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佚著考论
熊 焰， 黄 娜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 文章从佚著溯源、求学经历、思想轨迹及学术交往等方面考论了魏源佚著大多作于早期求学时期，且多是治经之作，然后分别论述了存书名的佚书《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辽史稿》《论学文选》《公羊春秋微》等11种、存书名和序的佚作《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明代食兵二政录》《说文儗雅》《论语孟子类编》《子思子发微》《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8种，此外还辑考佚联2副。
关键词 ： 魏源； 佚著； 考证； 溯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隆回)人，清末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道光进士，官至知州。他一生著述宏富，达40种，逾千万字，“而烬于兵燹者亦甚多”[1]2256。因年代久远，他的佚著很难寻求，经历代学者努力，不断发现和考证，其佚作已有不少被发现并充实《魏源全集》，使之收录日臻完善。据《魏源传》一书称，其失传的佚作尚有如下两类，“一是仅存书名者，计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辽史稿》《论学文选》等十种；二是存书名和序或叙而正文失传者，计有《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明代食兵二政录》《说文儗雅》《论语孟子类编》《子思子章句》《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八种”[2]270。此外，管见认为存书名的佚著还有《公羊春秋微》，故佚著达19种。为方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魏源一生的著述情况，以对其思想脉络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兹对上述佚著从出处、求学经历及学术成果、思想发展轨迹、学术交往诸方面考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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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佚著溯源
下面列出佚著简表，从12种出处逐一溯源。
表1 魏源佚著简表
首先，从魏源自辑或他本人提供的著作书目来看。道光五年，魏源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辑《皇朝经世文编》成一百二十卷，翌年冬刊行。该书收录2236篇文章，其中有他自撰的《曾子章句序》、《子思子章句序》(又名《子思子发微》)、《孙子集注序》等17篇文章，多是有关传扬名臣言行，或探讨学术尤其是经学的内容，说明《子思子章句》《孙子集注》这两种佚著与《曾子章句》同作于道光五年前。道光二十五年，魏源应《宝庆府志》总纂邓显鹤之聘为68位“邵阳采访”人员之一，以内阁中书江苏候补知州衔名列第二位。邓显鹤曾与魏源数次同上京城，是魏源兴趣爱好相似的同郡师友，两人常有书札往返，时邓主讲东山书院，兼纂《宝庆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刊成)。魏源不仅提供了众多的资料，且整理并提供了他自己的著作目录14种：《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五十卷、《书古微》六卷、《诗古微》八卷、《曾子章句》一卷、《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诗文集》十四卷、《公羊春秋微》八卷、《两汉经师今古文考》四卷、《明代兵食录》八十卷、《子思子章句》一卷、《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一卷、《易象微》六卷、《大戴礼记微》五卷等。前7种今已收入《魏源全集》，只是卷数有所不同，这是因为魏源一贯有再三订正增补旧作的习惯，如《海国图志》从五十卷，增至六十卷，复增补为一百卷，《书古微》《诗古微》后于咸丰初年分别增订为十二卷和二十卷。而后7种著作都成于道光二十九年前。从表1可见，从《皇朝经世文编》《宝庆府志》两种著作中析出佚书9种，除去重复的《子思子章句》，据他本人提供的著作目录可确认8种佚著。
其次，从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一文来看。魏源一生著作等身，但未给自己留下任何传记资料。他咸丰七年辞世后，长子耆所作的家传《邵阳魏府君事略》介绍其著作25种，其中佚著12种(见表1)。魏耆据先父已刊著作及全部遗稿等一手资料历时2年而成的这篇传记，刊于咸丰九年。作为首部追述魏源生平事迹的传记，其成为后世研究魏源的一篇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亦是现存魏源传记中文字最多、内容最为详实的一篇，影响深远。文中所列的12种佚著，除去前述重复的5种外，尚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论学文选》等7种。因此，从上表前三种书目中析出佚著15种，上表第4至10种书目所列佚著大多沿魏耆一说。
再次，从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论文来看。国内魏源研究的开创性学者历史学家齐思和指出魏源是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大师，齐的研究被誉为魏源研究的里程碑，对之后的相关研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文中称所著共25种，其中佚著有《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等9种(见表1)。
