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再认论文,地方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6-0001-06
修订日期：2010-11-17
1 引言
地方(Place)作为人文地理学最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一直以来都在关于人与地域、人与环境的学术探索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地理学界对于“地方”内涵的认识复杂而多样。“地方”在人文地理的语境中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但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已经认识到，“地方”概念中地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地方内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早在1940年代，Wright即通过“地理认识学”(Geosophy)概念，阐述了地方作为一种意义建构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的形式与结构。在早期人地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当代人文地理学应从人类社会实践与经验的角度出发，以人之主观性为基础，重新对地方以及其内在的隐喻进行概念化。从地方所承载的主观性意义出发，对地方进行重新认识[1,2]。20世纪中期，在欧美人文地理学的定量化、理性化以及实证化思潮的影响下，地方这一概念的内涵被认为与现代性与科学性的理性与实证价值取向相违背，相关研究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3]。但在1970年代以后，以段义孚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重新将“地方”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自其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开始[4]，地方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语境中被定义为是一种“感知的价值中心”，以及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5]。与抽象、理性化的空间概念相区分。主观性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是建构地方最为重要的特征[6,7]。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经由人类主观性(Subjectivity)的重新建构与定义，超越了空间实体单纯的物质性，进而成为了一种充满意义、且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的社会与文化实体。正如Relph所言，地方意义的精华在于无意识的能动性使其成为了人类“存在”的中心，以及人类在整个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定位自身的一个坐标体系[6]。
另一方面，地方的意义与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与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我是谁”的方式[8]。认同的建构是在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而在这一系列符号或隐喻之中，人与社会群体栖居的地方无疑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只有明确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在一个空间意义系统中所处的坐标、个人或社会群体才能完整地认识自我、诠释自我。Heidegger以“栖居(Dwelling)”概念描述了自我与地方之间联接与统一的关系。他认为，地方与自我之间的社会、文化与情感联接表明地方对于自我来说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抽象的、物质性的生存空间，更体现出了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体系[9]。Casey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出发，指出地方与自我在一个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亲密的相互联系；由此，地方成为自我的一个隐喻，发现地方即是发现自我的过程[10]。地方建构的核心在于自我的“惯习(Habitus)”，即不断重复的空间行为与空间体验在自我中的内化。人通过日常的“定居(Habitation)”不断重复对于地方的体验，通过与地方不断的互动过程，使得地方成为定义自我的一个关键元素。由此，人被特定的地方所“标记”，成为地方所定义的客体[10,11]。可以说，个人或社会群体通过对地方意义的体验与诠释，来理解自身的身份与自我的存在[12]。地方与认同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地方构成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的一部分，而社会与文化意义又通过不断的空间实践将意义记录在地方之中[13]。从这一观点出发，后现代的社会理论提倡重新关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的地方因素，从地方与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关系出发，研究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地方性与主观性的作用。
鉴此，本文从地方、地方意义与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对欧美主流地理学文献中关于地方与认同关系的部分经典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期总结出他们关于地方与认同研究中主要的研究视角，旨在通过整理其对于地方概念以及地方与认同关系的再认识，从而对地方与认同在社会与文化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形成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探讨欧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研究对于国内研究的引导与启示。
2 地方与认同关系的主要研究视角
2.1 现代性，空间与地方认同
自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以来，现代性过程便不断对地方与地方的意义进行着重构，从而影响个人与社会群体基于地方的身份界定与自我认同。而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化与理性化的过程，也使得空间-地方这一人文地理学概念中独特的二元结构成为欧美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现代性研究的语境中，空间与地方的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内涵。前者通常是社会与经济活动发生与分布的物质性载体，体现的是抽象的、物质性的空间过程，实证性的科学原则以及普世性的空间法则；与之相反，后者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区域特征，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多样化的空间实践，以及地方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与文化意义[7,14]。在全球化语境下，空间代表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经济与资本要素的流动，而地方体现的则更多是与全球化力量处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并根植于特定地方性语境的日常实践活动对全球性过程的重构[15，16]。