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荒漠——中国城市建设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漠论文,城市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初闻香港著名雕塑家文楼如是说：20多年后重游南京，当年举目可眺的农田崛起了座座高楼，南京变化快得让人认不出来了。虽然他只字不提南京变美还是变丑了，不过我能猜到他的弦外之音。
单调的结构，粗俗的造型，花哨的装修，淤塞不见内空的立面，不伦不类的土洋拼凑，好肉挖疮的开挖填补，七零八落的建筑群体，秃头土脑的城乡边缘，风格混乱的城市总貌，千城一面的雷同外观，好一个快餐式即用即摔的短期行为，折射出当代庸俗文化及其鼠目寸光者的浮躁心态，足令有心于城市观瞻和人文关怀者啼笑皆非。
置身于中国各地文化荒漠式苍白乏味的现代城市建筑之中，日久感觉迟钝、思维麻木，于是美丑莫辨，见丑不怪。难怪艺术评论家对城建问题不置一词，恐怕他们早就忘记了建筑还是艺术这码事。
然而由建筑群所构成的城市，是人类为自己营造的规模最大的文明基地；是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类智性活动最为密切的生存空间。希腊文明离不开雅典，也离不开其“城堡先于雅典，成为希腊思想的源泉”的多里安；历史学家汤因比洞见，人类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在城市中创造的。因此，城市及其建筑群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功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补壁的绘画和点景的雕塑。
今日中国大力提倡德、智、体、美（屈尊多年的美育终于成为显学）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然而人们恰恰没有意识到，高品味的生存环境也是一种素质教育——无声的美育，它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早在70年前就已慧眼相识：“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1](P.177)因此他力倡“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2](P.198)
一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建国后的前30年。当下各城市更是紧锣密鼓，不惜斥巨资竟相攀比。一个熟悉的城市几年不见，就变得面貌全非。然而要说城市气象，绝大多数新则新矣，却既不高雅怡人，也不赏心悦目，更不要谈什么艺术特色。总之，尽管一窝蜂垒墙造屋，却很难见到建筑艺术，以及由此营造的城市人文景观和境界。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失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设计理念陈旧，因袭模仿而无特色
中外西内——传统大屋顶室外景观加欧式室内结构。这种建筑样式于20世纪初由美国人在华首创，当时成功的范例有金陵女大和北平协和医院等。它试图解决欧式建筑与周围环境不协调问题，却又落入摹古俗套，故只是权宜之计。
令人遗憾的是，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大屋顶愈发成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的看家本领，而艺术性则每况愈下。这些名城的沿街建筑群，往往是将光板生硬的现代建筑立面，与飞檐、斗拱、琉璃瓦的大屋顶1+1简单拼接。看上去就象西装革履头戴瓜皮帽，不考虑形式过度和呼应，生搬硬套、不伦不类。
中国人的怀古情结根深蒂固。香港建筑师何滔曾经是以24个废集装箱改建办公室的现代主义者，而他于90年代为苏州设计的多用途综合建筑又落入了大屋顶之俗。他自我解嘲为：在一个有“浓郁文化色彩的地方做设计，有时需要建筑师压制他的自我”。而在前几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会议上，有关部门突发奇想，宣称要重建圆明园。圆明园不仅是列强侮我中华的历史罪证，而且也因其残缺和苍凉而独具审美意趣，希腊、罗马废墟保护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榜样。重建既无历史价值，通常也捣鼓不出审美价值，只能是画蛇添足。
