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撰写《科场议》之立场、缘起及用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意论文,缘起论文,立场论文,科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澧之学出自学海堂，根本于江浙学术，以乾嘉音韵训诂为入学门径，且凭借音韵、声律、地理考证之学得以成名。自其成学后，一改前章，主张突破汉宋门户，精心结撰汉宋兼采之学，鞭锋扫向乾嘉以来汉学流弊及深入其中之江浙名儒。其事可谓乾嘉朴学盛极而衰、穷而必变之证候，是考论嘉道学术转型之绝好资料。今人虽已注意及此，然多受制于陈澧论学以立寓破、隐而不彰之特点而未能通解。事实上，钱穆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已指出：“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稿“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①《东塾遗稿》(钞本)为巾箱式，共有600余册，原由岭南大学购入，上世纪50年代院系合并后转入中山大学图书馆，现存400余册。民国时期，《东塾遗稿》一小部分内容曾刊于《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五卷。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陈澧，主要便得力于《岭南学报》所刊片鳞只甲之《东塾遗稿》，所得已显然超越前人，而又多未被后人超越。若能完整参稽陈澧未刊《东塾遗稿》，比勘已刊诸文，可进一步丰富陈澧论学之诸多面相，落实陈澧论汉学流弊之真实指向，更可在此基础上勾勒其构筑“新经学”环环相扣之步骤，疏证其层层深入之论学理路，发掘其背后针对及内中微旨。《科场议》即是其中显著一例。③ 一、论学与议政 《科场议》从科考出题割裂之弊引出，论及科考三场诸多问题，是一篇风格鲜明的议政文字。陈澧将此文置于周遍论学之作的自编文集《东塾集》内，略显突兀。然从陈澧有关论学与议政之取舍、徘徊、最终定调之心态入手，可知此文之撰写，乃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且具有深意，是进而认识此文主旨之前提。 陈澧一生，度过73年光阴，为官仅80余日。④终其一生，著作等身，学术影响遍布宇内⑤，故钱基博称其为“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与烈士经国之朱一新对应。⑥此说得陈澧一面，若过度强调经生与烈士之别，不免曲解陈澧志趣。中国士人，不论穷达，其追求不离“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陈澧身处乱世，充忧患之心，却无行权之力，不免处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紧张中，其未刊《东塾遗稿》留下有关此事之心路历程。 陈澧读《晋书》张载、张协二传，其一“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其一见“于时天下已乱，所在盗寇，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兢”，称“二张我师也”。⑦且一度道：“儒者不必谈经济。”⑧他在送刘熙载离粤时也说：“宜遯居村野，自晦其迹。”⑨陈澧真的如此恬淡，甘于隐逸吗？ 假使陈澧欲隐，也应该是像他所读《隋书·隐逸传序》一样，“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而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⑩揭示无用、无为之后的为用与无不为。陈澧显然触及生感，自记“此条必入学思录”。(11)所以读其《东塾遗稿》，触处可见古人论政之说，且多直涉当时政治。如详载司马光论帝王之职、整治天下之要略、荐举、按察、爵位御人、取士之道、宰相用例诸事。(12)又详录古时科目、官制。(13)读《北齐书》司马子如“以赃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削官爵。未几，起行冀州事。子如自厉改，甚有声誉，发摘奸伪，僚吏畏伏之”，而能思及“近日琦相国类此”。(14)可见最不能忘情之处恰在此。 道光二十九年(1849)，陈澧短暂出任河源县学训导，仿朱子遗意撰《学校贡举私议》，“本乎古，酌乎今而议之，而后学校、贡举之法可得而善也。私议者，不能上言于朝，则私窃拟议之，或候朝廷采择。或遇有上言之职者，取其议而上之也”。此文未刊，录于《东塾遗稿》，而待访之意甚明。拟目包括：教官、书院、书塾、专经、兼经、史学、书数、辞章、课程、县州府试学政试、乡试、副榜、岁贡、拔贡优贡、贡院、三场不连考、会试、殿试、覆试、授官、翰林、国子监。除此之外，尚列诸多资治之论，包含：正君臣之名；除繁伪之例；分别陋规或禁或声明；禁拜认师生；禁换帖兄弟；增京官俸；增武官俸；增文官七品以下俸；会计天下财赋出入；府州县掌兵；税监；用吏员；贱洋货；内务府用士人使属于六部；任相；置谏官；使六科举封驳之职；置书学博士；罢翰林试诗赋；正卿省为一员；满汉结婚；驻防许入良籍；举孝廉方正；举茂才异等；十科进士；仿宋制差京官出知州县；抑躁进；停捐纳；开经筵；吏员候选者别设中额，许入监读书、应试；生员明律例者，许与吏员同行。(15)事关朝廷大局，远超议论科考之范围。不论其议论策略之高下，至少可见其澄清天下之志。 只是陈澧或流于私议，或隐而不发，名山待访。他在《东塾遗稿》中说：“余所以不敢为经济之说者，吾能言之而无权位，不能施用之。他人取吾言而施用，或有过差以乱天下，是可惧也。如温伊初著论禁鸦片，黄树斋奏之，林少穆行之，遂乱天下矣，不可不戒也。”(16)故本为私议，原亦望有位者可采而用之，“或有裨圣治于万一”(17)，终究是秘藏不出，留待后世，大体就缘于此。 故陈澧身似隐而心忧天下，其主张也更多兼及经济、学术。他读苏子由《河南府进士策问》，议道：“近人读注疏，但知其有功于治经，夫孰知自唐至北宋，注疏之有功于经世若此也？自元明以来，朱子《四书注》亦如此。”