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紫禁城现象”——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采访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紫禁城论文,影业论文,北京论文,采访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到中国北京的紫禁城，无论中外游客，脑海里准会出现清宫恢宏壮阔又神秘的宏大场面；然而从1997年开始，影坛也出现一座“紫禁城”，它就是地处故宫东墙外的紫禁城影业公司。它呱呱坠地就在中国影坛刮起了一股旋风。1997年，一部貌不惊人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居然成为票房黑马，叫好叫座还广受领导好评；1998年刚到，紫禁城又推出贺岁片《甲方乙方》，票房一路凯歌，光北京市场就直冲一千万票款收入，便可回收影片全部投资；接着是《背起爸爸上学》……更令人惊讶的是，紫禁城居然投资几千万拍摄《红色恋人》，把张国荣拉进了演员阵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电影市场普遍看淡，人人谈“影”色变的情况下取得的。紫禁城究竟靠的是什么镇山宝刀，在电影市场杀出一条血路来？为此笔者专门走访了“紫禁城”。
“请不要写些溢美之辞。”我在做采访时，紫禁城影业公司的负责人对我提出了这个唯一的要求。无论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紫禁城曾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多大的震动，无论在刚刚到来的1998年紫禁城还会有什么新举措，“我们的电影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繁荣的良性循环，很多事情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做，盲目乐观、骄傲自大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在采访中我发现，经常挂在紫禁城负责人嘴边的话是：“我们拍的电影还不多，……”
约见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是一件令我头疼又令我激动的事。张总经理太忙了，几次约时间都没成功；但“环游”“紫禁城”却未谋“王者”面，实在说不过去；还有一层，我本人正在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所以更想听听这位以经韬纬略驾驭了97电影市场的“同业前辈”的宝贵经验。
比照我从照片上得到的印象，坐在我面前的张总经理要瘦得多；虽然像所有掌握企业命运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工作中总是一副精神矍烁的面貌，可我还是能感觉到由于连续工作和巨大压力所带来的极度疲惫。我答应的采访时间是半个小时。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制片机构，它的成立与1996年3月在长沙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密切相关。 长沙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当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和平受文化局党组的嘱托，带着要为北京市搞出一部“五个一”工程评奖影片和创办一个北京市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的双重使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在市委宣传部领导的直接协调下，最后商定由广电局、文化局双方共同出资，组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禁城影业为什么被广泛地称为“新体制、新机制”？
紫禁城影业公司是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它有四个股东单位，分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公司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公司现有人员从总经理到部门主管工作人员仅仅十几人，大家都是从以上这四个单位抽调过来，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紫禁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没有铁饭碗，不搞终身制，不胜任者随时解聘。用最小、最精良的管理核心去吸纳、辐射管理层外的分子阵营。“一百年以后，紫禁城将没有离退休干部！”张总经理很坚决地说，“现在很多单位都在尽力打破铁饭碗，我们这样的新型企业更不能再把它捧起来。”“人员包袱是最大的包袱。紫禁城如果不控制人员编制而自身膨胀起来，这样用不了多久，公司准会垮掉。”张总经理斩钉截铁的语气使我能感到他在这方面的决心有多大。“不过我们会组织一个发行班子，招些精干的年轻人，实行聘用制，把宣传和发行真正抓起来。”
股份制的新的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了优势互补的长处，从各个股东单位调集人才汇聚在一起进行电影策划、制片、发行一条龙的流水线作业，各个单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为紫禁城创业。
北京电视台有强大的资金来源和宣传网络，其广告收入税后的3 %用作影视互济基金，全力支持电影发展，即紫禁城影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紫禁城公司只有一个精干的经营策划班子，从事经营决策、剧本编辑、生产发行监理、资金管理等工作，不设专门的艺术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不购置制作设备。另外，北京电视台影视部对紫禁城影业所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以新闻报导、专题讨论等形式在各套节目中反复播出，展开有力的宣传攻势。这是北京市能成立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的最有力条件。