魏源的治学方向与思想发展尤其深受常州学派刘逢禄、李兆洛之影响。公羊学的领路人、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是魏源治今文经学的学术导师。青年魏源从之受《公羊春秋》，对其思想影响至深。公羊变易学成为变革时代的哲学，指导冲破惟古是从、拘泥保守的正统思想。《公羊春秋》中的“三世变易说”成为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石之一，“三统说”则对他后来的改革思想有重要影响，其后作《公羊春秋微》即源于此。魏源对“近代一人”的“通儒”今文大师李兆洛甚为尊崇，魏源作《李申耆先生传》反映了他对西汉诸儒的推崇及对当代常州学派的表彰，他推崇刘逢禄、李兆洛为并世两通儒。道光四年春，魏源请李师为《诗古微》二卷本作叙，李先生称其为“绝世奇才”[6]233。
二 、从求学经历及学术成果 、思想发展脉络 、师友交往等方面考论
首先从求学经历及学术成果来看。魏源青少年时期饱读儒家经典。14岁就读县学，始究心王阳明理学，尤好读史书，曾作有《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孟子年表考》等。19岁至岳麓书院求学，深受书院崇尚理学、注重实学、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20岁“举明经”，旋北上京城求学及授馆11载，期间广泛问学治经，对宋明理学及汉学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和比较，并对两汉经学发展渊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讲求学以致用，志在经世，求学时期刻苦治经，想以经学为世所用。从钻研理学到攻读汉学，后开始注意时政，实现通经致用的理想。魏源青少年时代以传统经文的诠释为主，阐发章句，探究微言大义，先后治《大学》《曾子》《老子》《诗经》《尚书》等经文。京师三载苦学，其治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不仅完成《大学古本发微》、《曾子发微》(又名《曾子章句》)等著作，并为以后在经学研究上取得非凡的成就奠定了深厚基础。从24至29岁，他一面学术与举业并治，一面授馆，勤学罕见。在经学方面著《庸义通义》、《孝经集传》、《子思子章句》、《论语孟子类编》、《孟子小记》、《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易象微》、《大戴礼微》、《礼记别录考》、《诗古微》二卷本、《书古微》初稿等10多种著述；于诸子著《老子本义》。30至31岁，他先后应直隶、常德提督杨芳之聘，在古北口、常德授馆，为学生讲解经义之余，批选《纂评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游览边塞要地，访求古代用兵遗迹，登临长城居庸关、山海关等关塞重地。时治古代兵法，作《孙子集注》《吴子注》《六韬注》《城守篇》等。其后对多种治经之作不断增订，如《墨子章句》(又名《墨子注》)、《小学古经》、《说文拟雅》、《诗古微》、《书古微》等均于中年末方成，其论学和治的哲学著作《默觚》也始撰于这一时期。“从其思想体系来看，仍属于儒家孔孟，以及诸子如老、荀、管、扬等人的思想范畴。”[3]50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9岁是魏源学业举业治经成果大丰收之年，这年他应顺天乡试，高中举人第二名。又由于前期的耕耘和积累，还完成《公羊春秋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易象微》《大戴礼微》《庸义通义》及《诗古微》二卷本、《书古微》初稿等著作。又作孔、孟、曾、颜、周、程、朱、陆、明儒高刘二子等诸子《赞》，“其学于汉宋无不窥，而以儒者见诸实用，则阳明其人，然亦弗徇其良知之说，以祖陆而祧朱”[4]667，反映他治学和论学皆致力于通经，阐发微言要义。道光十五年他于扬州置新居絜园，以古微堂名其室，并题联曰：“温饱求民隐；诗书发古微。”又题联数副抒发其心志，其厅堂上联：“眼明写正群经字。”秋实轩上联：“尚志诗书，句搜六代三唐后。”古藤书屋上联：“读万卷书求圣道。”[5]768后将自己的单篇著作及序跋等合集题名《古微堂文集》(又名《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文稿》，诗作题为《古微堂诗集》。另有《古微堂四书》(含《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曾子发微》)，多是他求学时期的治经著作。魏源一生寄情“古微”，致力于实现以经术为治术的治平抱负，其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阐发今古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为其致用和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为后来实践学以致用，改革救时除弊致富强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儒家及诸子百家经典是魏源经世及改革主张的理论依据，如他提出改革措施要简而易行，此源于《易经》《老子》。其佚著大多是早期治儒家及诸子百家经典所著，仅有《明代食兵二政录》《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两种作于任幕宾之中年，另有少数中年末方订正毕，反映了他探求传统经典要义而致用的心路历程。
做完放疗回来后，因为有辐射，需要在宾馆隔离10天。钱海燕舍不得他一个人住外面，但当当还小，不敢冒险。钱海燕想去宾馆看他，被周启明拒绝了。公公每天给他送饭，也是饭到了就被他赶走。那段时间，周启明应该孤独而又无助吧。十天后，周启明回到家，当当被送去诸暨。