(18)故不难理解陈澧论天下混乱之因在于“做官者不知读书，读书者不知做官。读书做官本非两途，无如做官者专为苟且之政，而与事理相背，读书者专为无用之学，而与官事不相通”。(19)而沟通两者，正本清源，即要关注人才锻炼，前引《学校贡举私议》亦通于此。其序谓：“学校贡举之法善，则得人材，而天下可得而治也。”(20)即是此意。 陈澧曾自道乐于为教官，即因“不能治民，犹可以教士。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士习而起者”。(21)其遗稿反复论及此意。其读《隋书·经籍志》，极赞“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之论，谓：“博而要”为“雅儒”，“今之俗儒”，“其所著书，何尝有宣圣人之教，助人君用教化者乎”。(22)故称：“教读最好，此即是治人，讲道理，盲人村行赏罚，推之治天下可也。”(23) 有关教读，陈澧“师胡安定”(24)，即因胡瑗教人分经义、治事，兼及学、治，故其学“切实有用”。朱熹承其后，教弟子或修《通鉴纲目》，或修“三礼”，“尚有胡安定之遗意”。(25)即资治不离学问之意。他读司马光《论风俗割子》，便借黄庭坚之语，谓“温公论政，以学为原”。且以《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相引申。(26)故陈澧对于唐代名臣陆贽“奏议多援引经语”，“融会贯通，络绎不绝”，大为赞叹，称其深于经学，作为化民成俗，资治由学的一大典范。(27)则论学不仅资政，更是施政之本。 故陈澧“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28)此书名《学思录》，即后世熟知的《东塾读书记》。其逻辑即是以学术挽世乱，其与胡伯蓟信中详言：“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29)而目标是“《学思录》排名法”，“去今世之弊”，“以儒术治天下”。(30)他在《默记》中直言：“处则师陶，出则师陆，然我必不出矣。虽必不出，而师陆之心常在。”(31)“师陆之心常在”(即前引陆贽)，陈澧心意暴露无遗。 既然“不由学，必不能化民成俗”，那么“儒者必读书”，可是“唐时科举之学，读书浅杂。明时科举至今，更不必读书”。(32)故陈澧在读《后汉书·王畅传》时，看到“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触动心弦，论道：“治天下必始于学校贡举，亦所谓言之若迂，其效甚近。”(33)故论学与议政二端，沟通于教读，从学校贡举入手，为陈澧理路。 二、割裂经义与学风 陈澧虽有心修正学校贡举，澄清学风，却长期隐秘不发，直至同治年间，突然连撰《科场议》三论，并改变思路，耐人寻味。深入其中，可知此文之发轫，实激于江浙大儒俞樾。 《科场议》与陈澧之前对于科考的思路有一很大变化，即从趋向废时文转为约束时文做法，因势利导。这一变化，是认识陈澧理路的重要切入点。 陈澧在《科场议》第一论中开门见山地说：“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34)这一观念，符合陈澧一贯之思考。咸丰九年(1859)，陈澧为爱子所撰墓志铭写道：“无世俗嗜好，尤不好为时文。”(35)将“不好为时文”与“无世俗嗜好”并论，显示陈澧对于时文的看法不佳。陈澧推原学风衰弊之故，强调“因考试用时文，而经学、理学、史学、古文、骈体文皆为所阻”。(36)故陈澧一直有心思变，称：“宋元时举业文字与古文不甚相远，明初犹与宋学不相远。今时文与学问全不相涉，故科甲之士不复知学问，可不变耶？”(37) 在撰写《科场议》之前，陈澧认为“考试使人心不静，不可不参之以荐举”。拟用荐举之法补救科考之弊，并称“要做一大段”。(38)此一大段大体即是《推广拔贡议》，其谓：“取士之法有二：荐举也，考试也。论者曰：考试善，糊名易书，至公也。荐举不善，夤缘奔竞，多私也。窃以为不然。今之拔贡，非荐举耶？举人、进士，夤缘关节者岂无其人耶？举人、进士文理不通者，多矣。而文理不通之拔贡实少。然则荐举之法善矣。”(39)提倡以拔贡代优贡，发挥古代荐举之意，从整体上削弱时文在科考中之地位。(40) 然而，《科场议》的处理方法与之前趋向废除时文的思路迥异。陈澧在第一论中，承认“时文弊极”，并引朱熹之语，称时文为“经学之贼”，而割裂经书出题，为“经学贼中之贼”。但因“经说、史论”虽善“而不能骤行”，故时文“不可骤废”。(41)强调约束时文，因势利导，引入经史实学。陈澧认为时文有两弊：一、“代古人语气，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于是为时文者皆不读书，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职。此一弊也”。二、“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从古文章无此体格，而妄立名目，私相沿袭，心思耳目缚束既久，锢蔽既深，凡骈散文字、诗、赋皆不能为。此又一弊也”。权衡二弊大小，“前之弊大，后之弊小”。故“当先去大弊”，解决之法是“仍用时文，而去其代语气之法”。目标是“能援据诸儒之说，引证诸史之事”。如此一来，虽仍用时文形式，而融入之经学、史学知识大增，或能改变士子不读书之习气。 有此限制，陈澧以为，“无可剿袭之文，则割裂之题皆不必出矣”。士人渐读书，读书渐多，“于是出经题即成为经说”，“出史题即成为史论矣”。数科之后，“经史之学盛，文章之道昌，如是，士习醇而人才出矣”。(42)最终，时文之弊消去，导人以学问。熟谙科举之道的梁章矩，曾在《制义丛话》中说：“愚尝谓往日言时文者，不甚留意于注疏，恒伤固陋。”(43)如《科场议》去时文“代语气”之法，即可引入注疏、史书及后来治经者文字，是陈澧心目中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 《科场议》从论时文出题割裂经义入手，以解决割裂之题这一大问题收尾。围绕全文的中心便是此事，而处理之道一变为在现有框架内调整时文之内容与作法，这是《科场议》透露的最大信息。事实上，清代科考中出题割裂，并非鲜见之事。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出题割裂，明代已然。