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金融市场以后的利润率：一个必要的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润率论文,金融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年里，可交易金融工具尤其是证券化工具，在数量、多样性和货币价值上均有几个数量级的增长。这是许多学者(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金融化”①的最重要的进展。然而，它却揭露了他们衡量利润率的方法的反常之处。他们的方法没有考虑到金融工具所占用的资本。
本文表明，当这个疏漏被更正时，英国和美国的利润率呈现出长期的持续下降趋势，自1968年以后，二者几乎都在单调递减，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广泛使用的趋势图恰好相反。
为什么这一点是重要的呢？首先，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利润率在他的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它是《资本论》第3卷前15章的明确主题，并主导了接下来的分析。其次，利润率变动趋势的不同衡量结果集中体现了当前有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因的争论。一大批学者(Choonara,2011)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近期的状况所导致的，它发生在由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所带来的复苏之后，而与在20世纪70年代烦扰西方经济的严重困境无关。哈森(Husson,2008)论述道：
“经历了1974～1975和1980～1982年的普遍衰退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方便起见，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一个实际的转折点。剥削率趋于提高，导致利润率持续上升。”
这种论断的核心是利润率(至少美国的利润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苏：
“利润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达一个低点，此后逐渐上升。”(Duménil and Lévy,2004)
然而，大部分其他经济指标(Freeman,2010; Kliman,2011)却并不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复苏的观点。在过去的30～40年里，美国的经济表现比20世纪30年代的任何时期都差。从波谷到波谷取平均值，1939～1970年间的平均增速为4.61％；1970～2009年间的平均增速却只有2.8％。1939～1970年的30年里，有15年的增速高于平均值4.6％；而在1970～2009年的39年里，却只有6年的增速高于这一水平。利润率在当前的争论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几乎是复苏的唯一证据。因而，对它的准确衡量值得重视。
在只有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做过研究的英国，对比更加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的经济表现比美国更差。然而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方法所衡量的利润率，却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或多或少地不断上升，我在下文中将会展示。它因而是经济运行状况的唯一的积极指标。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利润率被错误衡量的可能性。
英国和美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它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金融市场的所在地。因此，我认为需要对传统的利润率衡量方法进行修正。在修正之后，这两个国家的利润率自20世纪70年代危机以来呈现出单调递减的趋势。
需要提前说明两点。第一，在对利润率进行研究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Toporowski,1999)中，这些结果依然是重要的。不过，我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利润率概念，因为它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并使马克思对于利润率的研究比其他人更为深入。我使用了马克思的理论中的一个特殊规定，即价值量表现的是劳动时间。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如卡莱斯基看来(Toporowski,1999)，它们仅是当前货币价格的大小；而后斯拉法主义者(Pasinetti,1979)则认为它们是实体量或者使用价值的大小。这些区别同时影响着对利润率的衡量和解释。
第二，在需要查阅经典的分析(Howard and King,1989; Kliman,2007)时，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利润率的讨论的一些基本内容，或者试图去熟悉。在提及具体问题的地方，我会引用相关文献。
一 利润率和收益率：不同的概念和衡量方法
我们从概念开始。既然我们打算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共识进行修正，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共识是什么。马克思自己把“一般”或“平均”利润率定义为，任何给定时期内的总剩余价值，除以这一时期开始时的总社会预付资本。
