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生产的另类途径——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务印书馆论文,古籍论文,途径论文,另类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以来由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促动了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生产体系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而言，除了要面对中/西不同的知识生产状况和面向，还必须要解决由此衍生出来的古/今知识断裂/衔接的问题。如何在危机意识下重新整理“中学”的内在知识体系，重构“中学”与危机现实之间的回应性关系，构成了彼时中国知识界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在讨论近现代中国知识生产特点的时候，显然，除了需要着眼于知识界内部“学统”意义上的知识嬗变之外，由以新式媒体(报刊、出版等)为主体的文化传播机制的变革所引发的知识生产体系的变化，也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媒介即信息”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式媒体的崛起倒逼了知识生产的更新，从而形塑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知识风貌。 本文将研究视角引向“商务印书馆”这一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通过考察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进程中介入作为“中学”主要载体的古籍的几种不同的面向，讨论“媒介变革”、“古籍整理”与“文化转型”这几者在近现代中国特定文化场域中的关系演变，从一个侧面清理“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复杂性。 一 作为文化政治的“古籍整理” 清朝中期之后，在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冲击下，随着“科举”这一活性的传统文化保存机制在1905年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伴随着西学强行楔入近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中枢，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碎片化，与时代社会之间隔膜日深，逐渐沦为陈年故纸式的“古籍”，时人回忆道：“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①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生产体系内部，传统文化资源也日趋古董化、商业化，成为一种“脱序”的存在：“昔之藏书者，皆好读书之人。每得一书，必手自点校摩挲，珍重藏弆，书香之家，即以贻之子孙，所谓物聚于所好也。近来书价骤贵，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资产”。②由此，“古籍”表征出了“中学”在晚清中国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作为传统文化经由“现代”冲击祛魅之后的剩余物，古籍逐渐悬置在历史变动格局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上，却又无法再承担价值询唤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昔日文化辉煌的象征物，在殖民危机日益加剧的境遇中，古籍却又总是要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一种具有抵抗意蕴的文化存在，而需要承担其难以承受之重。古籍的这种内在悖论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文化分裂症候。 如果将这一现象搁置在更为开阔的视域中，就会发现，在欧美列强这样的殖民宗主国那里，传统中国的古籍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孟悦就曾注意到，“古籍”被殖民者当作落后保守的中华帝国象征物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殖民者对于作为文物的文化典籍的掠夺意图在里面：“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物已经成为掠夺对象、无价之宝和殖民者取得文化权威的证据”。③何伟亚对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之于北京的掠夺研究更是表明，古籍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已经取代茶叶、物器甚至现金而成为帝国主义者首要的占有对象。④对精神层面上的“古籍”的蔑视甚至摧毁与对器物层面上的“古籍”的迷恋与掠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就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对于传统文明古国不无矛盾的文化殖民举动；同时也进一步加固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知识界在面对自身饱受重创的文化传统时难以抉择的心态。 在此情形下，20世纪早期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新式出版机构对于古籍大规模的保存、整理与辑印，就显得颇为意味深长。早在1903年，商务的主事人张元济便开始进行古籍珍本善本的搜集，此后更成立了涵芬楼，并使之成为当时古籍收藏的重镇。以涵芬楼所藏为基础，在1916—1938年间，商务就先后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四部丛刊》(8548卷，2100册)、《续古逸丛书》(46种)、《四部丛刊初编》(8573卷，2112册)、《百衲本二十四史》(820册)等一大批大型丛书类的古籍，成为现代中国辑印古籍最为用力的出版机构。谢兴尧这样来称赞商务印书馆之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古籍的辑印：“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⑤ 如何来看待商务对于古籍领域的大力介入?