……风气遂沿及清代，乡、会试场尚少出割裂之题，而院试生童之小题则颇多。”(44)陈澧也熟知此事，《东塾遗稿》尝记出题割裂事，讥“其游戏如此，各省考试童生者莫不以割裂诡谲为题，人心士习安得不坏。且分裂破碎，至此气象，甚不祥也”。(45)陈澧将此事作为《科场议》的出发论点，还是可找到现实对象。 这当是俞樾任河南学政期内出题割裂一案。咸丰五年(1855)，俞樾受命督学河南。两年后的七月初六日，被掌湖广道御史曹登庸参劾出题割裂。当日内阁即奉上谕，称：“俞樾出题割裂，致令文义难通……荒谬已极。……著即革职。”(46)同日，军机大臣字寄河南巡抚英桂：俞樾“所出试题割裂四书句读，致令文义难通，尤为荒谬”。(47)七月二十三日，俞樾试图辩护，称：“间有截搭，并未割裂太甚。”却马上被斥，上谕：“有试卷可凭，无烦晓哓置辩。”(48)之后，英桂的调查是：“详访舆论，俞樾考政尚严，惟所出题目确有数题割裂太甚，不成句读。”得英桂此奏，俞樾革职免官，不复追究。(49) 陈澧得知此事，已在事后。陈澧《东塾杂俎》稿本，曾记俞樾此案相关奏疏上谕，末注：“当查御史参河南学政俞樾出题割裂，是何年月。”(50)他在《东塾遗稿》中还记了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同治皇帝驳斥徐树铭为俞樾乞恩再次录用的上谕。上谕再次强调：“俞樾……因出题割裂荒谬已极，奉旨革职之员，何得擅请录用。”(51)很有可能，便是陈澧查资料及此。似又可证陈澧得知俞樾一案的时间，大体已在同治九年前后。此时俞樾已是江浙最重要的书院诂经精舍的山长，隐然为江浙学界领袖。(52)陈澧在《东塾遗稿》中曾记：“昨闻某山长好出割截题，彼未读《朱子语类》耳。”(53)此山长，当是俞樾。 陈澧记录上述文字时，在空白处题“举业”二字(54)，显然有意借此讨论科考。《东塾遗稿》就俞樾一案，论道：“彼未读《朱子语类》耳。……朱子曰：误中录旧其失小，其文仍佳，不误远方观听。割裂出题，则坏文风云云。”并谓：“功令尊朱子，而天下之人大不尊朱子，此一段议论必痛切言之。如截搭题之类，朱子怒出截搭题一段，抄入破邪说。”(55)这就是《科场议》引“朱子谓时文为经学之贼，文字之妖。其割裂出题，则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也”一段之所本，用以“抄入破邪说”。所以《科场议》一文，欲解决科考出题割裂经义之弊，由俞樾一案引出，甚明了矣。 对于此事，陈澧最初的考虑是直接废除时文。他说：“士子懒读书，足以乱天下。懒读书而求科第，遂竞为清代录旧。……有时文五百年，无未出之题，大约每一题有数千万篇。”为避免录旧之弊，遂有割裂、截搭之法，而“不割裂则不能避录旧者，而割裂又坏文风”。故陈澧认为：“惟有废时文，而后免于录旧之弊。而浅陋不能之人，犹谓时文不可废，此不足与论也。”(56)这显然与陈澧《科场议》的成稿截然不同。 那么，陈澧为何改变原意？这一改变，恐又与俞樾有关。 陈澧尝评黎庶昌改科考之论，称：“盗贼纷纭，断非议改选举之时，若近时黎庶昌之论，必不行者也。”(57)黎庶昌议改科举，时在同治元年(1862)。黎氏称：“科举取士诚不可废，惟今八比、小楷最空疏无谓，应请罢去。”(58)核心是废时文，代之他法。陈澧关注黎庶昌取士议，当是读俞樾文集之结果。陈澧追踪俞樾一案，尝阅俞樾《宾萌集》，尤为关注其《取士议》。(59)考俞樾《取士议》，正是基于黎庶昌上论而作。 这是俞樾因出题割裂一案革职后，公开论及科考。俞樾基本认同黎庶昌废时文之议，称“当今之世，诚欲罢去八股时文，别求取士之法”。细味其论，若诛心而论，不无回护其因避免录旧之弊而出题割裂之举。不过，俞樾对黎氏废时文后所代之法并不认可，称“其法太涉烦重，不可用也”，应“务宜简易，使天下可以遵行”，故加修正。俞樾《取士议》拟科考三场办法，将第一场四书义改为“试《论语》义二道，《孟子》、《荀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出题”。只将“《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出试文”。第一、二场原用时文，现“所试之文不得仍沿八股之体，当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方为合格”。第三场改为“试史论三道，《史记》、《汉书》、《后汉书》各一道”。俞樾以为以此废时文，理得而势顺，谓：“十年之后某科乡试为始，废八股时文，改从新制。”(60) 俞樾《宾萌集》列王凯泰序言，署时同治九年，则刊刻应在此稍后。(61)其时与陈澧追踪俞樾一案相合。陈澧《科场议》，也似对俞樾《取士议》有所回应，谓：“时文不可骤废，经说、史论不可骤行也。”代以修正时文作法，参以读书。如“用‘三礼’，今特并引‘三礼’注疏耳。用《左传》，今特并用《史记》、《汉书》耳”。仍用时文之貌，而又可导士人多读书。这些都与俞樾《取士议》提倡统贯经说，专论“三史”之见解相对。 陈澧《东塾遗稿》反映此意。陈澧说：“士大夫慎毋以时文倡导学者。然而时文者，国家所以取士也。若不讲究，则士愈愚陋矣。”(62)又道：“合天下之人，自始至长，皆学时文，则正人心，移风俗，安得不自此始。大有道理。”而特意强调：“必自禁割裂出题始。”(63) 故大致可以判定，俞樾割裂经义一案，激发陈澧大致在同治九年之后撰写了《科场议》一文，而俞樾本身欲修正科考之弊的《取士议》废时文之论调，则或又进一步促使陈澧改变废时文之态度，转而从时文内部出发改变时文作法，寓读书之意于时文内。这也充分说明，时居江浙学术高峰之俞樾已成为陈澧议论科考与学术之重要对象了。 三、经学与心术 《科场议》能否有高位者采纳实行，陈澧想必也无自信，名山待访之意甚浓，但这并不影响就此表达其态度。正如陈澧本人对于论学与议政之一贯理路，其用意在于劝读书，导人以经学，以挽救士风。所以解析陈氏想要纠正之学风，提倡何种之经学，便成为考究其撰写《科场议》宗旨紧要之论题，这也是从另一角度认识陈澧学说的重要方面。 陈澧与自己最喜欢的弟子桂文灿谈论功名、学问，说：“今日之功名在拨乱反正，今世事固乱矣，学问则更不止于乱，殆已亡矣。”故能存之正之，其功名远过于救世事，而且“救世事之乱，尤必须学问”。体现陈澧对于政、学关系之看法。而能救世之学，“必须真经学乃有济，若近时之所谓经学则不中用耳”。(64)揭出“真经学”与“近时经学”之辨。 陈澧论“近时经学”之弊，究其大要，归根于零碎说经，不通大义，落脚却在于学人治学之心术。