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戢翼翚与普希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中土论文,向导论文,戢翼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5—0117—05
《上尉的女儿》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普希金作品，这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了不争之论。阿英在《翻译史话》第一回《普希金初临中土 高尔基远涉重洋》中说：“只要说到俄国文学，从历史的发展上，谁都会首先想起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著作之最初译成中文的，是他的名著《甲必丹之女》，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译本封面，题作《俄国情史》，……”[1]（P229 ）戈宝权在《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一文中也说：“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介绍到我国来，主要是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的事。……在单行本方面，最早的当推在光绪29年（1903年）出版的普希金小说《俄国情史》。”[2]（P257）
阿英和戈宝权所说的《俄国情史》就是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译者为戢翼翚①（JíYìHuī）。
一
戢翼翚，字元丞，湖北陨阳府房县人。曾随其父居武昌。1896年旧历3月底，他与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吕烈辉、吕烈煌、 冯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等12人，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选拔，作为首批留日学生被派往日本。此事当时在日本曾引起热烈反响。《太阳》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清朝于四五年前，仍对我轻侮厌恶，今一朝反省，则对我敬礼有加，且以其人材委托我国教育，我国应如何觉悟反省一己之重任？”该刊另一篇文章也说：“中国的急务在发展教育，而教育上的急务在派遣海外留学生；近年派遣学生来向昔日的弟子问道求益，真不愧大国风度。”[3]（P2）
戢翼翚①等13人抵日后，由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实施教育。他在神田三畸町租了一所房子作校舍兼宿舍（后取名亦乐书院），让他们学习日文和普通学科，至于理科和体育等课程，则在高等师范学校“御茶之水”的校舍上课。不过，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13人中便有4 人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侮辱（中国人的发辫被讥为“猪尾巴”）和不适应日本饮食而离校归国。后来，又有两人中途退学。
1899年，戢翼翚毕业后，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求学期间，他创立了专门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译书汇编社，这是第一个译书团体。戢翼翚任社长，成员大多为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也有帝国法科大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明治法学院等校的学生。该社办有《译书汇编》月刊，创刊号刊登的译文有伯盖司（美）的《政治学》，伯伦知理（德）的《国法泛论》，海留司烈（德）的《社会行政法论》，孟德斯鸠（法）的《万法精理》，卢骚（法）的《民约论》，伊耶陵（法）的《权利竞争论》，鸟谷部铣太郎（日）的《政治学提纲》，有贺长雄（日）的《近世政治史》、《近时外交史》，酒井雄三郎（日）的《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已译待刊和后来出版发行的有关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等方面的著作50余种，类似我们现在的丛书。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说：“《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一文中也说：“《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均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21页）此外，戢翼翚还办过《国民报》， 并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在上海开办了作新社，出版了不少日本书的汉译本和日语学习读物。戢翼翚与唐宝锷合著的《东语正规》就是由作新社出版的。