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分裂与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当代困境、对策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困境论文,对策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一个不容忌讳的事实是，大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关系很少关注和探究，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理论界似乎早已淡忘了所谓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者碍于学理不得不提一提，但终究作为一个难题而绕开；或者口头上提倡，但行动上背离；或者表面上信仰，但内心早已怀疑，等等一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不如意状况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信仰危机将导致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中灵魂的分裂，故此，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角度而做出相应的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实状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想和灵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是关于社会历史变革的学说，在部分上是有关文学理论的学说，所以凭此种逻辑判断，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有着本然融合的关系，即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规定，而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艺术理论阐释，但文艺理论界似乎都不愿意探究这个关系，这可以归结为第一种困境：即现实与理想相脱离。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所诉诸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时，却未能像预言中的那样承担起历史的使命。”[1]252进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马尔库塞等苦苦寻找的新的历史主体——20世纪60年代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一场造反运动后，“纷纷放弃了造反的立场，重新在这个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中产阶级不驯服的子弟转变为中产阶级。”[1]258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出于马克思的所料，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的极端政治运动，如前苏联的斯大林集权主义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由此，共产主义理想受到了质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这表现为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科学性的质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功用性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实践性的抵制等，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回避这些现实，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
第二种困境是理性与情感相对抗。诚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33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理想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的必然结果，是科学的人类未来预见，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信奉它。但一些青年人不相信它，甚至一些共产党员也暗中怀疑它，这些人的抗拒，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无知，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而言，我们对他们的方式是不彻底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9因而，我们要将那些抗拒者作为个体性和情感性的合理存在来对待，从其本身找出症结，应极力关注和研究这些抗拒者的情感变化。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作为诗人、剧作家和文论家，在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评论中都充满了各种情感，包括对家人、朋友、政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也正如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发展，指出人的本性论中还应该包含“情感、性格等心理”[4]因素。例如在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和教学时，如果脱离了马克思对工人赤贫的阶级同情这个基本前提，而去玄谈所谓文艺的“美的规律”，进而也不去批判现实中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群中贫富差距的对立，在情感上不能引起人的共鸣或感动，纵使其理性知识的建构如何夯实牢固，都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正意义和彻底性，由此积累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情感危机，以至在理性和情感的冲突上撕扯出灵魂的裂口。
第三种困境是知识与行动相背叛。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实践纲领。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3]55-57可见，实践具有检验真理和改变世界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住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之所在。事实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做本原或本体，不是企图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强调实践的核心作用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5]因而，实践之于人的作用，不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行动的问题。例如在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在科学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后，应可以落实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上，即如“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3]243；“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288-294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制度、特权思想和权力本位主义等私有制的变相余孽，呼唤一种批判行动的出现。然则，可悲的是，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没有行动的意向，没有批判现实的力量，甚至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而行动上的却是自私主义，表现为知识与行动的相背叛，这些正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又一困境实状。