陈澧读《汉书·艺文志》，读及“杂家者流……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引申及“今之零碎说经者，正犯此病”。且“近人多零碎经学”。不仅零碎读，也零碎说。他认为：“全读而零碎说，可也。零碎读而零碎说，不可也。”批评重心，落于后人在未贯穿全经经义的基础上，拈题说经，不能安置前后，当然不能虚心体会前人经说妙处，仅驳斥古人学说，为的是自立新说，求胜古人，却未必符合经典原意。故强调：“读注疏既明其说，复寻绎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65)立于陈澧角度，近人恰因前人治经大体己明，欲求胜前人，不能温故知新，专务细小，求新解别义，望能驾而上之。陈澧读《隋书》至王劭“采摘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卷”，认为“今人学问，多此一派”，故“今人研寻注疏，直欲诋呵古人得失”。(66) 那么，按陈澧的说法，两种经学之区别，就是熟读全经、融会贯通与节取一二语、寻隙蹈间、专务求胜前人的对立。陈澧引朱熹语，谓“近日学者……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并称凌廷堪《与焦里堂书》云：“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最能切中“近人学问之大病”(67)，其结穴在“浮躁之病，随手翻阅，零碎解说”，甚至“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只是欲以解经求名，想做世俗之名士。(68)故其病在心术。 如此浮躁，治学当然不能转益多师、承前启后，只是趋近时风气。陈澧指出：“今人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69)陈澧说当时学人：“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70)“大都贵近而贱远。”(71)陈澧认为此等风气，“盖读《九经古义》、《经义述闻》而起”。(72)不过，相较于惠栋《九经古义》，陈澧对高邮王氏学针砭更重。陈澧曾说：“浮浅即非君子之学之行也。王氏之经学，袁氏之诗才，皆浅之为病耳。”(73)高邮王氏学，向被学人视为精深，于小学一道尤见功力，陈氏以一“浅”字括之，且并论其学与行，大有深意。(74) 陈氏论高邮王氏学，道：“王伯申《经义述闻》，曾勉士云：王肃之学也。”(75)又道：“王怀祖父子，即王肃之学也。”(76)陈氏论及王肃，背后必有一郑玄。郑、王之争，为中国学术史一大公案，此是彼非，并非本文重点。关键在于陈澧之意。 且先看陈澧论王肃。陈澧道：“魏有王肃……与郑学为难。盖一大儒出则争名者各出而欲夺之矣。”陈澧贬论王肃，非恶王难郑，落脚在于王欲胜郑，故处心积虑，作伪以驾而上之。故陈氏道：“吾之恶王肃难郑，恶其作伪也。若平心论辨，如郑之驳许氏《异义》，吾岂恶之哉。”故称王为“小人也”。显然，陈澧立论之重心，在于王肃心术，称“郑有失，王但当为之笺为之赞辨，乃缘隙奋笔，遂欲夺席，此其居心可恶为如何乎”，“王肃毕竟是不好人”。(77)从陈澧看，如此心术，自不能虚心领会前人学问大处、好处，只是寻隙出奇，易启轻视古人学问之风。 故陈澧坦承：“《经义述闻》博辨之才，使人可惊可喜。”如“解‘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自土沮漆’为‘自杜徂漆’，其最确者也”。不过若出于郑玄手，“则‘终风且暴’不过曰‘终，既也’而已。‘自土沮漆’不过曰‘土读为杜’，‘沮当为徂’而已”。以此之故，“《郑笺》若王氏《述闻》之笔句，皆可惊可喜也。惟其平淡，故浅人不觉其精妙耳”。(78)强调：“一字之义不同而害及一句，一句之义不同而害及一章一篇，则必辨之。若句意犹是，则字义可不必辨矣。”(79)显然，陈澧论王氏学，亦出于其治学必先务求胜古人之心术。(80)他读《北史·儒林传》及“张吾贵以聪辩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借以论王氏，谓“今日高邮王氏即张吾贵之学也”。(81)又道：“不守章句而但从所好，今时高邮王氏之学是也。”(82) 前人论及此处，往往关注陈澧对于乾嘉汉学之批评，而对陈澧借故事论新弊之意稍隔阂。陈澧事实上重心不在王氏学，他也承认：“余自知其病，凡遇囿于惠氏之学者，囿于王氏之学者，余颇厌之，因而并不喜惠氏、王氏。此余之病也，当除之。”(83)他真心不喜的是“囿于王氏之学者”。对王氏学真好处，实能欣赏，道：“段懋堂、王怀祖之书，有说一字而至数百言者，虽似繁碎，然其说往往为古人所未及知。若有孔、贾者出，采其要语入义疏，大有益于经矣。”(84)与阮元论王氏之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85)同调。故陈澧同感于顾炎武谓“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读书，而又皆躁竞之徒，欲速成以名于世”之现象，说：“今之讲汉学者亦多归躁竞，语之以孔、贾义疏，则不愿读，语之以王氏《述闻》，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86) 显然，陈澧对于高邮王氏学与囿于王氏学者有明确区分。落实此意，陈澧论“近时经学”浮躁、零碎说经，才有落脚。事实上，当时学高邮王氏者虽多，然而显名于时者，并不多见。身居浙学高峰诂经精舍山长之“经学大师、东南耆硕”(87)——俞樾为其中最知名者。 俞樾因割裂经义一案罢官后，“乃一意治经”(88)，“潜心纂述，升沉之感，略不系怀”(89)，得“拼命著书”之称。(90)俞樾治学“以高邮王氏为宗”，其遍笺群经之作为《群经平议》，为继《经义述闻》而作。缪荃孙称其：“私淑王氏，谨守家法。”(91) 俞樾虽宗王氏学，然其学与王氏相比，还是高下分明。 曾国藩对俞樾有知遇之恩，认为俞氏“鸿辞朴学，兼擅其胜”(92)，称“江浙学人，近岁似以俞荫甫(樾)为冠”。(93)又赞其“年方五十，而著书已至百数十卷，多而且精”。(94)然若从对比王氏学的角度，曾国藩对于俞氏之学有相当保留，曾尝撰《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一诗赠俞，以俞氏继美王氏，然在注语中反复提及王氏学好处：“王氏精于古音，谓字义多从音出，经籍多假借字，皆古音本同也。”