“一般利润率是由每100预付资本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年内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的”②；“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③
当使用官方的国民账户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用企业剩余和固定资本存量作为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代理指标，尽管他们对分子和分母如何具体量化有所分歧。就分子而言，莫斯里(Moseley,1992)和莫亨(Mohun,1996,1998)等学者认为应采用的数据是非金融部门的企业剩余，从而对传统的衡量方法进行了调整。传统方法包括所有部门的所有企业剩余，这样一来，就会引入由非生产性的金融和商业部门所导致的可以想象的歪曲。谢克(Shaikh,2011)则认为“企业利润”——产业投资收益率(其分子是剩余价值减去所有分割剩余价值的其他项目)——是与资本家投资决策最相关的量。关于分子的分歧还包括是使用净剩余还是总剩余，或者说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哪个更合适等。影响分母的重要分歧则更多：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历时单一体系解释(Temporal Single 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的追随者令人信服地强调，对固定资产的衡量，应当使用历史成本，而不是其他学者所使用的当前成本。
本文的目标并不是评估或呈现这些争论。我讨论的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存在许多其他分歧的情况之下达成的共识，即对预付资本——利润率的分母——的衡量只应当包括固定资产。④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家预付的资本束缚在资本循环的各个阶段，不只是机器、厂房、原材料和存货，还包括货币余额、货币贮藏和金融投资。即使在相关的资本被闲置时也是如此；货币在这一方面与存货或者未售商品存量没有区别。事实上，这正是马克思反对萨伊定律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做出“资本主义经常性地过度生产并难以实现它的产品”这一论断的基础。
当货币以吸纳小额收入的闲置余额的形式存在时，经济体中的货币资本量，除投机性持有以外，都由流通的一般需要所调节，任何对一般利润率的抑制效应都可能受到约束。这一点也为下文中提供的结果所证实，在最近的30年以前，修正之后的利润率和未修正的利润率并没有大的分歧。但正是在这30年里，货币成为了可交易资产，资本主义企业对它们的持有大量增加。如果把这些可交易资产计入总预付资本，利润率会变得如何呢？
这种修正使利润率发生重大变化，它的趋势变得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英国的经济表现的持续低迷相一致。因而，这种修正在理论上合理而且在实证上必要：它使利润率数据变得有意义，并且它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资本论》第3卷中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相一致。它阐明了马克思的备受争议的“虚拟资本”范畴的理论精确性，并且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分析的四种剩余价值衍生形式相互协调：商业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和地租。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 关于英国利润率的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以传统方式计算的英国利润率如图1所示。以传统方式衡量的英国利润率在1974年转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的下降趋势，此后开始上升，而且势头非常强劲。除非把货币资产列入利润率的分母，否则总会呈现这种势头，无论利润率被如何衡量或者构造。和美国不同，英国利润率自1976年以来呈现无可争议的系统性上升趋势。
图1 以传统方式计算的英国利润率(1948～2010年)
注：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都在本文最后的数据附录中给出。
然而几乎所有的其他经济指标都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或多或少地在持续(或者说只有一些轻微中断地)下滑。失业人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超过100万，但此后一直在100万以上。图2中显示的净投资，在1969～1981年持续下降，并在1981年下降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个负值。此后，它两次下降到接近零，自1981年以后，它的增长率在任何一个十年里都没有超过2％，而在1952～1981年，它的增长率从不低于2％。英国的GDP增速(见图3)在1973年之前从未低于零，而在接下来的三次衰退中却都降至负值，并且很少超过1949～1973年的平均值3％。这些怎能和一个持续上升的利润率相一致呢？
图2 英国的净投资占GDP的份额(1948～2010年)
图3 英国的实际GDP增速(1949～2010年)
三 商品资本、固定资本和货币资本
为了解决这种反常问题，我们关注英国金融部门，但目的是得出全面适用的结论。如图4所示，马克思主义学者按常规方法计算的金融部门利润率，从1980年开始急剧上升，而此前的30年里都在10％左右波动，远低于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到1986年，它赶上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在1999年衰退的转折点以后，跃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到2008年达到80％。