其次，从思想脉络来看。魏源一生可用学、治和出世四个字来概括。李瑚先生在《魏源传》一书中将其一生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早期从幼年至32岁，主要攻读儒家经典及宋明理学，谋求经学为世之用，从钻研理学到攻读汉学，转而推崇今文经学，潜心于今文经学精义的阐发，吸收公羊学变革的实质，再到开始留心时政。中期经历两个阶段：33至46岁，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积弊甚深的漕、鹾、河及兵等弊政提出改革方策，对其他弊政也提出了改革的意见，撰述除弊兴利著作；47至59岁，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的侵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倡导向外国学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许多重要著作如《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以及诗文等多完成于此时。晚期从60至64岁，于高邮知州任上，因不为清政府传递太平军进军情报被革职，他预见清王朝处于衰世、末世，深感忧虑仿徨，遂从经世转向出世。
魏源的今文经学，与龚自珍同出于刘逢禄。他是清代今文学重要的提倡者，辑《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以疏证汉儒师承之源流，又成《董子春秋发微》，以明董子《春秋》之学。再由《春秋》推而至于群经。其用力专勤，成就巨大。早期作《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发微》《老子本义》《子思子章句》等。特别是道光二年，完成《公羊春秋古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等十多种经学著作。经过长期的学习积累和深思，及对两汉经师家法的考订和《董子春秋》的深入研究，他阐释传统经典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如以《老子本义》为代表的著作，即反映了他早期思想，其核心是将《老子》的哲学精华转化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养分，他认为《老子》是拯济世人、匡救世弊之书。其学术道路由宋明理学而《老子》等诸子经世。他中年深入接触社会，重视社会经济问题和变法图强，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师夷的方略。这一阶段以撰述为主，提出漕、鹾、河、兵、饷等切实可行的诸多改革方案，作《筹漕篇》《筹鹾篇》《筹河篇》《军政篇》《军储篇》等有关实学的著作。再到后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以“史学经世”为要义，撰写《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辽史稿》等著作，提出对内“法祖”和对外“师夷制夷”的主张，为清王朝谋求救亡图存复兴。他反对空谈义理，力主经世致用之学。道光五年32岁时，他从治学以“通经致用”为主转为“经世致用”之实学，为其事功和学术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其成果也从疏证考订经文的纯学术转向以撰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著作。道光六年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开篇六卷以“学术”作为全书纲领，统领“治体”及吏、户、礼、兵、刑、工诸政，注重经籍、学术的指导价值和实用性，开启近代中国学术求实的新风尚。其读书札记《默觚》上篇讲“学”，下篇讲“治”，反映了他治诸子百家经典都从经世济民治平高度展现其思想内容。他认为“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也”[5]49。魏源征引儒家经典，创议“法久弊生，因时制变”的思想。援引《老子》“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衍绎出“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弊乎利乎，相倚伏乎！私乎官乎！如转圜乎！”的论断。道光五年江苏试行漕运改革，他认为具备了“地势”“事势”及“时势”的前提，“因势乘便”而“事半功倍”。在陶澍和贺长龄的主持下，创行海运大获成功。其他如鹾、河等诸政改革，都是魏源洞悉弊政，周咨博访，援引诸子及儒家经典作为改革除弊救时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屡次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切实可行，均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所言频仍得验。后编著《海国图志》，他在《叙》中征引《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阐述御敌和款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皆“利害相百焉”，遂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辱图强救国主张，开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风。这些都能从传统经典中找到其理论依据，而代表其早期思想主张的学术成果，如佚著，则多局限于纯学术的治经之作。
再次，从与师友的学术交往来看。嘉庆十七年，魏源至岳麓书院求学，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如湖南学政汤金钊、李宗瀚及学友李克钿、何庆元、陈起诗等，共同钻研儒家经典，究心程朱理学，相互切磋朱熹的《近思录》，影响至深。四人都因学经、明经成绩突出而同科拔贡。后魏源还与陈起诗同在湖南同乡时任京官赵慎畛家授馆，昕夕过从。魏源曾熟读程氏全书，每篇末增以另纸，阐发己见。起诗曰：“君固陆公书橱也，然此岂可效汉晋诸儒作注疏体乎？在求诸心而力行之耳。”[1]2256魏源颇受启发，两人志于经世致用，时切磋学术、财政、兵法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时政，尤以兴水利为急务，后两人还结为儿女亲家。后至京师求学，广泛访师问学，与同乡京官陶澍、周系英、贺长龄、唐鉴及拔贡座师汤金钊(时任詹事府詹事和内阁学士)、李宗翰(现任左副都御使)等当世魁儒相往返，学识大增，特别是经学研究成果显著。期间深得李宗瀚的器重，留家馆授其子弟。师从以“求是”为归的汉学家胡承拱习汉儒经典，以后学的身份共同参加祭祀东汉经学家郑玄诞辰等学术活动，于胡斋中与陶澍等师友观赏《元祐党籍碑》拓片，并作《元祐党籍碑歌》诗一首。尔后治《诗三百》，就是得益于胡先生的引导。又向专治宋学并“终生仰止”的理学家姚学塽问宋儒之学，“以所注《大学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并告诫其治学“惟在致力于知本，勿事空言而已”，其致知、力行思想对魏源经世致用和革新思想形成很有影响。