“王氏每于句调相同者，取彼释此，谓之句例。又戒不得增字以释经，皆系从虚处领会。”“王氏立训，必有确据，每讥昔人望文生训，或一字而引数十证，其反复证明乃通者，必曲畅其说，使人易晓。”(95)虽让论者以为赞誉俞樾，恐更多为鞭策。曾国藩与何绍基便说俞氏“年未五十，成书太速，刻之太早，间有据孤证以定案者，将来仍须大加删订”。(96)俞氏之“据孤证以定案”与王氏之“一字而引数十证”大相径庭。 俞樾弟子章太炎之说可作曾氏诗之注脚。章太炎指出俞氏：“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继《述闻》。……治群经，不如《述闻》谛。”(97)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又于短短五年内遍治群经，结果不如《经义述闻》之审谛，大概是自然之事。王氏教人治经，谓：“不通全书，不能说一句。不通诸经，不能说一经。”(98)即须在触类旁通，通解全书、全经之基础上，方可通一字一句。故阮元称道：“《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99)旁征曲喻，即方东树“援据众说，得真得正”、曾国藩“反复证明乃通”之意。俞樾弟子朱一新也称：“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100)实有曲说俞樾难免此弊之意。 朱一新称俞樾：“董治九流，长于摘解十四经。”(101)摘解一语，实非褒义，像极陈澧“寻隙奋笔”之意。俞樾弟子袁昶更称俞氏“说经仿王氏《经义述闻》，说九流仿石渠先生《读书杂志》，而立言之根柢不同。王氏父子朴学无华，俞氏则隽伤其道”。(102)所谓“摘解”、“隽伤其道”，不无以孤证改旧解，轻出新义，务胜前人之意。这与贯通群经，旁征曲喻，必有数证而后谨慎立言之举大异。钱基博之言，印证朱、袁之说，称：“清之为休宁高邮之学者，凭据佐验得一孤证，即可间执承学之口，而不必问其全书宗旨之如何。不通，则引申假借以说之。又不通，则错简衍文以迁就之。不信者，试一检俞樾《诸子通义》老子释常作尚一例，可以靡然返矣。”(103)俞樾再传弟子钱玄同之言，则更直观：“如王怀祖父子之训诂，诚精确矣，俞荫父即多穿凿，此由其好矜心得，意欲凌驾前修，遂不免于独断，要之训诂之学惟其是而已。前人所说有精当不可易者，便无须更易新解，皖学以尚心得之故，其末流必至穿凿附会。”(104) 俞樾之前辈及弟子们揭示俞氏治经之弊，与陈澧论“囿于高邮王氏之学者”相合。陈澧论“近时经学”之弊在于“零碎读经，不全读也。零碎说经，不全说也”，专务胜前人，不顾学问大体，正是此意。(105) 有鉴于此，陈澧虽指明“《经义述闻》条条驳难古注疏”，同时也提醒学人“安知其读注疏时，非俯首折服，而偶遇不得于心者而后驳之乎？”(106)极分明地指出：“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果“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误，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为说反误，则更不足言矣”。(107)这即治经心术之辨：治经是为明经，还是为求胜古人，立世俗之名。故陈澧纠正的办法，在于“为王氏《述闻》之学者，必当读注疏，一句不漏，一篇不紊，以注疏解经，使文从字顺。其有不顺，乃考群经训诂以易之。又必先博稽训诂以待援引。若于《十三经注疏》随手翻阅，偶有不安，即为一说以易之，则非王氏之学者。”(108) 这分明与《科场议》第二议最核心之论调——恢复专经——相通。陈澧说：“说经者必根据先儒之说而后不失于杜撰，必博考先儒之书而后不失于固陋，又必辨析先儒之异同而择其善，而后不失于驳杂。”对第一论加以呼应，改五经为经解，“复专经之旧例”，改变“治五经而不通”之现状，强调“不如治一经而通”。(109)前已证《科场议》一文，本就由俞樾割裂经义一案引出，而“割裂经义”与《科场议》强调勉强治群经而不通，不如专攻一经而通，不得不让人怀疑陈澧欲挽“近时经学”流弊，主要的针砭对象是时居江浙学界高峰诂经精舍山长、袭取《经义述闻》遍治群经而失其谨严的俞樾。(110) 钱穆深切体会到陈澧撰写《科场议》，欲复专经之学，培养读书风气，挽救学人心术之苦心，论道：“今善推东塾之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111)而陈澧此说针对“近时经学”，直面高居当时学风辐辏源头之诂经精舍及其学术领袖俞樾，更见应时势、救学弊之现实感。陈澧晚年豪言：“天下为真学问者，岂敢谓无人。然师友讲习者，则惟吾粤有学海堂。”(112)显将学海堂渊源所在之诂经精舍排斥在外，更见其意。 拙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桑兵教授的指教，匿名评审专家也在审稿意见中提出了宝贵建议，谨致谢意！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6—667页。 ②黄国声也主持整理了陈澧的部分遗稿，包括《东塾读书论学札记》、《东塾杂俎》、《默记》、《学思自记》、《学校贡举私议》等，收录于黄氏主编《陈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③令人对《科场议》一文解读甚少，就笔者所见仅有王惠荣《陈澧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有所涉及，作者将陈澧此文命意落于其教育思想中之科举改良。 ④陈澧：《陶集》，《东塾遗稿》第48合订本，原稿无页码，下同。本文所引《东塾遗稿》，均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下略藏处。 ⑤1900年，日人馆森鸿“自闽越抵江浙”，观察到“交游皆仰陈氏如泰山北斗。”(馆森鸿：《读东塾读书记》，《亚东时报》第21号，1900年4月28日。)江苏骈文名家李详则注意到，当时陈澧的名声已大到有学子冒认其弟子以图获取时誉。(李详：《药襄慵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东塾学风甚至已突破民间，进入宫廷。