图4 英国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1948～2010年)
如何解释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变动的不一致？大多数评论者都认同一点：金融企业不创造价值但占有在其他地方创造的价值⑤。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不是“普通的资本家”。这是对的，但它们不能离开资本而发挥作用。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金融企业的资本是由什么组成的？答案是：货币资本。
一旦这一点被确认，金融部门出现虚幻的高利润率的原因就变得清晰了。任何一个银行，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银行，都需要一定的资产——建筑物、电脑、运钞车等——来开展业务；它们在物理意义上构成“资本”，这些资本由劳动所创造，并且在劳动作用其上时被消耗。它们中的一些甚至是不明确的——比如软件，现在被看作一种资本支出，正当的会计学理由是它在一定时间(通常是几年)内提供服务。⑥
但一个银行最重要的资产是大量的货币，或者可以兑换成货币的可交易工具，它们在银行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它们可能是准备金、贵金属或者货币；也可能是低风险的债券如长期国库券，或者在奔向2008年股灾过程中大量增加的高风险股票。关键点在于银行利用它们来增加可支配的价值。它们是银行的资本。因此，它们应当被包括在利润率的分母当中，事实上，银行的会计师们正是这样做的。
而且，这完全是一个一般原则。假设一种货币资产在银行的手中构成资本，而在一个石油公司⑦的手中则不构成资本，是不合逻辑和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转向整个企业部门对金融资产的购置和持有。
图5 英国企业部门的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购置量(1987～2010年)
英国的国民账户只提供了1987年以后的货币资产的连贯数据，但已经足以支撑下列观点：英国企业部门整体以一个不断加快的速度购买和持有这些货币资产。它在1987年购置了430亿英镑金融资产、800亿英镑固定资产。但是1998年以后，在除了其中两年以外的其他年份里，它购置的金融资产量都超过固定资产。1987～2008年，企业部门净金融资产购置量比净固定资产购置量高20％。
这些金融资产在非银行机构手中和在银行手中一样构成资本。事实上，正如安然公司(Enron)所展示的那样，当金融资产被以如此大的规模购买时，许多所谓的以生产为基础的企业实际上都变成了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保持一致，应当把所有的货币金融资产都看作资本，只要它们在资本家的手中⑧。
图6展现了这种修正对利润率的影响。较长的线段，1970～2010年，展示了只使用固定资产的传统利润率。较短的线段，以一个不同的比例，从首次可获得连贯数据的1987年开始。在较短的线段中，利润率的分母包括中期和长期的可交易资产。
图6 修正的英国经济利润率(1970～2010年)
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没有提供英国金融资产的连贯长期数据，我们因而不能核实修正的利润率在1987年以前如何变动；不过，它在1987年以后呈现明显和急剧的下降趋势，与传统的衡量结果恰恰相反，与我们引用的其他经济指标则相一致。接下来我们研究美国经济，它的长期利润率数据从1954年开始可以获得。
四 两点说明
在把同样的分析应用于美国经济之前，有两个过渡性问题需要处理。
首先，利润率长期下降的经验证据，能否使我们得出这种趋势性下降从来不会被减弱的结论？完全不能。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里，这种趋势被急剧扭转，最近的是在1939～1948年，加入战争使美国完全恢复了利润率，并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年代”繁荣时期。有力的数据(C.Freeman,1998)表明首次大萧条时期(1873～1893)也出现了类似的利润率恢复。
问题(Freeman,2010)在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不能产生这样的恢复；它们是国家和阶级的暴力和破坏性行动的产物，这些行动暂停了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这反驳了熊彼特(Schumpeter,1939)使之盛行的一个观点，即通过与商业周期的调节机制相类似的准自动化机制，资本主义能够从深度危机比如大萧条或者此次危机中复苏。不过，资本主义自行调节的失败并不排除一些明显的经验事实，即它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如战争、侵略或者法西斯主义来恢复利润率。
其次，如果没有金融化，利润率是否已经恢复，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逻辑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资本家不积累金融资产，他们必须积累生产性资产，或者他们不再做资本家。当他们购买的是机器而不是忍者(NINJA)贷款时，利润率的分母会同样高。如果他们选择了金融工具，那只是因为已经下降的利润率扼制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性投资的范围。如果他们没有选择金融工具，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利润率能够由此而恢复。
五 美国经济的利润率
