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21世纪新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金融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说金融是与科技并列的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也不算为过。在现代社会，金融和科技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没有金融的驱动，就没有高科技的持续开发与迅速产业化，同时也不可能成就网络英雄的创业之梦，新经济也就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正是现代金融的极大发展，才支撑和促进了高科技的迅速产业化。我国当前既需要进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又需要迎头赶上新经济的浪潮。在这种双重任务和压力下，建立一个支撑新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新经济”的缘起与内涵
从1991年4月开始至今，美国经济保持了将近10年的繁荣，具体表现为GDP连年持续增长；传统的菲里浦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反向变动）发生了改变，呈现为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见下表）；道琼斯指数不断创出新高，而且已突破万点大关。因此，人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周期已经消灭了，超常增长的美国经济已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新经济”时代。
表. 美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提出的。关于“新经济”的内涵，因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不同而不同。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以新一代的高新技术革命为基础，并由此引致的国民经济新格局；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以新一代的高新技术革命、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以及贸易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新格局；还有人认为“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以互联网为基础引致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有些人干脆认为，新经济就是“网络经济”，所以，要构建新经济就应构建网络经济，大力创建网络公司、网站，以促进网络经济的快速成长。
由于网络经济取消了大量的中介环节，交易成本极大降低，商家甚至可以在零库存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的商业贸易，比尔·盖茨曾将其定义为“零摩擦经济”或“零交易费用经济”。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只是作为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变厂商和金融机构的信息获取及处理方式、市场交易方式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应予以大力推动，可新经济并非单指网络经济。
目前，作为高新技术的计算机、信息、通讯、新材料、基因工程、环保和海洋技术等的应用，都将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因此也应属于新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且，由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程度不同，新经济发展必然有不同的模式，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换句话说，今天的新经济，明天就可能变成旧经济，而旧经济里的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也许可能成为新经济。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传统产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仍是我国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中国模式的新经济不仅应包括高科技产业化带来的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还应包括高科技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产业组织或产业结构的升级；目前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本身（包括网络经济在内）的产业化以及由其与传统产业结合带来的产业升级两个方面，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新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研究开发阶段、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特别是在初创阶段都具有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来自技术方面，而且还包括市场和财务风险）。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网络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商业银行在运营中首先追求的是资产的安全性，其典型特征是“锦上又添花，雪中不送碳”。当一个企业或行业处于蒸蒸日上时，银行对其支持比较明显；而当一个企业或行业处于初创阶段时，银行则很难伸出援助之手。同时，由于新技术企业在初创时期缺乏业绩记录，也很难通过上市筹集资金。这就决定了在新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启动资本的形成和一般的股票运作模式不仅和间接融资不同，而且与一般的股票市场运作方式有很大差异，在社会还没有提供一个这样的资本运作平台时，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到制约。从美国的实践看，这一平台就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特别是有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在政府倾斜性的投融资政策配合下，共同促进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也是新经济为什么会在美国，而不是在日本或者欧洲首先出现的关键。下面对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作一简要分析。
（一）政府投资与“中性金融”。
克林顿执政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倡导和支持。克林顿采取的是平衡财政政策，对高科技实行倾斜政策，他上台后一口气就做了几个大动作：1.对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提高到3%；2.出资15亿美元，与企业合作建设“信息高速公路”；3.投资2亿美元，协助企业进行高技术和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实行向小企业转让技术的“导向计划”；4.每年耗资5亿美元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一起，计划在10年内研制出“21世纪的汽车”；5.每年投资500亿美元实施培训计划。在货币政策上，克林顿推行了“中性金融”政策，改变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的地位，采取了主动灵活的利率政策，极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
（二）完善的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体系。
哈佛商学院的乔希·科纳经过研究发现，1美元的风险资本带来的专利要比1美元的研究开发所带来的专利多3-5倍。这说明风险资本的投资效率高于其他资本。但是，我们知道，风险投资一旦投入到风险企业，资金就固化为资产，如果没有退出机制，风险资本就会长时间沉淀在企业，风险投资者就会失去进一步投资的能力。而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所以说风险资本的正常运作必须有一种有效的退出机制，保证风险资本的收益分享与风险规避。美国不仅有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而且还有最为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这是美国新经济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纳斯达克(NASDAQ)市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其现在的规模和重要性来看，NASDAQ已经是全美最大的证券市场，为中小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通畅的融资渠道，方便了风险资本的退出，还使风险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同时孕育了像微软、Intel、思科等这样的世界信息巨头。1998年，NASDAQ市场的网络股上市公司有40家，而到1999年上半年就达到99家，筹资300多亿美元，占所有上市公司筹资额的25%之多。