深知宫廷秘事的文廷式，曾回忆道：“光绪甲午朝考，诸贡士卷中有明引《东塾读书记》者，阅卷大臣拟籖出，翁叔平师云：‘上案头方置此书，日加披览，可无籖也。’师殁十余年，而书邀御览，亦可谓稽古之至荣矣。”(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第2卷，1943年汪氏双照楼刻本，第8页。)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在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发现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仍是承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今关寿麿：《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年版，第24页。) ⑥钱基博：《古籍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⑦陈澧：《晋书》，《东塾遗稿》第12合订本。 ⑧陈澧：《后汉书六》，《东塾遗稿》第15合订本。 ⑨陈澧：《送刘学使序》，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⑩陈澧：《晋至隋诸史》，《东塾遗稿》第13合订本。 (11)陈澧：《晋至隋诸史》，《东塾遗稿》第13合订本。 (12)陈澧：《东塾杂俎》第7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74—575页。 (13)陈澧：《琐记十三》，《东塾遗稿》第40合订本。 (14)陈澧：《琐记十四》，《东塾遗稿》第40合订本。 (15)陈澧：《学校贡举私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99—707页。 (16)陈澧：《默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51页。 (17)陈澧：《学校贡举私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第701页。 (18)陈澧：《东塾杂俎》，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543页。 (19)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63页。 (20)陈澧：《学校贡举私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第701页。 (21)陈澧：《与黄理厓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4页。 (22)陈澧：《晋至隋诸史十九》，《东塾遗稿》第13合订本。 (23)陈澧：《琐记二十九》，《东塾遗稿》第40合订本。 (24)陈澧：《默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41页。 (25)陈澧：《东塾杂俎》第7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570页。 (26)陈澧：《东塾杂俎》第7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575页。 (27)陈澧：《东塾杂俎》第5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497页。 (28)陈澧：《与黄理厓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5页。 (29)陈澧：《与胡伯蓟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75页。 (30)《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2期，1931年7月，第166页。 (31)陈澧：《默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54页。 (32)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57页。 (33)陈澧：《后汉书六》，《东塾遗稿》第15合订本。 (34)陈澧：《科场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77页。 (35)陈澧：《长子宗谊墓碣铭》，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252页。 (36)陈澧：《周礼》，《东塾遗稿》第5合订本。 (37)陈澧：《周礼》，《东塾遗稿》第5合订本。 (38)陈澧：《东塾杂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原稿无页码，下同。 (39)陈澧：《推广拔贡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82页。 (40)见陈澧《琐记》，《东塾遗稿》第39合订本。 (41)陈澧：《科场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77页。 (42)陈澧：《科场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77—78页。 (43)梁章矩：《制义丛话》第1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页。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45)陈澧：《学思录》，《东塾遗稿》第26合订本。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七)，第250页。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七)，第272页。