二、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对策
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实状，我们不能不思考解决困境的对策。
首先，我们应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之间本然融合的关系，如前所述，这两者之间本是一种辩证统一和协调互助的关系，但由于现实性、功利性和人为性等多种复杂的原因，将两者的关系割裂和对立起来，此种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人的灵魂分裂。就此种局面，我们不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而构成我们解困的策略。其一是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关注。在1845年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恩格斯称赞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的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尤其是他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2]592。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充分肯定，之后于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指出文艺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6]，这可以说是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方法论。实质上，意识形态性永远是文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性，它会以政治性、倾向性和阶级性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7]在过去极左思想的年代，我们的文艺因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扼杀了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也曾因弱化和取缔意识形态性而导致艺术颓废，归结来看，前者扼杀了艺术的审美，后者扼杀了艺术的理想，而理想需要信仰的价值支持。简言之，伟大的艺术总是信仰的美丽演示。
其二是对文艺乌托邦精神的追求。艺术追求什么？“艺术就是要追求那种现实社会中所没有的东西，艺术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未来的启示性呈现。”[8]514由于这种超越现实的追求，才成就了伟大的艺术。正如布洛赫所言：“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除了能展示其本质之外，而且还能展示另一面的潜能，也就是说，能展示它所处时代尚未显现的未来内容，而该作品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展示尚未知晓的终极状态。只有基于此，伟大的作品才能被视为所有时代共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伟大的作品能表达一种以往时代于其中尚未察觉的不断预示性的新生事物。”[8]525从结果来说，伟大的作品因其预示性、超前性和创新性，铸就了它的非凡性和永恒性；从功能来说，艺术面向未来，以其预示性和前瞻性，具备了预先推测和判定的能力。由此，艺术的乌托邦精神，已经是初步具备理性认识的信仰，尽管它要以美感形式来作为外在表象，这与共产主义作为主体性创造的信仰可达一致性的认同。对艺术乌托邦精神的抛弃，就是对人本身的否定，人有精神的特质和信仰的依靠，从灵魂的归依和完善来说，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和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
其次，我们要切实躬行和实践，以此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上的和谐统一。如前所论，从知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科学依据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想追求产生怀疑，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却不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行动。从中国的惰性文化来说，“知而不行和信而不为”的文化恶瘤至今残害着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给我们民族的灵魂造成了深深的伤痕，“诚信笃行”成为统治阶级愚弄天真者和幼稚者的伪道德口号。从个人生活情形来说，各种个人关系和物质利益等也成为阻碍我们对理想与信仰的躬行和实践的绊脚石，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一个人的人格灵魂和精神素质。于是，口头信仰、书面信仰与实际行动、现实活动的背叛，典型地反映了国人在精神信仰上人格灵魂的分裂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来说，我们应打破那种理论套理论式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如同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具有社会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坚实前提；在研究内容上，应更注重对中国当今现实问题的研究。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来说，以自己的生活态度、工作作风、情感价值、社会责任以及实际行动等来具体践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生来就是的纲领和经典，其斐然成就也是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莱汶(T.Z.Lavine)教授的研究显示，“当今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称他们自己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生活在由马克思主义政治体制所统治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席卷了世界并赢得了人类智慧、想象和意识的认可，而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伟大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曾做到过的。”[9]事实上，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甚至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等的藩篱，衡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诚，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中、不在书面上而在生活中、不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中。
