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生产力的巨大跨越、建立公有制度、将计划运用于国民经济管理、高举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旗帜，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作出的四大贡献。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一些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者思想方法论的错误和重大的知识缺陷，导致了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人类文明主流的偏离。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光辉结晶；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人类文明的精髓，在中国大地上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而进行的一场新的深刻的革命。
一、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但它的前提则不仅仅局限于19世纪的历史遗产。当然，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揭开了新的历史序幕。但是，19世纪末的历史遗产却不是简单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就可以概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视角是：19世纪末，人类社会在经过商品经济发展近900年、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发展近400年、以近代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发展近300年、工业革命发展近2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商品经济经过近900年的发展，19世纪末西方社会已经积累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商品经济的萌芽是在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生长起来的。当代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从11世纪起，商业就萌生了，城市也兴建和发展起来，而经济专业化进入了兴盛时期。①至19世纪末，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成就，恐怕莫过于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及现代股份公司的出现、商业的繁荣以及现代贸易组织的建立、金融业的产生以及它对贸易的扩张和市场制度创新所赋予的巨大活力。也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一方面，古典式的市场经济已经走向尽头，纯粹放任式的自由市场机制日益成为空中楼阁而不可及；另一方面，商品经济900年发展所积累的成就为现代市场机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自由市场经济陷入绝境之时，政府迫不得已逐渐担当起组织经济的责任。“到19世纪最后25年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潮流就发生变化。此后国家担负起更大更‘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任务。”②
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这是我们较为熟悉的结果之一。我们忽视的另一个结果是：资本私有制度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还赋予它为追求最大利润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内在活力。标志着资本私有制产生的16世纪，相继出现的“商业革命”、“金融革命”，实现了金融资本对商业的参与，贸易组织进化为独资公司和股份公司。18世纪以后，巨大的工业资本又逐渐发展成为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体。这样，至19世纪的后50年，现代股份公司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标志资本私有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创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细胞——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资本又广泛地社会化了，这一私有制度的异质体预示着人类社会制度革命的即将来临。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化经过近300年的发展，19世纪末已经从高度自信中透露出失望的情绪。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当初被冠之以新教精神，崇尚刻苦劳动，生活俭朴，追求资本积累、发展生产的个人主义，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它与经济上的经商主义、工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珠联璧合，创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但也正是随着资产阶级的一步又一步成功，个人主义开始走向它的极端——利己主义。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面临来自当时最为敏锐的社会思想家的批判：一是来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猛烈的、无情的、深刻的和科学的批判；二是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批判，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对当时最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考察，在赞赏美国人追逐个人利益的进取精神的同时，流露出对个人主义发展趋势深深的隐忧和失望。他指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③
工业革命经过近200年的发展，19世纪末它的成就及后果已经非常深刻地波及到发达国家的外围。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工业革命的200年中，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其被波及的时间顺序和工业化程度，分成三个层次的现代化链式结构：第一层次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第二层次是由于发达国家殖民掠夺但客观上已经受到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影响的前现代化国家，第三层次是那些众多的只受到帝国主义殖民掠夺但又根本与工业化无缘的极其落后国家；从19世纪末的状况来看，发达国家走过了早期工业革命的苦难开始沐浴着工业化的繁荣之光，但第二层次的前工业化国家此时却正在遭受着早期工业化苦难的煎熬，同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反抗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的行动”④指向资本私有制的否定因素，却又通过工业革命的中介波及过来，革命最容易在这一环节中爆发！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正是起源于这样的转折，批判继承了近1000年文明的历史遗产，对人类社会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四大贡献。
（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生产力的巨大跨越。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以及后来在东方经济文化最落后的中国的实践，打破了19世纪末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链式结构的格局。20世纪中期，那些原来处于现代化链式结构中第二层次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现代生产力的巨大跨越，在工业化速度上用20～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走过的历程，前苏联甚至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二）超越资本私有制的初步尝试——建立公有制度。公有制尽管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成长中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与几千年的私有制和几百年的资本私有制相比，不能不说它具有自己的优长之处。
（三）纯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陷入绝境之际的崭新创造——将计划运用于国民经济管理。计划作为一种调控手段，堪与市场相媲美，是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伟大而独到的贡献。它不仅使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战争的极度紧张和劳累中迅速复元”，⑤而且也给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大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世界走出苦难的启示。1993年11月2日，罗马教皇在回答法国共和党欧洲议员加夫龙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共产主义在本世纪的成功是对某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在社会主义计划中，也有‘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当然既不能摧毁也不能丧失。今天必然准确、客观、有区别地予以评价。”⑥
（四）突破西方文明致命缺陷的空前实践——高举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旗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关心集体、社会、国家和他人，追求公正、平等、互爱，成为人民的共同价值准则，这是空前的实践，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进作用是深远的。