仿古之外，西化问题更为严重。快餐式城市建设的结果就是钢筋水泥林立都市，人变成了传送带上的货物，在火柴盒式的公寓楼中被推进送出。有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上海外滩附近的建筑令他想起了纽约早期建筑，那是当年殖民主义不速之客的“战果”。如今，飞速发展的上海城市建设，如浦东陆家咀又令人想起曼哈顿，而这回却是国人主动邀请或模仿老外的成果。这就使人恍然大悟，为什么荷兰建筑家雷姆·库哈斯在1999年“亚洲时代的亚洲城市”研讨会上敢出狂言：城市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如此巨大，任何抵抗共同化的力量，或是寻找把当地特色融入现代建筑的解决办法统统都是徒劳的。看来，文化殖民主义的同化策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老牌殖民主义的领土侵略和资源掠夺开明多了。
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师离开了因袭西方现代或者伪造中国古董，就创造不出具有时代感、区域特色和艺术个性的现代建筑？正如中国画非等于笔墨不可，中国民族建筑则离不开大屋顶——集体无意识的惰性竟如此顽固。其实，古代宫廷、寺庙大屋顶样式虽然典型，却很单调。而中国各地方特色的民居、宝塔、少数民族建筑等，则丰富多彩，甚至还颇有现代感（例如布达拉宫），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创造源泉？况且，重视民族特色，正如贝聿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在于肤浅地搬弄传统形式，关键在于把握传统建筑的本质精神。西方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在形式上相距甚远，然而前者同样渗透着与古希腊一脉相承的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
二、缺乏审美意识，城市面目单调死板
无论工业城、文化城、港口城还是旅游商业城，也不管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甚至文化休闲区，千篇一律立面直角的“火柴盒”泛滥至今。不讲究造型、比例、点线面构成，又缺乏与死板的“火柴盒”实体相对应的内空（围合而连贯的建筑虚空间），显得僵硬而缺乏人情味。实际上这种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翻版是机器工业时代人性异化的写照。不仅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空灵蕴籍的审美特质格格不入，甚至在西方也早就遭到了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激烈批判——“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刚愎、无人性、枯燥”、“简单化、发育不全”，等等。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蔡元培先生超前的审美洞察：“三四层重叠式的洋房，也可起板滞、粗俗的感想”。然而我们的建筑师却恍若隔世之人，至今停留在对西方早期现代建筑粗糙拙劣的批量模仿阶段。
与刻板的建筑手法如出一辙，装修形式、材料质地和涂料颜色同样枯燥乏味。近10年来，粗陋的水泥抹面虽已绝迹，取而代之的竟是纤细单薄、苍白贫色的白釉瓷砖。就像瘟疫铺天而来，迅速布满了城乡各地的建筑立面，成为白色“视觉污染”，再遭空气污染蒙垢，尤其丑不堪言。如今忽又流行肉色、棕黄、棕红等涂料，缺乏灰调加以调和，大面积暖色墙面不仅毫无视觉美感，并且强烈干扰着观者的视神经，使得躁动时代的人心益发得不到片刻安宁。
于是，虽然城建大动干戈，城市美化却乏善可陈，城市面貌互相雷同。乘长途车经过几个城市时，经常要靠目光不断搜索路标、门牌才能辨认身在何处。而能够成为城市亮点的标志性建筑和雕塑，则要么复制假古董，要么对国外作品偷梁换柱或干脆剽窃。
三、缺乏整体设计意识，建筑、装修一盘散沙
建筑师象“修补匠”，胸无全局，顾此失彼。单体与群体建筑在空间布局、造型、色彩方面既缺乏对比，又缺乏联系，更缺乏由建筑之间比例关系构成的节奏、外形起伏形成的韵律、形体虚实造成的依存和沟通。总之，缺乏使城市避免零乱的建筑群体秩序，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棒，杂乱无章。而建筑本身的形式以及装修风格，也是东拼西凑。例如各城市沿街商家的门面招牌、广告牌，迭床架屋，斑驳陆离，丝毫不考虑相互之间以及与建筑立面之间在形式、色彩和材质上的协调性。业主惟恐不能出人头地，结果却适得其反——门面像是花布补丁，令人眼花缭乱。地地道道体现着铲平主义的小农意识。至于现代建筑前面随意堆假山、仿古亭、搭牌坊的拙劣拼凑同样俯拾即是。