应该说，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其对于古籍搜集、整理和出版的兴趣，首先是与其主事人张元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和角色定位息息相关的。可以注意到，在传统知识生产体系中，“刊布古书”正是读书人播撒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张之洞就曾经说“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⑥搁置在这一脉络中，作为江南著名的藏书楼涉园的后人同时也是资深的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对于辑印古籍的热切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仍需注意的是，作为晚清最早主动接触西学的知识者之一，张元济同时也是当时难得的新旧兼修的知识者，他恰恰是在强调西学在济世层面上的重要性并因此大力提倡译介西学的前提下，才开始介入到古籍整理领域的。早在1896年，张元济就指出：“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⑦1908年，他又认为：“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⑧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殖民危机所挟带而来的文化冲击既给予了张元济这代知识者以知识结构上的重创，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中叶以降的经世致用潮流相汇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野。在这样的层面上，张元济对古籍的识取，显然就不可能理解为文化保守主义意义上的抱残守缺，而更应看作是其基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了，所谓“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⑨因而“窃以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⑩在此历史使命下，作为知识者同时也是出版人，张元济认为保存古书是其毕生的事业：“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11) 就商务自身而言，介入古籍整理亦可看作是一种势之必然。20世纪初期，商务印书馆抓住了“维新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时代取向”(12)这一历史契机，充分利用了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化品格的城市”(13)特殊的区位优势，实现了工人企业家与行动派知识分子的结合，并形成了强大的技术革新能力、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传播发行网络，逐渐从印刷票据的家庭小作坊成长为中国文化出版业的掌舵手。在技术上，1900年，商务印书馆买下了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日本人经营的修文印刷局的全部机器，从而使自己拥有了当时上海滩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具备了强大的印刷能力。在资本上，1903—1914年间，通过和日本金港堂的合作，商务的资本得以迅速扩大，1914年清退日股时，商务已经拥有两百多万元的雄厚资本。(14)在发行上，1915年5月30日，商务在全国已有分支馆40处(最多时为86处)，同时已将分支机构拓展到了境外，1914年在香港开设分馆，1916年在新加坡开设分馆，(15)逐渐形成了极具市场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发行网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1914年商务已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再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匹配”。(16)商务率先进入了所谓“印刷大于出版”的时代，亟待寻找新的可以满足其强大印刷能力的出版领域。 而最终促使商务大规模介入古籍整理领域，并不只是张元济的文化理念与商务的物质基础之间的结合，还在于清民转换之际的古籍市场异乎寻常的勃兴所生发出来的巨大商机。“民国初年起至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内”，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以及民间藏书楼纷纷流散，“全国旧书业风气大开”，全国出现了不少专营旧书的书店和书摊。(1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辛亥革命后，上述居家散出的书籍中不少珍贵的书籍曾经大批量落入帝国主义手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法国汉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图书馆等在华都曾设有专门的机构，有专人收集和掠夺我国的文化资料。尤其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掠夺我国的珍贵古籍”。(18)与此同时，由胡适等人在1920年代前后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也为古籍的大规模辑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9年，胡适正式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北大的《国学季刊》出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自此，学界整理国故之风愈盛，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因而，无论是对于身处历史巨大转折点的普通民众，还是对于域外的文化掠夺者，抑或学术转型脉络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古籍指向了不同的文化情怀，然而，在20世纪早期，它们却异曲同工般地汇聚在一起，制造了“古籍”最后一波兴盛。 正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商务选择了“常用常见”与“珍稀罕见”(19)这两个不同的维度，进入了古籍辑印领域。