泰勒用“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这一概念描述了现代性过程中地方与空间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地方认同的影响。他指出，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理性化与无差别的空间过程与空间法则作用于地方性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使独特的地方之间不断呈现同质化，从而消解了地方的文化意义，干扰了个人与社会团体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而在现代性力量的作用下，个人与社群的认同不断受到来自地方外部力量的干扰，基于特定地方的认同边界逐渐被模糊化，认同不断地从地方的社会与文化网络中被剥离出来[14]。尤其是在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背景下，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被抽象的国家认同所掩盖。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对领土进行着理性化的空间重构。而地方原有、精细的社会文化结构则被理性的空间过程所忽视。
现代性力量在技术与生产方式层面上为人类社会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却又在地方性层面上束缚了人类社会创造地方意义以及定义自我身份的能力。Oakes将现代社会的这一特征称作“现代性的悖论(Paradox of Modernity)”。他通过对《浮士德》与《德伯家的苔丝》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分析提出，现代性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中：一方面，人们珍视地方性所代表的日常的空间实践以及独特的身份建构方式；而另一方面，基于地方的认同却又处在理性的空间法则的威胁之下而不断的被消解、重构甚至被抹杀[17]。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地方被贴上“传统”、“非理性”、“非科学”的标签。具体的基于地方性的身份认同则被消解在了抽象的空间形象之中[18]。
进入19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促使部分学者重新审视现代性与地方性间的关系，并重新认识地方在构建个人和社会身份与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例如，Benveniste在批判了欧洲文艺复兴后利用规则的格网形态规划城市的理念。他认为，利用直线与规则格网进行的理性规划将城市消解为无差别的物质性实体，多样性的地方文化脉络与社会关系在国家权利的作用下被抽象成了地图上毫无生气的点、线和面[19]。De Certeau则从对于理性的空间组织的批判出发，提出以一种“城市漫步(Walking in the City)”的生活方式来代替理性的空间组织。De Certeau的“城市漫步”本质上是一种无规律的、非限定的生活方式，其代表的是后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多层次的社会与权力关系以及基于地方经验的身份建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地方不再简单地屈服于空间规律与科学法则之下，其作为建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维度的意义重新得到承认，而地方也再次成为有关身份与认同形成与变迁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视角之一[20]。
2.2 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
在承认地方性、地方与认同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在社会与文化关系的具体化(Embodiment)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即是认识到，基于地方的认同是多样化以及动态化的。一方面，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群体对于相同的地方会产生多样化的认同，地方内部多样性的文化建构与社会关系决定了地方的意义绝不是僵化单一的，而是灵活多样的。正如Massey所言，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仅有一种单一的认同建构的方式，处在同一个社会与权力结构不同位置的社会群体对于地方的意义，以及自身的身份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地方内部充满了认同的分异乃至冲突[21]。地方认同的这一特性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Martin对绅士化过程中伦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原居民的地方认同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对于社区的地方认同建立在对一个古典、浪漫的中产阶级空间的想象之上，他们所认同的地方是一个充满了中产阶级文化品味的、浪漫化的空间；而与此相反，本地工人阶级居民的地方认同则更多的是基于日常生活琐碎的景观，以及对入侵社区之绅士的批判话语之上。对于工人阶级而言，社区景观代表的是传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中产阶级的进入无疑对其基于地方的身份建构产生了微妙的干扰[22]。又例如，泰国Pha-ngan岛在外国游客的地方认同中被构建成了纵欲、游乐的天堂，而本地精英却通过特有的方式捍卫了本土居民传统地方认同中固守的价值与传统，在一场认同的博弈中保持了一种权利与关系的平衡[23]。
另一方面，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地方以及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情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变与重构。基于地方的归属与认同并非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状态上，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与重构的动态过程中[24]。Said指出，地方认同是一个不断对地方进行想象与再想象的过程。在一个时间的轴向上，认同的建构从来都不是稳定的，而是动态与流动的[25]。对地方意义的理解与诠释应当超越所谓的地方“纯粹本质(Unsullied Essence)”，而应该被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去理解基于地方身份认同的再建构与再生产[26]。Mackenzie通过对于英属哈里斯岛原住民的手工艺品-哈里斯挂毯的研究发现，挂毯中的艺术元素实际上体现了原住民对于故土的再建构与再想象。为了表达对英国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政治权力的抵抗，本土原居民通过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取出的能够代表其原住民身份的文化元素来表达在特定的社会与政治情境下，原住民对于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的再建构。这一过程的关键，不仅在于重新确立“我是哈里斯岛人”这一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更在于明确地方认同的具体含义，即“我的哈里斯岛是什么样”[26]。Schnell在研究了美国移民城镇“小瑞典”居民的地方认同后发现，在瑞典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小瑞典”的瑞典移民建构这个移民城镇地方认同的方式主要基于瑞典境内的各个小区域或小城镇，随着移民不断融入美国社会，原先基于本土的地方认同不断消亡。而瑞典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基于统一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逐渐成为本地居民构建“小瑞典”地方认同的重要组成元素。“小瑞典”的居民通过重新建构地方认同的涵义，再次确立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美国这一文化的大熔炉中找到了定位自身身份的基点[27]。从“小瑞典”的实证案例可以看到，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并非仅局限在地方本身的过程中，外部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情境的变化同样也会对基于本地的地方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地方认同的建构，从本质上来看，是外部力量与本地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2.3 权力关系与地方认同