在20世纪，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作的贡献可谓数不胜数，但就其对人类文明发展永恒价值而言，上述四个方面也许是极为突出的。它们不仅为把握社会主义百年运动的经验，而且为总结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走入歧途的深刻教训，提供了一些根本性的原则。
二、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及根本原因
20世纪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教训，恰恰是与它对人类文明所作的最根本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许多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长期以来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其实践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形成它们的深刻的科学和历史根源，以至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对人类文明主流的偏离。
理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认识上陷入了一个重大误区，即抽象地反对资本私有制度，割断了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的联系。
首先，忽略了资本私有制度对人类历史的双重作用。资本私有制是包含多种历史形式的具体制度，它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形式创新都具有内在合理性。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私有制的研究是深入的，但并不是全面的。它着力于发掘和批判资本私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罪恶性，而疏于客观地分析这种私有制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更没有冷静地看到，正是资本私有制在其几百年的成长中凝聚着人类为发展商品经济的许多制度创造和理性选择。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私有制的这种双重功能已经作了初步展示。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私有制的历史起点——农村土地产权由农民的公有地变为领主的专有地，现代私有财产在农村导致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在城市得到手工业行会制度的有力保护，进而发展成为联合手工工场，这些现代私有制形式与欧洲自11世纪商品经济萌芽以来已经创立的现代贸易组织和多种金融制度相结合，在“17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把所有的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同时包括殖民制、国家信贷、现代财政、保护关税制度的完整体系”⑦。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古代公共信用制度的现代形式——金融资本实现了对工业资本的参与，终于使资本私有制的最现代形式——股份公司制诞生了，而股份制度的出现“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换句话说，资本私有制几百年来具体制度形式的创新过程，既是为了提高物质生产力所作的一系列的制度选择，又是人类走向更新更高生产方式的漫长历程。
其次，没有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科学生长点。怎样创造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制度，一直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者们孜孜不倦探索的课题，但由于缺乏对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一系列具体制度形式的研究，因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生长点的认识长期以来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否定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后者对前者辩证的积极扬弃，例如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以抽象的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是要建立每个公民都享有生产资料的真正个人所有制；二是后者对前者历史的批判继承，例如公有制对私有的否定，并不是脱离一切私有制的具体形式去营造公有制的空中楼阁，而是将公有制的生长点建立在对资本私有制具体形式的扬弃上。恰恰在这两层含义上，某些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在辩证否定问题上似乎否定了私人占有，但建立了一种公民个人并不关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在历史否定问题上否定了一切私有制的具体形式，但建立了与人类商品经济文明无丝毫联系的“公有制”载体。对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没有理论责任，倒是他说过，股份公司制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⑨。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列宁在实践中放弃了先前“战时共产主义”这一“徒劳的空忙”，继之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将商品货币关系、“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城乡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等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生长点，但由于他过早地逝世，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此后，斯大林等后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背离列宁实践的模式化理论，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失去了一个应该有机会获得的科学的生长点。
再次，抽象地反对资本私有制，导致对人类用1000多年时间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否定。资本制度是一种在现代人类文明和社会化生产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私有制度，尤其是自欧洲11世纪起，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发展的优秀成果，都被资本私有制吸收了。没有抽象的资本私有制，也没有抽象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可以这么说，到19世纪末，资本私有制中凝聚着人类社会用近1000年时间所积累的文明。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要辩证地扬弃它。马克思恩格斯是真正的资本私有制的批判者，可惜，在100多年后，20世纪社会主义的许多实践者都缺乏马克思当年的科学头脑和批判态度，将反资本的理论发展成反贸易、反利润、反商品货币等等，无疑割断了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的内在联系。
实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方向上曾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航道，在其制度建设中陷入了重大片面性。
首先，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在确立社会基本经济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上曾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航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面确立商品经济关系与生产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已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无论是走过了几百年历程的资本主义还是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都处于商品经济关系和本国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比较参照和强有力的制约之下。但是，由于某些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世界文明主流的认识存在重大误区，其实践也呈现出逐渐偏离的态势，以致到20世纪中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步入绝境。一方面，在确立社会基本经济关系上，背离了一般商品经济准则。这便导致在确立的社会基本经济关系框架中，交换只是国家主观意志的体现，市场只是国家计划的工具，企业只是奉国家之命生产产品的工厂，银行只是国家货币发行所，因而，理论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却与僵化和低效率不协调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践中，脱离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链式结构。19世纪末由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海外扩张和其现代化道路上领先示范作用，形成了现代化发展三层次链式结构。进入本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后，这一链式结构愈益明显，层次更加复杂。随着发达国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一部分生产技术向次发达国家扩散转移形成了世界性趋势。一些国家抓住这一契机，建构本国现代化基础产业，从而在现代化链式结构中层次不断提高，也有一些国家由于屡次错过机会，而在现代化链式结构中层次大大地落后了。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践的大部分时间内主动将自己与这一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潮流隔离开来，封闭式地发展生产力，以至于某些名义上已列入世界工业化强国之列的国家最终沦为技术结构层次上的畸形物，一旦打开国门之后，才发现尽管自己有值得骄傲的高技术成就，但与当今世界现代化链式结构的主流偏离很远，甚至有大量的基础产业和生产技术领域必须从头做起。