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七)，第469页。 (50)陈澧：《东塾杂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51)陈澧：《琐记》，《东塾遗稿》第39合订本。 (52)俞樾于同治四年(1865)由李鸿章延请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俞樾：《春在堂随笔》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同治七年(1868)，离苏州赴杭州主讲诂经精舍，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止。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四)，《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1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53)陈澧：《学思录》，《东塾遗稿》第26合订本。 (54)陈澧：《东塾杂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55)陈澧：《学思录》，《东塾遗稿》第26合订本。 (56)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74—375页。此处提及当时为嘉庆己卯五十年后。嘉庆己卯二十四年是1819年，五十年后，是同治己巳，即同治八年。 (57)陈澧：《默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53页。 (58)黎庶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拙尊园丛稿》第1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59)陈澧：《学思录》，《东塾遗稿》第26合订本。 (60)俞樾：《取士议》，《宾萌集》第4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页。 (61)王凯泰：《宾萌集序》，《宾萌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第1页。 (62)陈澧：《东塾杂俎》第11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678页。 (63)陈澧：《书钞·亭林集二·阳子遗书·白田存稿》，《东塾遗稿》第50合订本。 (64)陈澧：《与桂皓庭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33页。 (65)陈澧：《东塾杂俎》第12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702—703页。 (66)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65页。 (67)《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187页。 (68)朱维铮、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9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页。 (69)《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195—196页。 (70)《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204页。 (71)《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196页。 (72)陈澧：《本朝诸儒一》，《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73)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陈澧集》(贰)，第369页。 (74)陈澧论王氏学与前人大异。如王氏之同道焦循称：“高邮王氏，郑、许之亚。”焦循：《读书三十二赞》，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118页。“商兑”汉学的方东树也称：“《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 (75)陈澧：《本朝诸儒二》，《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76)陈澧：《本朝诸儒三》，《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77)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68—369页。 (78)陈澧：《本朝诸儒三》，《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79)陈澧：《本朝诸儒三》，《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80)陈澧弟子文廷式曾记：“师于高邮王氏之学，称其精锐，而不喜其好与古人立异。”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第2卷，第3页。 (81)陈澧：《晋之隋诸史十》，《东塾遗稿》第12合订本。 (82)陈澧：《晋之隋诸史十二》，《东塾遗稿》第13合订本。 (83)陈澧：《东塾杂俎》第11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654页。 (84)陈澧：《东塾杂俎》第11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659—660页。 (85)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揅经室续二集》第2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86)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410页。 (87)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第150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48页。 (88)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第2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89)吴仰贤：《小匏庵诗话》第9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90)俞樾：《春在堂随笔》第1卷，第9页。 (91)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第2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74册，第180页。 (92)曾国藩：《复丁日昌》，《曾国藩全集》(修订本)，“书信之九”，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6页。 (93)曾国藩：《复何绍基》，《曾国藩全集》(修订本)，“书信之九”，第417页。 (94)曾国藩：《复俞樾》，《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84页。 (95)曾国藩：《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曾国藩全集》(修订版)，“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2页。 (96)曾国藩：《复何绍基》，《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书信之九”，第417页。 (97)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98)王引之：《中州试牍序》，《王文简公文集》第3卷，载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99)阮元：《王伯申经义述闻序》，《揅经室一集》第5卷，载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页。 (100)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第2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5页。 (101)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0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102)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三)，《历代日记丛抄》总第70册，第355页。 (103)见钱锺书撰，宗亦耘整理《钱子泉先生〈文史通义〉讲授记批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诸如张佩纶《复陈弢庵阁部》说“俞荫甫浅陋不足取”，则失于过苛。见氏著《涧于集·书牍》第5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而如邱炜萲称其“不过著述太多，或流平易”，则真中其失。见氏著《五百石洞天挥尘》第2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104)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05)陈澧：《东塾杂俎》第12卷，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02—703页。 (106)《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205页。 (107)陈澧：《本朝诸儒一》，《东塾遗稿》第7合订本。 (108)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67页。 (109)陈澧：《科场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78—79页。 (110)曾国藩同治五年(1866)曾记：“阅俞樾荫甫所著《群经平议》之十四卷。”[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日记之三”，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84页。]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说俞樾《群经平议》成书太易，要大加删订。[曾国藩：《复何绍基》，《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书信之九”，第417页。]故陈澧撰写《科场议》之前，《群经平议》已刊行流传。 (1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86页。 (112)《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2期，1931年7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