在本次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采用三轴式摊铺机，其具体的施工工艺流程为：制作、安装模板→混凝土的拌和→混凝土的运输与摊铺→滚动、振动及整平→养生[2]。
最后，从李瑚《魏源诗文系年》一书来看，该著不仅疏证魏源佚著达13种，除少数魏源注明写作时间的外，大多考证了具体撰著时间，这是李瑚先生十数年对魏源著作进行系统严谨考证的结论。李氏为魏源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1965年就完成了《魏源诗文系年》初稿，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完成《魏源事迹系年》，1982年至1983年在《中国哲学》第10、11、12辑刊发。李瑚多年从事文史研究，尤擅长史学考证，这两个系年考究缜密、言必有据。他耗多年心血考证出的魏源佚著13种(见表1)，当为确切结论。
父亲不是常常引用祖父的话，要我们以家庭为重吗？我的价值观，显然受到了家庭的影响；父祖辈的谆谆教导，已经深入骨髓了。
京城求学期间，魏源还与“关河千里亦吾师”的学术导师董桂敷交往甚密，与之切磋经学，以诗文相往返。董时任翰林院编修，治学恪宗程、朱，躬行实践。魏源称“董先生经明行修，一代大儒”，时与他探讨《中庸》《近思录》等经文。魏作《寄董小槎编修》诗四首及《偶然吟十八首，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时“箧笥十篇《曾子》注，寒灯汗背对陈篇”[5]694。他还多次将治经成果及诗作向董请教，请其为《大学古本章句疏证》作序并审定甲戌前的二卷本《清夜斋诗钞》。又将《曾子章句》及改编的明刘宗周《人谱》等三部书稿请董先生指正。董作《与魏默深书》《再与魏默深书》《答默深书》等手札逐一回复，称“足下天资之英敏，识量之宏达，求道之勇敢，用心之精专”[7]108。魏源曾精读《近思录》，并就此书的体例及拟增补诸题与董商讨，后作《近思录补注》。董称他治《大学古本》：“观其思之精，识之卓，援引之详明，论学之确当，实有近代诸家所未及者。”[8]53可谓极力揄扬。
切片与切段对叠鞘石斛多糖、联苄类化合物及石斛酚提取量的影响研究 …………………………………… 谢 巧等（17）：2376
《论学文选》八册，又名《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成于道光三年。清沈德潜评点，魏源批选。后传至日本，石村贞一纂评并自序，朗庐阪谷素撰序，由东京贰书堂雕版。道光二、三年，魏源在古北口授馆时，为学生讲解经义，并选编此文选。他致信密友云：“源方为选文未毕。”[5]751又曰：“日与学生辈讲解经义。”[5]750说明魏源授馆之暇正在选编此书。李柏荣先生云：“皮纸精印，极可爱也。前有朗庐阪谷素撰序，云：桐阴石村君曩得魏默深八家批选本。默深清朝近世名家，其书据沈氏读本更精选之。君又加以东西诸家评之粹者，面目一新，转觉光彩之陆离。……此编着墨不多，且流落海外，令吾见之以惊以喜。”[23]152-153李氏所云当可信。
三、佚著分论
下面分别对存书名的11种佚著和存书名及序的8种佚著逐一考论。
(一)存书名的11种佚著
存书名的佚著多为早期治诸子百家之儒家经典所作，据其早期的知识储备和经历，主要是一些纯学术研究的成果。现分论如下。
在生命观念建构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揭示隐含于生命观念中的原理与规律，使学生能有效地进行生命观念的迁移，解决生物学具体问题，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
《高子学谱》，这是魏源为明儒高攀龙所作的学术年谱，客观、准确地反映高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再现其学术思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紧密联系。高氏著有《高子遗书》。他毕生追求“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其学术思想的最大贡献，为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守仁学派)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平”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魏源早期熟读高子著作，其思想与高子学术思想产生强烈共鸣，故对他的思想主张极为推崇，并深受其思想影响，毕生志于学以致用。魏源不仅倾力为之作学谱，还作有《明儒高刘二子赞》。“高刘”，即高攀龙、刘宗周。宗周著有《刘子全书》《人谱》等。魏源曾于京师研究并改编过《人谱》一书，还就拟刻高攀龙的《高子讲义》一书等诸题与董桂敷商讨，并将改编的《人谱》等三种书稿求董教正。董逐一回复，并说：“贺藕庚学使处但令先刻《近思录集注》，或如尊旨，增以四先生志状及遗事，并附刻《朱子行状》，合言行为一书，再刻《高子讲义》《松阳讲义》各种，亦足以副足下惓惓之雅意矣。”[14]478道光二年冬，魏源于古北口曾致信挚友邓传密云：“前携去之高、刘二先生书，不过一两日便可抄就，祈便中付下为幸。”[5]752说明此时他正致力于研读高刘二子著作。魏源有为高氏作学谱的动机及学术背景等，约作于道光初年，与《明儒高刘二子赞》及诸子《赞》同时完成，都收入《古微堂外集》卷二。但未刊行，其子耆据遗稿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一文中介绍先父著作时首次提到该谱，其他书目或承魏耆一说。
