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杰出人物的影响力研究——以论文关键词中的人名词频为指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频论文,人名论文,中国论文,影响力论文,指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学术研究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尽管时代不同，环境有异，进展也时快时慢，但它总是亘古不变、生生不息地绵延着、发展着。特别是对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历程来说，其历史之悠久、杰出人物之浩如繁星、研究内容之斑斓多彩、可圈可点可传的典故逸事和书籍资料之汗牛充栋，都让人叹为观止，而使得每每想系统论及都只能挂一漏万，不得不留下一声声叹息！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大规模科研时代的到来，海量的数字化的人文社科文献数据库的完善，又禁不住再一次让人会产生这样的冲动，即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条件能再对上述各类问题的梳理、汇集、分类、挖掘、回顾、总结、发现等做进一步的推动？针对本文来说，限制到一个更小更具体的目标，即面对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数不胜数的杰出人物和正在出现的当代英才，我们是否能对那些正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进行相对系统、全面、客观、定量的计量评价研究？并力图发现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关于作者（学者）或作品影响力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少，甚至有些选题有所重复，但其研究范围几乎都只限于某一具体的学科或研究领域，时间范围往往也只限于目前的短短几年，因为其研究样本都太有限，既不能面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不能涵盖源远流长的历史跨度，因此都无法解答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目前能查到与本研究比较相关的近期研究成果至少已有两项，分别是凌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1]和苏新宁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2]。在文献[1]中，作者利用1998—2007年CSSCI数据库中的“被引文献”数据，统计分析了这10年在CSSCI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虽然该文的研究对象是高影响的“作品”，不是本文要研究的高影响“杰出人物”，但二者之间高度相关，因此仍可以说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学者的状况。文献[2]使用CSSCI数据库2000—2004年的被引数据，统计分析了这5年在CSSCI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25人。该书同时还分别对2000—2004年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进行了统计，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一定影响的庞大学者群的概况。显然，这项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对本文希望研究的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重要影响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进行计量评价研究的一个直接回答，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但如果要进一步追问，文献[2]否已比较完整地回答了本文提出的问题，笔者却仍有疑虑。这个疑虑并不是对于文献统计时间长短的计较，因为对于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悠久历史来说，我们现在能做计量研究的，都只是建立了比较完整数据库后的有限的几年，所以，不管是5年，还是本文的10年，在历史长河中都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截面。其实，真正的疑问是，以被引统计法来解答本文希望研究的“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是否是最合适的或是否是完善的？比如，按照文献[2]的统计排序，张维迎、林毅夫、胡鞍钢、王利明、梁慧星、李学勤、陈兴良、樊纲等当代学者的排名都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0名内，远远高于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清照等中国古代文人，也远远高于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外国哲学家和张爱玲、沈从文、林语堂、巴金等现当代名人。那么，我们能否说后面列出的杰出人物不及前面人群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影响力大呢？显然，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迫切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而不能满足于已有分析。
在文献计量研究中，对学者的评价计量主要有两种类型：（1）对发文作者进行计量，以此排出高产作者，但这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完全失效；另外，对于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进行发文数量的比较也几乎没有意义，况且发文数量显然也不等于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而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情况下还只能说“在相当小的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2）对被引次数进行计量，以此排出被引次数最多的学者，从而反映出他们对相应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是目前学界中使用最多、最被认可的方法。但笔者认为，由于该方法的实质是通过“作品”的影响力来反映“学者”的影响力，而“学者”的影响力尽管主要也是要靠“作品”的影响力来反映，但“学者”的影响力毕竟是多方面的和综合性的，“作品”的影响力只能是“学者”影响力的一部分，两者不能完全对等。例如，组织编写了《宋史》、《辽史》、《金史》3部史书的元朝政治家、军事家脱脱，在2000—2004年CSSCI库中的被引次数为2767次，排在第12位；编纂了《魏书》的北齐史学家、文学家魏收的同期被引次数为1189次，排在第35位；辑录了《河南志》、《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等典籍的清代地理学家徐松的同期被引次数为1047次，排在第40位；而对中国当代诗、词、书、画、酒、茶以及哲学、美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研究均有深远影响的苏轼的同期被引次数为811次，排在第56位[2]。但是，也许我们仍很难认同脱脱、魏收和徐松等人比苏轼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影响力还要大的观点。另外，对于一些非学者型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普京、奥巴马、张学良、冯玉祥等政治家型或军事人物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影响也不小，而一直被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和重视，但如果要通过被引分析法来评价的话，肯定也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评价。因此，虽然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在没有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被引分析法来遴选哪些杰出人物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影响最大，正像文献[1]和文献[2]那样，但显然我们不能停止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追问。