现在转向美国，可以从美联储提供的美国资金流量图中获得数据，而且数据能够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以能够较容易地得到长期图形。
图7展示了按传统方法估计的利润率，以及把企业部门手中的长期和中期金融资产计入利润率的分母之后得到的修正利润率。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图形。当传统利润率在1982年开始上升时，修正后的利润率依然在下降，而且下降的节奏与传统利润率在1982年以前下降的节奏相同，二者由此开始偏离。修正后的利润率密切地跟随1982年以前的传统利润率，这强烈表明，到1982年为止，它与传统利润率衡量的是一个非常相似的东西⑨。它平滑了1982年以前的传统利润率的一些波动。最后，它展现了从1946年高点开始的一个几乎不间断的下降趋势。对于重视统计相关关系的学者而言，指数趋势r＝0.1235e[－0.014t]能够预测修正利润率，决定系数R[2]为0.9559。
图7 美国的利润率(1946～2006年)
我们现在转向这种不同的理解利润率方法的理论基础。
六 信用货币和信用货币资本
首先假设一个资本家已经把自己的1000000美元投入到工厂中，每年赚取200000美元。他的利润率是20％。
现在假设下一年里这个资本家发行了一种本金为1000000美元、利率为10％的债券给食利者。这个制造商仍然拥有这个价值为1000000美元的工厂，食利者拥有一个货币工具——债券——也价值1000000美元。每年：
·食利者从制造商手中得到100000美元，凭借着他所投资的1000000美元；
·制造商保留100000美元，凭借着价值为1000000美元的固定资产。
就当前涉及的两种资本而言，利润率是多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利息看作法律允许食利者索取的一种税：
·经济体中有1000000美元“实际”资本，像以前一样产生20％的利润率；
·制造商从1000000美元的固定资本所产生的“实际利润”200000美元中扣除100000美元；
·制造商给食利者100000美元，债券面值的10％。
利润率仍然是20％。只要实业家与食利者有着纯粹的私人和个人关系，这看起来就没有问题。然而，当信用货币市场存在时会发生什么呢？债券变成了一个可议价的工具，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它作为货币发挥作用，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五部分用很大的篇幅所讨论的那样。
但它接下来也变成一种商品。它获得一个价格；任何拥有一定数量货币的人都可以选择是把他的货币投入生产，还是购买计息资产。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可赢利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同样减少：对于越来越多的资本家而言，购买计息资产成为最为赢利的替代性手段。
购买计息资产的货币被闲置下来；在早期，它可能凝结为贵金属贮藏，但是随着信用市场的发展，它凝结为可议价证券贮藏，它创造了一种对可议价证券的需求。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供给。信用能够不受强加在物质生产上的任何限制的约束，投资银行家在近几十年里的巧妙设计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除了束缚在固定资产之上的生产性资本以外，一堆有毒的以收入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冒了出来。
否认计息资产构成资本(信用货币资本)的观点既不合理又不充实。计息资产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它的数量不受任何自然限制的约束。只要银行家能够把它卖出去，他们就可以宣布它的存在。一个替代性描述如下：
·经济体中有2000000美元的资本，产生10％的利润；
·制造商凭借1000000美元固定资产获得100000美元；
·债券所有者凭借1000000美元货币资产获得100000美元。
为了理解这种表述的意义，需要知道信用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有何不同。以上我们假设食利者的货币来自实业家，但是事实并不一定非要如此。在近来的金融资产风暴中，所有的债务都被资本化了——不仅包括声名狼藉的“忍者”贷款，而且包括政府债务，衍生品和直接的欺诈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它们不再依赖于对实业家收入的直接占有。我的要点是这种收入的来源与它(在被资本化以后)是否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并不是相关的。标准很简单：资本家是否购买并持有它，他们的资本是否因此而增加？
笔者认为第二种表述为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更真实的解释。与第一种表述不同，当某种债券不是源自实业家，而是源自一些其他债务工具时，第二种表述依然有效。事实上，可以推广到任何吸引收益流的工具，无论它是不是债务工具、地契或者股票。
这里强调，从购买不动产中寻找收入的转移，以作为美国和英国困境的原因，这种做法可能是徒劳无功的。这正是我对学者们比如谢克(Shaikh,2011)所提供的解释提出的质疑，他强调金融部门给实业家带来的成本负担，既包括显性负担(利息支付)，又包括隐性负担(非生产劳动造成的隐性负担)。
第二种表述也解释了克莱曼(Kliman,2011)的发现，即资本投资与利润率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与金融部门把收入从投资转向其他用途的观点相矛盾。第一，金融部门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出在金融上，所有的资本家都把金融作为对生产性投资的替代。第二，金融并不转移收入，它转移的是资本。在第二种表述中，金融工具仅仅是闲置货币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不是投入到生产行为，而是作为一种寄生性所有权贮藏而积累。