前者如《四部丛刊》，其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的著作，都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最为基本的构成：“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20)后者如《续古逸丛书》，所收录的都是极为罕见的珍本。(21)聚焦“常用常见”，显然是着眼于普通民众在守护文化传统中的作用，隐含着以民众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复制唤醒集体文化无意识的意味，当然，这一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充分考虑了古籍商业行销的普及面以及民众的可接受度；而聚焦“珍稀罕见”，则分明是想要对接传统知识精英的治学趣味，试图以现代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手段促使这些罕见的典籍能够进入专业知识者的视野而得以普及化；而另一方面，却也在客观上针对了帝国主义对于本地文化资源的掠夺——在孟悦看来，商务对传统古籍的重新整理与出版，正是以“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这种反译指涉了一种反霸权的文化政治的实现，“为处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威胁下的那些本地性的文化史保存了空间，保存了主体位置”，(22)由此具有抗衡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传统古籍的影响、实现对西方“普适”知识系统反渗透的意味。尽管这一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而产生的结论似乎有夸大商务保存古籍之功的嫌疑，然而此后见之明，依然在提醒我们，商务对于古籍的辑印有多种可以被解读的意蕴，它至少提供了不同于一元化的西学输入的另类知识生产图景。在介入古籍辑印的过程中，商务实际上是将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传统守护的现实需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运作进行了巧妙的对接。在对接中，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文化传统得以以“新瓶装旧酒”的形式而延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西学长驱直入的某种狙击效应；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技术也因此完成了在地化过程，融入到了当地的文化再生产。 可以以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为个案，来具体讨论商务印书馆如何以“古籍”为对象，为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生产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二 从仓储到共享：古籍公共性的建构 作为商务古籍辑印的策源地，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到底在其间扮演了何种角色，显然首先需要被讨论。 1903年，张元济执掌编译所之初就发现，商务缺少足够的图书资料来支撑编译行为的良性运行：“每削藁，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自有者”。(23)于是，他便着手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1904年商务印书馆资料室创立，1909年正式定名为“涵芬楼”。其后，因“群书充积，而罕见之本亦日有增益，书室狭隘不能容”，(24)涵芬楼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对社会开放。东方图书馆以其丰厚的中外藏书资源成为当时全国一流的民间公共图书馆，(25)而其在古籍善本珍本方面的收藏尤为人所称道。 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图书收藏的目的与格局、流通的机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发现，涵芬楼以古籍善本珍本的收藏为主，而东方图书馆则在延续了涵芬楼之于中学收藏的特色之外，也开始注重西学书籍的搜集；涵芬楼着眼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具有明显的经营因素考虑在里面，而东方图书馆则更多以向社会公众开放为宗旨。这些转变体现出商务印书馆对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利用，开始从单一的“中学”维度走向中西并举的格局，从商业实用性走向知识的生产性，从私人性的占有走向公益性的社会共享。这其中，东方图书馆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追求尤其值得关注。 在古代中国，私家藏书楼总是通过古籍珍本善本的内部流通来取得独一无二的文化象征资本，从而维持文化世家对于知识生产的某种垄断权，而公立图书馆的出现，不仅使得原先掌握在文化世家手中的文化特权被打破，而且也推动知识生产的主体由精英知识集团扩大到通常并不掌握文化资本的平民知识群体，从而探索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格局。而在清末民初官办的公立图书馆因时势动荡而没有很好地承担主流文化传播、流通与转化的功能的时候，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民间图书馆的公共化，则透露出，在帝国主义殖民运动所带来的巨大的文化冲击面前，后发现代性国家探索了一条“藏文于野”的文化应对之道。 可以以地方志为例来讨论这一“藏文于野”的文化策略如何得以实现。在涵芬楼/东方图书馆所藏古籍中，可以发现，“地方志”一直是重点。据何炳松记载，1932年商务已集齐了中国22省省志2641种、25682册(中有元本2种，明本139种)，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收集了全国府、厅、州、县志的84％，在全国首屈一指。(26) 如果要讨论商务缘何会以地方志为收集/展示重点的话，应该首先注意到清民之际“地方志”的微妙处境：清末“因预备立宪，需要观察民俗，因而征求各省、府、州、县编写进呈”的各类“乡土教科书”、“乡土志”，(27)明确从咨政角度给了地方志以全新的定位，地方志由此从不受关注的偏僻一隅而被卷入了时代行进的漩涡；而1916年11月20日教育部发布的请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文献的文件更是指出：“收藏既多，使来馆阅览者直接以生其爱乡土之心，即间接以动其爱国家之观念。于社会教育，裨益实非浅鲜。”