鉴于以上的思考和以往积累的文献计量经验，笔者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反映出那些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重要影响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单靠被引分析法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同时甚至是要更重视考察论文关键词或论文题目中的人名出现频次来加以完善，以期通过两者的结合来得到更全面的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既计量出某个杰出人物的作品影响力，也能同时计量出该杰出人物被当今人文社科学界对其生平、言行、贡献等各方面的综合关注和重视程度，从而反映出他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综合影响力。例如，如果一个杰出人物甲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论文的题名或关键词中，另一个杰出人物乙的名字以同样的频次出现在论文的参考文献中，那么我们不会认为乙比甲的影响力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对甲的研究已成为一种“××学”了。
基于上述思考，同时通过文献的进一步检索发现，学界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即学界目前还未提出过使用论文关键词或题目中出现的人名频次的计量方法来评价杰出人物的影响力问题，所以本文试图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具体地说，本文拟以CSSCI库2001—2010年的约84万篇“来源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计量学为方法，通过论文关键词中出现的人名频次的计量新视角，考察那些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显然，本文的研究目的并不是对类似文献[1]、文献[2]研究的替代，而是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类似上述研究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从多个视角更全面地、系统地考察那些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同时也为学术界在“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谁可以真正称得上学术大师”等问题的讨论方面提供新的素材和视角。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文献计量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学科文献的相关信息，如篇名、关键词、作者、机构、引文、发表期刊等，进行词频统计，然后通过考察一个词出现频次的变化来观察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一类方法可命名为“词频分析”类方法。它重在回答“极值”类、“排序”类等数量型的问题，在文献计量学中，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另一类则是知识图谱法。所谓知识图谱，简单来说，就是旨在直观化地显示学科内部知识要素之间数量关系和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的特点是在数据计算的基础上再进行可视化的展示，其优势是可以从直观可视的视角展示出知识的结构、分类以及问题之间的关联等特性，比如大规模文献数据中复杂的“作者合作关系”、“机构合作关系”、“研究主题的结构”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如果仅依靠传统的“词频计量”方法是很难解决的[3]。
在本文中，笔者将以词频分析法为主，并以知识图谱方法作为辅助，来研究那些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可视化的软件采用知识图谱领域使用得最为广泛的Netdraw。
2.2 研究数据的获取
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考察对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决定了本文的数据必须是大样本抽样，即一是要覆盖到尽量多的学科，二是要有相对长的一段考察时间，三是要求数据库的数据要尽量完整、稳定和规范。根据这样的要求，CSSCI库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该库的建库目的就是为了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的。该库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已收录了包括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个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现已建立CSSCI（1998—2010年）13个年度数据，来源文献近100万篇，引文文献近600万篇[4]。
数据收集的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选择2001—2010年CSSCI“来源文献”数据库，分别检索并下载这些论文数据（共约84万篇），然后将这些数据经过预处理后建成execl表，内容包括论文的题名、作者、机构、关键词、发表期刊、发表时间等信息（见图1）。
第二步：计算出每个关键词的词频，并将这些关键词按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然后通过人工手段将人名型关键词从30次及以上的12391个关键词中逐个选出来，这样就得到了2001—2010年总频次在30次及以上的人名295个（见图2）。
第三步：对上述数据进行校核。这个过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删除两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二是对“一人多名”的情况进行了归并，如韩非和韩非子、朱熹和朱子、王夫子和王船山等；三是对有可能出现“多人同名”的人名，如庞德、福斯特、张载等，通过进一步的数据查寻进行仔细的拆分，如“庞德”既可能指中国东汉末年曹操的重要将领庞德，也可能是指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或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年，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现代文学领军人物）。碰到这类名字时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数据查寻才能准确区分，并舍去那些拆分后总频次不到30次的人名及相应频次。
经过上述各步处理，本次研究最终获得总频次在30次及以上的杰出人物共286个。限于篇幅，本文选择前200名杰出人物（最小频次为43次）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上则着重关注前50位高影响力人物分析、国别分布分析和年代分布分析，并将职业（领域）分布的分析穿插于其中。最后在结尾部分，就本研究的基本结论、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以及尚存在的局限和未来工作展望略作讨论。
3 研究结果
3.1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分析
根据200位杰出人物的频次大小，可以通过可视化软件netdraw绘制出这些人物的名字图谱，见图3。图中人物名字的位置是随机分布的，但结点的大小和人物名字的大小则和频次大小成正比。由图3可知，个个都是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表现的人物，不少人物甚至跨了多个领域。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以及竞争的激烈，不少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哲人，如兵家至祖孙武、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诸葛亮、民族英雄岳飞等，甚至都出人意料地未能出现于图3中。
按照每个人物2001— 2010年总频次的高低次序，表1列出了最有影响力的前50位杰出人物。