其次，传统产业中的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了新经济起飞前的结构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多数公司逐渐认识到多元化经营的弊端，不少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购并，把与自身主业不相关的业务剥离出去，并吸收了与主业相关的上下游业务，使得业务得到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战略性重整，并由此确立了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完成了美国公司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信息服务市场的巨头IBM就是在这次业务重整中确立了自己的垄断位置。
最后，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企业制度创新不断。这种创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信息技术企业设立时，技术人员以其专利技术入股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股票期权已不仅仅用于激励高层管理人员，而且还在普通员工中大量使用，使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得以极大促进。
我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的历史逻辑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1953年开始，我国参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1978年。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呈现为典型的一元结构特征。改革开放前，中国不仅没有资本市场，而且银行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中介作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金融业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资产规模平均每年都以25%左右的速度增长，建立了多元化的金融结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构架初具规模，金融法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发展进程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是银行体制的变迁，二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两条主线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进行的，但在时间上并不是同时展开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改革提上了日程，但国家仍持续不断地对亏损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到1989年达到600亿元的顶峰，随后开始下降，到1996年下降为340亿元。在财政支持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国有银行成为对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主要支柱。1992年以前，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尚未威胁到银行体系的支付问题，所以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银行体系的改革一直处于一种“边际修补”的状态。即使在1993年之后，政府对国有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造，国家仍然对银行的经营实行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在有组织的信贷市场上，四大国有银行在贷款方面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大多数贷款都是流向国有企业。这种状况使得困扰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资金的无效分配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中，银行贷款取代财政向企业提供资金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这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尚可维持。但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其生产计划的制定一向对市场反应不敏感，再加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当市场竞争性增强或市场环境恶化时，企业的经营状况便迅速恶化，这时它们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性更强，负债率不断上升。但是，为了保持改革的稳定性，国家不得不对银行施加影响，要求它们向企业提供维持生存的资金。这部分具有政策性的信贷资金在企业看来几乎可以无偿使用，大量坏账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同时，国有银行的经营资金在投向上也受到限制，对于贷款项目也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和筛选的动力，而且银行本身也没有能够培养起市场化的能力。这使贷款损失的风险大大增加，不良资产急剧增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不再无限制地要求银行向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投放资金，国有银行出于自身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开始重视对项目进行筛选和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结构单一，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银行在资金投放上的谨慎和居民存款迅速增加造成银行大量存差，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在政府仍然严格控制金融体系的时候，只靠银行自身调整经营方式，很难走出这一困境。结果：一方面，银行被拖进国有企业的亏损“泥潭”，在无法有效提高经营业绩的情况下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存款。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成为摆脱困境的一个政策选择。所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一开始的功能定位就具有明显的分流资金的性质，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开辟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同时逐步解决银行体系存在的问题。
透析我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我国财政—银行—证券的发展，重点是支持国企的改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多数民营高科技企业，不仅很难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而且被堵在资本市场之外而“望市兴叹”，只有少量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借壳上市或海外上市。这使我国的投融资体系呈现出新兴产业与社会资金相隔离的、封闭的融资体系特征。高科技的发展本应由资本市场中的风险资本扮演风险投资主体，在我国，这种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却由政府财政拨款和国有银行的科技贷款取代之。这种以政府和国有银行为投资主体、以间接融资机制为核心、具有强烈计划色彩的政府主导型投融资体系的历史局限性，无疑是我国新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21世纪适宜于新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金融体系还不足以为新经济的代表产业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因此，借鉴美国经验，建立一个适宜于新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支持体系势在必行。这一金融支持体系应贯穿成果孵化与转化的全过程，即高科技的开发、试点和产业化过程，以彻底改变我国主要由政府财政投资和银行专门贷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现状。