(28)在此意识下，1915年至1931年间，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内务部到南京政府的行政院、中央宣传部，大规模征集志书的机构就已经不下三十个，历届政府对于地方志的征集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29) 很明显，在晚清以降的历届政府的视野中，处在疆域领土面临帝国主义殖民入侵而分裂的危机语境中，“地方志”不得不承担起了乡土认同乃至国族认同的重任。此时此刻的“地方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是一种稗官野史式的可有可无的边缘性文化存在，而是在官方正史系统饱受挑战已无力承担对抗外族、凝聚民心以及延续历史记忆的时候，以局部的然而又不是零碎的、镜像式的同时却又是负载着民族完整历史的方式，保留并播散了一种国家未来仍然可以被重新组织化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志”作为源远流长的地方性经验的结晶，其实已经被有效征用到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 其次，晚清新政时期诞生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通过对小学乡土教育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志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并试图以此来发挥其在唤醒基层民众的爱国情怀、重新组织社会共同体方面的作用。1902年7月颁布的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乡土教育被明确纳入了正规课程体系。1903年11月颁布的癸卯学制更是对小学乡土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一、二年级历史课学习“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课学习“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次及于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三年级地理课学习“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30)可以说，晚清新政中的乡土教育不仅仅是地理/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寄托了清廷藉此培养“国民忠爱之本源”的企图，所谓“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31)而要有效地开展乡土教育，地方志以及建立在地方志基础上的乡土教材其重要性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帝国主义殖民运动中，伴随着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地方志成为各种势力在古籍珍本善本争夺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文化领域。在地方志古籍方面，聊城杨氏海源阁珍藏的大量地方志流入了日本，而山东藏书家高翰生处积累的一百多部地方志则被美国收入囊中。(32)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内地渗透的日益深入，地方志新志更是成为新一轮文化资源抢夺的焦点。据上海市档案馆新近披露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施永高(Walter T.Swingle)与张元济之间的通信显示，在1920—1923年间，美国人收购中国地方志的心情颇为迫切： “敝图书馆荷蒙先生代为搜集大批志书，甚为感激，虽价目似乎昂贵，但仍请继续购买，而以府志、县志为最要，弟甚喜。……弟现拟购安徽、湖北两省通志，不识先生能以何价购到?《湖北通志》弟悉外界甚少，但尊处或有出售”(1920.2.25) “惜近来地理志一门价目增贵……凡敝图书馆所缺之县志如不能廉价购入，自当根据市价，尤望旧府志能购成全套，庶不向隅矣”(1920.3) “《湖北通志》如有完好者，鄙人愿出洋二百元之数”(1921.2.2) 有意味的是，在张元济的回信中可以发现，他一开始显然并没有在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来看待美国人对于地方志搜集的热衷，因而他大多施以援手，努力帮助对方来搜集所求方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元济逐渐地流露出了“畏难”情绪，开始以搜寻不易、方志价高、店员缺乏相关知识等种种理由加以推脱，(33)甚至在1920年6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属陈铭勋拟通告，各馆停购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属购买之志书。”(34)有研究者因此指出，此事“似乎也反映出他对保存地方志的责任意识的逐步增强过程”。(35)的确，如果注意到这些海外需求的政府背景以及其所求地方志的特殊地域位置，那么，就会发现，处在晚清以降的中央/地方、中/西、文/野等多种力量博弈的空间中，某种意义上，各种势力对地方志的争夺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指向了地理、文化甚至社会控制权的特殊“战场”。 尽管如此，由于地方志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新志因其量大面广且收集相对容易，因而向来注重珍本善本的本土藏书家，一直没有对这一其实关乎了国计民生的文化领域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护。《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序云：“收藏方志之风，盛于近五六年，民初过问者殊鲜，书贾视同废籍。民八、九经商务印书馆之征求，稍稍为人所重。”(36)而商务之所以可以开风气之先，显然是因为张元济敏锐地意识到了“地方志”在此时此地的重要性：“今之方志，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史以记事，事必责实，而彰善瘅恶之意，即行于其中”。(37)因而“民国之始，余锐意收集全国方志”，(38)通过商务在全国各地巨大的分馆网络以及在古籍界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广泛人脉关系，张元济以收购、誊抄、转让等办法，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志。