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研究非洲史的中国学者——郑家馨教授的学术成就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孜孜不倦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发现诸多学者跋涉的足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它明显的政治阶段性和时代实用性。一门学科的兴衰往往同时反映出学者们的政治抉择和学术意趣。历史学，作为一门基础的人文学科，最能体现学者们的心路历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每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似乎都从现实出发来解释历史。在五、六十年代，苏联教科书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学习俄语、研究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成为一时风潮。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学术界也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学者们纷纷转向对美国历史的探讨，美利坚的“现代化之路”、美国“西部开发”成了人们急切问询的课题。在熙熙攘攘的学术淘金队伍之外，有一小部分学者虽也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但并不跟风赶潮，而是执著地将眼光聚焦在被一些人称为“黑暗的大陆”——非洲，其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郑家馨教授就是在中国非洲学领域中几十年默默耕耘的一位。
一
郑家馨先生1934年生于福建福州，1958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幸跟随中国世界史领域法国史和非洲史研究的开拓者杨人楩先生作助教。郑先生毕业的时候正是非洲大陆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关系空前加强，长期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共同命运使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走到一起。受此鼓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机构中率先单独成立了专门的亚非拉教研室（至今亚非拉教研室仍是北大历史学系的几大特色之一），杨先生在开创法国史研究并达到很高成就的时候，毅然将自己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非洲，开垦了一片处女地——中国的非洲学。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杨先生受到迫害，于1973年病逝。作为杨先生的助手和大弟子，郑先生与何芳川（现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亚太问题专家）、陆庭恩（北大亚非研究所前所长，现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两位先生立即开始齐心合力整理杨先生的遗稿，直到十年后，即1984年，经过种种曲折，由人民出版社以《非洲通史简编》的书名出版。这期间，郑先生尤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通史性非洲学著作。
除了为整理出版杨先生的遗作奔忙外，八十年代郑教授还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任非洲史部分副主编。从1986年起，又担任国家“七·五”哲学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非洲通史·近代卷》主编，该卷与何芳川、宁骚二位教授主编的古代卷和陆庭恩、彭坤元二位教授主编的现代卷一起于1995年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集中了国内非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一经问世便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一起为该书举行了首发式。当年这套大约两百万字的非洲学巨著便被评为国家优秀图书，获得多项奖励。
郑先生一直站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他给学生们开设的“亚非拉近代史专题研究”备受欢迎，选课率一直很高。在多年讲授和研究的基础上，郑先生与何芳川先生的合作成果《世界近代史·亚非拉卷》于1990年正式出版。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剖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几百年来从闭关自守到被迫改革开放的历程，从中总结出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称道的是，该书打破了历史教科书语言沉闷的气氛，文笔优美，气势磅礴，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了拓宽中国学者非洲研究的国际视野，进入世界前沿领域，1990年，北京大学派遣郑先生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英国苏塞克斯大学（SUSEX UNIVERSITY）研修非洲史。在英国的图书馆里，郑先生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阅读、复印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在与英国学者的交流中，郑先生结识了象舒拉·马克斯（SHULA MARKS ）这样的诸多非洲问题专家，带着丰富的研究成果，郑先生如期回到国内，将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他相继给研究生开设了非洲古代史、非洲近现代史、南非史等课程。只有走出去才能引进来。继郑先生访英后，国外非洲学者纷纷踏上中国土地。 著名的如美国耶鲁大学非洲学家汤普森教授（LEONARD THOMPSON），他在看到北大的非洲史的研究成果和中国非洲学界的成就后，十分惊讶和钦佩，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能将非洲学发展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在非洲黑人部落中生活了多年的莫桑比克问题专家艾萨克曼夫妇也对北京大学非洲学者的学术成就赞不绝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扩大，并对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8年5 月曼德拉总统访问中国并到北大作演讲，他很高兴地带回了中国学者们撰写的有关非洲的学术著作。