问题不是投资者没有足够的货币去投资，而是货币市场为他们的货币提供了其他用途。这带来了，比如，安然(Enron)现象：实业家不是被要价过高的银行家拖累至灭亡，而是他们自己比银行家更积极地用投机替代生产。一般来说，资本——不是收入——从产业流向金融。
在信用资本的创造中，没有成本与之直接相关，因为它不是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的问题出在其他地方。社会终会进行最后的报复。信用工具只能从收入池——新价值——中获得报酬，收入池不是由银行家的想象所确定，而是由在社会的安排之下的劳动时间所确定。这直接表现为所有社会资本平均报酬的减少以及最终的崩溃，在崩溃中所有不以价值为基础的资产的价格都暴跌，因为大家逐渐发现打劫空房子能够获得的收入是多么的少。
一个难题依然存在。确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虚拟资本仅仅是一个内在价值的重复计算表示：“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⑩金融家所创造的额外的资本并不构成额外的价值，只构成额外的货币。因此，资本怎么会普遍“沉迷于”这些工具呢？拉莫斯(Alejandro Ramos,2004)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精彩解释，已经被TSSI学者们普遍接受，它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对于马克思而言，货币表现着价值，是因为它在交换中表现价值。如果一国的资本家拥有10000000美元固定资产，它们是由100万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同时如果他们还储存了10000000美元货币，那么这100万小时劳动就应当由这200万美元所代表。每小时劳动的货币表现(MELT)应该是20美元。因此，当我们考虑社会中的资本的购买能力或者生产其他商品的能力时，社会中的资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固定资产的价格表示，另一部分则由货币来表示。既然总价值没有变，闲置货币的出现就会使固定资产贬值到这种程度。
TSSI学者们已经认可，当不变流动资本在生产中被消耗时，它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是它在交换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而不是内含在产品中的价值。在解决所谓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转形过程的“不一致性”问题方面，这一认识很关键。一种充分一致的处理方式要求固定资本(只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变资本，在较长的时期内被消耗)被完全同样地看待。所以，应当被计入利润率的分母的是，社会的资本资产(包括货币资产)在交易中表现出来的价值。
在“正常”情况下，货币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把固定资产的资本价值简单地等同于创造它们的劳动，并不会出现大的经验错误。但是金融资产的巨大增长——在第二种表述中仅是闲置货币的大量贮藏——使情况发生了改变，它使作为投资的目标而被更新的固定资产大幅度贬值。
这种状况出现在全面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同等数量的价值被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货币。表面看来，信贷支撑起的高山是收入的聚宝盆，收入与高山以同样的速率增长，但是当支付的承诺不能被兑现时，这种高山轰然倒塌，结果便是崩溃。
总之，这些现象不能被看成是与利润率普遍下降无关的事务，因为这些现象是它的产物，实际上是它的一种病态形式。它们都是同一个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进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正如德赛(Desai,2012)阐释的那样，它造成了美国和英国的系统性下滑，拖累了全球经济，直至中国的崛起和崩溃的冲击。
当做出这种修正时，许多以前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重新变得有意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陷入的绝境，在于它的核心悖论即宣称高利润是危机的首要原因。这就是我认为上述修正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创新的原因所在。不过，一个创新不能成为一种理论。为了完成我们的论证，我们转向这种思想栖身的理论知识机体，即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七 货币资本
《资本论》第3卷第五篇讨论生息资本，马克思(11)在此篇的开头部分写道：
“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册第2篇)，这个利润率还不是以它的完成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时，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我的重点——阿兰·弗里曼注］
虽然这段话开启了第3卷中最长的一部分，但它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利润率的“完成形态”并不排除商业、金融和土地资本，如果我们只关注生产性行业，我们理解的利润率概念就可能是不完善的。
因为一般利润率并不局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产生利润却不创造任何新增价值：它占有在其他地方创造的价值。它通过缩短周转时间来为资本发挥一种必要的特定功能。随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它的赢利进而利润也相应地下降或上升。