(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拥有宏富的地方志资源，商务并没有垄断这一领域以牟取暴利，相反，商务体现出了相当难得的共享意识。比如，在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提出借阅商务独有的地方志珍本的时候，张元济不仅多次无偿出借，而且允许其抄录副本；当国立北平图书馆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张元济也没有推脱：“承示贵馆所藏嘉靖《江阴县志》及万历《如皋县志》各有残缺，拟借敝馆涵芬楼所藏两种核对钞补，事关流通古籍，自应遵命照办。”(40)可以说，这种向社会开放的共享意识本身，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藏书楼内部流通的习俗，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商业功利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才能理解为何东方图书馆及下属的涵芬楼能够成为公共图书馆——事实上，只有进入这一公共流通系统，地方志才不只是凝固之物，而是可以与时代声息相通、甚至是可以深刻地楔入时代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 三 技术现代性：古籍再生的限度 作为古籍保存的另一个面向，古籍的辑印与流转成为商务的又一个重心。在商务辑印的众多古籍丛书中，《四部丛刊》规模最大、种类最多、影响最广，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整理经验、技术运用以及市场定位，某种意义上，开创了现代印刷技术介入古籍整理领域的新范式。 《四部丛刊》的辑印，据晚清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回忆，最初是据他的设想而定的： 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废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缪、王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之大小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41) 叶德辉的回忆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首先，是泰西传来的石印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印刷空间，既因为创造了“形神逼肖”的效果而使得“校勘”这一传统的治学之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同时，也因为石印较之于雕版印刷所具备的强大的印刷能力，使得大规模刊行古籍成为可能。事实上，按照汪家熔的考证，用照相石印技术影印古籍，最早在1870年代，就由《申报》做了探索，并且获得了市场的追捧。然而由于过度追求利润，“石印印古籍越印字越小，成本虽越来越低，但得了个‘滥恶相沿’，极不注意质量的‘雅号’，走上了绝路。到1906年废科举，石印业因以印科举用书为大宗，几乎全军覆灭。”(42)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适应科举废除之后的文化市场转型，探索古籍可以转化为文化产品的新路径，以满足机器石印技术的强大印刷能力，就成为了印刷出版业的新命题。叶德辉显然瞄准了阅读古籍的高端知识者群体，因而主张以宋元珍本善本的复制作为突破口，来寻求出版、印刷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平衡。这一设想得到了同为古籍校勘专家的张元济的认可。 1915年5月，张元济在写给傅增湘的信函中首次提出了“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43)后经孙毓修建议，将《四部举要》改为《四部丛刊》，由此，《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正式开始筹划。1916年9月，《四部丛刊》“先出草目，再借版本，然后再出预约”的工作流程基本确定，(44)并逐渐形成了内容的具体设想：(一)所收录的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的必要书籍；(二)选定之书皆采用最善之本影印。目的在于解决“旧籍沦亡，求书之难”与“流行版本之差”的问题，从此可以“所求之本，聚于一编，省事省时”。这是《四部丛刊》的由来。(45) 可以说，张元济等人的想法代表了旧时藏书界的共识，因而也获得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特别是在提供珍藏善本上，当时的藏书界颇为积极：“初编采用的底本，以涵芬楼所藏为主，同时遍访海内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旧椠，其最著者，如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原名京师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嘉业堂、乌程张氏适园、海盐张氏涉园、江安傅氏双鉴楼、江阴缪氏艺风堂、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闽县李氏观槿斋、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常熟铁网珊瑚人家，以及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46) 如果要探讨旧时藏书大家为何愿意与商务合作，愿意将原本秘不示人的古籍珍本善本公开流通的缘由的话，会发现，除了他们与同为藏书家兼古籍整理大家的张元济意气相投，以及因私谊形成的良好的合作基础外，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们普遍看到了古籍危亡的现实危机。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当古籍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普遍排斥在当下的知识生产之外的时候，古籍珍本善本再如何奇货可居，显然仅仅只是在商业意义上，而其所指称的文化象征资本显然已经在时代的洪流中流失掉了。在这一情形下，传统的以藏书楼文化为依托的文化世家显然是不甘心只是沦为更多将古籍当作商业流通意义上的“古董”的文化商人的，但如何与之区别，(47)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文化象征资本不至于消耗殆尽，这同时也是面临着西学东渐巨大挑战的旧学群体，所需要处理的另一个维度的问题。 正是搁置在这样的格局中，旧时藏书大家们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才散发出了别样的意味。