《易象微》六卷，系治《周易》之作，约作于道光二年或定稿于道光十年后，或与《子思子章句》《庸易通义》等同时完成。“源既叙录武进礼曹刘申甫先生遗书，略陈群经家法，兹乃推广遍集两汉《儒林传》《文艺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丘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为荀氏卦气之学、郑玄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斯为《易》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5]137表明其主旨是求西汉今文《易》卦辞与爻辞的微言大义，主要内容是辑录施氏、梁丘氏、孟喜氏、京氏及焦氏有关《周易》的学说，且引申发明之，此可窥见此书的概要。“书名‘微’就是发掘《周易》卦爻辞的微言大义”[20]27。廖名春先生在《魏源易学初探》一文中，对是著及《周易》经传对魏源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易象微》的主旨是批评东汉古文易隐于象数，肯定西汉今文易的通经致用，并对《周易》的作者、性质、哲理，易学的源流诸问题都有许多深刻的论述。文中指出，魏源的改革思想、实学思想、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周易》的变异观、实用操作性和阴阳说。魏源著作中多次引用《易》之穷通变革思想以溯源并支持其变革理论，指导经世致用的改革实践。道光六年，魏源筹划海运改革，这是其首次经世致用的改革实践，他在《海运全案序》中三次引用《易》经言论作为革新的纲领。
《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系治儒家著作及兵法之作，或与《老子本义》作于同期。魏源治《老子》，“系出于用世之情过于热切，举凡诸子百家之学可用于世者，默深均广纳其说，并不墨守一家，故其对子书尤其偏好，除《老子》之外，尚注有《孙子》《墨子》《六韬》《吴子》《说苑等》”[15]68-69。
《墨子注》，系治墨家学说而作。道光二十五年冬，魏源知江苏东台县，堂弟五达及邓传密等偕赴东台，为其抄《老子本义》《墨子章句》等。民国魏源同郡学者李柏荣先生说：“默深既赴扬履新，率钱谷诸友以自随。守之则与默深叔侄寓旅邸，为默深钞《老子本义》暨《墨子章句》。”[16]684又“传密与默深为友，吾闻诸其曾孙以蛰云，大约在北京时，并示吾以手书日记，知默深分发江苏往扬州时，传密与随，并在旅邸为抄《墨子章句》副本”[17]145。邓传密，字守之，安徽怀宁人，书法家邓石如之子，曾从李兆洛学。与李兆洛、魏源等友善，有书札往返。道光二十五年，邓传密曾向他索阅《老子本义》，秋魏源复信云：“《老子本义》原系未定之稿，容改正，方可见呈教。”[5]753李柏荣先生称其“著述数十种，其未刊者，止此《公羊微》《曾子微》及《墨子章句》《易象微》四种”[18]59。魏源知东台时，传密与五达为之抄《老子本义》《墨子章句》，表明两书此时方成，均系早年之未定稿。前者光绪二十四年有刻本，后者或为遗稿。
东昌府区现为全国最大的葫芦种植、加工和销售基地，葫芦种植区域以堂邑镇为中心，辐射周边的梁水、闫寺、柳林等乡镇[2]。目前，东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达8000多亩，年产葫芦6000余万个，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0%；葫芦加工企业400余家，从业人员5000余人，加工葫芦4000万余个，占全国60%以上的份额。东昌葫芦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而且还出口至美国、英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近3亿元，形成了颇为庞大的葫芦文化产业规模。
《辽史稿》，系魏源治辽史之作。初稿约与道光初年完成的《书辽太祖事》作于同期，中年末方成。由于官修《辽史》所据资料既少，成书又匆促，故存在许多缺点。因此，一直颇受学界的批评和指责。如清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魏源作《辽史稿》，即是对官修《辽史》的批评及正误补缺。魏源同郡至友邹汉勋之子世繇追忆道：“(咸丰)二年，春闱鼎荐未领，时魏默深先生知高邮州，府君访之。默深先生出所著《辽史稿》相与参订。居数月，‘粤逆’洪秀全踞江宁，江北郡县俱告警。默深先生即以《辽史稿》及生平未刻稿托府君，且促之西归，曰：‘吾有守土责，与君从此作生死别矣。’同治二年，‘土匪’入境，焚藏书楼，遗稿皆毁。”[21]5此道出该手稿及其他生平未刻的多种治经书稿遭毁未传的事实。后邹代过《元史新编跋语》云：“先是，咸丰初，代过先从祖叔绩先生礼闱报罢，南还过高邮，默深先生出《辽史稿》于州署，与之参订。”[22]2588因此，魏耆在先父遗稿中未能见到此稿，故家传中没有提到此作。
目前，大量研究学者发现雨水利用在城市公园景观中可以发挥较好的应用效果，其不仅可以解决城市公园景观的水资源浪费情况，也可以为维护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目前的城市公园景观雨水利用率不高，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吴子注》《六韬注》，这两种注为治古代兵法之作。《吴子》乃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主要论述战争观问题，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六韬》亦中国古代兵书，传为周代吕望作。这两种治兵法之作当与《孙子集注》《城守篇》等作于道光六年前。“魏源在北京问学时，曾研读过《孙子》《吴子》和《六韬》等兵法书籍，并作过注释”[19]302，他精治《吴子》《六韬》《孙子》等兵书，深得兵法精髓，深谙军事韬略，为其后来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名著，打下坚实基础。上述四注与《高子学谱》情况相似，为魏耆首提，其他书目亦承魏耆之说。