实藤惠秀认为，就内容而言，这本书“是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而就形式（洋装）而言，它也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戢翼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出版家，而且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当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孙中山、黄兴等人曾多次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很多留日学生是孙中山的拥护者，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留日学生的制服甚至被称为革命服。戢翼翚曾被中山先生派往湖北，主持策应革命的工作。他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返回日本。1907年，戢翼翚在北京被袁世凯驱逐回籍，翌年抑郁以终。《述戢翼翚生平》一文称他“为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人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4]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他也是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
二
1903年，《俄国情史》曾分别由文开书店、大宣书局和小说林社出版[5]（P894）。大宣书局版为25开洋装（即今之平装）铅印本， 正文67页，光绪29年（1903年）印刷，同年6月15日出版， 作新社印刷局承印，定价大洋四角。该书封面为灰色，书名《俄国情史》系手写体竖排。正文第一面印有书的全称《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括号中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著译者为：俄国普希罄原著、日本高须治助译述、房州戢翼翚重述。书前载有黄和南的一篇700字的《绪言》。 第一，黄文首先指出，该书的文体为“叙事体”，“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由于书中“所述者又不出两人相悦之轶事”，因此，实际上就是我国之所谓“传奇”；第二，黄文赞扬了该书的文笔，说译者“能以吾国之文语，曲写他国语言中男女相恋之口吻，其精神靡不毕肖。其文简，其叙事详。其中之组织，纡徐曲折，盘旋空际，首尾相应，殆若常山之蛇。”第三，黄文抨击了包办婚姻，颂扬了自由结婚和男女主人公的忠贞的爱情。文章指出：“夫婚媾何事也，而父母干预之，越俎代疱，有此习惯，致使全国中之男女皆不能得其所，则人生无乐矣，可悲也哉。”而“自由结婚，世界文明之一大证据也。”“弥士之匍匐救玛丽，玛丽之殷勤为弥士哀恳，较之一死塞责者，其情感之深，殆百倍过之，抑亦见自由结婚之善。”第四，黄文有感而发，进一步提出了小说的“责任”问题。作者指出，“吾国之小说，皆以所谓忠臣孝子贞女烈妇等为国民镜，遂养成一奴隶之天下。然则吾国风俗之恶，当以小说家为罪首。”因此他呼吁，“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也。”从以上四点来看，应该说，前两点是很有见地的，第三点把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小说看成“两人相悦之轶事”，未免有点误读，第四点则是借题发挥。
作为一部“初临中土”的作品，《俄国情史》显然具有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初期的某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间接翻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西方著作开始被大量迻译过来。从翻译的方式来说，有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录、中国翻译家与归国留学生合作、外国人直接从原文译出、中国人从第三种语言转译（间接翻译）等多种。最后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而初期则主要是根据日文转译。一般著作的翻译是如此，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早于中国。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康有为在《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中也谈到了日本的译书情况：“其变法自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二是日文比西文易学，学习日文是了解西方的一条捷径。梁启超说：“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化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方，抑又事半功倍也。”[6]（P19～20）三是留学日本的人数大大超过留学欧美的人数。从时间上来说，中国人赴美留学始于1846年，赴法留学始于1875年，赴英、德留学始于1876年，均早于戢翼翚等13人赴日的时间，但从人数来说，留日学生则要多得多。1908年以前，留美学生仅120名，赴法、英、德留学的人则更少。 然而留日学生的人数却增加较快，1896年为13名，1899年增至200名，1906年则猛增至约8000 名（据实藤惠秀统计的资料）。张之洞在《游学篇》中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外篇》）他还认为，“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劝学篇·外篇》）