可以注意到，叶德辉等人都特别表现出了对于泰西可以逼真且快速复制古籍的技术的信任与认可，认为借助摄影等现代复制新技术的力量，古籍可以“化身千百”深入民间，同时却也不会损害原本的珍稀性，因而两全其美，使得古籍得以真正保藏。这一构想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现代复制技术的看法有相通之处，却也不无差异，本雅明认为：“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各自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而传统是人类的当代危机和革新的对立面。”(48)在本雅明看来，复制技术的确可以通过将“现实的活力”架构进古代艺术品而帮助其进入当代生活，但技术本身却是天然地具有反传统倾向的。应该说，在强调现代复制技术可以帮助古老的艺术品/文化产品得以在当下社会流通、传播这一点上，叶德辉等人的想法与本雅明不谋而合，但是，相对于本雅明对于现代复制技术的警惕，叶德辉等人显然要乐观许多。这一差异，显然是由不同的历史情境所造成。在本雅明的视野中，古代艺术品被复制的命运是由资本的力量所决定的，因而技术天然具有反艺术的意味；而在叶德辉等人的心目中，将古籍珍本藉由现代复制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除了有商业盈利的目标之外，更带有延伸传统文化世家在当下中国的文化影响、对抗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资源的掠夺以及抗拒古籍被束之高阁等待升值的商人传统等一系列潜在意味在里面，因而技术本身恰恰被看作是有助于传统文化再生的。 借助于现代影印技术，1919年2月，《四部丛刊》开始正式印行，至1922年12月完成，三十年代又出了《续编》和《三编》。由张元济、傅增湘等25位藏书名家共同署名的《四部丛刊刊成记》这样总结了《四部丛刊》的基本构成与版本特点： 《四部丛刊》……成书三百二十三部，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采用底本，涵芬楼所藏外，尤承海内外同志之力，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写本十六、影元写本五、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49) “书贵初刻”的精英化版本选择，再加上现代影印技术，使得《四部丛刊》获得了极好的市场反响：“《四部丛刊》创行于民国八年，先后两版，数逾五千，越今数载，访求者犹时时不绝。”(50)1921年，张元济在与美国图书馆施永高的通信中也诉说了《四部丛刊》出版后的盛况：“国内订购者纷纷而来，所印仅一千部，不敷销售……第一、二期已出之书已售完，现在再版四百部”，(51)据说，《四部丛刊》初编第一版的收入就达到了百万元以上。(52) 有意思的是，对于商务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知识背景、立场和结构不同的学者群落，反应颇为耐人寻味。作为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学者，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对《四部丛刊》赞赏有加： 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53) 与之相比，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沈雁冰、郑振铎对《四部丛刊》却颇有微词。在沈雁冰看来，围绕影印《四部丛刊》所引发的“善本派”和“实用派”的争论，无关学术，更多是落在经济上的；选择善本，其实主要是商务考虑成本与市场而得出的结果，因而其文化价值并没有像商务宣扬得那样大。(54)而有着古籍收藏兴趣的郑振铎对于《四部丛刊》的评论则相对客观：“石印法不改变原书行列款式，不会有什么错字，这是其便利、妥善处。然卷帙过于繁重，费工费时过多，售价过高，非一般人所能有，此是其弊。铅印法，比较的省篇幅纸张，定价可以便宜些，此是其利。然其弊，则在校对疏忽，错字太多。”(55)郑振铎能够从石印和铅印各自的利弊来“同情的理解”商务对于《四部丛刊》的印刷定位，但也同时含蓄地批评了《四部丛刊》并不是定位于“一般人”的文化普及物，有悖于五四时期立足于民众启蒙的新文化理想。 即使是积极参与《四部丛刊》影印的旧时藏书界人士，也并非对其全然满意。叶德辉就指出：“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附庸风雅，思籍此以彰其姓名。”(56)叶德辉不仅惋惜《四部丛刊》因为经费缘故未能尽收善本，更批评了商务过于迁就商业成本的考虑，在《四部丛刊》影印过程中颇多妥协之举，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不同的知识群体都来讨论《四部丛刊》影印的利弊得失的时候，可以说，《四部丛刊》本身就成为了社会文化转折时期的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化事件，其所引发的争议，正是在古/今、中/西、新/旧交错形成的复杂知识生产格局中，知识群体如何来把握和转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不同的立场和面向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影响最大的古籍善本丛书，《四部丛刊》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印行，绝不仅仅是旧时藏书传统的惯性运行结果，同样也是一种隐晦的“现代”表征，有待于被进一步讨论。 置身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浓重的文化危机情境中，传统文化及作为其存在渊薮的古籍，显然不再被认为具有动员并整合社会的功能；然而，在文化象征资本的意义上，“古籍”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国人寄寓了可以对抗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热望。作为对上述悖论性的“古籍”定位的一种回应，商务在“知新温故”的理念下，利用铅印、摄影等新技术，借助于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传播的现代途径，主动探索了在历史转折时期古籍整理和传播的新空间，以及传统文化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的新路径，从中体现了作为古籍整理学者的专业兴趣、作为文化商人的市场考虑以及作为弱国子民天然的爱国情怀等多种因素的合力。因而，尽管其姿态可能具有文化怀旧属性，然而，其价值指向，却是典型地打上了历史过渡时期后发现代性国家特有的“现代”烙印的。 