方针的变化
地方出版社成立之初，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地方出版社出书执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1958年和1963年的两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重申过这个方针。所谓“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是指地方出版社只能出版着眼于普及的读物，不能出版着眼于提高的读物；只能向本地作者组稿，不能向外地作者组稿。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关于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方针是否仍然还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是否应该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来取代“三化”方针，会上有着激烈的讨论。为了解放地方出版的生产力，增强出版界的活力，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坚决支持调整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方针。在会议上他说：“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当然首先要满足本省读者的需要，要发挥本省写作力量的积极性。”
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
这次地方出版社工作方针的调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开端。它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出版社的生产力，由此催生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地方出版社。
三、新形势下出版体制的积极探索
1.组建集团和积极上市
出版集团是我国出版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组建出版集团是我国图书出版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中国入世前后，国外传媒巨头非常看好我国庞大的市场资源，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涉足我国的图书市场。为了提高我国出版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我国通过政府“有形的手”成立了多家出版集团。这种行政手段在当时情况下是最为简便、快速、有效的“造大船”的方式，管理者力图通过资源整合、结构优化来增强出版企业竞争力，将现有的资产、设备、技术、人力和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合理配置和优化利用，形成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出版产业良性发展的格局。1988年出版业的集团建设开始起步，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当属1999年2月24日成立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11月26日，全国出版领域第一家股份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经新闻出版总署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2007年11月，辽宁出版集团整体上市方案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正式挂牌上市交易。辽宁出版集团是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2008年10月，安徽出版集团将旗下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徽科技出版社等17家成员单位以借壳“科大创新”的方式实现上市。2008年底，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借壳“耀华玻璃”的方案被中国证监会受理，预计2009年实现上市。2009年3月19日，河南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竞拍取得上市企业S*ST鑫安公司28.99％股权，成为S*ST鑫安第一大股东，中原出版将通过这种借壳的方式完成上市计划。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也在加快上市步伐。2009年大概有十多家出版集团正在进行上市准备工作。目前，共有广电网络、中视传媒、中卫国脉、天威视讯、赛迪传媒、华闻传媒、博瑞传播、歌华有线、电广传媒、新华传媒、出版传媒、时代出版、粤传媒等13家在国内上市的传媒集团；在香港上市的传媒集团有新华文轩和北青传媒2家。
2.转企改制
从2003年6月起，全国新闻出版改革试点工作开始。2006年8月4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人民邮电出版社作为首批试点中唯一的出版社，完成了“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工作，转企改制进入实质阶段。随后，中国电力出版社、接力出版社都先后加入了改制的行列。2007年初，全国首批19家高校出版社启动转企改制试点工作。
2009年3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今年我们已经决定，将中央部委的出版单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中央已经作了决策，这一部分的改革今年就会全面推进，184家中央部委的出版社即将进行转企改制的改革。”
2009年4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
目前，全国成立了24家出版集团，其中17家已完成转制。整体而言，我国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出版集团整体上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改制完成的新闻出版单位都发展势头良好，并且已经出现了净资产和年销售超过双百亿的出版传媒集团。
3.兼并与重组
在推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同时，出版社资本结构的改革也在进行。相关主管部门也表示，以跨地域、跨产业链上下游为代表的兼并与重组在未来将成为大势。
2007年12月7日，江西出版集团联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重组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方案，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这是我国出版业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兼并重组案，同时也是首例由地方出版集团公司对中央部委所属出版单位的重组改制案。此外，吉林出版集团兼并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管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也获得成功。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联合重组可以有四种方式：一个地区或中央一个部门所属的多家新闻出版单位联合重组；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联合重组；中央和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对中央出版单位进行联合重组；鼓励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同时要大力培育一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专、精、特、新”的现代出版传媒企业。在三到五年内，要着力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元、销售超过百亿元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产业的发展常常通过收购、兼并等资本途径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并购史。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新闻出版业就将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机——旧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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