三、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启示
上述所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信仰的困境及对策的问题，实质上，在这个具体问题之后掩盖着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文艺与信仰。整体而言，文艺与信仰都属于上层建筑中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意识形式，是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与信仰的关系表现为两者互相作用和影响。一方面，文艺可对信仰进行情感的、审美的和诗性的具体演示和生动阐释，如基督教艺术中，《圣经》叙事、赞美诗、教堂音乐、宗教绘画等无不是参与到基督教的信仰活动中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的信仰与这样的艺术活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信仰可对文艺进行心理的、灵魂的和精神的引导，如历史上许多伟大文学作品的成就无不受神学的信仰价值和理想追求的影响。因而艺术化和审美化的信仰宣传和传播是一种最具效应的信仰活动，共产主义的信仰工程也应当很好地借鉴这一方法。可惜的是，我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行，往往只是简单地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强力和枯燥的说教理论等进行，忽略了人的情感力量，最终造成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导致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情感危机。任何一种信仰都是关系着灵魂的安顿和归宿的终极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崭新的信仰——真理性信仰，不仅是人类信仰中的一种，而且是人类信仰史上科学信仰的典型代表，它开辟了人类信仰史全新的发展方向。”[10]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真理性信仰，以人类进化论超越于上帝创造论，其科学性要强于历史上任何非真理性信仰，但其信仰的困境却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究其原因，以仅凭理性来推演和解释信仰，只会导致理性对信仰的压制并最终可能扼杀信仰。由此可见，情感的缺失与理性的暴政，是信仰的两大杀手，情感和理性的极端化和异常化，昭示着灵魂的不安宁、不和谐和不完善。
如果要到达灵魂的完善，还要使情感、理性和信仰之间达成和谐。这里我们要对柏拉图著名的灵魂三分法——“理性、激情和欲望”进行改造，成为“情感、理性和信仰”的新三分法。因为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是一个绝缘式的静态模式，即将理性追求真理和智慧、激情追求名誉和胜利以及欲望追求利益和钱财作一个由高向低的价值判断和划分，是一个建立在人—人自身有限背景下的论说；而笔者的新三分法是一个交融式的动态模式，即将情感把握人自身、理性把握已然世界和信仰把握未然世界而当做一个相互延展和紧衔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建立在人—宇宙无限背景下的论说，这样能克服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不能达成一致的矛盾，为信仰预留下足够的可存在性空间。实质上，如同一般的公论，信仰是“指无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11]实质上，真理和智慧、名誉和胜利以及利益和钱财对人来说都是有限的存在物，而只有宇宙、未来和理想对人来说是无限的存在，人将自己的终极关怀寄托于有限的存在物上，灵魂注定要痛苦而不得安宁；而人将自己的终极关怀寄托于无限的存在，灵魂才能幸福、和谐与安宁。而人灵魂中情感、理性和信仰的和谐统一，意味着人与世界、现实与理想、当下与未来的和谐统一，超越了柏拉图的那种囿限于人狭隘自身的灵魂论。应该说，希望的、未来的和理想的规定性才是人灵魂的本质，人并不是一个“已然”的存在者，“人是一个‘未然’，是一个开放的实验的存在，是有待充分定义的未知数。……希望不是人生偶然的插曲，而是一切时代的人生存的基本态度，人是‘希望者’。”[8]524正是这样的“希望者”，使得情感、理性和信仰趋向和谐统一，解除人的灵魂的分裂状态而走向完善。
因此，“希望者”才是灵魂的完善者，马克思主义正因如此而能修养和完善我们的灵魂。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恰恰表达了一种‘已知的希望’(doctaspes,begriffene Hoffnung)，即辩证—唯物主义地理解了的希望”[12]474，共产主义理想便是这种希望的具体化，它是乌托邦的，而又是现实的。从根本来讲，“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高度统一。”[12]493由此来对症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有口头上的信仰而没有行动上的信仰、只有理论上的信仰而没有实践上的信仰、只有近期的理想而无长远的理想、只有功利的目标而无信仰的目标，等等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此一方面，缘于我们的行动对信仰的欠缺和不足。另一方面，我们要超越于理性的信仰模式，拓展对非理性的信仰模式的探究。实质上，马克思主义不但重视理性对人把握世界的作用，而且也重视非理性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情感、激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3]因此，人作为信仰的主体，是一个有知、有情和有意志的活生生的存在者，其主体性、情感性和意志性等对信仰无疑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共产主义的信仰来说，过去我们过于强调其作为理性信仰的确定性，然而共产主义还尚未实现或说正在实现之中，于是在理性的确定性与现实的确定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这是导致共产主义信仰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困境又导致人的灵魂的分裂。在当今全球文化多元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重要，尽管马克思主义曾对基督教有过严厉的批判，但当今时代基督教大有挤占马克思主义信仰地盘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任何信仰，“主要地不是对认识确定性的追求，而是对价值确定性的追求。”[14]因而，我们不应该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理性知识来追求，而更多地要作为理想价值来追求。于是，在这个学理上，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具备了对话的前提。同时，马克思主义信仰也可获取基督教信仰的精华，“信仰就是奇迹信仰，信仰与奇迹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信仰使人的愿望从自然理性之桎梏中解放出来；信仰允许了本性与理性所不允的事情；信仰使人福乐，因为它满足了人的最主观的愿望。”[15]由此，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但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关系到全人类的解放，因而是对人类的理想社会确定性的追求。
收稿日期：2009-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