注释： ①《张南械辑印佚丛自序》，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②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③④(22)孟悦：《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⑤谢兴尧：《书林逸话》，《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张静庐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⑥张之洞：《书目答问》之附录《劝刻书说》，转引自净雨《清代印刷术小纪》，《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⑦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⑧张元济致高梦旦、陶惺存、杜亚泉，《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2页。 ⑨(20)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⑩张元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页。 (11)(43)《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5、64页。 (12)(13)(16)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27页。 (14)数据来自上海档案馆馆藏《商务印书馆历年资本比较表》和《商务印书馆历年营业比较表》。 (15)(17)(18)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21、222页。 (19)隗瀛涛：《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21)马明霞：《张元济搜求整理校勘辑印古籍文献述略》，《兰台世界》2007年第17期。 (23)(24)(38)顾廷龙执笔《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2页。 (25)具体藏书情况参见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248 页。 (26)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42～243 页。 (27)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转引自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28)《教育部咨各省区请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集乡土艺文文》，选自袁咏秋、曾季光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29)张升：《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考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0)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31)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页。 (32)(33)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37、303页。 (34)《张元济全集·第七卷·日记》，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17页。 (35)(39)具体可参考刘应梅《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文献》2005年第2期。 (36)万国鼎、储瑞棠编《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金陵大学1933年版，第1页。 (37)张元济：《续修滕县志序》，《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3页。 (40)《张元济书札》，转引自刘应梅《张元济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文献》2005年第2期。 (41)(56)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6、279页。 (42)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史料杂录(之四)》，《出版发行研究》1994年第6期。 (44)《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页。 (45)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6页。 (46)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06页。 (47)晚清中国旧时藏书家与新兴的商人式的藏书家有着明确的区分。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48)[德]瓦尔特·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49)《四部丛刊刊成记》，《四部丛刊书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页。 (50)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续编缘起》，《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宋原放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页。 (51)陈正卿、彭晓亮整理《张元济来往书札之三》，《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2页。 (52)董进泉：《张元济传》，收录于《大资本家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53)武内义雄：《说〈四部丛刊〉》，《支那学》第l卷第4号，转引自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81页。 (5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55)郑振铎：《向“翻印”古书者提议》，《文学》2卷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