同样的推理过程产生马克思(12)的绝对地租范畴。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认为即便最坏的土地也能在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取得地租［其他优质的土地取得的地租则会更多——译者注］：
“如果土地产品(如谷物)的市场价格所达到的高度能使投在A级［最坏的——阿兰·弗里曼注］土地上的追加的预付资本达到普通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为资本提供普通的平均利润，那么，这个条件就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到A级土地上。”
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能够占有在其他地方创造的价值，简而言之，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参与了利润率的平均化。他们获得收入进而构成独特的社会阶层，因为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资本，这种资本为其他资本家执行特殊的和必要的职能。结果是他们为资本提供了替代性用途，任意数量的货币都可以被投入贸易企业而不是工厂。任何一本新古典的教材都告诉我们，用途的选择取决于对最大收益的追求。马克思的更为精细的推理，接近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概念，产生了同样的结论：每当利润率差别存在时，资本就会从产生较低利润率的用途转移到产生较高利润率的用途。于是，利润率高的地方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利润率低的地方则恰恰相反：价格起反作用，减少了这些收益率的差别。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抽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13)
一旦其他形式的资本——商业、银行和土地——进入平均化过程，它们就成为了这些资本“逐渐”投入的替代性选择，并降低全体社会资本的平均收益率。
八 难以捉摸的幻觉：虚拟资本、现实资本和货币资本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转向“虚拟资本”，它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众多被歪曲的范畴之中最被滥用的一个。虚拟资本既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欺骗性的。它甚至不是无用的。马克思(14)在开始讨论货币资本时，首先就坚持认为，当它作为资本发挥作用时，它拥有使用价值：
“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
它不是专门的欺诈。提及“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马克思指出：
“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15)
虽然欺诈“决不能被排除”，但它不是本质。马克思使用术语“虚拟”(有时可以与“幻想”互换)目的不在于此，而是为了描述一种资本，这种资本看上去似乎创造价值，但它实际上只是索取在其他地方创造的价值。它的价格不依赖于它的价值——大部分虚拟资本甚至没有价值——而是由它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机制所确定：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值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16)
术语“虚拟”因而适用于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从地契到股票，再到债券甚至账单。它们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虚拟资产的价值不是它的价格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或者毫无价值。它可以用来换取钞票，也可以用来购买确定有价值的物品。虚拟资本是对他人价值的一种索取，这种索取的本质依赖于价值的来源。地契是对地租的索取，政府债券是对税收的索取，股票是对直接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索取，等等。证券化过程抓住了这种一致性，而不是不同点，把所有对收入的索取转化为它们共同的分母：信用。因而，信用资本是虚拟资本的特殊形式，而且是一种最发达、最自然的形式。为了理解它如何进入利润率的一般化过程，我们需要研究这种特殊的属性。
货币资本是一种货币形式。它是一种贷款，一种利用货币来赚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它转让了货币的特定使用价值(用它来购买的权利)，却没有转让货币本身，贷款者仍然持有对货币的所有权：
“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17)
它进入一般化过程的方式不同于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因为它没有被利用任何物品交换。它的价格——利息——的决定因而与生产过程无关，而是决定于“供给和需求”：
“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由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18)
这是货币资本的独特之处：贷款的收益率不显示任何被平均化的趋势。在财政紧缩时，它可能升至远高于利润率；在繁荣的初期，也可能降至远低于利润率。除了总(净)利息总是要小于剩余价值以外，利息与利润没有必然联系。总(净)利息是经过循环过程以后最终回到食利者手中的收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利息的“上限”。除此以外，“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
