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_费尔巴哈论文

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_费尔巴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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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科学的历史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马克思通过批判与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使之成为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2.通过对费尔巴哈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形成了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根本目标的人类历史意识,这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意识的价值指向。

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标志,马克思经历了其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逻辑转变,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但马克思是如何实现这第二次转变的,却仍是一个争论焦点。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研究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同时也是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过程。没有对马克思历史意识的科学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就不可能是全面的。现在,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层面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即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而对其历史层面的讨论却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说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这种觉醒过程。

一、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在费尔巴哈巨大影响下的萌动

马克思的历史意识是指:(1)马克思看待历史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史,这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辩证法;(2)马克思自觉地运用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即用实践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并通过这种研究来寻找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马克思形成这样的历史意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历史意识的觉醒主要发生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之后。

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既是一剂针对黑格尔泛理性主义的解毒药,同时也给马克思的进一步思索设置了障碍。不可否认的是:费尔巴哈曾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一书摘要》)中就有很直接的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也对费尔巴哈作了过高的评价。

但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从克罗茨纳赫时期开始就是有所不满的:“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1]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按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观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做法相反,他“是从历史发展方面来看待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与性质。”[2]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离本身是历史的一个结果,这种分离作为一种矛盾也只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才能获得解决。所以他在《导言》中提出要尽量避免“犯时代上的错误”。[3]马克思此时已认识到了必须用运动和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市民社会的历史,并认为必须按历史发展的一定的“内在条件”来解决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获得问题。然而,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及用历史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观点,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还未全面地确立。

马克思科学的历史意识此时仍处于萌芽阶段。他必须一方面清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来寻找研究“市民社会”的历史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在《穆勒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开始在对人的本质的分析中,涉及经济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当然,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换句话说,你的人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同我的人的产品必然有内在联系的本质,并不是你支配这种产品的权力,并不是你对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4]虽然,“你的人的本质”仍在渴望着“我的人的产品”,但这种联系一旦进入由私有者所构成的社会中,非旦丧失了任何权力,反而使“你”依赖于“我”,依赖于我的产品。

马克思已发现,人的本质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是要受到种种关系的制约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的需要,即对他人的劳动产品的渴望,非但不能证实人的本质的权力,反而使人依赖于人,依赖于物。对于这种依赖关系,马克思由于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把它看成是与人的本质相矛盾的。他此时仍认为“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就是“你的人的本质”,他此时还没有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他已看到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制约性,这就使马克思发现了作为需要、愿望与意志而出现的人的本质的苍白无力。

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中,人的本质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补充,是通过人与人天然的爱的关系,而圆了再造作为上帝的人的这一美梦的。而现在,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亲手粉碎了这一美梦,他揭示了作为这一美梦的假象之基础:“因此,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5]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掠夺和欺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充分批判了在私有制条件下由异化劳动所造成的种种异化关系。

这样,马克思在现实社会中看到的完全不是人的需要、愿望和意志的满足和实现,而是人们相互间的掠夺关系。因此,他此时虽然仍向往建立起“我同你的社会关系”,仍希望“我为你的需要”而进行劳动,但他发现这一切在现实中完全是假象。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真正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关系仍是他所向往的,而在现实中,这一切又都不能得到满足。

但是,重要的是:马克思此时已开始去研究人同产品的所有权关系,研究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这一方向研究下去,他必将发现这些关系都是在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一研究方向,他必将发现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关系都是历史地发生的。总之,马克思此时已看到人的本质是要受到现实的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的制约的。这就使马克思认识到了结合历史关系的变化来研究人的本质的必要性。

当然,有一点我们必须在此明确: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的历史意识仍是不自觉的,是隐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之中的。而且,因为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仍然在用“人”的关系,类生产活动等为武器来批判现存的外化关系和异化现象,他还未能充分自觉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而我们在此对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超前挖掘的理由在于:它可以说明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逻辑根据。根据就在于他已深入到经济活动、劳动活动中去研究人;他已把种种现实的历史关系纳入了他的理论视野中。这样,就使他与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的、直观的人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区别。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巨大影响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萌动过程。在此,马克思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为他已看到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巨大历史作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与其历史意识的觉醒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费尔巴哈从根本上来说是漠视历史的,那么黑格尔的历史感却是不容否认的。那么在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过程中,黑格尔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费尔巴哈带给马克思的困惑最明显地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结尾部分的一段话中:“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6]但是,也正是这一段话,同样说明了马克思此时已接近于找到解除这一困惑的途径:必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去寻找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怎样研究人类历史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引入了实践观点。但历史与实践在马克思那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到底是如何用实践的观点来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马克思指出:“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展过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的历史。”[7]这样,历史就成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相互矛盾和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又都是个人特定类型的自主活动的结果,也就是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在此提出的历史辩证法实际上也就是实践辩证法。历史是实践的历史,而实践是历史性实践。至此,马克思就完成了用实践观点来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任务。同时,异化史观也最终丧失了它的地盘。

这儿,有一点必须注意:这种历史辩证法决不是无指向的。这种指向不是悬设的道德所标明的指向,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在历史中辩证地形成的。这种指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表述为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并通过这种革命而实现人类解放,即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指向的形成,同时也即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扬弃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实践观点的引入,使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改造,但这并不是仅仅用实践概念来置换“绝对精神”。这是一个双向改造过程。一方面,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层面的批判。这种批判首先是确立物质生活的生产对于辩证法的基础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解决异化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历史中确立辩证法的地位。而辩证法在历史中的展开当然不能是以纯概念形式在理论上的完成。这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即人们实际生活形式的辩证法。