《春秋繁露注》十二卷，此为治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而作，或与《董子春秋发微》同作于道光初年。《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推崇公羊学的著作。董乃汉初《公羊》大家，与胡母生同治《公羊春秋》，董氏述大义而胡母生专明章句。至何邵公作注则但据胡氏条例，于董氏无一言。魏源则盛赞董仲舒“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宏通精渺，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5]119。遂作是注，以打破《春秋》研究的这种偏颇局面。魏源特别崇尚董氏的《春秋》学，尤对《春秋繁露》中的《三代改制质文》一篇更为推重，认为该文“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视胡母生《条例》有大巫小巫之叹”[5]119。其《董子春秋发微》一书开篇即是治董氏的《繁露篇》。此或为遗稿，由《邵阳魏府君事略》首提。
《公羊春秋微》八卷，又名《公羊古微》，专阐发西汉今文之学，约成于道光二年。嘉庆二十年，青年魏源于京师国子监师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后作此书。魏晟云：“默深公死后，遗物颇多，有两香炉及点堪诸书，最可贵者在其《公羊古微》《易象微》诸稿本，朱笔更改，发明不少。民元反正，为叛将崔瑛掳索以去。瑛为大元帅黄克强(兴)部下，比即告黄，令其追缴。黄闻大怒，依法办理，谁知物未出而人已逃。”[18]59魏源治经同道曹籀云：“先生治经，好今文，著有《公羊春秋古微》一书，自合闭户之辙，不操入室之戈，匪徒公羊功臣，抑亦何氏良友。”[24]132道光五年，魏源于上海经龚自珍介绍识曹籀，三人遂成莫逆，共同切磋治经成果。林昌彝称：“默深经术湛深，读书渊博，精于国朝掌故。海内利病，了如指掌。著有《书古微》《诗古微》《春秋公羊古微》。”[25]130林昌彝与魏源为挚友，主张禁烟抗英。俩人皆负经世之志，多有过从，以诗歌书札相往返，切磋学术，谈诗论道，特别是道光末和咸丰初过从尤密，林氏著作中对魏诗多有称扬。所云《春秋公羊古微》，即《公羊春秋微》，当知晓或曾见过。
《周易》思想的精髓，是以朴实的辩证法去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倡导社会变革，主张经世致用，这在魏源的思想和《默觚》等著作中都有非常好的体现。魏源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理想即源自《周易》的系统说“物极必反”这一命题。魏源的著述中引《易》甚多，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他引《易》、论《易》高达70余处，足见其精通《易》理。他还将《易》提升到与《中庸》相提并论的高度，作《庸义通论》。源之曾孙魏晟称《易象微》乃遗稿，憾民国初年遭劫未传。
《大戴礼微》五卷，此为魏源早期考订《礼》经之作，约作于道光二年，与《易象微》作于同期。他在《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中疏证了古今三《礼》之大概源流，表明曾治《礼》经而作是书。
《说苑注》，乃治西汉刘向的《说苑》而作。魏源《默觚·治篇》中较好地吸纳了《说苑》的思想内容。
魏源一生“友天下士谋救时方”，少从师友问学，长与师友论学，“今古微言恣探讨，又闻精猛课宗门”[9]321。师友的理念及学术思想不仅对魏源思想影响至深，而且对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和事功都有重要影响。魏源尤其在治经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撰著了10多种经学研究著作，不惟对今文经学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且得到时贤的高度评价。刘逢禄称他“治经，好求微言大义……其所排难解剥，钩沉起废，则又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眇。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遗文湮而复出，绝学幽而复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10]730-731。李兆洛则赞他“其综之也博，其择之也卓，其会之也密，其断之也悫，……自汉以来之治《诗》者，未有如默深者也”[11]1。胡承珙则致《与魏默深书》云：“承示大著《诗古微》一册，发难释滞，迥出意表。所评四家异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论。至于繁征博引，纵横莫当，古人吾不敢知，近儒中已足与毛西何、全谢山并驱争先矣。”[12]193又称“魏公本是老经师”，“著书慷慨识忧时”[13]472，憾其多数经学研究成果未传，只能从他与师友的学术交往所留下的资料中窥见一斑，但其中却有大量独到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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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书名和自序的8种佚著
自序大凡是完成书稿后所作，故今存自序的8种佚著确为魏源所作。这8篇自序有5篇收入《古微堂外集》卷一，3篇收入卷三，分别收入中华书局版《魏源集》及岳麓书社版《魏源全集》，现分论如下。
《董子春秋发微》七卷，二十五篇，魏源笃信西汉今文家法，对董仲舒的《春秋》学甚为推崇而作是书。这是他发挥公羊大义的入门之作，针对刘逢禄重在申何，而魏源意在申董，以明董子《春秋》之学，从此书可见其公羊思想的缘起，约成书于道光二年。魏源在自《序》中开宗明义：“《董子春秋发微》七卷，何为而作也？曰：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今以本书为主，而以刘氏《释例》之通论大义，近乎董生者附诸后，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5]119是书录董子原文，以刘逢禄《释例》之相近者，附之于后。又目录附于序末，可知此书之概略。是作于今文家所讲之张三世，通三统，内诸侯，外夷狄，以及三科九旨诸义，均有发挥。为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魏源还作有《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一书。