九 结论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线索串起来。马克思通过讨论“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深化了他对商业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分析。这种完成形态的决定性特征是，非产业资本通过竞争来取得产生于生产中的总剩余价值的一定份额。因此，它［指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译者注］显然包括非产业资本；剩下来仍不清楚的问题是，货币资本的收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与商业资本和绝对地租置于相同的地位。存在多种形式的货币资本，此处讨论的货币资本的具体形式是信用货币，即在债务的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货币或准货币。
同等对待信用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土地资本，有许多正当的理论依据。最正当的依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任何权利一旦是可转让的并且能够在市场上买卖，它实际上就为货币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用途。信用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土地资本，有两点理论区别。第一，很少或者没有商品资本以信用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土地而言，至少在被用作农作物生产时，收益被固定在资本的整个循环之中。例如，如果农作物没有被售出，地租就不能被缴纳，在不存在其他因素时，农民将破产。商业资本也类似地束缚在经过他手的价值之中。由于这个原因，这两种形式的资本都不能“不受限制地”(即不受由它们处置的价值是否实现所影响)扩张。信用货币却并非如此。虽然它的扩张有最终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会在大崩溃时显现，但在此之前，大量的货币会进入，长期的泡沫会存在。
第二，与商业收益或小块土地的收益不同，信用货币资本的收益不依赖于内在的价值。债权人并没有利用他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换来任何东西，事实上甚至从来没有与他的货币相分离，他只是提供了暂时使用他的货币的权利以获取一定的收入。(19)实业家依然是利用信用购买的生产性资产的拥有者，确保这一价值实现的负担落在了他的肩上，而且只落在他的肩上。债权人仅仅索要他的“一磅肉”：“我依旧要我的赔偿”在现代债务关系中不受任何个人因素的影响，即使需要使整个国家陷入饥饿和毁灭，它也不会拒绝债券所有者，而且没有现代的鲍西娅给予前资本主义式的仁慈。当然，“这磅肉”最终不能被给予，因为实业家一无所有、无从给起，但这一刻被推迟到危机来临之时。
这两个原因在我看来并不能推翻本文的基本观点，让我们回到21世纪早期的金融化经济体中：一旦信用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工具，它就会与资本的其他用途竞争剩余价值份额，因而与商业、土地所有权或工业生产一样，对利润率施加压力。不同点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和特殊的对剩余价值的索取，市场对于它的贪婪没有任何限制。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修正完全是合理的，与马克思的论述一致，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人给予更多的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在我的这篇文章还是草稿时，许多学者进行了评论，质疑我所建议的修正的一些方面：比如我将股票包括了进来，或者忽略了非信用货币。毫无疑问，我的研究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但是考虑到理论问题的严肃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巨大差异，忽视修正的必要性是不合理的。因而，不接受我的做法的学者，有义务提出他们自己的替代性分析。如果这篇文章能够促使他们这样做，那么它就已经成功了。
作者感谢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和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提供的详尽讨论和帮助，以及迈克尔·伯克(Michael Burke)、艾尔·坎贝尔(Al Campbell)、维多利亚·奇克(Victoria Chick)、本·法因(Ben Fine)、巴里·芬格(Barry Finger)、邓肯·弗里(Duncan Foley)、弗雷德·莫斯里(Fred Moseley)和西蒙·莫亨(Simon Mohun)给出的有用意见，同时声明所有的错误都是他自己的。
数据附录
所有的变量值都采用当前的国家货币价格，另有说明除外。英国的数据来自英国的蓝皮书；美国的数据来自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和资金流量表。
利润率(Profit Rate)＝(NQBE＋NQNV)/(CIXH＋CIXI)
NQBE＝非金融企业的总经营剩余(Gross Operating Surplus of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NQNV＝金融企业的总经营剩余(Gross Operating Surplus of the Financial Corporations)
CIXH＝非金融企业的固定资产(Fixed Assets of the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CIXI＝金融企业的固定资产(Fixed Assets of the Financial Corporations)