当然,这种历史辩证法在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那儿,仍未生动地运转起来。因为,他此时还未充分了解现实与历史的种种关系及其复杂运转机制。但重要的是:马克思一旦找到这种历史形式——人们的实际生活形式、扬弃黑格尔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与改造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时期,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试图对其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其二,是《穆勒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根据他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寻求并发现了在历史中重新确立辩证法的途径,这一工作以《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表明改造工作的完成,实践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正式确立。

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和实践观点相互接近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意识首先是以研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研究人们相互交往的具体形式为出发点,从而认为历史首先就是这些方式和形式的变迁。进而,马克思从现代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得出了无产阶级只有消灭整个旧世界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的历史结论,从而表明他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实际地改变旧世界的条件和手段。

而马克思对这些历史形式的寻找首先是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中开始的。所以说,《穆勒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在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过程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其中,《评李斯特手稿》所起的作用尤为特别。

三、《评李斯特手稿》在马克思历史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评李斯特手稿》,传统的看法认为马克思此时已形成了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大体上已达到这一认识。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手稿》中的确谈到了“生产力”、“劳动”、“工厂制度”的问题,但这些概念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在李斯特的意义上被马克思借用的。例如他说道:“如果我把人说成是‘交换价值’,那么这个说法已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我就是用另一个人代替了他,而他现在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8]李斯特在此以发展生产力为借口来掩盖德国资产者追求财富的动机,而马克思则借此揭示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获得并不是“我的自我获得物”。[9]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片面追求完全是非人性的,是用别的主体代替真正的主体。

因而,马克思在此实际上是试图研究生产力如何在“现代制度”下在“使人的劳动更有成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的同时,它怎样还“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10]一眼就可以看出,对“生产力”马克思是在作一种“哲学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正面的“实证”研究还未展开。要形成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首先必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彻底从“哲学”的视野中摆脱出来,从而走上“历史”的道路?而生产力要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也必须经受历史辩证法的洗礼。

对于马克思来说,李斯特无意中泄露的这些历史形式既成了他批判的靶子,也成了他理论转换的契合点。生产力即是这样的一个契合点,如抽象地谈论它,只能品味它的苦涩与难堪,而若追寻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内涵,就不能不震慑于它的历史伟力。这种力量化作历史,结晶为形式,既可以成为桎梏,也可以成为使现实具有活力之灵魂。

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手稿》中对生产力、工业和工厂制度等等历史形式的研究,使他意识到:必须通过对这些形式的矛盾和运动的研究来寻找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这些历史形式是构成历史辩证法的真实环节。这也就是《评李斯特手稿》在马克思历史意识觉醒过程中的真正作用。

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虽主要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从中所揭示出的各种关系和形式却立即在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中有了积极的作用。李斯特所表明的观点虽为马克思所不满,但马克同时又发觉李斯特所提出的诸如物质财富与交换价值、劳动与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力等概念可以用来说明历史的辩证运动。在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的层层剥离中,马克思找到了在历史中运用辩证法的途径,即通过人们的实际生活形式的矛盾和运动来把握历史。

正是由于马克思此时对历史有了这种深层理解,他才能很自如地着手于“历史之谜”的解答。他通过对现实的历史形式的直接切入,把握到了历史自身的本质力量。于是,人类历史便出现在马克思对工业的评判之中了:“工业可以被看作是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11]

马克思在这儿所说的处身于工业之上,并不是指他认为研究人类历史要完全撇开对现实状况考察,而是说要看到历史的批判性力量。马克思在此提出的“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体现了他此时在历史指向问题上的最新进展,这种进展是通过他对具体的历史形式的辩证分析达到的。这些历史形式,如工业,在目前对人来说是一种使人异化的力量,但工业的发展却带来了“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的力量。可以看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乐观倾向是马克思历史意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乐观倾向也就是对人类实践改造能力的一种认可。因而,人类历史的本质力量就在于实践对现实的批判改造能力。这样,历史指向在马克思那儿便体现为对实践批判改造力量的强调和重视,它并不指向任何一种超验的归宿,而是表现了对人的解放的一种现实关注。它并不抹杀历史差别而把任何一种特定的历史形式看成是理想的实现,而是不断地在现实历史形式中寻求变革的条件和途径。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考察了马克思历史意识在觉醒过程中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中揭示出来的历史形式以及它们的矛盾运动,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是其核心内容。它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方法为基础,并包含了种种具体的历史考察方法。其二,是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本指向的人类历史意识,这一意识包含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对人的关心当然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但这种关心不是建立在一种抽象静止的人的学说的基础上的,他关心的是人的实践和发展。研究人类历史不是在一种宿命论的意义上对人类的命运进行定向,而是研究人类实践的矛盾过程及其展开的条件和形式。这种指向最终被表述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意识并不是为了给历史规定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要提供一种研究人类历史并以此来改造历史与现实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页。

[2]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第1卷第161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4页。

[4][5][6][8][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35页;第35页;第102页;第263页;第261页;第263页;第257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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