地方内部以及外部的权力关系会影响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形式[28]。地方内部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29]。在一个由话语构建的现代社会里，权力以多样化与扩散化的形式通过社会关系的作用不断影响与重构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30]。地方的就业、教育与基础设施的特征，资源分配的方式以及地方管制的模式等都会影响到基于地方的认同[31,32]。在地方的权力地图中，地方认同内在的多样性往往也体现在不同权力阶梯位置的社会团体的压迫关系与冲突关系中。Harner通过对墨西哥矿业城镇Sonora矿工的地方认同研究发现，在一个由资本积累与物质生产决定的关系体系中，矿工地方感的建构是基于Means和Meaning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Means主要是指物质性的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关系；而Meaning则是指地方认同与地方意义的文化建构。研究认为，工人阶级地方认同的形成在于其身份认同与权力阶级的地方认同相结合。权力阶级的地方认同通过一个霸权体系向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渗透，从而将工人阶级基于地方的认同纳入一个霸权的话语体系中。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被消解在了一个由权力构建的认同图景之中[12]。Harner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社会群体形成统一的地方认同的模式。但更多情况下，处在不同权力地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地方认同，以及对于地方意义的想象会产生尖锐的冲突。Larsen使用与Harner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了另一个矿业城镇矿工的地方认同。与Harner的结论完全相反，在Larsen的研究中，矿工所形成的是一种抵抗的地方认同。处在权力结构底层的工人阶级以自身特有的地方身份反抗了来自权力阶级的霸权[33]。
Waterman研究了以色列加利利山音乐节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以欧洲高雅艺术为主导的加利利山音乐节实际是以色列上流社会建构地方认同，想象地方意义的方式。而以色列社会的草根阶层则被排除在空间的意义之外。但草根阶层对于精英阶层社会认同的抵抗，也表现在基于加利利山的地方认同的建构上：在草根阶层的话语中，加利利山应当成为普通以色列人享受传统以色列文化的空间，加利利山的地方意义应该涵盖大多数的以色列民众(而仅非精英阶级[34])。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的主导阶层甚至可以通过对于空间的塑造，将基于地方的认同强加于社会群体的意识之上。例如美国亚特兰大奥本大街(Auburn)用于纪念马丁路德金的空间所传达的地方意义并不是少数民族的解放，而是政府主导意识下的一种社会秩序，即任何社会冲突的解决都应当在现行的社会制度-美国式民主的框架下进行。当社会处在危机之中时，主导的社会权力所努力达到的，是通过道德与意义的空间生产，来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在奥本大街的地方意义塑造的过程中，个人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被建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关注种族问题，谋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公民”[35]。
2.4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
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了空间与地方再组织与再生产的重要背景之一。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固有的社会与文化边界不断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威胁，地方的意义被全球性要素所消解。Harvey指出，全球化时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之中，经济与文化力量超越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在一个更大尺度上对空间和地方的建构方式与组织形式进行着重构[36]。而这一时空压缩的过程也引导了一部分学者开始怀疑地方性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如Castells提出，在一个流动的、网络化的世界里，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地方化的空间形态，权力与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去地方化[37]。但是，随着对全球化过程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全球化过程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地方性在一个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的新过程。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不发达区域来说，地方性的意义依然是建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基础[38]；另一方面，全球性力量对于地方性的影响并不会简单地导致地方性的消亡，而是在于对于地方意义的重构。全球性力量的作用是深深扎根在地方化的形式中的。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过程是全球性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前者消灭后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差异的内容得到重构，而基于地方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关系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39]。