由表1可知，这些杰出人物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领袖人物，如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孙中山、恩格斯、列宁、蒋介石、斯大林等；（2）历史人物，如孔子、庄子、老子、朱熹、苏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司马迁、李白、杜甫、屈原、王阳明等，大部分是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3）近现代及当代已故知名人士和学者，如鲁迅、胡适、梁启超、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老舍、郭沫若、蔡元培等；（4）国外近现代知名思想家、哲学家，如康德、海德格尔、黑格尔、哈贝马斯、尼采等。这些杰出人物中，有些人物也许还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列前四位的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鲁迅，他们的频次分别达到了2263次、2084次、1700次、1424次，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巨大影响；孔子的频次为787次，排在第五，可以说也在意料之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她是排名在前50位的唯一女性。如果同时结合文献[2]的研究结果则可发现，在关键词频次和被引频次这两个排序中同时进入前50位名单的有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孙中山、恩格斯、列宁、孔子、庄子、朱熹、孟子、荀子、鲁迅、胡适、梁启超、周作人、陈独秀、王国维、郭沫若。可以说，这些杰出人物确实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有着巨大影响，也是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学者最关注和重视的古今中外杰出人物中的优秀代表。
为了进一步从宏观上深入考察这些杰出人物的影响领域，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知识图谱法逐个绘制出这些杰出人物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知识图谱。具体方法是，先筛选出2001—2010年关键词中含有某个杰出人物名字（如“马克思”）的所有论文，然后进行关键词共现计算，再使用netdraw软件即可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示例即反映了有关马克思研究相关论文的主题知识结构。其中点的大小反映了关键词频次的大小，线的粗细反映了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联频次的多少。显然这类图谱能基本上反映出这些杰出人物的影响领域所在。
3.2 年代分布分析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以说，每个时代其实都不乏杰出人物，但从今天这个时点来说，能至今流传被后人关注和重视的，毕竟只能是极少的一部分。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谁能被“流传”？显然，时间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时间越是久远的，留存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少，而越是近的，就越可能被今天的人所耳熟能详。当然，时间的远近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我们现在能背诵得最多的仍然是唐诗，而不是明代、清代、现代人的诗，因为思想、文化、杰出人物也许都有自己的花季，如果不在那个花季，又何能在花丛中争奇斗艳而让后人一任群芳妒呢？但不管怎么说，对时间因素的分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对中外人物的历史分期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如从主流观点来看，中国的古今界限是1840年鸦片战争，而对于欧美传统来说，则要推进到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1]。因此，为方便起见，这里只对属于本国的137位杰出人物作年代的分布分析，对于一些处于两个朝代更替之际的人物，因为很难准确地划为哪个朝代，只能按习惯粗分，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知，这些杰出人物的时代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时间越近，出现的人数一般也就越多，特别是近现代和当代的人物占了一半多。由此可以推测，如果再过50年、100年后重排的话，近现代和当代人物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物又将被挤出这200名左右的名单，但已经历了时代大浪淘沙后的明清以前的人物也许就稳定得多。另外，各个年代出多少人才、出哪些方面的人才显然也不均衡，相对说来，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宋、明、清、民国及现代是历史上人才涌现最多的几个时代，而且如按时代由远到近考察，那么每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的职业和专业领域也很有特征。比如，相对说来，先秦时代的杰出人物大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唐宋时代的杰出人物大都是文学家、诗人、词人等，而在现当代人物中则出现了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词人、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家、美学家、书画家、科学家、京剧大师、导演、实业家等多种职业和专业领域。
3.3 国别分布分析
正像杰出人物有时代性一样，杰出人物的分布也有地域性。经统计，200名杰出人物中，属于本国的有137位，属于国外的有63位，具体分布见表3。
由表3可见，按人数多少排序，除中国外，德国最多，有15人，其次是英国11人、美国9人、俄罗斯（俄国、苏联）9人、法国8人。
如按职业和专业领域进一步细分，则可发现，德国的杰出人物中最多的是哲学家，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尔，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和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尼采，哲学家、音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阿多诺，哲学家、哲学解释学的主要代表伽达默尔，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费尔巴哈，哲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本雅明。此外，德国还出了大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管理学家、组织理论之父韦伯。
英国的杰出人物中，职业和专业领域的分布则比较广泛：如莎士比亚是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吉登斯是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波普尔是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凯恩斯、哈耶克和亚当·斯密都是经济学家；洛克是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而怀特海既是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康拉德则是作家；乔伊斯是作家和诗人。
美国的杰出人物中，职业和专业领域的分布也比较广泛：既有罗尔斯、杜威、马尔库塞、阿伦特、罗蒂等哲学家，又有奥巴马总统等政治人物，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还有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詹姆逊。
俄罗斯（俄国/苏联）的杰出人物中，主要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政治家群体，如列宁、斯大林、普京、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另一个是文学家群体，包括文艺理论家、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巴赫金；文学家、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家、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和小说家、戏剧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契诃夫。