其次，20世纪中后期社会主义在制度建设中陷入了重大的片面性。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践的大部分时间内，其制度建设的教训是陷入了过于狭窄的弊端。其一，缺乏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配套。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天起，社会主义者对于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维护其纯洁性是很重视的。但是，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的配套建设却非常薄弱，例如，政治制度上的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缺乏良好的具体制度和运行体制去体现它，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抛弃；经济制度上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因为也缺乏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去实现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发挥。在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建设的实践上似乎陷入一种悖论：一方面要坚持纯而又纯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面前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建设与根本制度的宗旨似乎存在矛盾，加上长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是去克服这种矛盾，而是放弃了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建设，使根本制度呈现出空壳化的现象。其二，在制度建设中制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面的、绝对的对立。在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主要精力是，专注于从所有制、分配形式、国家调控方式到政治组织形式、运行体系、干部人事制度、法制建设等方面制造出与资本主义的绝对的对立物，其中最深刻的要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了。长期的片面性制度建设，使得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面临极大的阻力，乃至于在改革的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制度资源的匮乏和建设思路的僵化。
上述教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客观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内部原因就愈益显得突出了。笔者认为，导致20世纪社会主义挫折的根本原因，是不少社会主义实践者们存在思想方法论的错误和重大知识的欠缺。
第一，背离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提供了两条最根本的原理：（一）生产力是社会结构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一切合理的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与生产力性质、水平、状况一致的基础上，与生产力协调的生产关系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然而，20世纪的不少社会主义者背离的恰恰正是这两条：一是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在理论上挖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二是人为拔高生产关系使其脱离生产力，最大的悲剧在于明明发现生产关系正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却仍然顽固地将其作为“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
第二，放弃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贡献在于，它强调世界万物的联系性、系统性，认为任何事物都在发展中进化、在扬弃中创新。然而，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中可以发现思维方式的极大失误：割断了社会主义与历史的联系，关闭了社会主义通向世界的大门，理论思维陷入了荒唐而简单的逻辑——凡是资本主义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资本主义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在很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陷入了绝对性。
第三，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是一位精通商品经济理论的大师，他的经济学说中，被后人所熟悉的是从商品内在矛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矛盾的逻辑分析，而不被重视的是对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具体组织形式创新过程的研究。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现实，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建设者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史一般的研究。可惜，教条式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消灭商品经济结论的人们，存在的正是这方面知识的欠缺，即不懂得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懂得商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缺陷最终发展成为对商品经济的深深偏见，许多不具备起码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知识的人，却能批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弊端。自此，社会主义者距离真理就更为遥远了。
基于上述几点失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践中所酿成的某些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不能容许后人再犯前人的极“左”错误了。否则，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将在20世纪末付之东流。
三、走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大倒退的时刻，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了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真理，以面向人类文明的广阔胸怀，在中国的大地上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进行的一场新的深刻的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革命性的含义之一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继承人类文明精髓的社会主义。
从实践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历史性的重重跨越，这其中，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跨越和社会重组具有深远意义。一是从计划与市场相互补充的改革向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跨越，二是从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到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跨越。16年来，这两次历史性跨越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在两次跨越的背后，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搞活城市企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深刻的社会基本经济组织的重新组合；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我国近代商品经济萌芽以来第一次深刻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的重新组合。从两次重大的历史性跨越到两次深刻的社会重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人类文明精髓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也是已经对人类文明主流发生重大偏离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回归的历程。
从认识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不断开拓的历史和空间视野深化着人类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弄清它，既取决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科学理解，更取决于对人类文明本质的全面认识。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和空间的“四维”视点上重构了社会主义新观念。其一，反思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封建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如果奉行极“左”路线，社会主义只能死路一条；其二，进一步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就是苏联模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搞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其三，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它既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处于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历程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四，从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出发，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继承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使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接近科学社会主义，它是符合人类文明规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刻革命性的含义之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大收获，更是社会主义走向21世纪的光辉起点。