在康梁和张之洞等人的提倡下，留日学生纷纷提笔译书，掀起了一个翻译日文书籍的高潮。戢翼翚不仅负责译书汇编社的全盘工作，而且他本人也翻译了辰已小二郎（日）的《万国宪法比较》和那特硁（德）的《政治学》（合译）。《俄国情史》也是根据日文转译的。不过，戢翼翚所据日译本却是根据俄文原著翻译的。译者高须治助（1859～1909），又写作高须治辅。笔名墨浦、五湖（散人），出生于江户（东京）下谷，是秋田藩定居江户的武士富冈英之助的次子，西医高须保的养子。曾在东京外语学校俄语科学习，后中途退学，先后任职于大藏省翻译局和长崎海关，晚年在静冈的俄国俘虏收容所工作，曾任俄国大使馆随从武官的日语教师。1896年7月， 他出版个人编撰的最早的俄日辞典《俄日袖珍字汇》（丸善书店）。1883年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译成日文，题名《俄国奇闻 花心蝶思录》（高崎书房），1886年再版时改题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书中附有六幅插图（说明文字为俄文）。这是日本翻译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戢翼翚所译《俄国情史》即以该书为蓝本。
第二个特点是归化翻译。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7]（P267）钱先生所说的“化”或“化境”， 其前提是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和“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这与那种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牵强附会、随意增删的归化翻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初期的翻译文学中，归化翻译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林译小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无庸讳言，《俄国情史》也是一部归化式译作。首先是书名和人名的改换。普希金的原作名为《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戢翼翚的译本封面题作《俄国情史》，扉页上印着书的全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括弧中注明《一名花心蝶梦录》，这与原著的名称相去甚远，而且是一书三名。女主人公玛莎的名字改成了玛丽，这还算说得过去，因为玛莎本是玛丽亚的小名；可是男主人公格利尼奥夫的名字却变成了斯密士，家仆萨威里奇变成了克灵顿，施瓦勃林变成了胆顿，简直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无怪乎连戈宝权先生都长期不知该书为何书。由于未见过那个译本，1947年他在为《普希金文集》撰写《普希金在中国》一文时，推测该书原著为《暴风雪》或《杜布罗夫斯基》或《甲必丹之女》，因为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叫玛丽亚。直到1957年夏天他在阿英先生家中找到这个译本时，才解开这个谜团[8]。
其次是人称和体裁的变化。普希金的原著自始至终以格利尼奥夫自述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只是结尾有出版者写的一个附记。这个附记对如何得到格利尼奥夫的手稿，以及格利尼奥夫和玛莎后来的命运作了交待。它还提到格利尼奥夫目睹了普加乔夫受刑的情况。总之，这个附记在提到格利尼奥夫时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小说的文本却用的是第一人称，类似于回忆录。与此相反，戢翼翚的译本却自始至终用第三人称叙述，体裁为章回体。全书共十三章（原著为十四章），依次为：
第一章 《弥士与家宰克灵顿远出途遇暴客绐骗》
第二章 《主仆二人遇大风雪迷途遇异人》
第三章 《弥士与丽女玛丽相见并受提安厚遇》
第四章 《弥士钟情于玛丽赋诗示胆顿并与胆顿龃龉》
第五章 《弥士负伤寄书于其父欲以玛丽为妻不果》
第六章 《敌军压境玛丽将远徙避弥士送之》
第七章 《玛丽之父母与路顿俱死弥士临刑而复释》
第八章 《城中兵燹后凄凉景色及敌酋之述旧恩》
第九章 《弥士复与玛丽一见而别及玛丽之寄弥士书》
第十章 《弥士匍匐救玛丽复途遇敌酋》
第十一章 《敌酋为玛丽解其危并为弥士作伐》
第十二章 《弥士从军大破敌酋及政府之逮捕弥士》
第十三章 《弥士伏诛胆顿诬之玛丽往圣彼得堡救弥士》
上述十三章，除第九章为原作九、十两章之合并外，其余各章情节基本吻合，但标题却完全中国化了。应该说，译本各章的标题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口味，而且提纲契领地展现了全书的基本情节，连起来读，简直就是一个内容提要。然而，它们毕竟不是翻译，而只能称为改写。
再次是文字与情节的增删。原作白话译本约87000 字（不含删去的一章），而戢译本仅27 000字，不足白话译本的1／3。即使考虑到后者是文言译本这一因素，也还是被压缩了约2／3的篇幅。被压缩之处主要是各章题词、次要情节、心理描写和场景描写。有趣的是，戢氏一面对原作进行压缩，一面又在译本中添油加醋。如开头的一段文字：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方，荒烟衰草，僻陋在夷。其山脉则龙蹲虎踞，盘亘万里。其林树则蔚然深秀，高插云表。虽有绝大之平原，而荒凉满目，蹊径始通，豺狼之所穴处，糜鹿之所来游，饥鹰厉虎，寒鸱吓雏，木魅山鬼，野鼠成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读鲍氏《鞠城赋》，则若或遇之矣。