在与同仁合作著书的同时，郑先生个人对非洲历史问题的研究也结出了丰硕成果。他的研究重点是南非，尤其注重从经济角度入手，以“历史合力论”来剖析南非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学术问题。他先后给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南非通史和南非史学史等课程，以教学促进科研，先后在《世界历史》、《西亚非洲》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讨阿非利卡人在南非不断进行扩张并最终将南非据为己有的原因的学术论文。于1981年第六期《世界历史》发表的《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扩张》首先解决了南非历史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当葡萄牙和英国等欧洲新老殖民者纷纷从好望角海岸擦肩而过的时候，为什么荷兰人要在南非这块当时既不产黄金，又不能作为奴隶供应地，而且内地广大地区也不适于经营农业的地方开拓殖民地？南非的欧洲移民人数甚少，但从十八世纪初起布尔人却在南非内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土地扩张狂潮。推动这个早期土地扩张运动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也是研究南非历史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最基本问题。郑先生通过与当时世界上其他殖民地的比较，紧紧抓住世界市场及其对荷兰人的影响这根主线，并从阿非利卡人的阶级结构进行解析，指出是当时国际贸易的推力和阿非利卡人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张力促使人数极少的布尔人发出了极大的能量，从以地中海气候为主的海岸一步步迈向荒芜的内地从事牧业。阿非利卡人这种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是当地土著的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科萨人和祖鲁人）所不具备的，这也正是阿非利卡人得以征服原住民族的有利条件。因为阿非利卡人确立优势的“三大法宝”——除了体现精神因素的《圣经》外，枪支和牛车，这两样致胜的武器全都依赖外部市场的供应。这种与外部资本主义市场的日益扩大的联系是阿非利卡人在早期阶段沦为南非草原上的“白人部落”而又与当地的黑人部落有所区别的根本所在。《社会科学战线》本期发表的《论布尔人大迁徙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总结了郑先生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进一步详细解释了导致布尔人大迁徙的各种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作用。如果说《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扩张》和《论布尔人大迁徙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说明了阿非利卡人能够在南非立足并扩张的经济因素，《论十九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载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则主要探讨了早期原住民族何以被人数极少的荷兰后裔所征服，但主体民族却并没有被灭绝，从而能够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和殖民者抗争并最终依靠人口数量的优势重新成为自己主人的原因。搞清楚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原住民族从濒临灭绝的窘境到重新站立起来的过程一直是南非历史发展的主题。1994年以来南非发生的剧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郑先生指出，在近代世界几个欧洲移民殖民地中，南非有着独特的历史命运，它与世界上其它也曾被欧洲人征服、移民的一些殖民地的命运迥然不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欧洲人的殖民侵略和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所造成的结果是，土著居民基本上被消灭（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而由欧洲移民取而代之。但在南非，欧洲移民却始终未能取代土著民族。当然在南非的三个主要原住民族中，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他们的命运也不一样。桑人的狩猎—采集经济使他们的抵抗力最弱，他们在南非境内几乎被全部消灭，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到1957年只剩下二十余人；科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虽比桑人高一些，但他们仍处于游牧经济阶段，社会组织也比较松散，结果他们虽然对布尔人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使后者向内地的扩张推迟了三十年，但他们作为南非的一个独立民族也不复存在，他们一部分人如同动物一般被捕杀，一部分人迁出境外，剩下的人则全部被同化，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性，如今只在混血的有色人中留下后裔。与桑人和科伊人不同，班图人（包括科萨人和祖鲁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农牧混合经济阶段，他们的社会组织程度也比较高，当欧洲人到来之时，他们正在向国家的门槛迈进。班图人的农牧混合经济能够较好地适应和利用南非的自然条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的进步。他们在非洲大陆自北向南的长期迁徙过程中，历经磨难，养成了善于趋利避害，利用自然条件，减轻自然灾害的本领，这种历史首创精神使他们能够把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变为吸取和恢复民族力量的源泉。《殖民土地扩张与南非各民族的历史命运》（载《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郑先生提交给世界民族研究大会的学术论文，通过经济结构的对比阐明了阿非利卡人剿灭桑人，捕杀和同化科伊人，却无法斩尽杀绝科萨人和祖鲁人的深层原因。《英布战争的性质辨析》引入了南非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主要角色，即大英帝国在南非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英国人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表现为他们从阿非利卡人手中接管了开普殖民地，和布尔人一起打败了原住民族的抵抗，然后驱迫着布尔人进行大迁徙，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开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更集中体现在英布战争及其深远的政治后果。英布战争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其惨烈程度前无仅有，但极富戏剧性的是，在南部非洲大草原上进行的这场两个白人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尽管英国人竭尽全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结局却是史无前例的：大英帝国向战败者赔付巨款，并在随后成立的南非联邦中将政权拱手让给了战败者。从此，20世纪的南非历史注定了成为阿非利卡人主宰的历史，他们从胜利者手里拿走了整个南非的果实。郑先生认为，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其实用不着多说，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也不言自喻，学者们要做的工作应是探究何以导致这场战争，这场被列宁称为“第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的英布战争为什么会以胜利者向战败者赔款，然后共同统治班图黑人民族的结局收场。郑先生这篇文章的贡献恰在于回答了这方面的问题。这几篇系列文章抓住了南非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解决了联邦成立前南非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奠定了中国人研究南非历史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目前，郑先生正在全力著述《南非史》，非洲学界同仁都在亟盼着该书的出版，预计该书将在2002年与读者见面。