——它明确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现代化链式结构的巨大变化证明，生产力的结构、运动、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处在现代化链式结构各层次的国家，可以通过掌握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来实现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是要在一百年中实现相当于现代生产力发展史的几百年跨越。在20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展开高科技竞赛说明，21世纪社会主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挑战，未来任重道远。
——它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我们一方面要根据生产力状况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另一方面正在塑造社会主义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在一定时期，我们让出地盘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甚至可以让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这决不是倒退，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因为，我们绝不能指望那种毫无效率又与人类商品经济文明没有联系的所谓“公有制”占主体，又绝不能指望真正的公有制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占主体一步到位。另外，公有制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前无古人的。20世纪末，我们正在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真正的公有制，它的产生、发展到壮大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
——它指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方向。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大约400年，资本主义由“看不见的手”调节，将自由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到极点；二是从本世纪初到中后期的大约70年，资本主义从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但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市场经济则是一个新的大的命题。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才被全党接受的13年，市场经济在中国艰难而迅速的出现，在社会进步的同时暴露了深层上我们的重大缺陷，即客观上非市场经济因素非常强大，主观上市场经济的知识严重匮乏。尤其在实践中，出现了经济发展迅速与各种制度建设缓慢的矛盾，国家宏观调控与社会经济运行恶性循环的矛盾，道德滑坡与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矛盾，原有社会公正观念和机制的失落与新的两极分化的矛盾，原有社会公正观念和机制的失落与新的两极分化的矛盾，共产主义宗旨与党内和社会腐败现象蔓延的矛盾等等。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矛盾，本世纪末不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平坦大道，甚至可能葬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总方向，而留给后人的是创造、创造、再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系统要经过长期建设才能形成，社会主义者要具备实现它的决心，更要具备科学的态度、真正的知识和脚踏实地的努力，这样才不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初衷。
——它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端倪。针对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计划用20年时间赶上某些世界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⑩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在20世纪末它面临着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体制的环境下，怎样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文明的难题。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虽然是中性的、是人类文明的共享成果，但毕竟产生、发展在西方深远的文化土壤上，它具有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源头的2000多年的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从17世纪开始，现代个人主义与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相互辉映，创造了资本主义蓬勃向上的历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逐渐推向历史反面时而出现的。历尽沧桑、峰回路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恰恰正是要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环境中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将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与西方已经发展到极点的个人主义文明剥离开来，其工程是巨大而艰难的，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与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体制结合起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塑造人类社会这一崭新文明必须实现前所未有的两大结合：一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有机结合；二是将中国古老的东方文明精华与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革命性的含义之三：改革绝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修修补补，它是对社会主义崭新的创造，是一场革命。
改革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都奉行的事业，但凡是最终走上有违改革者初衷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改革不断造成旧体制的复归，往复循环。体制复旧对改革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它最终使改革的环境严重恶化，人民失去了对改革的耐心和信心，从而在客观上导向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内涵，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揭示了其“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11)的性质，此后，他反复告诫全党：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城市改革也是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的改革，已经“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场革命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的伟大尝试。(12)有了如此彻底的认识，才会有彻底的改革实践，才可能使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但不会重蹈某些国家悲剧性的覆辙，而且能够以革命性理论勇气和革命性的光辉实践，创造21世纪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形态。
注释：
① D·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② 卡洛·奇拉波：《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5页。
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5页。
④ 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1页。
⑤ 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20世纪欧洲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
⑥ 《参考消息》1993年11月4日第2版。
⑦ 《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13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第495～496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1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页。
(12)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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