四、格调品味低下，流于庸俗
鎏金贴银，张红挂绿的商家门面，色彩粗俗刺目的墙体立面，纷繁眩目的彩玻装饰，令人心烦意乱。更为可笑的是，紧靠南京一县级市的中心标志物，竟然曾是涂着艳俗色彩，高高耸立着的大花果篮。圆明园前繁花似锦的花坛和喷泉破坏了遗址苍凉肃穆的氛围，无异于画蛇添足；而北京世界公园拙劣的仿欧雕塑群像和仿各国建筑群落，则纯属文化垃圾。然而到如今，漏网清理的垃圾仍在继续污人耳目。
二
巴黎归来者常有此叹：“黄山归来不看岳”。我们不必急忙替人家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当年蔡元培先生痛感中国城市面貌恶劣，大声疾呼美化城市，既得力于他在德国训练出来的美学眼光，也归功于他对欧洲城市美化的切身感受。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不必与发达国家攀比，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立下振兴中华民族的宏愿，就不能处处以第三世界作盾牌，抵挡对民族和未来不可推卸的责任。正由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对城市建设应当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好的抉择。
城市建设是经济与文化的共时性开发工作。以为要等到经济建设上去了，再去关注文化建设，是对时间、财政、文化资源的最大浪费。“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中国大力发展城建的关键时刻，以“落地负千年之责”的历史意识，摒弃快餐行为，认真规划和设计，同样的投入，却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
当今城建主要问题并非经济能力所限（虽然这里涉及到反腐倡廉），因为昂贵代价并不与审美成正比。正如穿金戴银的富婆并非“美眉”，爆发户穷奢极欲装修豪宅亦时常令人喷饭。改善环境虽离不开财政投资，但更要靠崇高的审美趣味、一流的创意设计、主事者高尚的眼光和民主意识，才能使经济、实用、经久、美观的建筑原则转变为现实。
城建中至今缺乏足够重视，然而却比建筑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是在城市规划实用性基础之上，对城市面貌的统筹性艺术设计，它关系到整座城市的美学风格、文化格调和市民的精神面貌。正如伊利尔·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4](P.21)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专院校的建筑专业陆继开设了城市设计课程。因此，我们逐渐具备了聘用城市设计师，或者招标选用城市设计方案的客观条件。采用一流的城市设计，才能够获得最好的回报——创造一流的城市面貌。这是最值得投入的城建投资——智力投资。
建筑与装修设计的低水准繁衍也是导致城建裹足的重要原因。我国教育机构长期忽视人文素质教育和创造性才能培养，设计人员严重匮乏审美判断力和创造才能，乃至起码的德行。于是以丑为美，以抄袭代设计。有位行画起家的人，从未学过设计，靠公关手段，竞争苏北一座城市广场和雕塑设计，竟颇得当地主管领导青睐。类似这样无半点真才实学，通过搅乱经济秩序浑水摸鱼者多如牛毛。
追根溯源，城建失误的关键是长官意志——以话语权力迫使专家就范。苏北有座城市出现过颇具对照意义的怪事：一是盲目开挖地下隧道，等发现土质太差再回填时，巨额资金已付东流；二是为了省钱，挖空心思缩小一座城雕的尺寸。我有一位从事设计的朋友，颇有实力和声名，却在私下叹息身不由己之苦。艺术良心和创意到了权力意志面前立地贬值，好端端的设计方案常被甲方领导“指点”得面目全非。
有鉴于此，杜绝城市建设的混乱状态，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例如考核上岗、标准用人，拒聘不合格的设计者，拒用不正当竞争者的设计方案，依法监督用人单位。又如明文规定地方政府以及各主管单位负责人无权擅自决定城建方案和具体建筑方案。审批方案的权力交由专门设立的专家评审委员会。
三
我国城市建设的根本性改革，有待于城市决策者和全体居民更新观念和知识，打破实用主义和所谓“形象工程”的狭隘目光，充分认识优化生存环境的价值并真心向往之。一个颇具启迪性的事例值得珍视：由著名美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成为拿破仑广场点睛之笔的玻璃金字塔，当年设计方案曾遭非议。为了倾听市民呼声，巴黎前市长希拉克要求作者按实际比例原地建造模型。先后接受了6万之众审阅，方案赢得了民心。巴黎人对美的追求、理解、尊重和文化参与意识，由此可见一斑。