随着中非关系的进展，历史上的中非关系也成为郑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中国与非洲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两者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从遥远的古代起，分别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中国和非洲人民就凭着他们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借助一叶风帆，互通讯息和物产，为人类友好交往史写下了模范篇章。一方面正是地理上的距离使双方产生了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非两地各民族的天赋禀性，使中国和非洲人民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不象中国和西方或非洲和西方之间的关系那样，充满了血与火，而是礼尚往来，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在近代他们共同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都有一段屈辱的历史，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曾互相支持；在取得独立后，则互相帮助，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当南北距离日渐拉大之时，中国和非洲携手迈入了21世纪。郑先生从现实出发，从历史入手，来探讨中非关系的源远流长和现实意义。郑先生的可贵之处是并不因为现实需要就对历史上的中非关系加以强调或夸大，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考察。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与南非在近代以前有过往来的推测，郑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古代中国和南非之间不可能有交往，因为马达加斯加湾的洋流和季风造成的屏障并不比好望角的滔天巨浪易于穿越。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与非洲》（2000年1 月出版）一书已将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吸收进去。尽管郑先生本人在非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认为，我国的非洲学研究依然很薄弱，在1997年于北戴河召开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年会上，郑先生与其他十几位非洲学者一起上书国家领导人，盼望政府有关部门支持和加强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关注，明确给予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尽管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是个规模不大的学会，但却搞得异常活跃，参加者不仅有北京大学和全国其他高校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单位和政府各部门中与援非工作有关的人员，甚至还有公司管理人员。中国的非洲学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郑先生认为，尽管从总体上看，非洲是一个贫困的大陆，但非洲学并不贫困。当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还是“发展”理论，以及现在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如不经过非洲实践的检验，都将是不完整的理论。非洲的现实和非洲学本身最有资格验证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与否，因为非洲是当前各种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地方，正在从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向现代社会过渡。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非洲学是一门充满希望的学科。
二
郑先生是位涉猎极广的学者，除了集中精力研究非洲特别是南非历史外，他还对殖民主义史和世界文明史有着独到的研究。因为研究非洲历史问题离不开对殖民主义史的研究，更回避不了世界文明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郑先生是把非洲史研究放在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义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的，而不是为了考证一个小问题而钻牛角尖。他认为只有从世界文明史和殖民主义史的宏观角度来看非洲的历史和现实，才能给非洲学一个确切的位置。从迄今为止的考古学成果来看，非洲无疑是人类的发源地，尽管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亚洲也是人类祖先的起源地之一。非洲的史前文明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内一直走在各大洲的前列，为人类丰富多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近代起，非洲首先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而它又是殖民主义最后撤离的一个大陆。非洲的贫困和欠发展乃至不发展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一个大国的富强都离不开非洲。毫无疑问，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看待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不仅关系到对非洲近现代历史的理解，还关系到能否对殖民主义进行的总的客观的评价。而殖民主义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这些年来，即使对外国人所撰写的专著的翻译也比较少。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这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对落后，过去主要集中在一些殖民宗主国，部分西方学者做了一些专题性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移民史、帝国史、海外扩张史。西方学者的论点大多是为殖民主义辩护。作为一个饱受殖民主义掠夺的国家，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国内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看法不一，有的学者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来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遭到包括郑先生在内的一部分学者的反对。因为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提出过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既“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的论点。