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显性非语言信息的处理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跨文化论文,策略论文,语言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2-0096-07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人们通常最关注的是语言信息的交流，而非语言信息却经常被忽略了，因而理论界的大量论述都集中在前者，对后者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语言固然是交际的要素，但非语言信息在交际中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据人类学家霍尔·爱德华分析，非语言行为占整个交际过程的65%，而语言表达仅占35%[1](P43)。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将声音从语言中分离出来，非语言因素（包括声音和表情）的比例更大，其计算公式为“一个信息的表达＝7%言语+38%声音+55%脸部表情”[2]。正因如此，各大电视台综合娱乐节目的“看动作，猜词语”游戏才得以进行。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尤其在面对面的交际场合，由于一方的非语言信息可以直观地被另一方接收到，表面上译员似乎不必、也不可能像翻译语言文字一样对它作出类似的处理。然而，实践中跨文化交际出现障碍，有时并不在于语言文字的翻译，而在于来自不同文化的非语言信息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也会直接导致语言上的翻译困难，即所谓的不可译。这种现象反映一个问题：译员的职责除了翻译语言信息外，还应当包括对某些非语言信息进行处理。
一、非语言信息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可看作是信息交换的过程。用于交际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可从不同角度去归纳，译界普遍将其归纳为语言的(verbal)和非语言的(non-verbal)两种。顾名思义，语言信息是指以人类语言充当代码的信息；非语言信息就是除此以外的其他信息。由此可推断，非语言信息的范围十分广泛，体态语是非语言信息形式中最为典型也最为人熟知的，但非语言信息形式绝不限于体态语。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一次亲身经历即是明证。“有一次，早上三点左右在开罗国际机场，我注意到一群人在说日语，但他们的表现并不像日本人。他们不像在日本看到的那样男女各自成群，并分别由一个男人或女人控制局面。这群人男女混杂，有说有笑，看上去完全平等的样子。我对他们这种交谈的组合大为惊奇，就走近去。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就插话打听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早该猜到的，他们果然是夏威夷来的日裔美国人。”[3]这个例子里，奈达作出判断的依据不仅仅是日本人特有的体态语，更多地在于这个交际群体反常的组合。交际群体的组合方式，也能传递非语言信息。非语言信息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似乎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意义与语言联系在一起，以为只有语言才有意义。事实上，很多情况下非语言信息的意义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奈达所述的例子中它甚至超出语言信息本身的意义。仅凭语言信息只能得出“这群人是日本人”的结论，但凭借非语言信息却可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他们并非地道的日本人”。
非语言信息可以是有意发出的，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意流露的。读过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的人一定对作者敏锐的洞察力留有深刻的印象。作者仅仅通过一个人的外在生活特征，比如穿着打扮、口味爱好、家居摆设、车款车饰，就能判断他所属的社会阶层，他的相貌、身高、胖瘦、衣着都是社会等级的特征[4]。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作者潜意识里的等级偏见和等级标准的局限性，仅从交际理论的角度来看，作者“以貌取人”是有一定的信息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情形确实如此，谎言之所以能识破，就是有语言之外的信息在起作用。善于观察的人，不仅“察言”更擅“观色”。无意识间流露出来的细微之处，能比语言更真实地表明一个人的身份。
