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宗室人口增长的特殊性——兼评徐光启“生人之率”三十年翻一番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室论文,生人论文,特殊性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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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于公元1604年对明朝宗室贵族人口增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后，在《农政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三十年翻一番的“生人之率”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个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增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自徐光启的“生人之率”理论提出后，一直被后世学者作为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经典文献，今人在著作中也不断引用。著名学者张敏如在其著作中说：“徐光启的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的看法，不但与后来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推算的25年增加一倍的论点很相类似，且比马尔萨斯得出这一结论早了170多年。”（注：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史》，第1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魏连科在《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一文中也说：“由于明代宗室广置姬妾，所生子女也可以得到俸禄供给，所以人口孳生得特别多。”（注：魏连科《明代婚姻制度述略》载《未史》，第32期。）赵轶峰、何宛英在《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也说，明代宗室人口的增长“是民间生育率的十余倍”。徐光启作为一代科学巨人，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这里我又不得不指出，他通过对明代宗室人口研究而得出的“生人之率”三十年翻一番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他忽视了宗室婚姻的特殊性及当时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对人口的影响等因素。笔者撰写此文是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宗室人口纠正徐光启“生人之率”的片面性错误，探讨中国古代宗室人口增长的特殊性。
一、中国古代宗室多妻状况
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宗室都是实行一夫多妻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一夫多妻这种婚姻方式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孟子说，当时的“大人”“侍妾数百”（注：《孟子·尽心》。）。在当时百里为国的时代，全国“大人”的妻妾加在一起可是个不小的数目。管子说“齐襄公陈妾数千”（注：《管子·小匡》。）。墨子也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这些相互吻合的记载说明了当时宗室多妻制的发达。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秦朝的嫔妃级别有八品，后来刘邦攻下咸阳时，宫中美女尚有数千（注：《史记·留侯世家》。）。可见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有为数不少的妻妾，足见皇室多妻又是宗室多妻的典型。
刘邦建立的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皇后以外，妃称夫人。汉武帝时嫔妃级别增至十四等，另外还有所谓的“家人子”、“待诏掖庭”等，都是皇帝的侍妾、宫女。王莽改制，将贵妾之属增至120人。后代依此为嫔妃的常数。西汉时期后宫人数最多的要数汉武帝，《旧唐书·食货志》载：“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王莽时后宫人数亦不少，《后汉书·刘玄传》载：“初王莽败，惟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无一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东汉时期，宫女大多保持在五六千人。陈蕃在上疏中说后宫“采女数千”（注：《后汉书·陈蕃传》。）。荀爽在延熹九年对策中说：“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注：《后汉书·荀爽传》。）汉灵帝时，吕强上疏中说：“臣又闻后宫采女数千余人。”（注：《后汉书·吕强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后宫人数亦不少。三国时，魏国于皇后之下设立等爵，到太和元年，增至十二等。《魏书·高柔传》载：“明帝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以充后宫。”吴国后宫人数最多，《三国志·贺邵传》载：“邵谏皓曰：‘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坐食者万有余人。’”晋武帝灭吴后，太康二年，“诏使孙皓使妾五千人入宫”（注：《晋书·武帝传》。）。晋朝时，后宫人数更多，晋武帝司马炎因为后宫人数太多而不知所适，只好乘着羊拉的辇车随意走，车走到哪里，就幸到哪里，实为封建帝王无耻的典型（注：《晋书·胡贵嫔传》：“武帝多内宠，掖廷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年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南北朝时期，后宫人数亦不少，《隋书·高祖纪》诏曰：“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月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嫱嫔，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陈朝是南朝四个王朝中地盘最小的，而后宫中竟也有超过万数的宫女。