刘逢禄在《诗古微序》中云：“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两汉今文家法，既为《董子春秋述例》，以阐董、胡之遗绪。又于《书》则专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所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以难郑、马，于《诗》则表彰鲁、韩坠绪以匡《传》《笺》。”[10]730-731刘序所言“《董子春秋述例》”或即《董子春秋发微》，悉知该书当成于《诗古微》二卷本之前。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四卷，是其考证汉儒传授之源流而作，约成于道光十年前。其自《叙》云：“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道光商横摄提格之岁，源既叙录武进礼曹刘申甫先生遗书，略陈群经家法，兹乃推广遍集两汉《儒林传》《文艺志》之文。……今采史志所载各家，立案于前。”[5]137-138可见是书体例之概略。全书分别论列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诗经》《礼经》及小学之今古文传授系统。书未刊，但《诗古微》卷首，详列齐、鲁、韩、毛四家传授源流，即此书之一部分，可见其体系之梗概。《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二书虽始创门径，但大致犹不过排比纂辑之功，魏源对于今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著《诗古微》《书古微》二书，都是要“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5]117。魏源这里所谓的“来世”，自也意味着魏源所在的当代，反映魏源要从今文经学中寻求要义，而为改革当时腐败不堪的政治局面服务。
《明代食兵二政录》八十卷，今存两篇叙，其一叙末自记“道光十有七载，岁次丁酉，邵阳魏源序于江都絜园”。其二收入《古微堂抄本》。魏源自《叙》云：“源前以道光五载为长沙贺方伯辑《皇朝经世文编》。又仿宋臣鉴唐、汉臣过秦之谊，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论议，言食政之类十有三，兵政之类二十有四，凡为卷七十有八。劳臣荩士，蒿忧瑰画。”[5]198作者阐述了编纂是书的目的及该书只辑“食兵二政”的原因。《宝庆府志·艺文略》载：“《明代兵食录》，八十卷。”即后又增加二卷。魏源编辑是书的目的就是要从明代经世文中寻找前朝治世的借鉴，匡救时弊。其核心议题是针对清代“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时弊，提出革除这个弊病的措施，一要善于广用人才，二要改变官场和学术风气，而这两方面则应以明代为“前事之师”，这就要求研究和总结明史，故而编辑是书。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他致信贺熙龄云：“弟所述明代掌故及武功记略，有成书。”[26]即指是书，表明已刊行。早在道光五年，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编》，就拟“更辑《明代经世》一编以冀其旨”[27]2，道光十七年方成。这是他继《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的又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大作，后又编撰《元史新编》，成九十五卷，这三部书都是魏源讲求致用的经世成果，试图总结清、明、元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以为清代之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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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儗雅》一卷。这是其治小学之作，是魏源应书生读典籍之需而纂辑的识字课本，历三月合《说文》《尔雅》而成，序末自记“咸丰元年，邵阳魏源序”。其自《序》云：“源考《说文》古音分十七部，仅段君一家之言，与顾氏十部、江氏十三部、孔氏十八部、王氏二十二部、刘氏二十六部互有详略出入，且吴江钮氏、元祁江氏，均已依其部分著书，刊勒行世。惟以谊分类，合《说文》《尔雅》为一者，世间尚无成书，爰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三月而告成。”[5]81他称此书有二者善于《尔雅》，其一“别立‘释人’，纲举目张，与天地事物方聚族分，此其善于《尔雅》者一也”，又“今专以部首分类，而以其虚文语助为‘释言’，别辑其专行借谊，反废古谊者为‘释训’，并将《说文》分部之失……今并更正。此其善于《尔雅》者二也。别为《转注释例》《假借释例》《意声事形释例》三篇以冠于首。”[5]82惜生前未刻，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华东师大图书馆均藏有抄本。“《学术丛编》(《广仓学宭》1916年刊本)第一册有《蒙雅》一卷，当即此书。”[28]表明后易名为《蒙雅》刊行。1931年成都志古堂刊印，但未冠《转注释例》《假借释例》《意声事形释例》等三篇论述。这三篇文章及《说文儗雅叙》均收入《古微堂外集》卷一。
《论语孟子类编》，此为其治《论语孟子》之作，成书于道光元年。魏源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读《论语》《孟子》等经典。他对《孟子》推崇备至，此为他早期与《大学古本》《孔孟赞》《孟子补赞》《孟子小记》及《古微堂四书》等同期所作。此外，他作有《孟子年表》《孟子年表考第一》《孟子年表考第二》《孟子年表考第三》《孟子年表考第四》《孟子年表考第五》等。其自《序》云：“孔子动教求仁，而孟子则独标集义，仁之气浑然，义之气浩然，其得之天授已不尽同。孔子教人专主博文约礼而仁在其中，故不言心而心自存，此合德性、问学为一者也；孟子直指人心体验，扩充存养。……然则后世学圣人者宜如之何？曰：自以学孟子为易简直捷而适于用，学曾子为笃实严密而切于体，于圣门为好仁、恶不仁之分，虽万世无弊可也。”[5]131-132