非住宅投资占GDP的份额(Non－residential Investment as a Share of GDP)＝NQPX－NQAE－DFDK/YBHA
NQPX＝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DFDK＝新住宅(New Housing)
YBHA＝国内生产总值(GDP)
实际GDP(Real GDP)＝YBMA
金融部门利润率(Financial Sector Profit Rate)＝NQNV/CIXI
非金融部门利润率(Non－financial Sector Profit Rate)＝NQBE/CIXH
金融资产(Financial Assets)＝NQAP＋NQAL
NQAP＝英国的股票净收购量(Net Acquisition of Equities in the UK)
NQAL＝英国除股票外的其他证券的净收购量(Net Acquisition of Securities Other Than Equities in the UK)
固定资产(Fixed Assets)＝NPQX
NPQX＝英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UK)
未修正的比率(Uncorrected Rate)＝(QTOP＋QTPK＋QTPL＋QTPZ)/(CIXH＋CIXI)
修正后的比率(Corrected Rate)＝(YBHA－QTPS)/(CIXH＋CIXI＋NLIZ)
QTPS＝增加值，除服务以外(Value Added,Letting Services)
NLIZ＝金融衍生品、投资头寸、各部门(Financial Derivatives,Investment Position,All Sectors)
固定资产(Fixed Assets)＝私营企业的非住房资本存量(Non－residential Capital Stock of Private Enterprises)，取自经济分析局(BEA)资本存量表1.1的第15行；经营剩余(Operating Surplus)＝私营企业的经营剩余(Operating Surplus of Private Enterprises)，取自NIPA表1.10第12行；可交易金融证券(Marketable Financial Securities)＝美联储的资金流项目FL894104005(年末)“所有部门：信贷市场工具”［Federal Reserve Flow of Funds Item FL894104005(Year End) 'All Sectors:Credit Market Instruments'］。
注释：
①Duménil and Lévy(2004,2011); Lapavitsas(2009a,2009b,2010); Fine(2009).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81页。(原文对《资本论》英文版的引用，在翻译时均改为对《资本论》中文版相应部分的引用。——译者注)
③《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7页。
④法因(Fine,1985)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诺菲尔德(Norfield,2012)颇有见地地讨论了对利润率进行一些调整的理论必要性，他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但并没有给出调整后的经验衡量方法。
⑤Moseley(1992),Mohun(1996,1998),Shaikh and Tonak(1996).
⑥参见Corrado et al.(2009),Gill and Haskel(2007)。
⑦在私人信件里，有的评论人认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银行利润理论。事实并非如此。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货币资产，它们通常被所有的资本家所持有。我们先研究银行，因为按照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的不朽名言，“那里是货币所在地”——并不是为了理解银行，而是为了理解当银行让货币流动时，货币会发生什么。
⑧在私人信件里，评论者正确地指出，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不像资本那样发挥作用。我们仅指企业部门拥有的资本。
⑨比如，如果它衡量的是与传统利润率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不会看到二者在1946年至1982年间的密切相关关系。
⑩《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29页。
(1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7～378页。
(1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48页。
(1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1页。
(1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8页。
(1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29页。
(1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28～529页。
(1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95页。
(1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98～399页。
(19)“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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