在全球化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的互动过程中，基于地方的认同必然会受到巨大影响。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原有的基于地方身份认同与地方现实之间发生断裂，个人与社会对于地方的认知与想象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实之间出现明显的断层。正如英国人所感慨的那样：英国到底在那里？现在伦敦的街头充斥着东欧人、亚洲人、非洲人的面孔，而传统的英格兰的价值与文化究竟何在[40]？而地方性与全球化力量的融合与互动必然会引发地方认同在深层次上的重塑。本地社会对于全球性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常常有激进的反应，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促使本地社会通过激进的抵抗来捍卫自身的文化想象中的地方性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于地方的区域或民族主义在20世纪晚期及之后的盛行[41，42]。近年来，这类基于领地性的激进行为受到了部分进步地理学者的批判。Harvey认为一切基于领地性、区域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激进行为本质上都是“反动”的，是借地方认同的名义将处在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地方简单化为一种僵化的、单一的带有排他性文化边界的封闭区域[30,43]。Massey虽没有使用Harvey式的尖锐措辞，但也提倡一种“进步的地方感”。她系统总结了地方认同的多样性与动态性，认为一个地方的本地社会不应该陷入于一个固定的、僵化的对于地方意义与地方身份认同的想象中，而应该积极的拥抱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积极地承认一个由多样化的地方认同构成的地方，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意义[21，29，38]。当然，Massey所推崇的“进步的地方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实现的难度是很大的。May认为，Massey所提出的虽然是一种积极的理念，但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而要融合其对地方认同的想象，难度可想而知。她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伦敦绅士化社区的绅士与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后发现，绅士与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间有着明显的断裂，两个社会群体虽没有直接冲突，但其地方认同都是建立在排除他者的狭隘地方想象基础上的[44]。如何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地方认同的融合，是地方研究对人文地理学学者提出的新问题。
3 总结
本文目的在于针对地方与认同的互动作用形成一个可操作的框架。据上文总结，地方在认同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内涵，地方在意义中得到了形塑；而认同则在地方性的过程中实现了参照定位，并在意义中完成了自我建构。地方与认同在各自的循环过程中不断的得到重构与再生产。
地方与认同之间互动关系的前提在于承认地方性的存在，以及地方认同建构过程的多样性与动态性。而地方与认同的互动关系形成的媒介，则是作为特定情境的社会与文化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地方尺度下的社会与权力结构，也可能是全球性背景下，不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地方是社会生活建构的媒介，是社会关系形成的方式，也是个人与社会团体定位“我是谁”的坐标体系。文化的拼图是建立在地方性的基础上的，地方性为个人与社会团体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本底，使之成为定位身份认同的基点。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不能游离于地方的意义而存在[45]。前文有关地方认同的四个视角，在现实的社会与文化过程中并非只是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互为前提、互为媒介的。地方内部或不同地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地方认同形成的背景，而地方认同本身的多样性与动态性特征又是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关系产生作用的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与身份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复杂。一方面，地方内部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的地方认同之间的融合、冲突，断裂与紧张决定了地方内部的异质性与多元性；另一方面，地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全球化力量使地方不可能保持在一个封闭僵化的状态下，而总是处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与重构之中。认识地方认同的关键，在于承认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多元化的建构和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应以一种联系的观点探讨地方在建构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中的作用。正如Castree所指出的，地方的内部必然有一个内向的、对抗的世界；而地方的外部，则应当是一个尊重地方差异，欢迎地方联系的大同世界[46]。
图1 地方与认同辩证关系的理论框架
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nd Identity
欧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认同研究对于国内人文地理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在于彰显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即人文地理学研究不仅应当关注宏观空间现象，同时也应当转向更为微观的社会文化过程，即探索地方在个人或社会的再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在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层面上，重新解读人地关系这一人文地理学的中心问题。当前欧美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都在经历“文化转向”的深刻变革，研究重点也逐渐从基于空间的经济行为转向基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行为。无论是宏观的空间过程，还是微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冲突，最终都将归于地方的文化与社会建构。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对于地方与认同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作用机制，以及地方内部或地方之间的碰撞，融合与冲突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之中，社会群体的文化倾向不断被分化，而对应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复杂化。在这一情景下，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被重新建构，而基于地方的认同也处在一个不断地再想象与再解读的过程之中。因此，从地方认同的角度出发对地方意义进行再认识，无论是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还是空间组织模式的重构，都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从研究本身的角度来看，对于地方认同的地理学研究无疑将极大地扩充传统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并促进其研究范式的提升。快速发展的中国，剧烈的全球化、城市化及现代化都对地方和认同产生了诸多深刻而多样的影响，对其进行地理学关注，也是当下中国人文地理学对国际间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响应，值得地理学界重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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