生活中非语言信息的代码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学术界对其有过多种分类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登(J.Condon)的二十四分法：手势、面部表情、姿势、服装和发式、行走姿势、体距、体触、眼色交流、建筑及室内设计、装饰用品（如胸针、手杖、珠宝首饰）、标示图、艺术和修饰形式（包括婚礼舞会和政治游行）、体型、气味、副语言、颜色象征、言语与动作的配合、口味嗜好、气温适应、化妆用品（如香粉、口红、纹身）、各种信号（如鼓声、烟雾、工厂汽笛、警用警报器）、时间观念、语言行为中的时间调节和停顿、沉默；鲁希和基斯(Ruesch and Kees)的三分法：手势语言、动作语言和客体语言；纳普(M.Knapp)的七分法：身势动作和体语行为、身体特征、体触行为、副语言、空间界域、化妆用品和环境因素；詹森(Jensen)的四分法：身体动作和姿势、对时间的态度、对空间的态度和一般交际习惯。[5](P225-226)
就理论而言，非语言信息全部参与了交际，其中有的对交际没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往往不为人们所觉察，而有的却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交际的成败。因此有必要分清对交际产生影响的非语言信息究竟是哪些，从而找到相应的交际对策。上述几种分类法虽然本身都是合乎逻辑的，但分析角度各不相同，分类结果彼此差别很大，且都不针对具体的处理策略，不便于操作。下文根据非语言信息的作用方式，将非语言信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
二、非语言信息的隐性和显性
所谓隐性非语言信息，是指交际者无法用主观意识控制的、在当次交际活动中不会轻易改变的那些非语言信息。它是相对静态的、稳定的，基本上属交际的外围因素。隐性非语言信息有无形的，如交际双方各自的自然外貌、文化程度、心理素质、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也有有形的，如从繁简字体、横排或竖排，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一本书是不是中国内地出版的。无论是交际双方的无形状况，还是字体的繁简、排列方式之类的有形信息，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无法由交际者主观控制，在当次交际活动中不会轻易改变，是相对静态和长期的，因此它们所传递的信息都是隐性的。
显性非语言信息则多属那些看得见、听得着、闻得到、触得及的非语言信息，一般是动态的、暂时的，往往可由交际者自主控制或在当次交际活动中即时发挥，如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视线接触、交谈距离、装束风格等，都可看成交际内容的一部分。交通警察和乐队指挥采用各种手势，传达行业事先约定的信息；日常生活中向他人求助时对方犹豫、迟疑的时间长短能反映其为难程度；言谈中可凭借发言者的副语言特征如音高、腔调准确地判断出反讽语气；同样是普通话配音的电视节目，仅凭配音演员的说话方式，即使不看画面、不了解剧情和台词内容，也可区别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诸如此类的非语言信息，无论是有意发出的还是无意流露的，都属显性。
就一次普通的交际活动而言，以康登归纳的24种非语言交际形式为例，属于隐性的形式有：建筑及室内设计、标示图、艺术和修饰形式、体型、颜色象征、口味嗜好、气温适应、各种信号、时间观念；属于显性的形式有：手势、面部表情、姿势、服装和发式、行走姿势、体距、体触、眼色交流、装饰用品、气味、副语言、言语与动作的配合、化妆用品、语言行为中的时间调节和停顿、沉默。
隐性非语言信息的静态是相对的，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中国人一向以白为美，不少化妆品广告就以“增白”或“晒不黑”为卖点。白白胖胖显出一副有福气的样子；又黑又瘦的形象不受大众推崇，往往被当作低层的体力劳动者或病人看待。而现代西方人却崇尚以黝黑肤色和纤瘦体型标示健康美，黑和瘦甚至成了上等人的象征，因为要有大把的钱和休闲时间才有机会晒黑、减肥。近年来这种审美观已开始对中国都市人产生影响。
隐性非语言信息一般不会直接对交际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通常不需要译员处理。即使偶尔产生负面影响，通常也是译员能够预见得到的。比如在中国，主人招待外宾时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极力劝酒劝食，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殷勤好客之意。外宾如果按西方的礼仪，以喝光吃尽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和对食物的欣赏，那么双方都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遇到类似的情况，译员在交际展开之前就可以预先善意提醒双方，避免彼此误会。这也是一种文化教育，不但有助于当前交际的顺利完成，更有利于未来文化的长期融合。
相比之下，由于显性非语言信息是临时的，可即兴发挥并且往往是译员无法预见的，交际双方如果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就可能影响交际的正常进行，或者语言翻译中会出现所谓不可译的障碍，这时就需要译员根据差异的实际情况即时处理。