紫禁城公司的另一个成员单位——北京市电影公司在电影经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中影公司、全国各省市电影发行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也有各自的发行网络，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都为紫禁城影业公司文化产品的制作经营构成了有力的市场条件。
由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再到市场中心制的转变
在经营机制的探索方面，紫禁城影业公司实行制、发、放一条龙的做法，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环境的电影艺术规律，在剧本策划、制作班子组建、资金运作、生产管理、进度安排、宣传发行、上映档期等各个环节首先考虑市场因素，真正以市场需求带动电影创作。
1.“换位”意识
紫禁城自成立以来几乎片片打响，这在中国电影界是个奇迹。我问张总经理：“一部电影的成功什么最重要？是剧本吗？”他稍微想了想：“创意最重要。”我接着问：“那什么是好的创意？怎么才能做出成功的选题？”张总经理并不忙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提起了他在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的经历。
当总经理以前，他曾干过11年的音像出版社总编；而这11年的经历对他以后从事电视、电影策划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句话概括就是：学会了“怎么卖文化商品”。举个例子，“当顾客走进音像制品店，你的盒带或像带要在琳琅满目的同类产品中一下子吸引住他的目光，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办法？”停顿片刻，张总经理提出了他的理论：“换位。”
“所谓换位也就是把自己放到顾客的位置上来考虑和分析事情，想一想如果我是普通顾客，在这种情况下会喜欢什么，注意什么，选择什么；电视与电影也是同一个道理，我们首先要变成群众，变成观众，而观众的喜好就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观众的要求就是我们的选题策划。”“电影界很多人的东西以个人化为追求和特色，只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长此以往离普通观众越来越远，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市场和票房？中国电影哪里还会有人看？”
2.“极致”观念
中国电影界长久以来有个提法叫做“三性统一”，即一部电影应该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三性能统一当然好，但多数影片很难达到这个标准；这种情况下，”张总经理又总结道，“就应该做一个极致的影片。”
什么是极致的影片？用张总经理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思想上找亮点，艺术上找特点，商业上找卖点，并在其中某一点上做得格外突出。”三方面哪儿都不靠的电影就是一部失败的电影。
3.风险意识
听说《过把瘾》、《爱你没商量》、《冰糖葫芦》、《东边日出西边雨》、《宰相刘罗锅》等一些挺叫响的电视剧都是由张和平参与操作的，我自然要问张总经理一个问题：“电影与电视的策划操作各有什么特点和差异？”
“电影挑战性更强，它的风险要大得多。”为了说明这一点，张总经理谈起了公司目前做低调处理的《红色恋人》。
“当初投拍《红色恋人》是看中了它的题材，一部思想性极强的影片，描写了中国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年代中的热烈爱情和坚强意志；同时，影片中共产党员的爱情以及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情感，远远超出了国家、民族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对这样一部电影，一开始我们的投资额定在一千到一千三百万人民币，这种投资规模在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对公司也不是个小数目。最初我们也想寻求合作，想以卖片花的形式让国外投资进来，这样风险就会小得多；但最后董事会决定：《红色恋人》决不能变成合拍片。在谈判谈不拢的情况下，由紫禁城影业全额投资拍摄。虽然如此一来风险大了，但大风险才可能有大回报；联合摄制尽管减少了风险，但也可能减少了回收和利润。”
“张国荣加盟《红色恋人》是后来的事。由于他的加入，总投资额一下子就高了许多……关于是否请张国荣演出，公司产生了争论。因为他一个人，投资额骤然上升，这到底值不值？
“后来我想通了：张国荣一来，我们的成本增加许多；但正因为张国荣的出演男主角，我们的利润也会骤然上升。我们要看到张国荣带来的不仅仅是预算的增加，还有由此而来的港台、东南亚以及欧美市场。你说值不值？
“《红色恋人》就是一次风险投资，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顶雷的感觉；一旦渡过这一关，‘紫禁城’将会进入一个全面稳定发展的崭新的时期。”
就在我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张总经理看过了第一部分四十分钟的样片。“感觉怎么样？”我问。“很振奋。张国荣演得太好了……”张总经理欣慰地笑着说，含而不答的神情后面充满了坚定的自信。
4.档期概念
档期在电影行业里早不是一个新概念了，美国和香港的院线对档期的研究和利用形成了特殊的商业操作规律；紫禁城的第一部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有效利用档期形成轰动效应，第二部《甲方乙方》以最佳档期为目的并又大赚特赚。由此看来，紫禁城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内影片档期的使用高手。