法国的杰出人物基本上都是哲学家。其中德里达是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奠基人；福柯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结构主义者；卢梭则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是哲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是哲学家、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鲍德里亚是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拉康则是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结构主义者；布迪厄则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除以上几个主要国家外，还有一部分杰出人物来自其他国家。其中古希腊3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意大利2人：一位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葛兰西，另一位是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奥地利2人：一位是小说家、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另一位是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此外还有：来自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来自印度的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来自瑞士的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以及来自匈牙利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2001—2010年CSSCI库近84万篇论文关键词中的人名频次计算分析，筛选出了前200位对中国当代人文社科研究起着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其中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鲁迅、孔子、江泽民、孙中山、康德、海德格尔、庄子列前10名。从这些杰出人物的时代分布看，相对说来，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宋、明、清、民国及现当代是历史上人才涌现最多的几个时代；从国别看，除中国有137位处第一外，德国居第二，其他较多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从群体分类看，这些杰出人物主要可以分为五类，即领袖人物群体，历史人物群体，近现代及当代已故知名人士和学者群体，国外近现代知名思想家、哲学家群体，当代精英群体；从领域看，比较多的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词人、教育家、历史学家和军事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近现代和当代杰出人物的职业和领域已越来越广泛。
本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显然还有利于我们深化“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谁能真正地称为学术大师”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例如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凌斌在对CSSCI数据库1998—2007年的被引数据进行统计后认为：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奇思、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并认为这就是近30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基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回答和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1]。而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全面，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影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心智”的群体主要有五个部分，而不是两部分，即马恩毛邓等领袖人物群体；德尔克斯等国外学者群体；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等中国传统精英群体；鲁迅胡适等近现代知名人士和学者群体；改革开放近30年来涌现的当代英杰群体。其中最后一个群体的人数最多，职业和专业领域最广，其代表性人物虽一时很难得以确任，但其影响却实实在在地广泛存在着。
下面再讨论一下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之中，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星河灿烂、数不胜数，但在评选、评价的方法选择上，由于以前不具备系统、规范、客观的数据库等研究条件，因此采用的方法一般不外乎大众投票法和专家评选法，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克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足”以及“不能重复论证”等弱点。因此，与以往杰出人物的评选/评价方法不同，本研究依据严格规范的文献数据库，采用了系统、定量的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完全凭数据说话，相对说来，该方法无疑具有了新的优势，即更客观、系统、专业和定量，并且可以重复论证。
另外，相比于一般的文献计量研究来说，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即通过论文关键词中人物姓名的出现频次这个新指标来计量一个人物的影响。通过本文的实践证明，该新指标具有独特优势，特别是在如何评价人文社科领域的杰出学者或大师等问题的解决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采用文献被引统计法来评价人物时的不足。例如，相对来说，文献被引统计法更加适宜于自然科学领域，而对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对人文学科领域来说，效果就差一些。另外，正如前文所述，文献被引统计法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学科领域人物的评价、非学者型人物的评价以及对于学界的综合影响（而非仅仅是作品的影响）的评价等都存在局限，而且，相对来说，文献被引统计法也易被各种具体细微的因素所干扰，正像苏力描述的那样：“作者本人是公众人物、有某个行政职务，因此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者被引者有过出国经历，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并翻译了某些有影响的外文（学术或准学术的）著作等，但决不能轻易并直接等同于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因此，引证数量的分析在判断被引者学术水准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代理标志。”[5]本研究提出的姓名关键词频次法则不易受这些具体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的干扰，相对稳定。当然，对于人文社科杰出人物的评价等问题来说，最好是将这些方法结合使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依据CSSCI库2001—2010年数据计算而得，因此受数据库时间的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然也具有时代性。即本文描绘的约200位杰出人物只是滚滚历史长河流经到现在的一个“静态”截面，显然，如果10年前做类似研究，那么本文中出现的“奥巴马”，可能就要改为“克林顿”了，而“普京”也不可能跻身其中。二是受CSSCI数据库收录范围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学科性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然还具有“学科性限制”的痕迹，也必须要引起同样的重视。例如，相对说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历史学、外国语言学等学科相关的人物就容易上榜，而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就比较难。最后一个局限是，对于人文社科领域杰出人物的评价最合理的方法是同时结合使用被引统计法、关键词频次计量法，甚至是论文题名中出现的姓名频次计量法，因此，如何在这几个指标的基础上，合理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由于计算工作量的庞大和本文篇幅的限制，现在尚未做到。不言而喻的是，面对新时期海量的数字化的文献数据库的逐渐完善，如何开展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或计算社会科学（E-social Science）工作，做出更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无疑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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