隋朝时期，虽然只经历了两个皇帝，但宫女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隋炀帝的荒淫是历史上有名的，《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八年，密诏江淮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唐初，两次遗散隋后宫宫女6000人就是见证（注：参见王育民《唐代人口考》，载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唐代以贵、淑、德、贤四妃为夫人，后宫设立六局二十四司，共190人，还有女史10人。这些都是有品级的，无品级的宫女人数相当多。唐肃宗宝应元年，一次就放宫人3000。玄宗开元天宝中，仅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即有宫女40000人，唐玄宗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多妻的典型了。唐代的其它皇帝，后宫人数亦不少。《旧唐书·中宗纪》载：“景龙四年上元夜，帝与皇后微服观灯，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
五代十国时期是个大混乱的时代，这一时期建立的一些小国家的皇帝，后宫人数也不少。《周书·武帝纪》载：“建德五年，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同光三年，后唐庄宗一次就采民女3000人入宫。诸小王朝的后宫人数加在一起，数字也是相当大的。
记载宋代后宫人数的文献很少，据现有的材料看，宋时后宫人数较前代已大为减少。宋与唐相仿，妃的称号除贵、淑、德、贤外，还有宸妃。辽代妃号更多，金代有十二种。《宋史·宋哲宗孟皇后传》载：“哲宗即长，太后历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金灭北宋后，从东京开封掠走财物及皇室、宫女两千多人。可见，宋代后宫人数与前代相比已大为减少。宋代人口的增长是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这和宋后宫人数减少及其它类型多妻人数的减少有何联系，是很值得我们注意探讨的问题。
明代妃号有贤、淑、敬、惠、顺、康、宁、昭等。妃以下还有嫔御多人。据《明懿安皇后外传》载：“天启元年，熹宗将举行大婚礼，一次就征集民间秀女五千人，经过挑选后留一千人入宫。”有明一代，新皇帝都是从开始继立起就不断选秀女入宫，一直到死为止。明代的后宫人数平均每个皇帝当在二千人左右（注：《资治通鉴》卷273页。）。
满族入主中原，宫中规制变化不大，有清一代，后宫大多一直保留在千人左右。
上述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皇帝多妻之状况，因大多数朝代宗室多妻状况不详，故以皇室为例来研究宗室人口构成的特殊性。
二、宗室多妻与古代人口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妇女的生育数量是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宗室人口难以统计，下面仅以皇室婚姻为例说明。大量的后宫中的妇女终生失去生育的机会，这对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把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个王朝的宫中人数与生子数作一比较，并按一夫一妻制推算其应生子数量：
秦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实际上只存在15年，历两个皇帝。秦始皇后宫万余人，秦二世的后宫也有几千人。秦始皇的万余妻妾生儿子不过二十几人，女儿也是二十余人。秦二世没有后代留世。而且，秦始皇的儿女们大多和秦王朝一起走进了坟墓。
西汉，共历15位皇帝，这15位皇帝共有子女58人（注：笔者据《汉书》统计。）。西汉一代的宫女平均以每个皇帝拥有5000人计算，共计75000人，这么多人有子女58人，若以皇帝计，每位皇帝平均子女3.86人。如果按一夫一妻制，以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三子计算，应生育子女数为225000人。
西汉一代后宫人数过多影响人口增长最明显的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后宫数万人。在公元前120年前后，汉代的人口是四千万左右。但由于汉武帝好大喜功，四处征伐，后宫美女无限度增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汉代人口的增长，到了公元前90年，人口由四千万降至三千万（注：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2、8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汉武帝之后，后宫人数有所减少，人口出现回升，到王莽时期，人口上升到近六千万，达到汉代人口的高峰。
东汉共历14帝，这14位皇帝共有子女68人。东汉时期和西汉时期后宫人数差不多，若每位皇帝后宫平均以5000人计算，东汉一代共有宫女70000人。若按皇帝生育子女数计算，每位皇帝平均有子女4.85人。如果按一夫一妻计算，每位妇女生育三子，应生育子女数为210000人，但从实有子女人数推算来看，后宫有妇女五六千人，而无一生育，其生育之低可想而知。
三国时期的东吴，宫女对人口的影响也很明显。孙皓天纪四年（公元280元），东吴有户五十二万一千，口二百五十六万七千（注：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第42、8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而孙皓后宫就有一万多人。粗略算来，东吴的青年妇女每25人就有一人入宫，其对人口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后宫有万余人，而其子女仅有37人（注：笔者据《晋书》统计。）。若按一夫一妻每个妇女生育三子计算，应是生育子女三万余人。
隋代历两个皇帝，共有子女17人（注：笔者据《隋书》统计。）。而隋朝两个皇帝的后宫人数加在一起应不少于万人，其生育率之低显而易见。
唐代共有22位皇帝，其中男皇帝共21位，共有子女345人（注：笔者据《旧唐书》统计。）。以平均每个皇帝后宫有6000人计算，共有宫女126000人。若按一夫一妻制计算，每个妇女生育子女三人，共应生育子女378000人。
明朝历16帝，这16个皇帝共有子女一百几十人，成活（以长到20岁为准）122人（注：笔者据《明史》统计。）。明时，以每个皇帝后宫平均有2000人计算，明代后宫共计有宫女32000人，若按一夫一妻计算，每个妇女生育三人，共应生育子女96000人，而实际上只生育190人，只相当于民间63个妇女的正常生育数。