对于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国内学者们的看法也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理解这一提法的理论前提是接受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线论，即东方社会（亚洲）有着其不同的发展机制和动力。有的学者认为要承认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前提是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但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前者主要是消极性作用，后者主要是积极性作用，抑或两者均含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的两重性是世界历史上政治价值观与经济价值观相背离的矛盾现象，那么，在探讨殖民主义的作用时，就要防止将道德评判与历史研究相混淆。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人类历史上正义与进步完全背离的二重性现象，例如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这一著名的历史悖论，一方面要充分地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又要适当地肯定它的客观历史作用及其作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的某种进步性。凭着对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深刻理解，郑先生坚持认为，仅仅批判和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罪恶是不够的，我们既要看到殖民主义的“破坏性”一面，又要看到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一面。无论“破坏性”或“建设性”，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如马克思所言，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的大小，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强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它们既取决于宗主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及其文明程度，又取决于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总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而要把这一理论和具体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上，郑先生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一致赞同。1995年《世界历史》发表了郑教授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随后《新华文摘》予以转载。郑先生以坚实的研究表明了自己对殖民主义的理解。多年来，他不仅在通史教学和研讨班中，组织各个层次的学生和进修教师讨论有关殖民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而且着手具体研究殖民主义在各个地区造成的不同后果。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教研室申报的多卷本《殖民主义史》课题被列为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该课题还同时得到国家教委“八·五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资助，目前《殖民主义史》已先后出版了《东南亚卷》、《南亚卷》和《非洲卷》。其中《非洲卷》份量较重，因为非洲是殖民主义侵略的重灾区，历史上备受西方殖民列强的压榨，至今仍在遭受新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侵扰。不把非洲遭受新老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讲清楚，也就无从理解非洲人民的“非殖民化”运动，也就无从理解非洲政治地图的变迁和经济边缘化的艰难处境。总的来看，郑先生任课题项目主持人的这套《殖民主义史》的特点是：（1）把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去阐明“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不发达的关系。（ 2）重点剖析英、法等一些主要殖民国家的殖民政策，研究不同的殖民政策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关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殖民政策之间的重大差别。（3 ）重点剖析一些殖民地，如印度、南非、阿尔及利亚等，研究殖民主义因素对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4 ）重点研究一些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及其对“非殖民化”的相应影响。
郑先生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受到了社会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与同仁合写的《英国如何撤出殖民地》比较了英国与其他殖民国家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以及英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殖民撤退策略的不同，总结出了英国殖民政策的特点，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应对操作也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在香港回归以前，全国人大代表许多人都读过这本页码不多的书（参见《人民日报》1993年3月31日，第2版）。
站在历史的高度，可以洞察现实中发生的一切。目前，郑先生正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师一起，合力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明史》。其中郑先生担负的一部分近代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土耳其已经完稿。
多年来，郑先生一直担任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非拉教研室主任，教工党支部书记，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2—1999年，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北大史学》执行主编。目前，他仍担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他教过的学生大多已经成为学术骨干，活跃在国内外的非洲学界。他指导出了中国第一个非洲学博士，还曾指导过殖民主义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虽已年过花甲，郑教授仍然每日笔耕不辍，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尽量为中国的非洲学事业多做一些事情，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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