区分了非语言信息的隐性和显性，对非语言信息的研究就能不再停留在罗列各类现象上，而为探索有关的处理策略打开一条思路。既然隐性非语言信息不会给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带来干扰，对非语言信息的处理主要就集中在显性方面了。
三、显性非语言信息的处理策略
要探索显性非语言信息的处理策略，就必须考虑它们在交际双方各自文化里的意义对应情形，针对不同的对应模式采取不同的策略。下面用图表分别说明。
为方便表述，表中“甲”、“乙”分别代指不同文化中的同一非语言信息形式，字母A、B代表该非语言形式的意义，一个字母代表一项意义，相同字母代表相同意义。非单义的情形以包含两项意义为例。“处理手段”特指由甲语译入乙语时的情形，反向同理。
（一）不同文化中双方意义全部对应
当某项显性非语言信息在不同文化中双方意义全部对应时，一般不需译员参与，交际双方可自行确认或分辨。
两种处理策略各举一例。伸出食指靠近嘴唇的手势，经常和努嘴的动作配合，有时嘴里还发出“嘘”声，汉英民族都只表示“安静、别出声”。这类信息虽是显性的，但含义一一对应，不影响交际，所以“确认”即可。而笑声在不同文化里是多义对应的，笑声配合不同的音调往往代表截然不同的深层含义，可能是赞美，也可能是嘲笑，需要结合交际场合的其他各种信息来辨别，才不至于把嘲笑误解为赞美。
（二）不同文化中双方意义全部不对应
当某项显性非语言信息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彼此不冲突时，仍不需译员参与，信息接受者可自然习得。生活中恰巧对应的那些非语言形式，很多都是习得的结果。
中国以前没有耸肩摊手表示“不知道”、“无可奈何”等含义的表意形式，现在有不少人学会了这种体态语，尤其在跟外国人打交道时很自然地使用，这是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习得的。中国传统的宴席上，最尊贵的座位是最显著的位置，英语国家则认为是离主人最近的位置；中国让夫妇坐在一起，英语国家却尽量将夫妇分开；英语国家避免两名男子或女子挨坐在一块，中国人却尽量使同性坐在一块，有时甚至按性别分桌而坐[5](P313-317)。随着中西跨文化交际的深入，西方社交礼仪中座位安排的信息意义已逐渐为中国人所习得，现在，在国际交往中，我国已越来越多地遵从国际惯例安排座次了。
当某项显性非语言信息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冲突时，需要译员用语言补偿非语言信息，向双方解释彼此的含义及差别，以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例如，交际时的身体接触在不同文化里的意义有较大差别。中国人关系友好的同性朋友同行时，常有搂肩拉手的举动；异性之间，即使是非常友好的朋友，却保持一定距离。西方人正相反，异性朋友之间礼节性的身体接触反而比同性间多，同性朋友日常频繁的亲密体触会被人看作同性恋。又如，有些中国教师抱怨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在课外不主动跟自己打招呼，认为他们不尊敬老师；而留学生事实上并无此意，只是在西方人的行为准则里，师生之间或上下级之间，一般不是由后者、而是由前者采取主动，否则会因为打扰了老师或上级而失礼。[6]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类似情况，译员有必要向交际双方作些解释，以语言补偿非语言方面的差异，帮助双方维持应有的交际关系。
（三）不同文化中双方意义部分不对应
当某项显性非语言信息在不同文化中双方意义部分不对应时，需先将对应关系分解简化，然后按步骤分别处理。
这类对应格局在跨文化交际中也有大量例子，对它们进行处理时始终要立足于意义的实际对应关系。如打印的书信，在中西方文化里都传递重视、正规的信息，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给亲友的书信却不宜打印，因为打印缺乏人情味，给人公事公办的感觉；手写的信尽管显得随便，但充满亲切感。因此，中国人收到外国友人手写的书信后，首先能确认它的非公务特征，但要感知对方有意传递的亲切感还需习得。
食指和中指做的V形手势，无论手背向内或向外，在中国都只表示"2"这个数目，但在西方，手背向内时，除了表示"2"外，还有表示“胜利”的含义；在某些国家，手背向外的V形手势则表示下流。二战期间，希腊皇家护卫队员就曾向来访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做手背向外的V形手势，以示侮辱[1](P47)。所以西方人在中国即使看到手背向外的V形手势，首先能根据交际的具体环境确认"2"的意思，至于侮辱的意图要经过译员的解释才能排除，从而正确地辨别该手势的确切含义。
交际中的礼尚往来也属这种情况。无论哪种文化都认可礼品在人情往来上的应酬作用，但同时中国人会看重礼品附带的价值信息，而美国人重视的是它的实用性。因此双方在互赠礼品时首先都能确认对方的友好情谊，进而直观感受到对方礼品的附带信息，最后通过译员的证实使得互赠礼品的交际目的达到全面的实现。
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信息意义的对应情形有时还要复杂得多，但如果将这些复杂的意义对应模式分解理顺，就可分别用适当的方法处理。如何处理在交际双方文化里意义不对应的非语言信息，尤其是显性非语言信息，是译员的工作内容之一，译员应根据交际的实际环境采取相应的处理手段。非语言信息是一个庞杂的大课题，在跨文化交际中该如何对之进行处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