从上述可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的青春少女在宫中默默的度过一生，成为封建帝王无限占有欲的牺牲品。
三、古人对宗室多妻影响人口增殖的议论
宗室多妻对人口的增长起着阻碍作用。古人在当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墨子·辞过篇》中说：“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而无妻，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畜私不可以不节。”在这里，墨子提出君主多妻而使人民无法结婚，并尖锐地提出这种情况造成“男女失时，故民少”。把君主多妻和人口增长联系起来。管子也说：“齐襄公……惟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注：《管子·小匡》。）这些说明，春秋时期的先哲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秦时，因残酷打击不同政见者，人们不敢议论政事，更不敢议论后宫事宜。到了汉代，又开始有人不断议论后宫人数对整个人口增长的影响。延熹九年，荀爽在对策中说：“众礼之中，婚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倾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注：《后汉书·荀爽传》。）陈蕃也上疏说：“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鄙谚曰：‘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注：《后汉书·陈蕃传》。）在这里，他们提出了皇帝多妻所产生的两大问题：一是后宫人口消费影响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二是后宫人口过多使天下阴阳失调，影响人口增长。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汉灵帝时，吕强上疏说：“臣又闻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法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注：《后汉书·吕强传》。）汉安帝时，郎顗上疏说：“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毕具。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注：《后汉书·郎顗传》。）从吕强和郎顗的上疏中我们可以看出，后宫人数的增多不仅影响到人口的增长，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天下的安危，汉朝江山也终于在这片喧嚣声中土崩瓦解。
三国时期，后宫的人数又有所增加。三国之中，以东吴最为突出。贺邵曾上疏说：“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注：《三国志·贺邵传》。）陆觊也上疏说：“今宫中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内，风雨逆度，正由此起。”（注：《三国志·陆觊传》。）东吴偏安江东，弹丸之地，后宫竟然也有万人。
隋唐时期，宫女的数量继续上升。唐初，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采求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今将出之，更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各遂其性。”并从掖庭西门放出宫女。
五代以后，虽然对后宫人数过多影响人口增长的议论减少，但其影响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宋以后宫女人数相对减少，影响不如以前那么明显罢了。
古代先哲对皇帝以外的多妻对人口影响的议论较少，这主要是皇帝的妻妾数量太大了，其他阶层的多妻均无法与皇帝相比，故而人们只注意到了后宫人数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其实，如果将各个阶层的多妻数目加在一起，其对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楚。
前面情况说明，历朝历代帝王妻妾为数众多，但徐光启在对明朝宗室人口进行研究后却说：“洪武中（约公元1382年）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约公元1412年）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余一倍矣。隆庆初（约公元1567年）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注：《徐光启集·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徐光启在研究明朝宗室人口时显然忽略了宗室婚姻这个特殊情况，才得出明宗室人口30年增加一倍这个结论。可以断定，如果将明朝宗室婚姻的多妻计算在内，徐光启30年宗室人口增加一倍的说法是肯定不能成立的。再者，他把这个本来就不正确的结论又套用在总人口的增长上，他在《农政全书》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增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在和平时期，人口为什么30年增加一倍，徐光启也未作进一步的说明，显然这种计算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尽管徐光启通过对明室人口研究而得出的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看法，与后来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推算出来的25年增加一倍的结论很相类似，但由于徐光启的研究对象是明朝宗室人口，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明朝宗室婚姻一夫多妻这个特殊情况，因此他所得出的宗室人口30年翻一番的结论并不符合明朝宗室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个结论与马尔萨斯通过研究普遍民众而得出的25年人口增加一倍的看法不属于同一类型的研究结论。
收稿日期：200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