这段话在原作中是没有的，纯系译者杜撰。特别是关于《芜城赋》，更是无中生有。正如阿英所说：“普希金未临中国，即知《芜城赋》，可谓‘奇迹’，但当时译家风气，大都如此， 也不足怪。 ”[1 ]（P230）
此外，原作第五章谈到格利尼奥夫给父亲写信，将自己与玛丽亚的爱情秉告父母，请求双亲祝福。小说中并无信的具体内容，但在戢译本中却出现了如下的信：
严父膝下：自违温清以来，为日甚久。昏定晨省，愧未能常侍左右，以尽人子之道，罪之大，殆莫与京焉。乃者，男自旬日以来，因下操场时负伤甚重，不省人事，殆及数日。此间提安夫人相待甚优，为调汤药，坐卧不离，嗣厥疾有瘳，侥幸无恙。夫人之女公子玛丽，年方二九，风神绝世，亦以男病沉重，怜男羁旅，殷勤慰劳，有过寻常。微夫人与玛丽，则微躯决不能幸存，得留此七尺之躬，他日再循南陔问寝侍膳，再生之德，图报靡由。兹者夫人嘱男作书，请吾父为男作主，与玛丽约为夫妇。实出于夫人之垂爱，非男所敢妄求。倘得吾父俞允，实为男女玛丽两人终身之厚幸。男弥士惶恐上言。
这封信亦非普希金所写，而是译者代劳。不过，增也罢，删也罢，戢译本并未伤及原作的主要情节，这是值得庆幸的。
三
上面我们谈到了戢译《俄国情史》作为一部归化式译作存在的问题，然而必须说明的是，责任主要不在中译者，而在日译者。关于书名问题，中译者只不过将日译本第一版书名（《俄国奇闻 花心蝶思录》）和第二版书名（《俄国情史 斯密士玛丽传》）合而为一而已，惟一不同的是将“花心蝶思录”改为“花心蝶梦录”。至于小说中的人名，也是日译者在校阅者服部务松干预下改的。最主要的是，日译本也是一个缩写本。1997年8月， 笔者在圣彼得堡市出席第四届“普希金与世界文化”国际会议时，东京俄语学院的藻利佳彦先生赠给笔者一篇题为《关于寄自日本的两张明信片》的文章（俄文）。该文谈到的两张明信片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第一张明信片是铃木音平于1895年1月10 日写给俄国海军军官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韦肖尔金的。内容如下：
直到现在我才履行对您的诺言，歉甚。兹将《上尉的女儿》的译本（删节甚多）奉寄给您。也许译本将与此信同时到达您的手中。
我愿做您的仆人。
铃木音平
1895年1月10日
明信片的收信人米·米·韦肖尔金于1871年11月生于梁赞省，曾在皇村学校读书，后在海军服役。1894年11月至1895年4 月曾乘“御前侍卫”号军舰作环日航行，到过神户、横滨、长崎等地，该明信片和《上尉的女儿》日译本便是在长崎收到的。寄信人铃木音平于1881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今东京外国语学院），后在该校任教授，与《上尉的女儿》的译者高须治助很熟。他寄给米·米·韦肖尔金的书即1893年出版的高须治助译本。明信片上说，该译本“删节甚多”，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明治初年，日本的翻译家常常对原作进行改造，任意变更原作的书名、主题、结构和人物，使之日本化，这就是所谓“豪杰译”。从某种程序上来说，高须治助的日译本就是“豪杰译”，而戢翼翚的中译本只不过是这种“豪杰译”的中国化而已。
戢译《俄国情史》虽然是一部很不完善的译作，但它开了翻译俄国文学名著的先河，因而在我国普希金研究史，乃至翻译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我国近代早期的翻译文学，对原作的选择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并没有明确的名著意识。梁启超就认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9]（P22）因此，他大力提倡译印政治小说。 侦探小说和虚无党小说成为当时翻译文学的两个主流。侦探小说主要译自英、美、法等国，而虚无党小说则译自俄国。从1904年到1911年，陆续印行的虚无党小说就有《虚无党》（1904，内收小说《白格》、《加须克夫》、《绮罗沙夫人》）、《虚无党奇话》（长篇小说，1904～1906年在《新新小说》杂志连载）、《八宝匣》（1906， 载《月月小说》）、 《俄国之侦探术》（1906，载《小说时报》）、《女虚无党》（1911，载《小说时报》）等。可贵的是，戢翼翚并未加入虚无党小说译者的行列，而且在虚无党小说流行之前就译出了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尽管它的影响远不如虚无党小说，但它却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当“虚无美人款款西去”（阿英语）时，文学名著便“施施东来”。从1907年起，陆续印行的俄国文学名著有：莱蒙托夫的《银纽牌》（1907，《当代英雄》中的《贝拉》篇），契诃夫的《黑衣教士》（1907），高尔基的《忧患余生》（1907，《该隐和阿尔乔姆》）、《鹰歌》（1908，《鹰之歌》）， 普希金的《俄帝彼得》（1909）， 迦尔洵的《四日》（1909），契诃夫的《六号室》（1909，《第六病室》），托尔斯泰的《心狱》（1913，《复活》）等。可以说，戢翼翚不仅是普希金“初临中土”的向导，而且也是整个俄国文学“得来东土”的向导。
从《俄国情史》出版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普希金的大部分作品已经被直接从俄文翻译成中文，《上尉的女儿》的中译本就达十余种之多，译文质量更是今非昔比。然而，在回顾和总结我国的普希金接受史时，人们会首先想起戢翼翚其人。作为普希金的第一个向导，戢翼翚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