巴黎人的眼光显然得力于艺术之都优雅环境的熏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北京艺术家在巴黎街头发现，连卖花女孩都能头头是道地谈论毕加索。优美的生存环境能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蔡元培对此早有先见之明：“建筑者，集众材而成者也。凡材品质之粗细，形式之曲折，皆有影响于吾人之感情。及其集多数之材，而成为有机体之组织，则尤有以代表一种之人生观。而容体气韵，与吾人息息相通焉。”[3](P.58)
英国艺术史学者约翰·奥尼恩斯认为：20世纪中国艺术之所以接近西方，并非是学习西方艺术的结果，而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建筑几何化倾向和线性透视越来越接近西方。[5](PP,690-715)这种说法固然以偏概全，但从神经心理学角度看，不失其局部真理性——揭示了环境塑造人类文化心理的重要作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当推华人艺术家叶蕾蕾以环境艺术改造美国费城贫民窟。
叶蕾蕾选择了典型的黑人暴力犯罪区——屋倒墙塌，水电断绝，聊以栖身者蓬头垢面，目光恐怖。在如此恶劣环境下，叶蕾蕾凭着赤诚之心倾其所有，率领流浪儿清除垃圾，共创未来。历时十年光阴，终于建成了集壁画、雕塑、装饰、建筑、园艺、学校为一体的现代园林式社区——“怡乐村”，使之成为一个旅游点，“一个人际人文关系的桥梁”，“一个贯穿真善美的艺术教化领域”。随着生活环境改善，“怡乐村”居民的道德水准亦大为改观，当时虽未根绝吸毒问题，但居民们学会了主动关爱他人、维护公共环境。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怡乐村”改变了村里儿童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学会种花、跳舞、画壁画，这些活动还被电视台做成了节目。通过环境熏陶和社会承认的良性循环，他们获得了自信，懂得了尊重别人。可以预料他们的未来一定会胜过父辈。[6](PP.7-31)
由此可见，优美环境是赐予居民的巨大精神和物质财富，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善举；环境对人心的作用虽是潜在的，但绝非虚无缥缈。出过国门的人有切身体会；逗留在大多数欧美城市，便不忍啐地和乱抛。这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是在美激发下刹那间的精神升华——不忍心糟蹋那份令人心醉的环境。
尽管我们有“千里不唾井”的古训，尽管我们有土政策的处罚措施，痰迹、纸屑、垃圾、污水，在我国哪一座城市的角落里甚至大街上不是触目惊心？更有甚者，好端端的公共绿地被任意践踏，小径两侧的脚灯被故意砸烂，对美的隔膜或仇视，竟至于此？如此恶行当然涉及到人的基本素质，但素质的恶化与我们粗糙的环境以及受其耳濡目染而丧失美感能力密切相关。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完全漠视蔡元培等前辈倡导美育的苦心，除了空头政治便是实用主义。不是将美和艺术视为“封资修”扫地出门，就是置之脑后而不屑一顾，终于引发了将美和艺术“破罐子破摔”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唤醒了艺术的春天。如今国家决策部门又在力倡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素质教育。城市官员和城建部门决策者如果趁此东风，抓住城市新陈代谢的机遇，重视城市设计和环境艺术，花大力气创建高品味的艺术化城市（大连前任领导在这方面有超前意识），就不仅能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在留住人才、吸引外商投资、推动旅游业发展、促使房地产升值等若干实际利益方面，产生连锁效应。反之，若把城建当作快餐或赌注而盲目上马，必然遭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报应，对人民和后代渎职。
反文明、不卫生、生活枯燥、性格抑郁、情绪紊乱、格调低下、精神空虚，等等——现代物质生活快节奏带来一系列文明病。人们期待着城市成为他们优雅、温馨的精神家园，能够在其中休养生息，消除精神危机。当城市不再以其苍白、丑陋而令人感到面目可憎；当它们不再以其杂乱无章而令人感到焦虑不安；当你能够悠然漫步街头，尽情享受人文和自然景观之美；当你愿意凭窗远眺，默默体验现代城市文化的涵义；当城市能够像艺术品一般让旅游者留连望返，令子孙后代引以为豪，方才称得上城市人的智慧结晶而凸显其伟大。中国的城市何时才能散发出如此永恒的艺术魅力与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