什么叫以市场为龙头？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档期来决定影片的内容和生产流程。张总经理认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1996年9月26号王兴东把电视剧剧本交到我的手上； 国庆节我把剧本看完，通知王兴东在十天内改出剧本；10月16号王兴东回到北京，拿出了第一稿；因为这部影片必须在3月5号之前上映，所以从筹备、拍摄、后期制作到报批这一系列过程都必须在2月初全部完成。 剧组11月26号正式开机，1月5号关机，2月5号报批完毕，给广告宣传和发行工作留出了充裕的时间。当初就拍摄计划制片方与雷献禾导演产生了激烈冲突，按雷导演的说法，为了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离》片的档期应该定在5月1号；制片方坚决认为，如果该片错过3月5号，也就是错过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这部影片的市场效应将会大大被削弱。当时剧组里掀起了一阵关于战术与战略、芝麻与西瓜的关系的大讨论；最后雷导演接纳了制片方的决定，使这部影片走上了最终胜利之路。”
《甲方乙方》是中国第一部贺岁片。顾名思义，它应该在春节期间上映；但公司决策者们考虑到春节期间电视节目和其它文艺节目异常丰富，观众对电影的需求降低，所以将档期提前到元旦；又鉴于圣诞节也渐渐变为中国人的习惯节日，上映期又被提前为12月24日。就这样，《甲方乙方》从圣诞前夜到元旦到春节连续上映了一个多月，获得了票房收入的巨大成功。
对比《离开雷锋的日子》、《甲方乙方》，《背起爸爸上学》对于紫禁城的经营策划者们来说，无疑是个难题。它被定义为中国第一部“亲子电影”。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把铜勺决定了石娃和姐姐各自的命运。石娃上学，姐姐辍学；石娃获得了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一等奖，面对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瘫痪的父亲，石娃变卖家产，背起父亲，毅然走出马莲河。石娃背起的不仅仅是一个多病的父亲，他将要背负的是一个沉重而有希望的中国。
这部影片的发行涉及到一个中国特色的电影市场问题。其一，国家大的形势和环境决定，我们的电影市场不是纯粹的商业市场，团体票、组织票在票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二，放映单位不是完全独立的事业单位，没有形成纯粹的院线，国家有权控制也有义务进行扶持。《背起爸爸上学》就属于这样的影片。就全国而言，它的第一个档期在2 月23日到3月10日；这个阶段内正逢两会在京召开；第二个档期在5月4 日青年节到6月1日儿童节。
该片的宣传策划方案有以下三个重点：
a.力争让“两长”满意，重点向校长和家长攻关。
b.以北京带动全国，首抓北京的宣发工作。
c.重点做好电视媒体宣传工作，多组织活动，同时配以相应的商业广告宣传。
“北京市场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报，”张总经理胸有成竹，“这部电影的策划、宣传、发行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对青少年素质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总经理的用人之道
“我们用冯小刚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疑问，因为他连续拍片都被枪毙；但我们用了他，因为冯小刚是哀兵，这个时候用他，他会拚了命去干。有一次全国各地发行单位的人来看《甲方乙方》台词双片时，放映员把样片放倒了，冯小刚当场就哭了。他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他把这部电影看成生命，怎么能不胜！”
“现在冯小刚因为参与影片收入分成而可能拿到比较高的酬金，很多人在讲、甚至展开命题讨论：冯小刚该不该拿这么多钱？主创人员参与分账是《甲方乙方》的制作方式，也是《红色恋人》的制作方式，还将是以后许多影片的制作方式。导演把自己的命运同影片的命运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甲方乙方》是最圆满的例子；事实告诉我们这一点，葛优为当初没有与公司签下这样的合约而后悔莫及，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我还是个农民。’”
《背起爸爸上学》为什么用周友朝做导演也是一个疑问。
“他的艺术风格凝重，对主创人员的要求极严；我就看中了他这种一根筋的拚命作风，与电影中的石娃很像……再说他不是孤军作战，有我们这些搞市场的人为他托着，绝不会失败。”
周友朝第一次与紫禁城这样的电影机构合作，对于以市场为龙头的新型思维感触良多：“有生之年，希望再度与紫禁城合作。”
我没有提到俞钟，他是我的同学，电影学院1997年的毕业生；已经在张总经理的扶持下，独立执导了电视连续剧《寇老西儿》。培养起用年轻人，会不会是紫禁城的用人之道呢？
时间早已超过我所答应的半个小时，张总经理并没有主动提出结束采访；但他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我马上问到了紫禁城1998年的计划。除《红色恋人》之外，3月4日广春兰的《良心》开拍，与潇湘合拍的《沙漠悲歌》，冯小宁执导的《嘎达梅林》、电视连续剧《红岩》、《乱世风云乱世情》等也在积极筹备之中。至于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片，张总经理不透露任何消息。“是不是叶大鹰的《红色基石》？”张总经理对我的猜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相信影片会成功，因为紫禁城为此的准备工作从1997年底就开始了。
“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您估计下个世纪的观众对电影的热情还会维持多久？几年？几十年？”
“原来搞电视的时候我也不爱看电影；现在做电影我才发现，电影的魅力永远不可替代。你没发现电影院中有气场、有共振吗？就像实况转播永远代替不了亲临球场的欢欣与激动，再好的音响效果和家庭影院也不能让人体会到观众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流动与信息交流。我相信电影具有永恒的魅力。”
“请不要写些溢美之词。”
完稿之际我再度审视这篇报导，我相信它是真正的平铺直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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