（一）加强对高科技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倾斜，为社会化风险资本进入创造条件。
由于高科技企业在开发、初创阶段的失败率较高，因此，政府的投融资政策需要由对高科技企业全过程的支持转向重点支持其初创时期。具体来说，可以由政府作为出资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出发点将是为社会化风险资本的进入创造条件。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作如下政策安排：1.由财政出资组建科技信用贷款担保体系；2.由财政出资实施风险投资损失财政补偿计划。3.由财政资金参与组建风险投资种子基金；4.由政府出资组建技术转移资助基金。另外，还应尽快作出有关鼓励与保护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安排，加大对教育培训的财政支出。在货币政策的运用上也需要更为灵活主动。
（二）应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为新兴科技企业的成长提供后续融资渠道。
在我国，层次单一的资本市场体系显然无法满足风险资本的顺利退出，因此，我国当务之急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作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个顺畅的融资渠道，特别是为创业资本创造一个便利的退出机制，实现风险资本的良性循环。当然，我国二板市场的设立一定要吸取主板市场的教训，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交易环境，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要在我国形成一个风险投资家阶层，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风险社会化水平，这将有力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新兴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市场化将极大地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从而会大大加快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三）利用现有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本对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在我国二板市场尚未建立之前，可以利用现有资本市场的存量资本对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其中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和外资等均可作为风险资金的来源。
1.上市公司参与风险投资。结合目前沪深两地证券市场上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概况，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可以提炼出如下模式：(1)清华同方模式——充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的准风险投资；(2)长春高新模式——针对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区域性风险投资；(3)新黄埔模式——组建产学研联合实体并通过联合体设立风险投资基金；(4)福田模式——与高校共建科技开发基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大型企业；(5)复星实业模式——风险项目投资；(6)中青旅模式——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的主要发起人；(7)烟台发展模式——与高校联合组建私募风险投资基金；(8)辽源得亨模式——与高科技企业组建私募型风险投资基金。这里，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发挥一定的引导和帮助作用，将一些综合性的上市公司逐步改造为风险投资型公司，将一些不符合当地主导产业且主营业务连续不景气的上市公司转变为风险投资型公司。当然，对借发展新经济名义进行二级市场“题材”炒作的现象应高度警惕。
2.证券公司参与风险投资。从整个创业投资的运作过程来看，其每一步骤都与投资银行的业务和技术紧密相关。证券公司从事这一业务，有着其他机构难以相比的优势。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可以(1)设立专业部门，专门从事高科技公司的投融资服务；(2)发起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可以发起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公司，积极实现风险投资组织革新，通过组织资金运作和管理投资直接投入到系统性专业化的风险投资中去。从机构组织和制度上保障风险投资基金不偏离基金的投资原则和经营宗旨，并借此规避投资风险，是今后证券公司开展风险投资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方向。
3.证券投资基金参与风险投资。目前我国已有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下辖着20多家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已达600多亿元，已发展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一支重要的投资机构群体。鼓励基金参与已经相对成熟的高成长科技企业，也将有利于基金净值的增长。
4.适当利用外资参与风险投资。发达国家的许多外资金融机构都有风险投资的经验，而且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开发和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巨额资金，所以，利用外资已非常必要。外资参与风险投资，可以通过合资的形式成立风险投资机构，还可以鼓励社会保险基金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已相对成熟的高科技企业。
（四）加大商业银行对成熟高科技企业的货款力度。
新经济产业如环保、教育、高科技等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应彻底转变其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模式，加大对新经济产业的支持。这样，不仅有利于新经济本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
（五）完善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
目前，我国不仅缺乏系统的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而且许多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对风险投资还存在某些方面的障碍与制约，以至在公众心目中形成将风险投资视为政府的事情这样一种错觉。同时，立法的基础也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认识基础上，结果导致我国风险投资业的畸形发育。所以，完善高科技金融支持的法律应当首先着眼于风险投资主体的转换，要对风险投资的法律形式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对创业者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激励民间对知识产业和知识创新的投资。
总体而言，建立支持新经济发展的良性金融体系，需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金融工具，吸引充足的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传统企业的技改和升级，加快高科技的产业化进程向纵深化、个性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等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及早进入新经济时代。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及时开发各种管理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在活跃金融市场的同时，保证市场有序而稳定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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