《子思子章句》一卷，约作于道光元年，《序》末自注“道光元年叙于京师”。是《序》与《曾子章句序》都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卷五，都是嘉庆末年治《曾子》时所作的考订经文之作。其自《序》尾注云：“董仲舒《春秋繁露》引《坊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一章，称为孔子之言，盖子思垂训，本多祖述，如道德齐礼，与夫南人有恒之言，皆错见于诸篇，不害其全篇之为子思也。《礼记》郑《目录》于《坊》《表》《缁衣》三篇不言出《子思子》者，犹《三年问篇》全出《荀子》而郑《目录》亦不言及也。刘献称《缁衣》公孙尼子作者，案《汉志》，公孙尼子，七十子之弟子，或其尝受业子思，故辞述师说以成斯篇欤？然则《坊》《缁》之文未能闳深，亦记不一手故也。有以此三事献疑者，因各为条之如此。”[5]130自《序》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卷五。
《孙子集注》，这是其治古代兵法之作，成书于道光三年前，与注《吴子》《六韬》及《城守篇》等作于同期。《孙子兵法》有曹操等十余家注释，魏源在历代注家的基础上集注之。魏源认为“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都是“综常变”[5]232的著作，反映了魏源重视变化发展的思想，亦与《老子本义》《易象微》等作于同期，均收入《古微堂外集》卷三。魏源在《序》文中指出，《周易》《老子》都是“言兵之书”，他分别从中洞见兵之情和形，而《孙武》则是“言道之书”，能从中洞悉兵之精。后鸦片战争爆发，为抗敌御侮，他忧国而著《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都蕴含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圣武记》后四卷之“武事余记”关于“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讲之尤详”[28]，《海国图志·筹海篇》则提纲挈领地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敌之策，较好地吸纳了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正是得益于早期治《孙子兵法》所奠定的深厚基础，《海国图志》被日本学者南洋梯谦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29]153，誉称为“武备大典”和“海防全书”。自《序》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六。
《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一卷，作于道光十八年。清代两淮盐课号称天下之最，但积弊甚深。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澍兼管盐政，力行盐政改革。魏源长居两淮盐政中心扬州，博访周咨，深悉其弊病，遂佐其幕主陶澍改革两淮盐政。这年七月先于淮北创行票盐法，成效卓著，官盐产销大畅，官、商、民均获利受益。为总结和推广淮北创行票盐法的成功经验，他合纂《淮北票盐志略》，为该志发凡撰叙。又代作《淮北票盐志叙》曰：“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且向日仰食于弊之人，即今日仰食于利之人，昔之利私而今之利公，何谓淮北可行而异地不可行？”[5]414陶澍欲推淮北之法于南而尽除其弊，魏源再作《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一卷并序，提出淮南盐政改革方案。次年他还撰《筹鹾篇》。魏源在《自序》中称：“故推其本原，核其赢绌，切其事证，著为四议。事期可行，不取乎迂高；效责目前，毋乎往古；用备秉钧当轴之君子采择焉。”[5]249
此外，有魏源的两首佚联。嘉庆十二年，魏源14岁入邵阳县城爱莲书院读书，题爱莲书院联曰：“池莲应入梦，门柳正迎春。”[30]138这是魏源少年时所作的一副对联之一。又魏源律诗联“秋水马蹄天放客，春冰虎尾梦回时”[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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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ost Works of Wei Yuan
XIONG Yan, HUANG Na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ost works of Wei Yuan from the origin of theses works, Wei Yuan’s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s.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lost works were created in his earlier schooling days and most of them are about studying. Then it discusses 11 lost works with the titles known, 8 lost works with the titles and the prefaces remained and 2 lost couplets.
Key words ： Wei Yuan; lost works; textual research; origin
中图分类号 ：B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12(2019)01—0001—11
收稿日期 ：2018-11-19
作者简介 ：熊焰，女，邵阳学院湖南省魏源及湘西南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员。
黄娜，女，邵阳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